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问题的经济学理论及实践

第2章　理论篇

2.1　农民工问题涉及的经济学理论

农民工问题是在特定的经济体制下产生的，其根本在于城市化过程中的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体系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目前针对二元经济体系下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的研究很多。本篇简要评述有关农民工问题的经济学理论，主要包括发展经济学中有关二元经济结构转换下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理论及其评价，以及城市化进程中的非均衡增长理论，最后是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理论的研究进展。

2.1.1　发展经济学中有关二元经济结构转换下的农业剩余劳动 力转移理论

1）刘易斯的二元结构和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理论

荷兰经济学家J.E1.伯克在1953年出版的《二元社会的经济学和经济政策》一书中，第一次对二元结构的含义和特征进行了描述，即传统部门与资本主义现代部门并存，且二者在社会文化和经济制度方面存在巨大差别。1954年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又提出了在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二元经济结构或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他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两个不同的部门，一个是以传统农业为代表的维持生计的部门，另一个是以城市现代工业部门为代表的资本主义部门。

刘易斯的二元结构理论有一个理论假定前提，那就是整个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供给是无限的。传统农业部门由于人口过剩和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劳动生产率十分低下，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可能为零甚至为负数。现代资本主义部门生产技术和生产方法先进，劳动生产率和人均产量都远远高于传统部门。因此传统农业部门的工资水平远远低于现代工业生产部门。国家的经济发展要通过工业部门的扩张，吸收农业中的剩余劳动力，从而达到消除经济中工农业之间及其内部所存在的各种结构失衡的目的。在刘易斯看来，无限的劳动供给是建立在劳动者生存所需的工资水平基础上。无限的劳动供给主要来自经济中存在的大量剩余劳动力，而这些剩余劳动力主要存在于传统农业部门。

刘易斯的二元结构转化和剩余劳动力转移模型的理论和实际运用价值得到了极大的肯定，但也遭到不少的批评。首先，农业部门不存在边际生产率等于零的剩余劳动力，因而也就不存在无限劳动力的供给基础。其次，许多发展中国家现代部门的发展是建立在高资本有机构成基础上的，不能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剩余劳动力并不能实现充分就业。再次，假定城市居民不存在失业，这也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情况。最后，农业发展对二元经济有消解的作用，并不是一个随经济发展而削弱的部门。实际上农业部门自身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会增加就业机会，也会提高剩余劳动力的平均工资水平。

2）拉尼斯—费景汉的二元结构和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理论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拉尼斯和费景汉在刘易斯的基础上进行研究，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著作。他们在《经济发展的一种理论》一文的模型中完善了刘易斯二元经济转变的二阶段理论，并进一步提出二元经济转变的三阶段理论。第一阶段：传统部门中存在大量过剩劳动力，其劳动边际生产率很低甚至为零，因而现代部门得到无限劳动供给。农业部门的平均农业剩余等于不变制度工资，当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工业部门时，不会产生粮食短缺问题，从而不会影响工业部门的现行工资水平。第二阶段：由于现代部门吸收的劳动力达到一定数量，传统部门的产品开始出现短缺，结果粮价上升，工资开始上涨，现代部门吸收过剩劳动力的进程趋缓。第三阶段：在现代部门继续吸收传统部门中过剩劳动力的同时，传统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也在提高，商品化进程也在加快，等到剩余劳动力被吸收完毕，落后的二元经济将转变为现代的一元经济。此时，两个部门的工资水平都由市场原则来确定。

费景汉和拉尼斯的二元结构转换模型在理论和逻辑上更加趋于完善，但这种建立在完全竞争条件下推导出来的模型离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更远，主要表现如下：①理论及模型关注的主要焦点是农业对现代化工业部门的扩张提供的劳动力，而不是传统农业部门本身的发展。②在二元经济转变的过程中工业化始终处于支配地位，农业至少在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完毕之前是处于从属地位。而且城市部门不存在剩余劳动力，显然这种假设与事实不符。

3）乔根森模型中的二元结构和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理论

1967年，美国经济学家戴尔•乔根森在《过剩农业劳动力和两重经济发展》一文中对刘—拉—费模型中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假设提出质疑，并试图在一个纯粹新古典主义框架内探讨工业部门的增长与农业部门的关系。乔根森模型假设经济系统分为现代部门和落后部门，落后部门的发展取决于劳动和土地，土地供给固定，且边际报酬递减，不存在资本积累。现代部门的发展取决于资本和劳动，生产函数规模报酬不变，工资和利润绝对额均呈上升趋势，但相对比重不变；两个部门的产出随时间而自动增长，这是技术进步的结果。在农业剩余存在的前提条件下，乔根森又提出了一个重要假设——农业总产出与人口增长相一致。

这个模型认为，为了使经济持续发展和避免陷入低水平均衡陷阱，工业部门积累资本是必要的。但是，其先决条件是农业剩余大于零。由于农业剩余的出现，使现代部门的发展成为了可能，即农业产出达到了人口最快增长时所需要的农产品数量，农业部门就会出现剩余劳动力。而农业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的速度不光取决于农业剩余的增长速度，还取决于工业部门的技术进步状况。工业部门的技术进步越快，其储蓄率就越高，劳动力增长越快，经济也就增长越快，最终完成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

4）托达罗—哈里斯模型中的二元结构和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理论

在现实情况中，发展中国家农村和城市都存在失业。托达罗—哈里斯建立的城乡劳动力转移模型，弥补了刘—拉—费模型中对城市失业假设的缺陷，并对在城市存在失业情况下，农业剩余劳动力仍旧向城市的不断转移的现象作出了解释：在城乡实际工资差距较大的现实背景下，农村劳动力对去城市就业的选择是在预期收入最大化的驱动下作出的。另外，托达罗—哈里斯模型将农村劳动力对在城市能找到工作的概率引入模型，这是托达罗—哈里斯模型的一大贡献。

托达罗—哈里斯模型对发展中国家城市高失业率和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大量流入并存的现象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导致了大多数经济学家观点的重大转变。并且，模型中提出通过控制人口从农村向城市流动，从而为解决城市失业问题，促进城市经济和社会稳定发展以及农业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可能的途径。此外，他们强调农村和农业部门发展的重要性，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他们认为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在发展过程中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消除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经济结构，主要不是依靠工业部门吸收农业劳动力，而应同样重视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在工业扩张的同时，大力发展农业，提高农民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水平，改善农民生活条件，逐渐缩小城乡差距，才是根本出路。

5）舒尔茨模型中的二元结构转变理论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经济学家倡导以工业化为中心的发展战略，他们普遍认为农业是停滞的，农民是愚昧的，农业不能对经济发展作出贡献，因此只把农业看成是促进工业化的手段，为工业提供剩余劳动力、剩余粮食和资本。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反对轻视农业的看法，他在《改造传统农业》《不稳定经济中的农业》以及《经济增长和农业》等一系列知名著作中提出，任何一个国家的农业部门都能对经济增长作出重大贡献。但同时他也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农业是不能对经济增长作出贡献的，只有现代农业才能对经济增长作出贡献。

舒尔茨将农业分为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并认为传统农业符合贫穷的发展中国家的特征。传统农业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经济均衡状态，由于传统的农业生产要素、技术状况长期保持不变，因此人们没有增加使用作为收入来源的传统生产要素的动力。所以，传统农业生产要素的供给和需求也处于长期均衡状态。舒尔茨反对许多经济学家倡导的“零值农业劳动学说”，即著名的隐蔽失业论，该观点认为传统农业中一部分人的边际生产率是零，他们的劳动对生产毫无贡献，这就是隐蔽失业。舒尔茨认为农业劳动力的增减与农业产量的增减有着密切的联系。他认为改造传统农业的出路就在于引入现代生产要素，把传统农业转变为可以对经济增长作出重要贡献的高生产率的现代产业部门。

在舒尔茨的二元经济转变理论中，他纠正了刘—拉—费模型中更多强调工业化作用、忽视农业发展的思路。按照舒尔茨模型的理论，传统农业生产的低效率是经济增长滞后的原因之一，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各产业均获得并有效地使用某些现代化生产要素。事实上，工业在为农业提供现代生产要素、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促进农业打破传统低效率均衡等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6）钱纳里模型中的二元结构转变理论

钱纳里在《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中提出的经济结构转变理论比较全面地反映了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结构转变的规律。相对于刘—拉—费模型而言，钱纳里理论模型具有一般性和普遍性。刘—拉—费模型更大程度上是以发达国家过去二元经济转换的材料为基础，而钱纳里的经济结构转变模型则以大量的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转变有更大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钱纳里长期研究的经济结构转变理论中包含了丰富的二元经济转变内容。他认为发展就是经济结构转变的过程，资源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逐渐转移。国民经济可以分为以农业为主传统部门和以工业为主的现代部门，并且两者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具体表现为，工业化是经济结构转变的主导力量。经济结构转变就是将以传统农业为主体的国民经济转变为以现代工业为主的经济结构，并运用现代工业的先进成果来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农业的现代化是经济结构转变的重要内容，现代工业的发展能为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低效资源配置均衡的破坏以及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流入提供基础。农业开始向现代部门转变，其基本标志为农业份额在宏观经济结构中比重下降，而在下降的同时农业的现代化程度不断加强，工业的份额比重不断提高。工业化既是结构变化的主导力量，又是农业完成向现代化转型的重要条件。最终，国民经济由传统与现代并存的二元结构转变为单一现代部门的一元结构。但是，钱纳里的结构转变理论仍然对农业发展重视不够，重点也在工业化方面，认为工业部门是经济进步的主导力量，农业是从属和依赖于工业部门的一个被动发展部门。

2.1.2　城市化进程中的非均衡增长理论

1）佩鲁的增长极理论

增长极的概念，是由法国经济学家佛朗索瓦•佩鲁（Francois Perroux）于1955年发表在《经济学季刊》上的一篇题为“经济空间：理论与应用”的论文中首次提出。佩鲁认为空间是一种“受力场”，经济空间与一般的地理空间完全不同，经济空间是“存在于经济要素之间的关系”。在人类经济活动中，“增长并非同时出现在所有地方，它以不同的强度首先出现在一些增长点或增长极上，然后通过不同的渠道向外扩散，并对整个经济产生不同的最终影响。”

按照佩鲁的观点，经济的增长主要是因为技术的进步和创新，而创新并不是在所有产业均衡推进，总是倾向于集中在一些特殊的企业。由于这些企业是主要的创新源，因此它的产值增长大大高于工业产值和国民经济产值的平均速度。当这种产业增加其产出（或增加购买生产性服务）时，对其他产业具有极强的连锁效应和推动效应，能带动其他产业（或投入）的增长，这种产业就是推进型产业（Propulsive Industry），或称之为增长诱导单元（Growth-Inducing Unit），即增长极，而受增长极影响的其他产业就是被推进型产业。佩鲁认为，这种推进型产业和被推进型产业通过经济联系建立起非竞争的“产业联合体”，通过产业间向前、向后的连锁反应，使经济从区域间的不均衡发展到最终实现区域的均衡发展。以下是增长极理论的几个特点：

首先，增长极是一个抽象的纯经济概念，与地理空间无关。增长极理论作为一种发展的理论是没有经过严格逻辑证明的，它在怎样确定推动型产业和适宜发展增长极的地点、增长极对其他产业或其他地区扩散经济效果的机理分析、增长极带动其他地区发展的动力解释等方面都缺乏令人信服的依据。佩鲁所认为的增长极经济空间是“存在于经济要素之间的关系”，是具有全球性的，与一般意义上的中心与外围的地域集聚、扩散并不一致。而他所认为通过增长极能使整个区域得到发展的“通道”，并非是人们所熟悉的空间上的运输路线、通信设备等外部性设施，而是特指经济的内在联系。

其次，增长极理论强调了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因是技术进步或创新，而创新一定集中于一些特定的产业（推进型企业）。佩鲁进一步发展了熊彼特的创新理论，认为“熊彼特片面注重私人厂商的作用，特别是大型私营厂商的作用。但是当局和他们的首创精神以及较小的、为适用于当地情况所作的创新也同样重要，不容忽视”。在佩鲁看来，最具有创新性的经济活动必定发生于大的经济单元中，这种经济单元往往也就是推进型产业。增长极既是创新的发源地，又是扩散源，因此短期垄断不是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一种正常现象，极化才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正常现象，要通过积极培育增长极来带动整个区域的发展。

最后，增长极理论强调“产业联合体”。联合体中的每一个体相互间既是供应者又是消费者，存在着支配和联系的关系。一方面，推进型产业的成长和创新速度要比其外界快得多，处于产业联合体中占支配的地位，能够完全实现规模经济，在自身高速发展的过程中推动支配产业的发展，最终带动整个区域的发展；另一方面，推进型产业的成长可以通过产业之间前向连锁、后向连锁以及旁侧的联系，把经济增长扩散到各个企业或各个地区，最终达到收入分配的均衡，正因如此，佩鲁主张政府要对推进型产业进行投资，保证其绝对的支配地位。

2）缪尔达尔的循环累积论

纲纳•缪尔达尔（Gurmar Myrdal）在佩鲁的基础上对增长极的运行机制作了补充。他（G.myrdal）在《进退维谷的美国：黑人问题和现代民主》中提出“循环的或积累的因果关系”原理，即“累积的地区增长和下降”理论。并在《经济理论和不发达地区》（1957年）和《亚洲戏剧：各国贫困问题考察》（1968年）等著述中，使用“回波”和“扩散”概念，说明经济发达地区（增长极）对其他落后地区的双重作用和影响，因此而形成的“地理上的二元经济结构”论以及相应的政策主张，丰富和发展了区域经济和增长极理论。

缪尔达尔认为，社会经济发展过程是一个动态的各种因素（其中包括产出与收入，生产和生活水平，制度和政策等六大因素）相互作用、互为因果、循环积累的非均衡发展过程。任何一个因素“起始的变化”会引致其他因素相应变化，并促成初始因素的“第二级强化运动”。如此循环往复的累积，导致经济过程沿初始因素发展的方向发展，进而提出两种循环积累因果运动及其正负效应：一种是发达地区（增长极）对周围落后地区的阻碍作用或不利影响，即“回波效应”，促进各种生产要素向增长极的回流和聚集，产生一种扩大两大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运动趋势；另一种是对周围落后地区的推动作用或有利影响，即“扩散效应”，促成各种生产要素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由增长极向周围不发达地区的扩散，从而产生一种缩小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的运动趋势。同时，由于市场机制的作用，回波效应总是先于和大于扩散效应，因为一个区域的发展速度一旦超过了平均发展速度，这一地区就获得了连续积累的竞争优势，市场的力量通常倾向于增加而不是减少区域经济差异，即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发达地区在发展过程中不断积累对自己有利的因素，而落后地区则不断积累对自己不利的因素。因此由于循环积累因果的作用使经济在空间上出现了“地理二元经济”结构，即经济发达地区和经济不发达地区同时存在。缪尔达尔寄希望于政府采取积极的干预政策（不应消极等待发达地区或增长极的“扩散效应”）来刺激增长极周围落后地区的发展，填补累积性因果循环所造成的经济差距。后来的学者把这种情况归结为国家干预主义占上风的“诱导的增长极”现象，这是缪尔达尔增长极理论的精髓。

3）赫希曼的“边际不平衡增长理论”和“核心—边缘区理论”

赫希曼（A.Hirschman）在佩鲁研究的基础上也提出了和缪尔达尔类似的观点，即增长极产生极化效应（回波效应）和涓流效应（扩散效应），并强调指出：尽管这两种效应会同时起作用，但在市场机制自发作用下，极化效应占支配地位，进而提出了“边际不平衡增长理论”，以及“核心与边缘区理论”。

“边际不平衡增长理论”强调经济部门或产业的不平衡发展，并强调关联效应和资源优化配置效应。在他看来，发展中国家应集中有限的资源和资本，优先发展少数“主导部门”，尤其是“直接生产性活动”部门。不平衡增长理论的核心是关联效应原理。关联效应就是各个产业部门中客观存在的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的关联度，并可用该产业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来度量。因此，优先投资和发展的产业，必定是关联效应最大的产业，也是该产业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最大的产业。凡有关联效应的产业——不管是前向联系产业（一般是制造品或最终产品生产部门）还是后向联系产业（一般是农产品、初级产品生产部门）——都能通过该产业的扩张和优先增长，逐步扩大对其他相关产业的投资，带动后向联系部门、前向联系部门和整个产业部门的发展，从而在总体上实现经济增长。

赫希曼的“核心—边缘理论”是针对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理论之一。他认为，增长在区际间不均衡现象是不可避免的，核心区的发展会通过涓滴效应在某种程度上带动外围区发展，但同时，劳动力和资本从外围区流入核心区，加强核心区的发展，又起着扩大区域差距的作用，极化效应起支配作用。要缩小区域差距，必须加强政府干预，加强对欠发达区域的援助和扶持。

4）弗里德曼中心—边缘模型

20世纪60年代，美国发展经济学家P.弗里德曼从国家角度提出“中心—边缘理论”对赫希曼的“核心—边缘区理论”进行补充。J.弗里德曼（1966年）认为，世界可分为4种区域类型。核心区域是中心部分，通常是大都市，比如巴西圣保罗，这种地方具有创新和发展的极大潜力。核心区域的外部是呈上升态势的过渡区域，也就是说，增长的区域遍布小中心，而不是局限于核心部分。发展走廊是呈上升态势的过渡区域，这种地方连接着两个核心城市，比如贝洛奥里藏特和里约热内卢。

资源边境地区是新定居点的边缘地区，就像在亚马孙盆地的情况一样。呈下降趋势的过渡区域指的是因资源枯竭或是工业变革而日渐衰落的地区。欧洲的许多“问题”地区都属于此类型。这一概念还可延伸到大陆。德国和法国这种资本丰富的国家从周边国家，比如西班牙、希腊、土耳其和阿尔及利亚吸引劳动力。这样，核心区域拥有更高的工资和价格，同时缺乏劳动力的边缘区域则长期保持低工资水平。其结果很可能是边缘地区的贸易差额危机，或是必须从边缘区域增加出口来支付进口费用。无论是哪种情况，都会造成边缘区域发展迟缓。

该模型常因为几点被人诟病。最值得注意的就是，有人认为，发展不平衡并不是发展之后不可避免的后果，而是特定生产方式的后果实现了这一发展，并且，从弗里德曼的模型可以看出，弗里德曼深受资本主义模式的影响。

2.1.3　国内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理论研究

国外经济学者有关二元经济结构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理论，为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理论研究和探索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首席科学家牛文元教授在其《2006年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中表示，中国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大量减少农民的数量，而大量减少农民的数量，大量吸纳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唯有实施城市化战略才能够最终完成。同时，他认为当农村人口数量降到全国人口的25％以下时，农村土地即可达到市场化要求，此时土地的集约化、规模化和专业化生产才能达到一定程度，农业的科技含量、服务水平和生产成本才有大幅度改善，农民收入水平和整体素质才有明显进步。

20世纪70年代后期，我国一些学者就开始根据我国的国情以及二元经济结构的特征，对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面临的现实问题进行研究，促进了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理论的发展。这些研究归纳起来主要有通过城市化发展模式来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通过农村和农业内部发展、就地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以及促进消费需求、提高人力资本来促进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等观点。

1）异地转移——城市化

部分国内学者在对我国农民工转移理论的研究中支持刘易斯提出的观点，即认为通过发展城市工业部门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模式，可以促使农村人口占很大比例的传统社会向非农业人口占多数的现代社会的转变。林毅夫（2008）对比世界上解决农村问题比较好的美国、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增加农民收入都是将农民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美国在19世纪末的时候，农业人口占50％，现在农业人口只占2％；日本在2000年的时候农业人口只剩下4.3％；韩国1970年，农业人口占45.9％，到2000年的时候，剩下8.8％。因此，提高农民收入的最有效方法就是加速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

部分学者不赞成小城镇为主的城镇化思路，而提倡农民直接进入大中城市。原因主要表现为以下两方面：首先，大城市才能容纳数量庞大的农民工，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小城镇的蓄水池作用有限，大城市的吸收容纳能力则很惊人（张正河，1998）。而我国自成立以来一直采用城乡分隔的管理体制，使城市化远远滞后于工业化。根据我国国情，我国的城市化模式应该是既能发挥城市的集聚功能，又能很好地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2002年吴敬琏曾指出，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在各国发展初期是一种带有普遍性的现象。实现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是各国解决“三农”问题，顺利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中心环节。由此，我国应该以发展大中城市为主，小城镇建设为辅助。在大城市转移剩余劳动力有限的情况下，小城镇可以发展以为农业服务的产业来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非农化转移。其次，大城市才能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适合的工作岗位。从国际经验和现状看，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落脚点多为服务业。但鉴于服务产品的不可转移性、就地消费的特点，人口较少、市场狭小并欠缺现代经济所必需的金融市场的小城镇基本不可能对服务业产生大量需求。因此，唯有大城市或特大城市才能实现农民工“脱农入城”“既移又转”的愿望。在经济比较发达的东部地区，由于人口密度大、经济基础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已基本完成，因此可以实施大中城市与小城市并举发展，在有条件的地区可实施小城镇战略。但在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唯有发展大城市才是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方向，小城镇是无力胜任这一艰巨任务的（冯素杰，2008）。

在加快农民工城市化转移的研究基础上，还有部分学者提出农民工“二次转移”的创新思路。他们认为应该加快农村劳动力的“二次转移”，通过对农村劳动力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劳动力就业技能和创业能力，依托市场机制调节和政策引导，实现农村劳动力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和新兴产业、第三产业的转移，使农民工成为自谋职业的城镇居民。

2）就近转移——县域和城镇化

多数学者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最佳去向是城镇化，在具体道路上一般多主张以小城镇建设作为城镇化的主要内容，以这些小城镇为节点，实现城乡联系。开展以小城镇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运动，可以实行公民在城乡之间的自由迁徙和流动（陆学艺，2000）。中国的城市化要另辟蹊径，就需在发展乡镇企业的基础上建设小城镇。使农村人口向这些小城镇转移，逐步增加城镇人口的比重，减少在村落中居住人口的比重，使乡村城镇化。从而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格局，方便农村劳动力跨区域流动，将农轻重、城乡、工农等关系由微观主体的自主经营来统一整合。

还有学者在托达罗模型反思基础上，认为托达罗提出的控制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政策不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单靠农村自身的发展消化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是不现实的。同时，受城市承载力的限制，这些农村劳动力全部转移到城市也是不可能的，现实的选择是通过城乡共同吸纳的原则，进行户籍改革及制度创新，建立适应农民需要的培训体系及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发展小城镇，以加快农村劳动力的转移。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2007）也表示乡镇企业和小城镇的建设对城乡联系意义重大。乡镇企业的出现打破了城乡隔绝的封闭状态，使城乡要素随乡镇企业在农村的不断发展在两大社会之间能够实现相互流动和重新组合，从而实现城乡之间在产业上的协调发展。而农村小城镇的出现，可以使在大城市与广大农村之间布下一颗颗的“棋子”，把城市和农村有机地衔接起来。

与此同时，针对目前庞大的城乡就业人群，农民工大批量进入大中城市，在推进城市建设、带来城市繁荣的同时，也因为人口的过快集中给城市负荷带来较大压力，甚至造成一些负面影响。因此一些学者认为，除了继续挖掘大中城市的就业潜力，下大力气发展县域经济，将是转移农村劳动力的主要途径。从本质上看，县域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是工业化的过程，就是城乡二元结构向现代经济结构转换的过程。大力推进县域经济发展，使农业向工业转变，农村劳动力向非农劳动力转变，既为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提供支持，也是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的重要前提和根本出路。

3）就地转移——农业综合发展

美国经济学家托达罗主张在控制城市工资增长的同时，通过发展农业和农村工业，就地解决农业剩余劳动力问题。斯多尔和泰勒也提出，城乡发展的中心应是农村发展，在政策上要给农村地区更大的自主权。国内学者对以上观点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认为大规模流动人口进城就业并逐步迁徙定居，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必不可少的重要一步，但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靠发展大中城市转移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并不现实，就地兼业转移将仍然是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最有效的途径。主要观点归纳如下：

（1）依靠当地资源禀赋，挖掘农村经济潜力

通过立足实际，在原农村地区推行农业生产链增值、大力发展农村产业化经营，使剩余劳动力就地非农化。这样不仅能充分挖掘农村经济自身发展潜力，增强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而且又稳定了农村劳动力队伍，有效促进农民增收，推动农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2）推动农村主导产业壮大的同时，实现农村工业化

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转移，不但能够保障新农村建设的人力资源需求，还能够推动农村主导产业发展壮大，并且能够促进农村社会事业发展。同时，由于我国不断深化的城市经济改革造成一部分城市人口失业，而大量的农民涌进城市，更加剧了城市的就业压力，给城市的交通、治安带来许多问题。因此，加快农村工业的发展，实现农村工业化，也应是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的途径选择（曹明贵，2006）。

（3）促进新农村建设，发展现代农业

目前农村劳务经济兴起的同时，大量智力资源也随着劳动力的过量转移而流失，农民工转移带来了负面影响，特别是对现代农业的发展有显著的不利影响。有学者以河南为例调研发现，在欠发达的农村地区，各种惠农政策并没有逆转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倾向，农村劳动力出现了过度转移的趋势，造成了农村劳动力严重短缺、农村义务教育面临困境、农业生态日益恶化和农业科技推广难度加大的局面。此外，对浙江海宁农村地区的实地调查发现也证实了此观点。农民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应制定相关政策并采取必要的措施，引导农业劳动力合理有序的转移。农民工就地转移的不足，为新农村建设提供了必要的人力资本、物质资本与社会资本，有力地促进了乡镇企业发展、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和农民收入增加，成为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力量。

（4）为“返流”农民工提供政策性支持，并且作为新型农民重点培养

近来，部分农民工在城市工作，有了资金、技术、先进的观念和管理经验，加之家乡情结以及家庭等因素，出现回流现象。而且回流具有以下特点：①返流人员生产方式向非农产业转变，不是简单地回来务农，而是选择从事二、三产业；②返流人员居住地发生变动，不是简单地回到老家，而是出现局域性的居住聚集地。周长洪、翟振武（2006）认为，回流民工这个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群体，极有可能成为培育新型农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最有效、最丰富的人力资源库。政府应完善城乡社会流动机制，增强农村对农民工的拉力作用，加大政策性支持力度，给予其更多的制度性、政策性机会使其回归农村后大有作为。同时，把回流民工群体作为新型农民重点培育对象，让他们各尽所能，在新农村建设中充分施展自己的才能，不但能推进新农村建设，而且还能创造出一种新的农村发展模式，平抑城市化发展过速带来的潜在负面效应，促进城乡社会和谐发展。

4）多样化的复合型转移模式

新时期农民工流动的过程中伴生了工业化和城镇化的6个特点：低价工业化、半城镇化、高价城市化、市民化进程二元化特征、无序人口流动、城市融合进程多样化和复杂化。基于这种特征分析，坚持外造环境与内强素质、分步实施与分类指导、鼓励农民工回归和推进市民化、促进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和待遇平等化、发展大都市圈和发展县城为中心的农村城镇化“五个并重”，能正确调节进城农民的流向和流速，最终促进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协调发展（辜胜阻，易善策，郑凌云，2006）。而坚持农业内部转移和农业外部转移相结合、就地转移与异地转移相结合以及分业转移与兼业转移并举的复合型转移模式，也能逐步缓解劳动力转移的压力。

此外，部分学者对农村劳动力的复合型转移模式的提出还有三点依据。首先，劳动力转移的主要方式应该是向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的永久性迁移。这也是大部分发达国家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形式。其次，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例如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区，可以通过农村城市化的方式使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完全脱离与农业的经济联系，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居民。第三，中国和日本的情况比较类似，就是有大量的分散的农户，他们可能因为种种原因不愿意离开家乡和土地，同时，一些在城市就业的劳动者退休以后也会再回到农村去，所以，中国农村是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大量消失的。因而要通过对农村的改造，建立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在农村引入城市化的生活方式。这一方面可以提高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另一方面也可以在农村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

2.2　城市化进程中社会经济和谐发展的国际经验(www.chuimin.cn)

城市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它在工业化的推动下实现，反过来又促进了工业化的完成。近代城市化进程最先发端于西欧地区，西方国家如英国、美国和德国在19世纪就基本完成了城市化进程，在20世纪又进入城市化高速发展时期。在亚洲地区，日本在战后城市化进入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仅用了50年时间就完成了欧美国家100年的城市化进程。此外，韩国的城市化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一起步就发展迅速，同时经济也得到飞速发展，成为90年代亚洲有名的新兴经济体之一。另外，巴西和印度作为经济较发达的发展中国家，其城市化进程中的经验也值得我们借鉴。因此，总结发达国家和经济发展较快的发展中国家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和谐发展规律对我国城市化道路的选择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2.2.1　发达国家城市化进程中的和谐发展经验

1）英国的城市化进程

英国学者巴顿曾说过，英国的城市化不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是一个突变的过程。它不是以封建城镇为依托发展起来的，而是在一些村庄和工矿区发展起来的。大批农村人口涌向城市，城市由于聚集了大量人口，它必须比其他地区有更高的经济水平，包括生产和流通能力，才能生存下去。因此，城市化的出现和持续发展，必须具备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而近代的工业化正好为其创造了一个前提。英国历史上进行了长达几个世纪的农业革命、商业革命，不仅为英国的工业化打下了基础，而且为城市化积累了资金，提供了廉价劳动力。19世纪中叶以来，英国城市化加速发展。城市人口的集中程度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居住在城市里，使城市的规模和数目成倍的增加。当时伦敦的景象就是一个缩影，它直接反映了英国城市化的成就。这时的英国，不光在经济上实现了现代化，在教育上也推进了现代、开放、自由的氛围。

但是，城市化在为英国带来诸多好处的同时，也造成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即“城市病”。这些问题包括诸如贫困现象突出、住房拥挤、环境卫生恶劣、疾病蔓延、犯罪率上升、交通拥挤等。由于英国的城市化最早，且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最具典型性，没有经验可供借鉴，因此英国政府自觉或不自觉地采取了一系列国家干预的措施，摸索出从惩罚、救济、移民，到创造就业机会和福利国家的一整套做法，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

首先，英国政府采取了对剩余劳动力的惩罚措施。1601年的《济贫法》、1662年的《定居法》限制了人口的流动。根据当时济贫制度和定居法，当一个贫民迁移到其他教区时，若该教区认为他会增加它的济贫税负担，就必须在40天内将其遣返原籍。这项法律允许居民在收获季节暂时流动，但限制了长期流动。1795年的《贫民迁移法》进一步放宽了居民流动的限制，1846年的《贫民遣返法（修正案）》规定，在一个教区居住5年以上而未领取地方救济的人，不许再遣返原籍（王章辉，1996）。直到1865年的《联盟负担法》，才一步一步地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消除了人口流动障碍。

其次，英国政府从19世纪开始设立包括剩余劳动力的福利法规。19世纪末20世纪初，政府逐步建立现代社会保障制度，比如《工人赔偿法》（1897）、《老年养老金法》（1908）、《国民保险法》（1911）。1913年英国开始建立失业保险制度，为失去工作和不能工作的人提供社会保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工党政府完善了社会保障制度，通过了《国民医疗保健法》（1946）、《工业伤害法》（1946）等社会立法。

通过立法，英国政府建立了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制度，基本保障了失业工人和穷人的利益，由此时开始英国真正成为了一个福利国家。

2）美国的城市化进程

美国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的城市化表现出来的城市化道路是多元化、多模式的，并随经济发展的地区性推进，呈现区域发展态势。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区城市因工业革命的推动由商业、手工业为主的城市转变为工业城市，带动本地区城市化的发展。东北区的发展为中西部、西部开发创设条件。中西部地区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解放出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是常规发展型的。东北部、中西部的发展，又为西部的开发奠定雄厚的基础，使得西部可以超越农业发展阶段，以城镇为先导带动地区经济的发展。近几十年，美国政府对西部和南部采取倾斜政策，加速了西部和南部特别是南部的发展，导致了大批居民向西部和南部迁移。

美国的城市化进程对美国的影响深远。首先，它造成了美国经济重心西移，使得以芝加哥、圣路易、底特律、辛辛那提等全国性城市和地方性城市构成的中西部城市体系成为美国著名的重工业基地。其次，城市化带动了农业的开发。传统城市化模式是从农业到商业和手工业，再到工业。而美国的城市化则直接跳跃到由工业带动农业发展的阶段。以美国西部为例，由于西部地区经济有赖于周围农业的开发，城市的初步发展又提供必要的农用设备、资金和技术，因此西部城市例外地带动了农业的开发。此外，城市化使美国的规模经济迈上一个新台阶。19世纪中后期，美国城市化是建立在东部工业的纵深发展和第二次技术革命的基础上，由于起点高，没有过多的传统束缚，大多数企业创办规模就很大。企业的规模化又使专业化生产获得发展，在大城市周围出现很多专业城镇。同时，企业的规模化促使管理体制发生变革，公司制和经理制应运而生。

当然，美国的城市化作为一种历史进程给社会带来推动的同时也必然会产生某些负面效应，但同时也要考虑它的正面积极影响。综合美国城市化过程中城市发展对产业带动以及政府在城市化进程中扮演的角色，我们将美国城市化中几点启示归纳如下：

①通过工业化的迅速发展，为农业剩余劳动力提供快速转移和职业岗位。首先发展工业中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大量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当其发展到一定阶段，再大力发展技术集约型产业，将发展所得资金部分用于发展农业。从而既保持了一、二、三产业的协调发展，同时又解决了由第一产业向现代化迈进中大量劳动力的移转问题，加速了城市化发展。

②农业现代化发展为农村城市化提供了必要条件。首先是增加对农业发展的投入，设法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其次是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如加大公共财政和采取发行债券、实施信息贷款等形式加大对农村道路、水利、农民住房、自来水等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增加粮食收购、出口的补贴。改善了农业生产和农民的生活条件，另一方面又使农民的收入稳步增长，逐步缩小了城乡差距，从而有利于城乡一体化发展。

③充分利用国外资源为农村城市化发展提供动力。美国通过发展农业、扩大农产品出口而获得国外资金，为工业化和城市化提供大量的资金积累。同时，美国非常重视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与人才，堪称全球吸引国外先进技术与人才最多的发达国家。

④重视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加大资金投入力度。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是决定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快慢及城乡一体化融合的基础条件。所以，美国长期以来注重公路、铁路、港口等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美国在推进城市化过程中，既重视大中城市间的铁路、高速公路相通，又十分注重城乡间公路的连结。其国境内的高速公路长达8.8万公里，道路使用率高，提升了交通效率，并解决了大城市人口过密、发展失控的矛盾。

3）德国的城市化进程

德国的工业革命始于19世纪30年代，城市化进程也同步发展。虽然其启动时间比英国、美国晚，但发展速度快而且改革彻底，到19世纪后期德国已成为世界上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国家之一。综合城市发展的过程以及国内外学者对德国的城市化的研究来看，德国城市化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邢来顺，2005；肖辉英，1997）。第一阶段：1840年以前。这一时期是德国城市化兴起的准备阶段，农业产值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绝对的支配优势。农村多余劳动力，尤其是东部农业区的人口逐渐向城市转移，城市经济开始获得发展，有些大中城市已粗具规模。第二阶段：1840—1871年德国统一。这是德国城市的迅速发展阶段，大批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城市中的工业部门能够给农村流动人口提供工作岗位，为他们创造生存和发展的机遇。第三阶段：1871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这是德国城市化的繁荣时期，城市经济蓬勃发展，人口迅猛增加。为了加强对外来农村人口的管理，很多城市根据生产发展的需要，划分为工厂区、住宅区、商业区等。商业区大多位于城内区，或者工业较集中的地区，这些城市逐渐发展成综合性的大都市。

德国城市化的第三阶段也是城市化的鼎盛时期。工业城市从农村获得大批劳动力，进一步促进了工业发展。与此同时，一些以手工业、商业、服务性行业为主的城市，人口也不断增加。不仅工业化带动城市的发展，人口流动为城市的发展也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至此，德国已逐渐完成了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过渡。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德国基本上完成了城市化。在推进城市化的过程中德国主要具备以下四方面的重要条件：

第一，农业改革为城市化提供了重要前提。德国在19世纪初期，农业发展很不平衡。普鲁士著名改革家施泰因和哈登贝格先后冲破阻力，通过立法的方式在农业经济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也就是知名的“普鲁士道路”。农村土地制度的变革和农业经营方式的变化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业的商品化程度，从而解放出了大量剩余劳动力，出现人口向非农业地区自由流动的可能性，农村居民源源不断地进入城市，成为城市发展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所需劳动力的主要来源。

第二，国家的统一为城市化创造了稳定的氛围。德国的统一对经济发展产生了强大的刺激，不仅推动了工业革命的顺利实施，而且制定了统一的经济法规为城市的发展消除了许多障碍。如制定统一的度量衡制（除巴伐利亚和符腾堡外，在全国建立了统一的金本位制）、成立中央国家银行，这些措施为城市和工商活动创造了更加稳定、更加有利的条件。

第三，交通条件的逐步改善为城市的发展与扩张奠定了基础。德国的交通运输革命几乎与工业革命同步。20世纪初，德国在实现工业化时，也基本实现了交通运输现代化，铁路运输将便利的交通带向各地，许多现代化城市沿着铁路两旁发展起来。火车和铁路出现以后，交通运输发生了质的变化，有力地推动了城市化。

第四，德国对教育的重视推动了城市化的发展。德国的教育事业和教育体制在欧洲是比较先进的，在1848年的资产阶级革命、工业革命、城市化和人口流动浪潮的冲击下，德国形成了教育和科学与社会生产实践相结合的趋势。不断开拓科学技术新领域，使德国科学技术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并大量运用于工农业的发展。而且在大城市，各种职业培训学校和机构也相继建立，为城市中的农村劳动力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源，使其能够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从而改变社会地位。教育科技的进步为德国的城市化奠定了基础，有力地促进了其社会经济的发展，带动了城市规模的扩大和新型城市的出现。

4）战后日本城市化进程

日本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进入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到1968年，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大国。日本在城市化过程中也经历了美国地理学家诺瑟姆（Ray M.Nartham）所说的城市化过程倒S形曲线理论，即城市化进程全过程可以分为初始、加速、后期三个阶段。在城市化的初期阶段，即1930—1955年，日本的农业发展还比较落后，但由于超前进行了工业化，并优先建立了现代工业部门，侧重于经济总量的高增长，因此忽视农村与农业的发展，这一时期农村发展基本停滞，并引发了工农收入和城乡差距拉大等倾向。日本城市化加速阶段是从1955年之后的20年。这一时期最初也存在城市化初期的负面影响，但由于日本政府大力扶持农业发展，在城市日益繁荣的同时，农村经济得到长足发展，城乡收入比值大幅下降，农村面貌一新。工业经济快速增长了8倍。1975年以后日本的城市化进入稳定阶段，农村全面发展，三大都市之外的区域性城市也得到了长足发展。

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是，日本城市化起步迟，但是城市化进程迅速，在短短的二三十年里完成了西方国家用两百多年时间才走完的道路，这与日本政府在城市化进程中正确的引导作用密切相关：

首先，日本政府非常重视农业发展。日本政府意识到农业发展在城市化进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能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城乡收入差距。因此在1961年，日本政府制定了《农业基本法》，把缩减工农之间收入差距作为基本法的目标之一。此外，还制定了《过疏地区活跃法特别措施法》《山区振兴法》及《向农村地区引入工业促进法》等法律来扶持山区农村及人口稀疏地区的经济发展，促进农村工商业的发展（于培伟，2007）。

其次，日本政府采取较为宽松的人口流动制度和基本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日本政府要求凡是跨越市区农村界限的人口，只需在迁移的14天之内向迁入地政府的有关部门登记，并未对其作强制限制。这种宽松的人口流动制度使得人口和劳动力资源能够通过人口迁移有效地达到最优的配置，而不至于在城市化进程中产生资源享用的两极分化。此外，日本政府在1946年、1959年和1961年先后颁布了《生活保护法》《国民健康保险法》以及《国民年金法》，逐步建立并形成了覆盖全体国民的最低生活保障体系、医疗保障和养老保障体系。

同时，日本政府高度重视乡村基础教育与职业教育政策。战后日本非常重视发展教育，对于公共教育的投资力度不断加大。1965—1973年，日本的公共教育投资年均增长17.6％，超过了经济总量的增长速度。到了20世纪80年代，日本已经普及了高中教育，40％农村适龄学生能够进入大学继续深造。除了基础教育以外，日本政府还特别重视农村职业技术教育。良好的农业职业技术教育促进了新机械、新技术在农村的普及，对于土地规模经营和土地生产率的提高发挥了积极作用。高质量的教育成为了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产业效率提高的共同前提，也促进了农民的顺利城市化。

5）韩国城市化进程

20世纪60年代是韩国城市化的初期，到20世纪90年代韩国的城市化进入完善阶段，1995年城市化率达到86.4％。虽然韩国的城市化起步较晚，但是其城市化速度之快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同时韩国经济飞速发展，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20世纪60年代的不足100美元提高到现在超过1万美元，创造了产业化30年间一直保持年平均增长速度在10％的记录，一改往日贫困落后的形象，成为亚洲最负盛名的新兴经济体之一，被世人称为“汉江奇迹”。

韩国政府在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的进程中，充分考虑资源禀赋制定适合自身的发展战略。首先，韩国的自然资源稀缺。为了克服这种资源短缺的缺陷，韩国政府采取了据点发展战略即资源和资本的不均衡分配战略。其一，政府的大部分可用资源集中投入于输出主导型的重化学工业部门，而对那些不能提高直接投资收益的部门排在优先投资部门之外；其二，以收益最高的地域为中心集中投资。这种不均衡偏向的投资，促进了韩国城市化的进程。另外，为了在短时间内完成与欧美国家同样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韩国采取了从进口替代工业化转向出口导向工业化的战略方针，充分利用国外的直接投资或国外贷款来弥补工业化、城市化资金的不足（金恩斌，2003）。

不得不说明的是，农业和工业、农村和城市间不均衡的成长在韩国社会资本积累过程和城市化过程中起了主要作用。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成为产业工人或贫民，为社会提供廉价劳动力，使具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和具备了廉价劳动力的大城市迅速膨胀起来，城市化进程加快，而其他地区即农村地域或未开发地区则相对落后，使得城乡发展矛盾加剧。为统筹城乡发展，缩小城乡差距，韩国政府自1970年发起了“新村运动”，这不仅没有降低韩国城市化进程，反而使城市化达到一个新的高度。韩国政府在“新村运动”中采用的主要措施有：

①改善农村的基础设施。1971—1975年，在全国农村共新架设了65000多座桥梁，修筑宽3.5米的进村公路。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韩国基本构筑起了城乡畅通无阻的公路网，修筑和加固各种大小河流水库及农渠，改进农村的水利设施（李水山，2006）。大力改进农村电网，到20世纪90年代全国已实现了电气化。此外，政府还采取了“政府出大头、地方出中头、农民出小头”的建房政策，向农户贷款帮助建房，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②提升农业结构和农民的组织化程度。韩国政府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水稻新品种并引导农业结构优化调整，鼓励农户种植经济作物，支持工业化和城市化逐步向农村地区扩散，不断增大农民非农收入比重。此外，韩国大力发展农民协会和村民会馆，不仅在农民权益保障、促进农业生产和流通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而且还收集了包括农业生产和农业收入在内的各种统计资料，为农民展示了农村发展计划和蓝图，鼓励他们同心协力共同改变农村。

③政府颁布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各项支农政策。自“新村运动”启动以来，韩国政府制定一系列扶持农业和全面发展农村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的政策措施。仅1994年就制定了有关促进农渔村发展的14项40条政策措施，促使韩国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韦廷柒、孙德江，2007）。

④向农民提供社会保障。1995年7月开始扩大到农村和渔村。1998年韩国开始在全国农村强制实施医疗保险，覆盖90％的农民，10％的贫困农民由政府提供医疗救济费用。韩国农村和城市在公共救济和社会福利上也是统一的，公共救济包括生活保护、有功人员津贴及灾难救护等。

2.2.2　经济较发达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

1）巴西的城市化进程

中国与巴西同属发展中大国，在许多方面具有相似性。因此借鉴巴西在城市化进程中的经验，能够为中国的发展提供有益启示。在历史上，巴西曾长期为葡萄牙殖民地，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在1825年独立，建立了新的共和国。巴西城市化伴随着工业化进程开始于19世纪末，这一时期出口农业的发展为工业化提供了较为丰富的外汇储备。在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中期，巴西大量投资原材料生产，重视能源建设，兴办交通等基础设施，并借助国家资本创办国营企业，开始发展重工业。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巴西不再以国内储蓄和资金来推动工业化发展，转而依靠国外资本，大量举借外债，外国资本和技术成了巴西工业的主要推动力。依靠国外的资金和技术，巴西工业高速发展，制造业不断向世界市场拓展。1968—1974年，巴西的年经济增长率高达10％以上，这一阶段也因此被世界誉为“巴西奇迹”。

另外在农业上，巴西虽然在1950年前后开始推进农业现代化，而且目前巴西已经具备了现代农业的主要特征，但是由于巴西的农牧业经营单位以大、中型农场为主，规模化经营程度原本较高、土地高度集中，农业越来越向资本密集方向转变。这就造成了对劳动力素质要求的提高和需求量的降低，于是大量的无地或失地农民，被迫流入城市，成为贫困人口。巴西经济在20世纪70年代后陷入了长达20多年的经济停滞，而城市人口由于聚集速度过快、数量过大，造成了严重的过度城市化问题，经济学家将这种发展模式总结为“拉美陷阱”。这种过度城市化，给巴西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城市人口的过度膨胀、城市失业率和贫困率居高不下、贫富差距扩大而且城市污染严重。

尽管存在着上述各种问题，总体说来巴西社会还比较安定，这么多年来并未发生尖锐的社会矛盾。这主要和巴西近几届政府为了解决城市化所带来的问题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密切相关，这些措施对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和谐发展、完善社会分配、缩小贫富差距、促成良好社会风尚等方面起到了一些成效。

第一，巴西为民主政治。在结束了军人政治后，巴西政府逐渐形成了一整套规范和约束社会各派政治力量的较成熟的规则，使各界各派的社会呼声均能得到较充分表达，在很大程度上平息了社会的不满。而且，政府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有意培育造就大规模的中产阶级群体，这些庞大、殷实而稳定的中产阶级阶层，为巴西保持社会经济政治稳定提供了基础力量。

第二，实施一系列以减贫为目的的社会政策。推行著名的微型贷款计划，可使数百万过去无法取得银行贷款的人能以低息获得300美元以下的贷款；实施“零饥饿”计划，该计划由食品保障、加强家庭农业、改善收入、社会动员等4个主要部分组成，包括30多项政策和行动方案。经长期调查摸底后开始施行，目前已有近千万人受益。如在圣保罗等大城市设有一元钱可得一顿丰富正餐的福利餐厅，任何人只要愿意排队均可获得。

第三，推广职业教育，促进贫困人口就业。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巴西就大力推广旨在提高城市贫民就业水平的职业教育政策。卢拉政府延续了这一政策，并于2004年启动了“全国高等教育评估体系”和“全民大学计划”，2006年创立“基础教育持续与发展、职业教育增值基金”和“联邦技术教育网络扩展计划”。通过职业技术教育的推广，巴西城市失业问题有所缓解。

第四，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劳工法，并借助非政府组织等促进社会和谐发展。除了为城市贫民创造就业机会之外，巴西政府还通过提高就业者最低工资的办法改善城市贫民的就业环境。另外，针对农村居民，从1988年起巴西就建立了农村养老金制度，只要农民按每年农产品销售额的2.1％缴纳社会保障金，就可以享受每月不低于100美元的退休金、疾病和工伤事故补贴、家庭困难补贴、带薪产假以及领取抚恤金等福利待遇。此外，巴西不仅有世界上最维护劳工利益的劳工法，使雇主一般不会因劳工纠纷诉诸法庭，还借助社会上非政府组织，努力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2）印度的城市化进程

印度从18世纪下半叶开始就逐渐沦为英国的殖民地，在此期间印度的工业成为英国18世纪贸易保护政策和19世纪自由贸易政策的牺牲品，因此印度城市化的进展相当缓慢。1947年印度宣布独立，随着国内现代工业体系的逐步建立和完善，城市化作为工业化的产物，速度较之前加快，印度的城市无论数量还是规模都扩大了。从现在来看，印度并没有发生基础广泛的制造业革命，就增长而言，是以信息技术为主导，服务业为支撑，采取了非传统的发展模式，即经济跳过了工业主导阶段，直接从农业为主的增长转变为服务业的增长。在2001年，印度的城市化率达到27.8％，与中国相比，发展相对迟缓，但是印度的年均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5％以上，被经济学家们称为“印度模式”。

印度与中国一样，是世界上的人口大国，农村人口更是占到了全国人口的80％，粮食问题成为其亟待解决的问题。印度在20世纪60年代推行“绿色革命”曾经是世界农业发展史的辉煌一笔，为国家的粮食问题作出了很大贡献，但是由于其片面追求高产，使得很多耕地的土壤肥力急剧下降。而且，由于高度关注粮食作物，印度的蔬菜和豆类作物产量非常低，需要进口才能维系需求。除此之外，“绿色革命”还使得收入分配不均的现象进一步恶化。基于以上种种原因，大量农村贫困人口涌入城市。而由于印度对于人民自主流动的权利不仅没有限制，而且还受到法律的保护，因此印度现在有三分之一的城市人口集中在全国23个百万人口的城市里。另外，城市人口中大部分在非正规经济部门就业，收入微薄，所以就业形式并不稳定，造成了大量的城市失业人口。因此印度的许多大城市里都遍布着成片的贫民窟。

在这种情况下，印度国内的学者以及曼莫汗•辛格政府在2004年就明确表示要启动印度的“第二次绿色革命”，不断减轻乃至消除农村的贫困，增加农民的收入，保证他们的生活在原有的基础上有较大提高，吸引更多的城市贫民回乡创业，使印度的农业真正进入一个新的良性发展阶段，并为印度的整个经济快速发展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其采取的多方面多层次的政策与措施如下：

①全力引进促进农业现代化的生物技术和其他前沿技术，进行农业第二次绿色革命，并投入大量资金重振印度的农业研究体系，加强各地区农业科学的研究与推广工作。对于几个重点的农业研究院所及大学进行资金的集中投入，使科研人员进行具有印度特色的新课题研究，如生物遗传工程、高效无毒的农药、新品种的引进与改良等。此外，还引进国外先进的农业科学及管理技术，与国外的农业科学机构合作，以加快生物技术和其他前沿技术在农业上的应用。

②投入巨额资金在全印度进行大规模的水利灌溉系统的改造和修建，并对水资源进行全面的管理，同时实施河流周边地区和荒地的开发计划，以达到快速提高粮食产量的目的，逐步满足经济改革中对农业不断提出的新的要求。与此同时，政府采取措施减轻农业的贷款债务负担和降低利率，还对农畜产品实行更为有效的保险计划。

③健全农业商品市场销售机制并妥善安排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政府为农民打通市场运行中的各种瓶颈，以公平有利的价格结清农民应得的款项，使农民在农畜产品的销售过程中得到最高的回报率，并在国际市场价格下跌时对农民提供足够的进口保护。此外，政府更加重视扶持农畜产品加工业，以便就地消化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与此同时，政府实施了确保农民工的最低工资法，公布实施针对农业工人的综合保护法，进一步明确建立土地所有权制度，保护合法人的权益。

④加强对计划生育的宣传工作。政府采取多种形式把计划生育宣传做到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实行更为有效的措施进行有计划的生育，加强科学的人口控制等目标管理，使印度人口的增长、计划生育与经济发展逐步进入一个良性的同步发展阶段，达到“使人口10年增长率降至11％～12％”的目的。

2.3　中国农民工问题的独特性

农民工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进程而出现的一个规模庞大的特殊群体。农民工问题直接关系到亿万农民工及其家属的切身利益，是一个包含了经济利益、社会权益、政治权力、文化融洽以及精神和谐等内容的综合性问题。因此分析中国农民工问题，首先要把握其有别于其他国家的独特性，这才是妥善解决农民工问题和能否最终解决好“三农”问题的关键所在，也是能否加速推进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关键所在。西方国家早期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原因，很大一部分归结于工业化迅速发展催生的对大量劳动力的需求，而我国的“农民工”现象与欧美国家甚至与相当一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过程相比，有着相当大的差别。

1）我国农村存在着人多地少的严重矛盾

在最近的十几年中，由于工业特别是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耕地在以每年约1000万亩（1亩≈666.7平方米，下同）的速度锐减，仅1992年一年，中国内地就减少耕地1131万亩。目前中国内地耕地的总面积不到20亿亩，人均耕地约为1.4亩。另外，全国70％的人口在农村，农村就业人口达到5.23亿人，从事、林、牧、渔业的为4.67亿人，其中粮农4.2亿人。根据相关机构和专家测算，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末，每个农业劳动力平均只拥有3.6亩耕地，平均每个种植业劳动力实际播种面积为5.3亩，平均每亩投工14.67个标准劳动日，每个农业劳动力全年平均投入农业的标准劳动日不超过100个。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考虑农民的兼业问题，农村中的剩余劳动力在2/3左右。因此，有关专家和学者才提出，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向工业和城市的流动，并不是对“大量农村劳动力处于剩余状态”这种状况的反应，而是对“由于劳动力大量剩余而造成的普遍贫困化”这种状况的反应，而这两个似乎差别不大的结论，却有着完全不同的含义。

2）我国现行的土地制度加深了农村居民的普遍贫困程度

我国目前在农村实行的家庭土地承包制度基本上是以平均分配为特征，再加上我国农村本身就存在人多地少的严重矛盾，这就使每个农村劳动力拥有的耕地面积十分狭小，而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经营方式非常分散、细小且极为平均，因此大规模的像美国或巴西的农村规模经营基本无法实现。这样就限制了家庭的农业收入，除非有别的收入来源，否则只能处于一个相当低的水平。在西方发达国家，农业人口与其他人口相比只有1∶9或更小的比例，并且国家还会给予特别的农业补贴，使农业人口与工业中就业人员有大致相当的收入。反观中国，农村人口占全部人口的70％，而且农民生产的粮食在很大程度上是为自己的消费生产的。因此在这种基本背景下，农业基本上无法赢利，农民大量涌入城市，就是对这种状况的直接反应。

3）我国城乡差距不断扩大加剧了农民工的转移现象

在西方国家农村的一些家庭中，也存在家庭成员进城做工的现象。但是对这些家庭来说，务农才是主要的收入来源，而进城兼业只是对家用的一些补贴。而且，这些国家的农村人口向城市大量转移的时候，城乡之间的差别虽然存在，但城市中较差的生活水平并不一定高于农村中较高生活水平，也就是说城市产业工人的生活水平和拥有一定土地的农民的生活水平并不绝对相差很大，甚至这些拥有土地的农民收入还较高。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向城市转移的只是农民中的一部分。但是在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本身就存在，而且进入20世纪90年代，这种差异逐渐加剧。根据世界银行公布2002年的数据显示，我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已由改革开放前的0.16上升到目前的0.47，不仅超过了国际上0.4的警戒线，也超过了世界所有发达国家的水平。由于部分群体隐性福利的存在，有专家认为我国实际收入差距还要更高。因此，在这种背景下，由收入差距催生的不公平更加剧了农民入城的愿望，从而导致农民工大量且不断地涌向城市。

4）我国农民工就业普遍存在被歧视现象

农民工是一种城乡两栖型，社会身份具有世袭特征，经济上处于弱势地位，农民工在城市的生活方式变革即城市化具有高价特征。城镇化可以分为有形的或物化的城镇化和无形的或生活方式的城市化（辜胜阻、刘传江，2000），后者可以称为“城市化”。农民工就业不稳定，待遇不公平，家庭不能团聚，这种状况使我国进城农民市民化进程呈现二元化特征。在就业方面，农民工往往集中于脏、累、险、重、苦、差的非正规部门，与城市居民形成了就业互补。农民工阶层不断分化，素质退化，地位弱化，流动人口对城市的融合进程呈现多样化和复杂化态势。

5）我国农民工的人口流动的独特性

在我国，农民工流向过度集中的东南沿海，过多流向大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流动方式具有很大的自发性，这使得我国由城乡人口迁移所推动的城镇化具有一种无序性。城乡间的收入或者预期收入差距是人口迁移理论和模型中解释人口流动的决定性因素。在我国区域经济不平衡加剧，县域经济发展滞后的情况下，农民工当前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和大中城市。2004年，在东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占全国外出农民工的比重为70％以上，主要集中在流入地北京、天津、上海、浙江、江苏、广东、福建等7个省市（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2005）。而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调研结果，2009年全国外出农民工仍然主要集中在东部，比例为6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