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三大合同正在中外之间进行长期而又紧张谈判的时候,吉林矿山冶金公司的大型机械,已经在大亚湾轰隆隆地干开了。吉林人是大亚湾的“开山虎”,也是特区建设的“开荒牛”,吃苦最多的首批建设者。在吉林公司行将撤离大亚湾的时候,我们在工地上找到了继任的杨凤鸣经理和他的同事孙洪启、祝凤歧。他们以北方人勤劳吃苦的作风,为大亚湾工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23-12-06
他们是最初的创业者。“最初”意味着什么?第一个艰辛、第一个磨难、第一个曲折,抑或是第一个牺牲。
他们赶上了,义不容辞地迎上去,义无反顾。
当广东核电站铺开一张莹莹白纸,他们挥洒着五彩的笔,开始描绘未来的构想和蓝图,蘸着的却是自己的汗水、心血和智慧。
捧在我们面前的这本书(广东核电站可行性研究报告)、一页页纸墨芳香,一行行掷地有声,讲述的都是科学的数据、缜密的预测和感人的事情——
——自述之一
陈鹤龄(高级工程师、质保部部长):10年前的今天,我参加了广东核电站选址工作。我任厂址组组长,带着30多位水文、地质专家“南征北战”。谁都怕核电站出事,因此选址条件非常严格:一定要靠近用电的负荷中心,便于卖电;二要有充足的冷却水;三要避开地震活动区域。
我们开始在西江、北江、东江找,后来又从珠江口以东到海丰,鲘门沿海一线踏勘。经过十几个点筛选,大家都认为赤湾条件不错,还有屯洋、西冲、东山。向深圳市政府汇报后,因为赤湾将来建码头,屯洋离香港、深圳较近,考虑到对公众的心理影响,都放弃了。我们就把西冲、东山地区列为重点,查清这一带的地质构造。
可不,踏勘这活,看起来不起眼,干起来要命!茅草一腿多深,北方人怕蛇,我就让广东人开路,手里拿着棒子,边走边吆喝,打草惊蛇。人多好办事,人多议论也多。最难办的是对地质结构的看法不统一。最后,我们把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的谷德震老教授请了来,70多岁的人了,和我们一起爬山头,敲石头,一天走几十里路。有一座山叫排牙山,700多米高,悬崖陡壁。为了弄清它的结构,谷老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地抠。有时遇到小河,没有女同志,我们就光着身子蹚过去。
你说怪不怪?那时每天补助4角钱,可没有一人发牢骚讲怪话,只想着为中国干出个核电站!
说我们像“吉普赛人”,“大篷车”队,一点不假。走到哪,住到哪。油毡栅、老百姓的磨房、仓库都住过。点的是油灯,喝的是山沟水,有时吃的是被蟑螂啃过的面包。
1983年夏,集体拉肚子。为了最后核实这个厂址,省里请来100多位专家。来了,没饭吃,买了些盒饭带着,不知是天气热还是怎么搞的,吃完到处找厕所。拉着肚子还要继续干!
我觉得苦点累点到没啥,难的是一些群众不理解。记得王母公社的一位书记,听说我们是来办电的,可是个宝贝。公社招待所条件差,他叫人把楼上的几间好房子腾出来,又找人为我们烧水冲凉,安排客饭。
春节过后,我们又组织一批人来勘察。坏了!态度180度大转弯儿,他不仅楼上不让住,连席棚子也不让住,说我们来搞原子弹爆炸,只卖我们咸菜吃。我们耐心地向他们解释,直到把他们说通了,说乐了。
从1979年开始,我们先后搞了四年,足迹踏遍广东沿海,使用世界先进的科学仪器和手段,积累了上万个数据,最后从十多个厂址中选定了条件理想的大坑村现址。
大坑位于大鹏半岛南边的大亚湾。景色秀丽,海水碧蓝。隔海远眺,大鹏半岛的七娘山,就像一道天然屏障,横亘在南面香港的方向。这里距香港直线距离52.5千米,距深圳45千米。
这个厂址选得可不容易,因为它靠近海军规划中的一个基地,需要和海军商量。1982年春,叶剑英元帅在广州南湖休养。王全国书记亲自去找叶帅,希望部队能支持核电建设。
叶帅听完汇报,亲自批示:同意。指示海军大力支持。
你看看,一个核电站厂址,上至老帅,下至平民百姓,地方、军队、方方面面都牵动了。大家关心核电,其实是关心祖国的发展,关心祖国的四化建设!
如果将来写核电的历史,我说应该写写那些埋头苦干,无私奉献的知识分子,写写像谷德震那样的老教授,他们不顾年迈体弱,风餐露宿,艰辛跋涉,把对祖国的爱,贯穿于日复一日的工作中,融化在默默无闻的实干上。听说谷老已经病逝了……我想,将来使用核电的人,是不应该忘记他们的。核电的丰碑应该镌刻上他们的名字!
——自述之二
沈健生(广东核电合营公司董事):俗话说,万事开头难。当初,我们想邀请国家财政、计划部门承担广东核电站的经济测算任务,可没有一家愿承诺。
原因何在呢?
经济测算包括对核电站建设总投资的估算,资金来源测算,偿还贷款的测算,我方利益的测算,以及所承担风险的分析。(www.chuimin.cn)
我能理解,我不想责怪人家。这是第一个利用外资,引进设备的大型项目,当时还不知道购买哪家的设备,价格、贷款都没认真地谈判,谁能预测到5年、10年后的国内外市场变化呢?
他们没经验,我们更没经验。
但事情总得有人干,总不能等着建好核电站,再来合计花了多少钱,亏了还是赚了,是不是?
难就难在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要有胆识,更要有智慧。
我当时任经济组组长。没有先例,就摸着石头过河。我们参照香港中电、美国国际核服务公司及苏南核电项目与法国谈判的资料数据,推算假设一个模式,测算出若干方案,从中选择一个可取方案。准确程度不敢说,只能供当时参考。
当时按照选中的方案测算,以1980年的价格为准,建造两台90万千瓦压水堆机组,设备全部由国外引进,基础价格是18亿多美元,加上一炉燃料费,总共20多亿美元。按8年工期计算,浮动增加价格11亿美元,贷款利息9亿美元。三项合计约40亿美元。这就是核电站的总投资数。
广东核电站的债务如何偿还呢?
我们参照香港和其他国家计算成本和利润的办法计算,总的贷款大约36亿美元,设备贷款要在发电后15年内还清,商业贷款要在发电后7年还清,燃料贷款要在发电后3年还清。全部债务可以从含利成本中提取的折旧费和利润两项中解决,先拿出一部分利润暂时还债,还完债后再补回。经测算,16年还本后,尚余一大笔可观的利润。
当然,如果我们建成核电站,自己不用电,全部卖给香港,16年利润颇丰。但我们建电站,主要是为了解决能源不足,不是单纯为了赚钱。国内实行计划电价,如果按核电站成本将中方分得的电都留用,势必造成很大亏损。为此,我们设想,自己留用一部分电,转让一部分给香港,赚取外汇支付电费,差额部分,以利润和部分税收补贴。这样一来,相当于广东可净得一个中型电厂的电力。16年还清债务后,中方利益将大大增加,20年后合营期满,核电站的全部产权将属于中方所有。
但是,关键在工期。我们测算一下,如果增加一年工期,总投资就要增加3.7亿美元。也就是说,延长一天工程,就要减少100万美元的售电收入,多付100万美元的贷款利息,里外损失200万美元。
200万美元,一天!
所以我说,保证建设工期、设备交货时间以及设备和工程质量,至关重要。我们的经济测算基本是成功的。到1990年为止,工程造价仍然控制在测算范围之内,这不能不说是集体胆识与智慧的结晶。
——自述之三
张镛梁(广东核电投资公司工程师):365天的烦恼与希望,365天的汗水与耕耘,终于有了收获。
1980年12月,中港双方反复协商,在系统、经济、设备和选厂址等方面取得一致意见,在《广东省合营核电站可行性研究联合报告》上签了字。好比盖楼有了框架,比赛有了章程,大家心里甭提多高兴啦!
经系统和设备组充分论证,双方同意,广东核电站选择用两台90万千瓦压水堆机组。核岛设备从法国法马通公司(FRA)购买,常规岛选用英国通用电气公司(GEC)的设备。这是因为该项目要取得英国政府和港英政府的支持,但英国厂商没有生产过50周波,3 000转的90万千瓦机组,我们要担一定的风险。世界上的事情往往很难十全十美。
在报告研究编写期间,我们经常向中央、国务院和有关部门请示汇报。得到了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支持。一些部门也提出某些不同意见,促使我们更加冷静地思考和分析。
1981年1月7日—13日,由广东省政府邀请,全国电力、核能、设备制造业42个单位近100名专家云集广州南湖宾馆,对可行性报告评头品足,进行审议。同年1月27日—30日,广东省核电筹建领导小组召开会议,研究“可行性报告”上报国务院事宜。5月8日,省政府在番禺县又召开一次省内专家会,叶选平副省长主持,再次进行论证。三次会议一致认为:广东与香港合资兴建核电站是可行的。这是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增加能源的一项有效措施。
1981年4月,经广东省和电力部部长办公会议讨论通过,核电站可行性研究报告正式上报国务院。
从那天起,我们就盼啊、盼啊,巴不得明天中央就能批下这份报告。
因为那是我们迈出的第一个脚印,播种的第一个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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