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生产用地政策变迁一、1978—1983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度的逐步确立(一)政策出台背景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期,中国农业集体经济组织劳动计量和报酬分配的基本制度是工分制,即劳动计工分,按工分分配。1978年以来,中国出现了以农村土地产权重构为核心的经济体制改革,农村土地制度开始了从单纯集体向集体所有、家庭经营的两权分离模式的转变。......
2023-12-06
第2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上下游部门的资本国际化
农业国际化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利用两个市场资源,其中自然也包括生产要素,尤其是资本。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与配置引致资本在国际间大规模流动,促进了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与此同时,欧、美在殖民地直接投资建立起来的跨国公司又在发展中国家发展跨国公司,着重从事农产品加工和贸易,通过合同收购,控制货源,形成产供销一体化的产业化经营,跨国公司已成为世界农业发展的一支重要的力量。
一、政策演变过程
改革前,农业的上下部门都是国有企业垄断,农业生产资料是由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垄断经营,供销合作总社负责向农民提供农业生产资料,为国家收购大部分农产品,同时粮食收购由国家粮食局负责。而农产品对外贸易由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总公司、中国土畜产品进出口总公司、中国纺织品进出口总公司、中国机械设备进出口总公司以及中国化工品进出口总公司等负责。伴随着国内流通体制改革,中国逐步开放农产品市场和农业生产资料市场。1985年,农业生产资料进口体制从严格的国营企业垄断经营转变为代理制,这意味着国有企业可以开展私人或私有企业的进出口代理业务,在国家计划下的进口品交货价格实行CIF价格加上营业成本。1995年化肥也实行省长负责制。1998年国务院决定扩大化肥供应体系改革,在这次改革中,国家保留对化肥进口的控制,价格依然是根据全部成本决定,即CIF价格加上13%的增值税以及进口企业的经营成本和佣金。2005年中国对外资开放农药、农膜的零售和批发业务,各种化肥进口关税配额数量已达到最高点,国营贸易企业持有的配额占70%~90%,其比例依化肥种类而定(如表10—12所示)。但从2006年12月11日起,中国对外资开放化肥行业的批发、零售领域。自从入世后,中国取消了尿素和磷酸二铵的进口配额许可证限制,实行化肥进口关税配额管理,配额内收4%的低关税,配额外收50%的高关税。根据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有关承诺和《化肥进口关税配额管理暂行办法》,商务部现每年公布化肥进口关税配额分配情况,如表10—12所示。从配额分配情况看,中国农业生产资料集团公司、中国中化集团公司等国有贸易占据化肥进口关税配额总量的绝对优势。
表10—12 2002—2008年中国对化肥的进口关税配额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商务部公告整理。
相对来说,中国资本市场开放较晚,农业利用外资规模较小,根据发展情况大体经过了四个阶段。(1)1979—1983年起步阶段: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倾向于利用一些国际机构和金融组织提供多边无偿援助和中长期无息和低息贷款,从此揭开了中国农业利用外资的序幕。1980年和1982年,中国政府与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分别签订了用于农业领域的7 500万美元和5 000万美元的贷款协议,这标志着中国农业利用国外贷款进入了实质性操作阶段,但渠道较少,规模不大。(9)在这个阶段国内建设资金不足,农业投资更是短缺,多渠道引进外资。吸收引进外资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中国农业投入不足,而且还带动了国家、地方、集体和农户自筹配套资金对农业的投入。(2)1984—1989年稳步发展阶段:其特点是利用外资渠道增多、规模扩大,外资总额年均增加四亿美元,其中世界银行贷款是主要的外资渠道,外商投资主要采取来料加工、来样加工、补偿贸易等形式。(3)1990年以后快速发展阶段。(4)2001年入世后农业利用外资新阶段。为了适应入世要求,按非歧视和公开透明原则,政府有关部门对利用外资的政策作了相应的调整。2001年12月24日,国家计委发布《“十五”利用外资和境外投资规划》,规划中强调:利用外资的重点从引进资金向先进技术、现代化管理和专门人才转变,政府对利用外资的管理从行政审批为主转向依法规范、引导、监督。合理利用外资,努力改善利用外资的环境,提高利用外资质量,扩大规模。并在投资、税收、进出口政策、外汇管理政策、国民待遇政策等方面做出相应调整。但是入世后,大量跨国企业涌入农业部门或者农产品上下游,在入世前后,许多专家和学者曾不同程度地担心国外成熟的农业产业体系对中国农业的竞争压力,尤其是跨国企业并购对中国农产品加工业的冲击。
总的来看,利用外资进行了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和农业生态环境,提高了农业生产力水平和生产效率,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快速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另外,外资项目引进大量国外优良品种、技术和设备,从整体上缩小了中国与世界农业科技的差距。而且农业外商投资集中在农产品加工领域,这些企业在与农户建立起利益共同体的同时有效地延伸了农业产业链,推动了农业产业化经营,同时也带动了农业外向型经济发展。
二、农业利用外资的主要特点与问题
(一)多渠道利用外资
目前中国农业外资利用渠道可归纳为多边渠道、双边渠道、外商直接投资。多边渠道包括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粮食计划署、国际农业发展基金、欧盟等国际农业多边、金融和开发机构。双边渠道主要有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德国、意大利、荷兰等国政府贷款和赠款,以及各国外商直接投资和商业贷款。其中,利用外资是以引进国际组织和政府间无偿援助及优惠贷款等方式起步的,外商直接投资近年才有较快发展。其中,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WFP)(10)与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会(IFAD)援助中国的农业综合开发项目是中国农业利用外资的主要渠道,同时也是国家扶贫攻坚的重要资金,对边远、贫穷落后地区进行综合开发治理,包括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开展小信贷活动、种养加项目活动等,在增加项目区农牧民收入、提高农牧民文化素质、缓解农村贫困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农业利用外资规模小
1979—1984年实际利用外资额仅为181.87亿美元,2001年不到500亿美元, 2005年增加到638.05亿美元,其中,外商直接投资603.25亿美元。1979—2005年实际利用外资额8 091.50亿美元。根据农业部对外经济合作中心提供的资料,截至2000年,中国农业(不包括林业、水利)利用外资项目10 857个,协议金额186亿美元。其中,国际机构和双边政府贷款项目协议金额约占40%,援助项目协议金额约占5%,外商直接投资项目协议金额约占55%。图10—4和表10—13均显示农业利用外资规模小,在整个外商直接投资中占有份额也相对较小。
图10—4 农业FDI占总的FDI的比例(%)
表10—13 外商实际直接投资额与农林牧渔水利业情况(www.chuimin.cn)
(三)外商直接投资比重上升
长期以来,国外无偿和优惠贷款一直占我国农业利用外资的绝大比重,“七五”以前约占80%,“八五”以来比重下降到40%以下(张鑫炜,2003),与此同时, FDI日益成为农业利用外资的主要形式(如表10—14所示)。多渠道引进外资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中国农业投入不足,还带动了国家、地方、集体和农户自筹配套资金对农业的投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农业综合生产水平的提高,近些年来,农业利用外资来源中官方资本比重逐步下降,外商直接投资比重上升,成为目前农业利用外资的主要方向和选择。
表10—14 中国农业利用外资的构成 (%)
资料来源:严启发(2003)。
(四)与外商直接投资在华投资的总体布局相似,农业外资项目集中于沿海省份
据统计,仅广东、福建、山东三省农业外商投资占了全国的70%以上,而广大中西部地区,包括河南、四川等农业大省的外商投资相对较少。
(五)中国农业利用外资多数还停留在一般生产性项目上
科技含量高、利用高新技术和精深加工的项目少,另外,对于投资大、回收期长、奉献较大的农产品出口创汇项目、农村清洁能源工程产业和项目、生态农业产业和项目等项目投资少。投资方式有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外商独资以及三来一补企业。
三、外商直接投资项目集中在农产品加工业
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大型跨国公司的投资项目大多数是进入中国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正在大力发展的产业。世界500强在电子及通信设备、机械、交通运输设备、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这四个行业的投资项目合计486个,占500强在中国的投资规模的55%。而用于中国基础农业的投资项目在1996年前仍是零,近些年来虽有所改观,但引入农业的外资项目仍旧相对较少。
近些年来,农业利用外资金额增长较快,领域和范围不断拓宽,给中国农业带来一定冲击。一个突出的例子是油脂业,跨国公司在中国沿海建立了一大批合资企业。现在全国大型油脂企业只有一家不是合资企业。这些合资企业大量进口美国大豆,如ADM、邦吉(Bunge)、嘉吉(Cargill)、路易·达孚(Louis Dreyfus)已经控制了中国80%的进口大豆货源。2005年和2006年江苏雨润集团和国内最大的肉类加工企业——河南双汇集团先后被外资控制,与其相类似的还有乳品加工企业。另外外资对棉花、玉米以及农业生产资料等市场充满投资热情,并且外资在倾向于投资园艺种植、农副产品精深加工、观光休闲农业的高经济效益项目的同时,也加大了农业现代服务业领域的投资。
四、农产品零售市场成为跨国连锁企业投资热点
农产品市场零售业,尤其是食品市场颇受国外大企业青睐。像家乐福、沃尔玛、麦德龙等食品零售连锁企业均进驻中国,尤其是2005年允许外商独资企业进入零售业,而且对其分支机构没有数量限制以后,农产品零售业态经历了市场重新洗牌。总的来看,大型企业使得农民与市场联系更加紧密,对农产品质量安全、流通效率以及推动农业产业化经营发挥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同时也给农产品零售市场带来巨大挑战。首先,跨国采购形成压力,如家乐福集团在北京、上海、天津等大中城市建立了全球采购区域代表处,通过国际化跨地区的采购方式采购大批量具有竞争力的国外农产品通过超市网络直接进入中国末端零售市场,给农产品市场带来一定冲击。其次,利用先发优势进而制造规则,比如超市系统的“3个月后付款”等规则,对中国涉农企业形成相当大的压力。最后,由于缺乏组织和商品交易经验,面临着严格的农产品质量、包装、安全性等要求,许多小规模农户被排除在供应链之外,同时,供应链内的农户因缺乏谈判力量,其收益也被大大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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