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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比亚大学:彭司勋的学业与成长

【摘要】:哥伦比亚大学主校区在纽约曼哈顿区,彭司勋乘坐火车到纽约,途中有一个小插曲。哥伦比亚大学新生开学典礼,一般校长都会出席。在哥伦比亚大学,彭司勋充分利用各种机会,学习药学及相关学科的前沿知识。刚到哥伦比亚大学时,药学院只有彭司勋一个中国学生,半年以后,又来了一位中国学生。

哥伦比亚大学主校区在纽约曼哈顿区,彭司勋乘坐火车到纽约,途中有一个小插曲。本来彭司勋应在纽约站下车,但在纽约站之前,有一个小站,名字叫“Newarck”,彭司勋听到广播说“Next station is Newarck”就以为到纽约了,他想自己先下去看一下,再拿行李。刚一下车,就发现有些异样,他知道,纽约的标志是高层建筑,但是这里所有的建筑都不高,怎么也不像是纽约。正在诧异间,火车开动了,行李还在车上,怎么办?他赶快找到警察询问,警察安慰他说,没关系,这里有海底地铁,大约30分钟可达纽约中央火车站,可以赶上取行李。彭司勋顺利乘上地铁,结果比火车早到五分钟,拿到了行李,算是有惊无险。

因为在纽约没有人接应,彭司勋从火车站出来后,先找住宿,打听到青年会比较便宜,只是房子小一些,他就先住下来,然后到哥伦比亚大学外国学生顾问处询问有关情况。顾问处专门为外国学生提供帮助和指导。

顾问处工作人员告诉彭司勋,哥大附近有一所国际学生公寓(international house),那里住有各国学生,便于交流。公寓内还设有图书馆,有各种语言文字的报刊,包括中文报刊,可以很方便地了解自己国家的情况。但该公寓价格较高,且不能自己做饭,彭司勋没有入住。他选择了价格较低、离哥大也不远的一所学生公寓,这里设有公共厨房,可以自己做饭。还有几位中国学生也住这所公寓,有物理系的王天眷、曾泽培,教育系的林凤藻等。

哥伦比亚大学新生开学典礼,一般校长都会出席。当时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是艾森豪威尔将军(Dwight David Eisenhower,1890~1969),由于他在二战期间战功卓著,为了给竞选总统做准备,退出军界,担任哥大校长。就是在开学典礼上,彭司勋第一次见到艾森豪威尔。在彭司勋的印象中,艾森豪威尔其貌不扬,扁脑袋,两只眼睛有些突出,但颇有军人豪爽粗犷的气质。毕业典礼时,彭司勋再次见到了艾森豪威尔,每位毕业生都收到一张艾森豪威尔的签名照,彭司勋也收到一张,“文革”期间,照片被没收。

开学典礼后,进入紧张的课程学习,彭司勋选修了药学院开设的药物化学有机化学、药理学等课程。1949年8月,世界卫生组织资助的为期一年的经费结束,但是,哥伦比亚大学是综合性大学,开设的课程很多,有很多课程与药学相关,彭司勋希望学习更多的课程,以便回国后能更好地为祖国服务,他又申请了美国奖学金,得以继续在美国的学业。考虑到许多药物的结构都是杂环,他又到化学系选修了杂环化学和抗生素化学。

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位课程都要经过严格的考试,每人的考试成绩都要贴在大学图书馆的墙上,不及格的课程用红笔画出来,十分显眼,所以,没人敢对学位课程掉以轻心。彭司勋自谦地说他的各门功课成绩虽然不算突出,但都合格了,所幸没有被红笔画出来。

彭司勋有两位导师,一位是犹太裔的Taub教授,是药物化学和分析化学专家,另一位是Ballard教授,是药学院院长,天然药物化学与资源专家,他们都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名教授。彭司勋在两位教授的指导下,从事在中草药有效成分基础上寻找新的化合物的研究工作。

20世纪50年代,肠溶衣材料的研究才开始不久,是一个较新的领域,彭司勋在老师的指导下做肠溶衣材料的设计、合成与效用的研究。

哥伦比亚大学的学术氛围很浓,经常举办各种研讨班seminar、讲座等,一般两三周就有一次学术会议或讲座,对开阔学生视野、活跃学术气氛很有好处。彭司勋也经常参加这样的活动,除了药物化学方面的活动,他还参加药理、药剂甚至晶体化学方面的讲座。他说:“固体化合物,如何增加溶解度,如何做成制剂;化合物的晶体结构和疗效之间关系,晶体不同,疗效也不一样,这对我们药化都有帮助。”在巴尔的摩,只有马里兰大学的医学院、药学院、护士学院,活动范围较窄。在纽约有很多大学,除哥伦比亚大学外,还有洛克菲勒大学、纽约市立大学、纽约州立大学等,各大学之间的活动也很多,各校有学术活动,都在其他大学贴海报,鼓励学生参加。在哥伦比亚大学,彭司勋充分利用各种机会,学习药学及相关学科的前沿知识。

图2-11 1950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实验室

让彭司勋感触最深的是,学术报告之后的讨论,每次讨论都很充分,与会者会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也会发表各种“奇谈怪论”,对开拓思路很有好处。我们国内的报告会,往往是老师讲,学生听,就是研究生也没有多少自己的想法,就是有想法也很少发表。他认为这严重阻碍了学生的创新能力。

当然,在彭司勋看来,美国的学生有了好的想法,也容易实践,如果老师同意就可以做,即使跟老师的课题不一致。仪器药品方面,美国的大学也方便很多,只要下了订单,化学仪器公司就送来。在国内,改变研究方向是很困难的,一旦题目确定,除非万不得已,一般不会改变研究方向;开展实验需要的很多仪器药品要进口,手续多。(www.chuimin.cn)

刚到哥伦比亚大学时,药学院只有彭司勋一个中国学生,半年以后,又来了一位中国学生。让彭司勋高兴的是,这名中国学生正是他药专的老师朱廷儒[50]。彭司勋在药专读书期间,朱廷儒是无机化学课的助教,师生在异国相见,分外激动。此后,彭司勋在药学院有了同伴,二人经常一起讨论学习和研究中遇到的问题,并结伴游览,舒缓彼此的乡愁

图2-12 1950年春与中国同学在纽约(左起彭司勋、王天眷)

图2-13 1950年与黄其章(左)、朱廷儒(右)在纽约植物园

1950年前后,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学生人数很多,但彭司勋认识的不多。除同公寓的王天眷[51]、曾泽培、林凤藻[52]外,尚有化学系的唐敖庆[53],医学院的彼特肖、黄其璋等。

图2-14 1950年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典礼后留影

唐敖庆主攻量子化学,当时已修完博士学位课程,正准备毕业论文,他比彭司勋年纪稍长。获得博士学位后,他对彭司勋说:“美国虽好,总有寄人篱下之感。”他也希望同学们学成之后回国参加祖国建设。他自己于1949年回国,任吉林大学校长,培养了一大批量子化学人才。王天眷、曾泽培与彭司勋住在一个公寓,经常在厨房碰到,晚饭时一起做饭,一起聊天,回国后他们联系很少。王天眷先在中科院物理所工作,1989年彭司勋出席全国政协会议,在代表名单上看到王天眷的名字,但不敢确认是否为哥伦比亚大学的老友,试探着往房间打电话,才第一次相聚。林凤藻也是湖南人,与彭司勋是老乡,回国后任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教授。黄其璋与彭司勋在中央卫生实验院时就认识,那时他在张昌绍的药理室工作,他从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定居美国,任教于明尼苏达大学,改革开放后被天津大学聘为客座教授,常回国讲学。彼特肖是牙科医生,回国后在华西医科大学工作。与彭司勋同获WHO奖学金的胡先文[54],湘雅医学院毕业,在纽约州立大学医学院进修,回国后在广州第一军医大学任教。

1950年夏,彭司勋完成学位课程和毕业论文,顺利通过答辩,获得硕士学位。毕业典礼那天,他穿着学位服,接受了学位证书。授予仪式结束后,彭司勋在现场留影纪念。

在美国留学的两年中,彭司勋曾到当时美国著名的礼来制药公司(Eli Lilly and Company)实习一个月,礼来公司在印第安纳州。该公司先进的设备和管理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彭司勋至今还保留着他到礼来实习时公司所赠的药剂分割刀。他还争取到了在FDA参观访问一个月的机会,利用这次机会,他到FDA的各个部门参观,了解情况,收集了有关药品检验制度以及该机构的相关资料,准备带回国内参考。他还曾到默克制药公司、NIH参观实习。这些都对他回国后的工作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