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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思维改变医学和公共政策问题,带来社会效益

【摘要】:并不是所有最重要的社会设计问题,都只存在于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设计思维同样也有机会,为那些通常被认为是医学或公共政策的问题做出贡献。这些意在鼓励更健康行为的小小的初始步骤,必须重复无数次,才能带来显著的社会效益,但是它们确实表明,我们是有希望解决肥胖问题的。健康的身体是健康社会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反之亦然。

并不是所有最重要的社会设计问题,都只存在于发展中国家。西方的医疗保健——唯一一个最明显的案例正面临即将到来的危机。事实上,对上百万美国人来说,医保体系已经垮掉了。费用上涨正威胁着医保体系的稳定,而整个社会中人们的生活方式很不健康,这就让我们付出了沉重的社会代价和经济代价。医学研究者集中精力治疗慢性病心脏病癌症、中风、糖尿病等,政策专家则致力于改进医疗管理与实施的有效性。然而,如果两方面相互隔绝,这些努力就永远也不够。我们需要持续不断地努力,来整合这些途径,并开拓不同的替代方式,而这正是设计思考者能够发挥作用的地方。

在医学上,一旦患者病情稳定下来,更大的任务就是找到病因——实际上是从疾病的治疗转向了预防。一个恰当的例子就是肥胖症,它是西方社会几种主要死因的背后黑手,而且目前在临床上,患肥胖症的人数已经达到了流行病的比例。某些相关因素与一个人的生理、文化、人口统计学和地域等方面的情况有关,而其他一些因素则在于人们的选择。所有这些都为设计思考者提供了机会。

近几十年来,儿童肥胖症的发生率急剧上升。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数据,自1980年以来,超重儿童和肥胖儿童的人数已经增至原来的三倍。因为不仅成年人能够罹患此病,过去的“成人型糖尿病”现在不得不改称为“II型糖尿病”,而且儿童注射胰岛素的情况也不再罕见。在个体的层面上,我们会开始思考,为什么儿童这么早就养成了糟糕的饮食习惯,而这一习惯在他们长大后就很难改变了。于是,我们开始思考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一些学区已经禁止在学校的餐厅里和自动售货机上出售垃圾食品,但仅仅剥夺孩子们喜欢的食物的做法是不攻自破的。更有希望的做法是正向诱导,正如著名的伯克利餐厅“帕尼斯之家”(Chez Panisse)的创办人爱丽丝·沃特斯(Alice Waters)所做的那样。

设计背后的故事 “帕尼斯之家”与“食物校园”

沃特斯已经启动了一个名为“食物校园”(Edible Schoolyard)的新项目,鼓励学校自己种植农产品,为学校午餐提供健康食材,同时也让孩子们了解食物是从哪里来的。在英国,杰米·奥立佛(Jamie Oliver)创办了“校餐”(School Dinners)项目,并与当地政府合作,介绍更健康、味道更好的食物。

这两个例子中的每一个,都可以被看做是对传统设计难题的回应。他们并没有用义正辞严的劝告来“消除儿童肥胖症”,而是提出了设计思考者的问题:“如何能够……鼓励孩子们吃更健康的食物?”(www.chuimin.cn)

肥胖等式的另一半,与健康和锻炼有关——经济学家和营养学家都会同意引入“摄取-消耗”模型。我们摄取的热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然而我们却是历史上运动量最少的一代人。在这方面,设计思维同样也有机会,为那些通常被认为是医学或公共政策的问题做出贡献。

设计背后的故事 耐克与测跑装置

耐克公司已经调动起公司内部的设计团队,不仅为运动员提供运动器材,还帮助他们理解自己的行为。反过来这又带来了一些重大的产品创新。自2006年以来,耐克的顾客用一种简单的装置,已经记录下了他们跑过的1亿多英里的距离,这种装置安装在耐克跑鞋里,可以与iPod交换行进速度和距离等数据。回到家后,他们可以把这些数据传到网站上,从而回顾自己一段时间以来的进展,或与其他跑步者进行比较。

耐克的创新之处在于,构成一个闭合的信息链,让人们评估自己行为的效果。类似地,任天堂健康游戏机满足了人们想要看到结果的需要——而且不用离开舒适的客厅就可以实现。

这些意在鼓励更健康行为的小小的初始步骤,必须重复无数次,才能带来显著的社会效益,但是它们确实表明,我们是有希望解决肥胖问题的。设计思考者已经变得善于从个人动力以及随之而来的行为的角度,着手解决重要社会问题了,然而还需要针对那些限制我们做出最初选择的社会力量,进行深入的分析。健康的身体是健康社会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反之亦然。在世界范围内,设计思考者已经成了行动主义者,他们正运用自身的技能消除社会功能紊乱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