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代记忆：笔耕不倦，流长飞逝

（本篇获1983年“全国好新闻”通讯类奖）

（1983年3月4日《湖南日报》）

一阵急促的广播声响彻湖南大学校园：“下午2点，外语教研室全体教师开紧急会议……。”

“什么事？”“出了什么事？”在匆匆赶去的路上，老师们互相猜问。正准备动身的周炎辉，被派来的人把他从宿舍“请”去。他心理一怔，一种不祥之感向他袭来。

这是1978年6月，发生在堂堂学府的压制无辜教师事件中的一幕。

外语教研室负责人指挥若定地坐在会议桌前，点名道姓，几个人轮番发言，对象就是全国高等教学理工科《日语》教材编者周炎辉，本教研室一位勤奋治学、为人厚道的中年教师。“这个署名问题，就是名利思想！大家评论吧！”

“编出一点东西，就闹名利思想，这是个新动向！”

“小名不要要大名，这不是名利思想是什么！”

整整一个下午的数落，没有公理，没有申辩。尽管该室负责人说，“我们不是开批判会，我们没有批判他”。可周炎辉却被弄得精疲力竭。回到家里，妻子的同情和关切都解除不了他心中的愤懑。他静静地站在门前那梧桐树下，低声呼喊：“天啊，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他们为什么不让我安静地工作？”

他做了些什么呢？经过多年的勤苦钻研，他近年如春蚕吐丝般陆续出书，先后出版了19本著作共464万字。他的著作包括教材、读物、参考书、语法和辞典，在高等学校工科日语教学中已成体系，得到国内及日本语言学界的公认。其中《日语惯用型》已经再版，发行10多万册仍供不应求。《日语》一书被列为全国高等学校理工科通用教材，发行近100万套。这套书的每一章节都是他一手写成，有什么理由对他的署名进行责难？

想不通啊！他越想越多；他审度着自己走过的脚印，那艰难的情景还历历在目。

从湘乡进到北京大学东方语言系日语专业学习时，他才17岁。大学期间，他是出色的高才生，三好学生，得过马寅初校长颁发的优秀学生奖，又是优秀团员、班主席，党组织还正在培养他入党呢。只是因为在反右后期，他忠实地写的一份“认识”，使这些优良成绩被统统推翻；班上15个同学，连他在内有8个被打成“右派学生”。这条精神锁链把他从青年一直锁到中年。1961年摘帽了，人家说他是“摘帽右派”；1979年改正了，还有人在背后管他叫“改正右派”。当初就是优秀学生，背了“黑锅”仍然对党忠心耿耿，竭尽全力作贡献，他，这样好的知识分子，“右”在哪里！

当他的著作一本一本地印出来的时候，人们真不知道那些书是怎么写成的，——那是毅力和汗水的结晶！

在十三陵绿化生产队猪场里的三个冬春，每天繁重的劳动过后，他点起小煤油灯，在呼呼入睡的猪群旁，忍受着夏夜的蚊虫、冬夜的北风，把大学教科书和几本专业书反复精读、背诵。他想：“是人民助学金送我读的书，现在虽然戴着帽子，派不上用场，但国家培养我，将来总会有用的。”这个信念一直支配着他。

人们或许会想，大学教师写书，一定是在窗明几净、别致幽静的书斋里，有着绿色的台灯，舒适的桌椅。周炎辉写书可没有这么美。他写《日语惯用型》时，一家四口住在9平方米的斗室里，床铺、炉灶、书籍、孩子的尿片，挤得活像一间废品仓库。就在这样的房间里，别人乘凉，他却汗流浃背地在灯下写作；别人睡了，他还得干上三四个小时。饿了，用开水泡碗剩饭吃，有时连剩饭也没有，就喝杯白开水继续写。写这本书，他读了几十本日文原版著作，为搜集例句记了5 000多张卡片。那时，他每月工资47元，妻子42元，一家四口，加上双方的老人，生活艰难极了，连买稿纸、买卡片、给自学日语青年寄信都常感困难。他把旧画片、旧信封、废表格、鞋盒都用来做了卡片，可是远远不够，这位文质彬彬的大学教师，为了事业，黑夜里几次到垃圾箱里捡回一把一把的废纸，做日文卡片。如今，这部书用洁白的纸张印出，读者感谢为他们学习日语“扫除了一个拦路虎”，日语专家汪大捷评价它是“一本别开生面的好书”，日本大东文化大学井上隆一教授写信说：“你对日本人都没有注意到的惯用句型进行了分析，这证明先生的头脑非常卓越，我非常佩服。”但是，有谁料到作者曾是如此地艰辛！

《基础日语》一书，是周炎辉从1972年开始编写的一套大学教材。他深知，大学教材对于提高国家的学科水平起着关键性作用，因此更加严谨和努力。那9平方米斗室里的灯光，几乎彻夜不灭。在医院工作的妻子蓝巾帼凌晨2时上早班，他叫醒她后自己还继续工作；妻子凌晨2时下晚班回来，他正在伏案写作。他的睡眠时间多是一天4、5个小时。这套教材1973年底写成付印时，尽管署名是“湖南大学外语教研室编”，也没有分文稿费，但他已十分满足：“我的知识终于有用了！”他送书稿到北京排版，亲自校对，因为出差和买书送人，他的债务增加到500多元。家庭生活的齿轮再也转不动了。周炎辉来到医疗急救站，要求献血！护士问他要照片，他舍不得再去照相，平常也少此雅兴，只得回家找了结婚小照把它剪开。他完全不用考虑，患难夫妻的感情是绝对剪不开的。但是，老蓝阻止了他：“你日里夜里工作，又缺营养，还去献血！你是铁打的？”从来和睦的夫妻为此吵了一场，老蓝为丈夫伤心地哭了；周炎辉撑着脑袋，妻子的眼泪像是滴在他心上的血。

周炎辉付出的代价得到了好的报偿：高考制度恢复后，教育部选中了这部教材，让他修订后，改名为《日语》，列为全国统编教材，在高等学校和科技界发行，香港书商也一次订购了5 000套。日本国语专家玉村文郎教授详细评价该书有五大优点，并“加进了许多教学经验的结晶”，文章的选择也“完全可以说是尽善尽美的”。

《日语》一书使周炎辉才华崭露，但同时也成为他在粉碎“四人帮”后继续挨整的导火线！

1977年10月，周炎辉出席全国高等学校理工科教材会议，接受《日语》修订任务。小平同志向与会同志嘱托：78级新生要用上新编教材。周炎辉从北京回来，日夜赶稿，两个月就将第一册定稿，先后9个月将全书三册58万字修订完成。全国教材会议纪要明确规定：“教材可以个人编写，也可以集体编写，集体编写的教材要有主编人。”

据此，他本可以署名为编著，但他以事业为重，将3位帮他抄写和收集过资料的青年教师名字写进“前言”，自己只署名“主编”。

书稿在由全国7所大学日语专家组成的审稿会上顺利通过，没想到，本教研室不懂日文的负责人却扭着署名问题，设置重重障碍，胡搅蛮缠。

1978年2月，第一册审稿会即将在广州举行。教研室负责人将书稿扣压一个星期不作答复。周炎辉急着去问时，他对书稿内容提不出半点意见，却提出“不要署个人的名，还是署教研室的名，书是集体编写的嘛”，“‘人怕出名猪怕壮’！署名对你有什么好处？”并逼着把“前言”撕下待审，退掉已买好的火车票，推迟一天到会。同时，他们开始缠着人民教育出版社打笔墨官司。

5月，第二册审稿会在峨眉山举行。这本19万字的书都修订好了，那500字的“前言”还没有“审”好。与会的外校老师气愤地说：“‘四人帮’粉碎这么久了，你们湖南大学还在压制人！”教育部根据会议的反映，派人到湖大调查。许多正直的干部和教师为周炎辉撑腰。日语教师、共产党员王呈尧，是一位教学水平较高的老师。他在周炎辉受压时大胆支持他的工作，在编教材中帮助抄写和收集资料。他光明磊落地说：“除周炎辉以外，谁写了谁举手嘛！写了哪一章，哪一节，自己讲。我们两口子（他爱人也是日语教师）表个态：第一，我们没有写；第二：我们没有这个水平。”教育部经过调查，按照党的政策，三次同校党委和教研室磋商，坚持署上“周炎辉主编”。

就在教育部来人调查的时候，外语教研室有人竟使用“湖南大学外国语教研室”的公章，向北京、广州、重庆、西安等地的七个审稿单位和出版部门发函，标题为：《澄清事实，辩明是非——驳周炎辉对我们的捏造与诬陷》。这封用“文化革命”语言写成的信上盖的那个公章，是10多年前一位老教授为保管资料而篆刻的，丝毫没有行政效力；发函日期写为“5月底”，而实际发函（邮戳）日期是6月15日，正是教育部来人调查期间，这说明发信人是心虚的。

10月，第三册审稿会在广州举行。参加审稿的所有人员都到齐了，唯独湖南大学将书稿主编人周炎辉卡着不让赴会。主审单位华南工学院来电话催促也无济于事。一直等了6天，直到教育部来电话，周炎辉才在三个党员干部的“陪同”下赴会。这位教研室负责人在会上说什么“第三册书稿我们教研室还没有讨论，要求审稿会改期”，与会同志对这种纠缠不予理会，审查通过了书稿。至此，全书才审理完毕。

然而，周炎辉还不能得到安宁。

从本文开头那次指名道姓批周炎辉“名利思想”的会后，教研室负责人便把他当作和尚的“木鱼”，三天两天敲他几棒，念一通经：“有的人名利思想严重”，“有的人搞出一点成果就不断提出要求”，等等。这种“有的人”的“斗争艺术”，弄得周炎辉连吭都不能吭一声，一吭声，他们就说：“我们也不是说他呀！他翘什么尾巴？”

1979年2月28日，全系大会公开宣布改正他的错划右派。但是，在4个月后的一次职称提名会上，因为几个小组都有人提周炎辉，教研室负责人便搬出一个文件念了几条，突然加重语气：“第五条，请大家注意，‘第五条：凡摘帽右派，表现较好的，可以署名’。请大家讨论。”

这回，周炎辉再也忍不住了！他站了起来：“请问，我是属于哪一条！”这位在周炎辉面前向来肆无忌惮的负责人，第一次陷于被动，顿时哑口无言。周炎辉一口气把他们阻拦审稿，向外写诬告信的事统统抖了出来。那天他情绪激动，口才特好，像是作了一次漂亮的讲演，使真相大白。(www.chuimin.cn)

“原来是这样！”

“真不像话，现在还这样整人！”

有一位老师说：“如果不是周炎辉，这种压力是受不了的。”这一方面说明压力之大，另一方面也说明，周炎辉是个有坚强信念的人。从反右至粉碎“四人帮”，在20年的艰难岁月中，他坚信“知识总会有用的”，从不松懈地的学习和研究；粉碎“四人帮”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尽管继续受压，他坚信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一定会落实。他心里是踏实的：书是我写的，问心无愧；我的知识对于党和人民是有用的，总有一天会得到社会的承认。他长期每天工作到夜晚2点、4点，但仍然抽出时间向中央和省里写信，揭露压制知识分子的“左”的思想。他在信中以亲身体会疾呼：“‘四人帮’的流毒不肃清，知识分子是甩不开膀子的！”“他们违背党的政策，还在压制知识分子，这是不能容许的。我不要名，我要的是党的政策！”

他有时作诗，有时作画，以此陶冶自己高尚的情怀。他有一幅《自画竹》，那是一株挺拔而淡雅的竹，旁边写着他的题词：“虚心挺立学竹子，以文会友觅知己；草木犹有三分志，宁折毋弯非傲气。”有一回，物理教授石任球来看他，一眼见到墙上贴着一副对联：

书读无厌，念我任重道远

笔耕不倦，任他飞短流长

石教授把拐棍往地下一“咚”，连连叫好！“有这个精神就好！‘管他飞短流长’！”

石教授走后，周炎辉还在想：到底是群众中自有公理。压力虽大，但本教研室、本系、本校直到外校，都有许多人关心他，支持他。每次评先进、评职称，都有教师不顾牵连打击，大胆提他的名。

教研室的女党员李淑芬老师说：“周炎辉是个人才，他在受压中成长；真正的人才是压不倒的。”他的学识和众多的成果，受到上级单位和广大教师的重视。尽管当时的校领导和教研室负责人在职称评定时设置障碍，卡住不报，省教育厅发现后，直接到校提取评审材料，在该校基础课部配合下，于1979年破格晋升他为副教授，1981年又将他晋升为教授。

去年11月，湖南大学进行了校一级机构改革。新党委和校领导对周炎辉的工作给予了支持。新党委负责同志说：这样有贡献的知识分子，党委要开绿灯，各个部门要开绿灯，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让他们上得更快。”新党委副书记三次上他家里看望，征求意见。他提出要调来一名日语教师，人事部门不久就调来了。他提出想创办《科技日语》杂志，新校长同他一起去找省有关部门批准。机械工业部派赴日考察团，学校推荐他担任团长，元旦前已出访回国。他家里的住房和生活条件都得到改善。

日语教研室单独成立后，由周炎辉担任主任。他现在还兼任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全国高等学校理工科外语教材编审委员会委员、中国公共外语教学研究会理事、武汉科技日语学会顾问、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日语顾问、中南矿冶学院兼职教授等许多职务，并担任6名研究生教学和日语普及、国外学术交流等工作。他开始甩开膀子干了。有人说他住的房子还是讲师级的，该搬教授楼了。他爽朗地笑着说：“够了够了，我不换了！”有人谈起他一个教授，还只拿67元工资（最近提为85元。）他还是说：“够了够了，国家还有困难。”妻子老蓝接上说：“他呀，只有一样不够：时间不够。”还有人劝他：职称到了教授，成果也有了，该保养一下了。他说：“职称定了，学术没有止境。”他仍然经常工作到深夜。他还有新的追求，新的打算。他认为一个人如果停止追求，生活就失去了意义。他说：“我要把人民培养我获得的知识全部献给人民！”

写到这里，我们是否可以认为周炎辉的问题已经解决，本文可以就此搁笔了呢？还不能。

周炎辉说：“我现在不光考虑个人，湖南大学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肃清‘左’的影响，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关键是思想是非没有分清楚。我不能独善其身。”

这些话很值得新领导者的深思。不是么——

去年年终评比，周炎辉和压制他的一位教研室负责人同时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另一位压制他的负责人被评为“教书育人先进个人”。群众说：“压人的先进，被压的也先进。”这还有什么是非可言？

支持过周炎辉的人至今还受到压力，有的感到“压力很大，最终只有走”；连一位修理工因说过周炎辉的好话，也被警告说：“你在关键的时候说了关键的话”，一再受到刁难。

还有人说：“右派也要入党，我想不通。”

几个月前，外语教研室负责人还在发火：“提起周炎辉我就烦！”“对周炎辉我还要看十年！”

别“火”吧！时代不同了。看人的标准不同了；那种只看“政治模式”而不看个人实际价值的时代，应该永不复返了。不过，这些现象倒确实告诉我们：“左”的影响绝不是黑板上的粉笔灰，一抹就掉的。

让我们思索吧，“改革也是一场革命”！

《笔耕不倦，任他飞短流长》发表后，收到200多封读者来信，这是其中未发表的一篇大学生来信。

我是郴州师专中文科学生。人们常说现在的大学生简直是“刀枪不入”，要做好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真是难上难。这话说出了大学中一定程度的实在情形。但我们也绝非顽石一块，冥顽不化。对泛泛而谈，说教似的思想政治工作，我们是“难进油盐”的。可这并不妨碍我们接受那种以情动人不回避矛盾的思想政治教育。

凭空捏这么一段，未免使人莫名其妙，但我是有所指的，这所指便是3月4日贵报头版重要位置刊登的长篇通讯《笔耕不倦，任他飞短流长》。

老实说，最初吸引我看这篇通讯的是它那别具一格的标题。我最初希冀的是从中得到一些令人发指的社会丑闻，以作发牢骚的“谈资”，但我很快被它吸住了，尽管寝室里歌声、笑声、闹声不绝于耳，但我却在徒劳地发了一通脾气之后，用双手堵住耳朵，一口气将通讯读了三遍。

如果说，初读时我心中充满的是对周炎辉教授被压抑的愤怒，那么，稍后我心里却洋溢在对周教授自强不息事迹的激动中，尤其是读到周教授因著书而负债，以至要卖血还债的时候，我忍不住鼻子一酸，掉下了热泪。而在一口气读完全文后，我喜与怒交织在一起，爱与恨融合于一块，不能自禁而又鬼使神差的再读了两遍。读着读着，我不能不被周教授在倍受压制的困境中，不计较个人名利、得失，为人民在难以想见的困难下做出巨大成就的事迹所震动，激动以至感动得热泪盈眶；同时，对湖南大学外语教研室负责人百般刁难，非难压抑、打击知识分子的卑劣行径，我不能不感到厌恶、愤怒乃至气愤得拍案而起。掩报遐思，我不禁感到，周炎辉教授的事迹太感人了，简直就是一篇出色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活教材，而他的遭际却实在是太不公平了！

感谢贵报为读者提供好的精神食粮，发表了这样一篇既有感人泣下的先进事迹的记叙，又有对令人发指的阴暗面揭露的好通讯。如果贵报评选好新闻，我一定投它一票。唯一叫我惋惜的是，既然“湖大”外语教研室负责人可以无中生有，指名道姓地“批判”周教授而肆无忌惮，为什么不将这位压抑知识分子的“干将”的尊姓大名，公之于报端呢？

郴州师专：赵文涛

1983年3月5日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