化学室主要研究药物标准和分析方法。但是,抗战时期,药品缺乏,没有药检机构,为保证药品质量和用药安全,化学室还要负责当时后方的药品质量控制和少数司法毒物分析,并编写药物配方须知等工作,实际上承担了当时药品检验机构的工作。化学药物组实验室就设在卫生署楼上,大约半年以后,中央卫生实验院其他人员陆续到达,逐步进入正常工作状态。化学药物组改为药物研究所,分析室主任还是曹初宁。......
2023-12-07
1951年,彭司勋刚到华东药专时,全校设有两个教学组。彭司勋到校不久,即被管光地校长任命为分析组的代主任,药剂学组主任是陈思义[6]。不久,全校分为四个教学组,包括药物化学、药剂学、生药学、分析鉴定学组,相当于系,彭司勋依然担任分析组的代主任。由于最初的两个职务任职时间很短,以致彭司勋没有太多印象。1952年暑假后,全国进行院系调整,东吴大学药学专修科、齐鲁大学药学系并入华东药专,成立华东药学院。原来的四个组变为系,即药物化学系、药剂系、生药系、分析鉴定系,又设立了专修科。人员也发生了较大变化,东吴大学的黄兰孙[7]任药物化学系主任,陈思义仍任药剂系主任,管光地任生药系主任,原齐鲁药学系主任李炳鲁[8]是美国留学回来的,任分析鉴定系主任,法国回来的王殿翔[9]当教务长,彭司勋转任专修科主任[10]。专修科是两年制,主要是从东吴大学药学专修科转来的学生,这批学生上完两年后毕业了,以后就取消了专修科。关于专修科主任,彭司勋认为也只是挂名,不记得自己做过什么印象深刻的工作。
此次院系调整,使全国高等药学教育的格局发生了变化。解放初,全国主要有七所大学或医学院设有药学系,外加华东药学专科学校,共八所主要药学教育机构。院系调整以后,形成了二院三系的高等药学教育格局,即华东药学院、沈阳药学院、北京医学院药学系、上海医学院药学系、四川医学院药学系。华东药学院的实力大为增强,药学各个学科都已齐备,能够符合国内药学教育的需要,同时华东药学院成为参与药学教育决策的院校之一。老师们也干劲十足,老院长还亲自上台讲授物理化学课程。1956年,华东药学院更名为南京药学院。
1953年4月,原来上海五洲制药厂的老厂长、留德的老前辈张辅忠[11]调来任院长。7月,在药物化学系下成立了药物化学教研组,彭司勋任负责人[12]。没多久,全国学习苏联,药学院也按苏联模式办学。1954年院系都取消了,四个系就合并成一个专业。学校的培养目标很单一,就是培养医院药房的药师。全校英语停授,全部改授俄文。药学院长期以来按英美模式办学,教师们很不适应这种变化,这给学院的教学带来了不利影响。这种模式实行了一个阶段后,大家都感觉不适合我国国情,学院又重新分系分专业了。原药化系主任黄兰荪已调离南京药学院,1955年,又恢复了系的建制,重新成立了药物化学教研室,彭司勋担任主任。他的主要精力都投入到教研室工作中了。
图3-5 1954年与同事合影(前排右起赵守训、彭司勋、王殿翔、伍绍安、段廷汉)
药物化学是学校的重点学科。1955年药化教研室教师的人数已相当可观,均为全国各大专院校的毕业生。其中杨祯祥1948年毕业于国立药专,曾在上海药物食品检验局任技士,与彭司勋曾是同事,新中国成立后来到药专工作,任讲师;李明华毕业于山东齐鲁大学医学院药学系,当时也是讲师;讲师还有张邦达,毕业于四川医学院药学系;曹观坤、姜志毅毕业于上海医学院药学系;张立安毕业于国立药专;周惠珠毕业于浙江医学院药学系;吴技凤是四川医学院药学系毕业,大约在1956年,吴技凤带学生去上海实习,突然病倒去世了。后来又逐渐有毕业生留校任教,助教有陈连植、濮家桂、方秀如、黄枕亚、胡树深、朱巧庆、杨晓、盛时等;李学勤毕业于齐鲁大学药学系。实验员有蔡作宏、仇宜堂,两人均为中技毕业。大约是1957年、1958年左右,段廷汉[13]调入药化教研室任副主任。段廷汉是国立药专第六届毕业生,毕业后留校任教,当时也是讲师。不久后,陈连植任党支部书记,周惠珠任教学秘书。药化教研室的人都很年轻,来自全国各地,可以取长补短。教研室的气氛和睦,同事工作努力,药化教研室的人员一度达到15~16人。地方不够用,教研室迁到学校后门外,现在的江苏省药物研究所大楼办公。
当时,因学习苏联,药物化学课程内容包括药物分析和药物合成两部分,讲课时数多,教学任务很重。因彭司勋在新中国成立前曾从事药检工作,回国后又讲授药物化学课,是为数不多的同时胜任两门课程的教师。最初,彭司勋是主讲,其他教师也分担一些讲课工作。除课堂教学外,还有实验课,当时是一个学生一组。毕业还有毕业实习,教研室的老师要与全国各地的药厂联系,带学生实习,学生毕业要交毕业实习报告,实习报告是成绩考核的内容之一。(www.chuimin.cn)
图3-6 1964年与药物化学教研室同仁合影(第二排右五穿长大衣者为彭司勋)
教研室主任有职有权,负责安排药物化学的讲课、实验、学生生产实习、教研室老师的进修、科研等工作。彭司勋任主任时,正是药物化学课程变化较大的时期,以前药学院的药物化学是按英美系统的教材讲授的,基本根据《the Chemistry of Synthetic Drugs》这本书讲授。学习苏联后,药物化学的内容发生了变化,按苏联的模式教学,加入了药物分析的内容,而苏联的模式又不完全符合中国国情,所以,他们要自己编写讲义,既要按苏联的模式,又要符合中国的情况。彭司勋与教研室的同事讨论编写教学大纲、教学计划和授课讲义。1957年,他受卫生部聘请,担任《药物化学》统编教材的编写工作。
1950年代,对老师的要求是比较严格的,讲师独立授课前,需要先准备好讲义,教研室的老师共同讨论,然后给教研室老师试讲,大家提出改进意见,合格后才能上讲台。彭司勋十分认真地履行了这些职责,1956年他招收了青年教师杨晓为在职研究生。
在教学工作的同时,彭司勋也注重开展科研工作。1950年代,学校要承担上级部门下达的科研任务。1956年,全国都在研究血吸虫病,药学院全院都在寻找治疗血吸虫的新药,彭司勋也组织药化教研室的老师参加治疗血吸虫新药的研究工作。1957年,教研室的教学工作已步入正轨,虽然正在开展反右运动,但是,药物化学教研室没有人被打成右派。此时,学校的教师人数有所增加,授课任务已不像以前那样繁重,彭司勋开始考虑开展一些科研工作。他清楚地知道,要想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师水平,科研工作必须跟上。他们先开展了磺胺药物的鉴定研究,接着又开展了镇痛药和安定药物的研究。当时,药化教研室副主任段廷汉也开展了抗生素的研究工作,药化教研室基本上形成两个科研小组。教研室老师依据个人兴趣,或者参加彭司勋的研究工作,或者参加段廷汉的科研工作。在彭司勋的组织和领导下,教研室老师工作认真、努力,在教学和科研工作中取得突出成绩,药物化学教研室被评为先进单位。“文革”开始,和全国一样,药物化学教研室的工作停顿了十年。“文革”后期,彭司勋又回到教学科研岗位,并任药物化学教研室主任,为工农兵学员讲授药物化学课。1979年,他被任命为副院长,离开了药物化学教研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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