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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立药专学习生活实录

【摘要】:图2-4国立药学专科学校篮球队合影当时学校里虽然开设三民主义课,但是学校对学生的思想和行为管束得不很严,学生们组织了自治的学生会,学校对学生的这些行为也不干涉。国立药专的学习生活条件虽然艰苦,但老师认真教学,学生刻苦用功,这些学生毕业以后,大多数终生从事药学工作,对中国药学发展有所贡献。图2-5国立药学专科学校1942届学生与吴荣熙老师抗战时期,药专为国家培

彭司勋入学时,学校一共有36、37、38三届学生,总计120多人。后来又招收了调剂训练班,学生人数增加了,但也没超过200人。全校一百多男生都住在一个简易大宿舍里,上下铺,没有个人空间。房间简陋,夏天酷热难熬,冬天寒风刺骨。

战时物资很缺乏,他们吃的是混有沙子、稗子的糙米饭,同学们称之为“八宝饭”。最初点的是油灯,是桐油,后来才有了电灯。搬到歌乐山后,买东西很不方便,有的同学就在山上开了小面馆,主要不是为了赚钱,是为了方便同学吃饭,没有钱的时候,还可以赊账;还有的同学买了几只羊,挤羊奶卖给同学喝。总之是自己想办法,丰富生活。

战争的残酷相比,艰苦的生活算不了什么。彭司勋1938年入学,到1942年毕业,这四年是抗战最艰难的时期,日军对重庆的轰炸很频繁。因磁器口附近有25兵工厂,瓷器口和沙坪坝就成为日军轰炸的目标,空袭随时会发生。有时正在上课,警报突然呜呜叫起来,声音听起来异常凄厉,同学们就迅速跑到教室外的壕沟里面,躲避空袭。彭司勋喜欢打球,有几次正在操场与同学打球,忽然就听到飞机划过上空的隆隆声音,轰炸机都低空飞行,地面上的人可以看清楚飞机上的标志。往往是先看到国民党的飞机过去,紧接着,日本的轰炸机就会来。大家对国民党空军的作战能力之低,感到很愤慨,但也无能为力。

由于经常躲避空袭,学校也进行防空教育,同学们积累了一定的防空经验。在警报之前,先拉预警报,预警报时就要向外跑了,不然就来不及了;如果敌机已来袭,要顺着轰炸机飞行的方向跑,不能逆向跑,因为投弹有向后的抛物线。白天空袭还好,晚上空袭,往往是疲劳轰炸,一次来几架飞机,拖得时间很长,这时候学生们都要将预先准备好的烧饼用小包带走,否则轰炸机盘旋着迟迟不走,到了午夜甚至凌晨,警报也不能解除,这时就需要充饥。晚上跑警报时,他们常能看到红色指示灯,那是汉奸打的信号枪,为日本空军指示轰炸目标。每当这时候,群众就非常气愤,高喊:“捉汉奸、捉汉奸。”

磁器口没有防空洞,只有一些简易的壕沟用来躲避空袭。一次空袭,彭司勋同班一个女同学,叫王志华,躲在壕沟里,炸弹并没有炸到她,炸到旁边的土堆上,她被落下来的土掩埋了,警报过后大家才发现,挖出来后,因为窒息已经死去。还有一次,空袭来了,学校的一个物理老师,是助教,毕业于中央大学,他担心防空洞里空气不好,就坐在防空洞口上,炸弹正好落在洞口,爆炸的冲击波把他掀到半空中,摔到山沟下面,落在了坚硬的石头上,不幸身亡[17]。这两起惨剧都是彭司勋亲身经历,使他更加痛恨日本侵略者。

由于接连发生两起惨剧,1940年6月,学校紧急从磁器口搬迁到歌乐山,那时歌乐山的校舍还没完全建好。歌乐山是重庆人避暑的地方,有钱人都在这里盖别墅。由于这里没有军事设施,日军对歌乐山的空袭不像对市区那么频繁,学校组织学生挖了防空洞,比在磁器口时安全多了。1983年,阔别41年后,彭司勋与几位在渝校友再访歌乐山母校旧址,学校旧址的校舍已不见踪影,新楼耸立,现在是重庆第三中学校址。防空洞还在,作为危险品仓库仍在使用。彭司勋和同学们触景生情,感慨良多,那段充满血腥但又奋发上进的青春岁月不禁浮现眼前。

抗战期间,重庆遭受日军频繁轰炸,彭司勋和同学们都自愿报名参加了救护队,协助专业救护人员包扎伤口,抬送伤员。战争的残酷景象成为彭司勋挥之不去的记忆,也使他十分痛恨战争。

虽然凄厉的警报声时时扰乱安静的课堂,但同学们并没因此放松学习,态度依然认真。空袭过后,照常上课。因为没有教材,上课必须做笔记,下课以后还要花费大量时间整理笔记,笔记就相当于教材。晚上同学们在桐油灯下温习功课,常到深夜。

在课后他们开展多种文体活动,药专和中央大学、重庆大学举办过歌咏、球类比赛。彭司勋喜欢体育运动,经常和同学们打球,他是学校篮球队员,曾代表学校与中央大学和重庆大学进行比赛,当时读专修科的赵守训[18]也是篮球队员,他说彭司勋是一位优秀的篮球队员。在同学涂国士[19]看来,彭司勋的排球打得更为出色,在排球场上很活跃,球传得好,他也是学校排球队的主力队员。到南京药学院工作以后,彭司勋是老年教工排球队队员,“文革”前常与南京农学院、南京工学院比赛。

图2-4 国立药学专科学校篮球队合影(后排左起陈思义校长、易文绪、彭司勋、郑镇、李邦贤、谢星汉、郭祖贤干事、徐伯先教练;前排左起赵守训、冯鸿臣、夏勤锐、唐锡嘏、许汝正、沈家顺、万某,摄于1940年5月)

当时学校里虽然开设三民主义课,但是学校对学生的思想和行为管束得不很严,学生们组织了自治的学生会,学校对学生的这些行为也不干涉。学生自治会编辑出版有《药讯期刊》,学校还给予一定的经费补助。彭司勋班里有位叫冯大璋的女同学,是北京人,她组织了一些进步的学生给重庆缫丝厂女工上课,在磁器口纱厂办了女子夜校,教女工识字。冯大璋在药专只读一年就离开了。后来彭司勋才听说她是地下党,解放初曾负责东北科学院系统的接收工作。当时三青团在学校组织夏令营,学生参加夏令营可以到药房里配药、参加游泳等文体活动。(www.chuimin.cn)

国立药专的学习生活条件虽然艰苦,但老师认真教学,学生刻苦用功,这些学生毕业以后,大多数终生从事药学工作,对中国药学发展有所贡献。

第一届同学中,徐玉均[20],曾留学英国,1950年获伦敦大学药学院理学博士学位,回国任卫生部药品检验所生物测定科首任科长,是新中国药品生物检定工作的开创者之一;张渊才,曾在美国留学,回国后在军事医学科学院工作;第二届同学中,林启寿,曾与彭司勋同船赴美,回国后任北京医学院药物化学教研室教授。

彭司勋这一届共录取51人,报到入学43人,到毕业时只剩24人,其中有9人曾赴英美留学。沈家祥[21]后来做合霉素和氯霉素研究,曾任国家医药管理局总工程师,1999年当选工程院院士。涂国士1945年到英国留学,1950年回国,到中央药检所(现国家药品与生物制品检定所)工作,担任药物化学室主任,是我国著名药品检验专家。许汝正[22]曾留学美国普渡大学,后任湖北药检所所长。还有3人留在美国任教或工作。

图2-5 国立药学专科学校1942届学生与吴荣熙老师(前排坐者左5)

抗战时期,药专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其中不乏精英,除了上述的三届学生,1940年入学的尚志钧是著名本草文献学家;1941年入学的徐国钧因在生药学研究方面的贡献、1944年入学的袁承业因在核燃料研究方面的贡献,当选中科院院士。抗战时期的药专,条件无疑很艰苦,教师也很不稳定,教材和实验器材药品都很缺乏,这些都没有降低人才的培养质量,这一时期,反而成为精英人才最多的时期。校友们认为可能与教师来源广泛有关,大多数教师都曾留学欧美,很多是科学界或药学界的知名学者,各种学术观点和研究风格汇集一体,学术思想比较活跃。由于绝大多数教材为外国教材,故学生外文水平都比较高,便于了解国际前沿科学。

图2-6 1942年与热恋中的陈佩兰在国立药专

图2-7 大学毕业照

大学四年中,彭司勋不但学习了药物学知识,还收获了甜蜜的爱情。他与同学陈佩兰在大三时相恋,此时,彭司勋英俊而潇洒,陈佩兰秀气而大方,在同学们看来十分般配。课余时,在歌乐山幽静的林间小道上,经常看到这对恋人并肩散步的身影。他们出双入对,令同学们羡慕。据涂国士说,彭司勋因经常与陈佩兰在一起,与其他同学的交往少了,似乎有些疏远了。大学期间,同学中谈恋爱的不在少数,但是,终成眷属者只有他们一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