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中国“入世”虽然已经18年,中国社会仍然存在对WTO认知不足的现象,尚未全面肯定中国入世的巨大成就。“我认为规则意识提高是中国‘入世’后的最大收获,规则意识仍然不足也是中国入世后最大的憾事。”一些舆论对中国“入世”和维权仍然停留在激情强于理性的层面,不利于中国恪守WTO规则,承担参与全球治理的重任。......
2023-08-20
(1994年2月9日《深圳特区报》)
在核电站采访的每一天,我深切地感受到,人类和平利用核能技术和安全措施已经相当完善,兴办“大核”解决能源困惑的抉择英明。大亚湾核电站的建成发电开拓了中国走出电力“瓶颈”的新路,为中国新能源建造了一座丰碑。
1954年,世界第一座核电站——苏联俄伯宁核电站问世。从那以后的30多年间,核电站不仅成为许多工业先进国家开辟新能源的重要手段,而且也成为和平与科学的象征之一。
在一个和平利用原子能的核安全国际会议上,当中国代表接受大会执行主席邀请登上主席台时,忽然台下一片哗然。原来,按照该会惯例,没有核电站的国家没有资格坐在主席台上。
后来,我国的原子弹、氢弹上天了,核潜艇下水了,但在和平利用核能方面,还是落后的。周恩来总理在1970年2月8日曾作出批示:“要和平利用核能,搞核电站。”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个重要指示没有得到落实。
当我们为解决能源问题正忙于北煤南运、西电东送的时候,到1990年,世界上已经建起423座核发电机组,发电量占世界总发电量的1/5。
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
我国大陆30个省级行政区中,除宁夏外,29个都缺电。全国因缺电而闲置的生产力不低于1/3,东南沿海地区情况更为严重。
广东的经济发展,在10多年里,一直受到电力“瓶颈”的制约。从1979年起一直向香港买电,而且买电量增加了上10倍,花掉了几十亿元港币。
我国煤炭资源集中在华北,北煤南运,京广线上46%的货运量竟是发电用煤。一个100万千瓦的火电站每天要烧1万吨煤,广东规划2010年发电量达到8 000万千瓦,年需2亿6千万吨煤!不要说有没有这么多煤供应,就是给你也运不来啊!
广东地处珠江下游,落差小……利用风力、潮汐、地热发电,都想过了。不成!
广东“起飞”,“动力”何在!
建一个180万千瓦的电站,火电需要消耗600万吨煤,而核电只需50吨核燃料,十万分之一!我国核燃料储量丰富,安全问题,世界上已有成熟的技术。
1979年,在一次省电力工作会议上,电力局提出适当发展核电的新思路。
省委、省政府十分重视。广东省建造核电站的可行性研究自此开始。
广东办核电的构想,遇上了改革开放的契机。
当国家水电部核电局同广东一道研究核电建设时,第一个难题是缺乏资金。
“建一座核电站,少说要近20亿美元,七八年时间。”一位副总工程师直挠头。
“最近中央下了文件,对广东实行特殊政策,我们可不可以搞补偿贸易?”
“对,借船下海!借外国人的钱,在广东建核电站,再卖电给香港还钱。只有广东有这个条件!”
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王全国听了后高兴地说:“我们已经不谋而合了!广东缺电,一年付香港电费8 600万元港币。现在办特区,更急需用电。”这位亲自参加上述中央文件起草又是省委主管经济工作的领导,想得更深一层。他继续说:“广东有个其他地区无法替代的优越条件——毗连港澳。可以引进外资,向港澳市场出口电力,取得外汇再偿还贷款。最近省委已研究同香港合作办核电站的意向,现在又有中央部门的支持合作,我相信,这件事一定能办成!”
中国第一座大型核电站的问世,就在这次会谈中决定:以广东省为主,水电部核电局全力支持,开展广东核电站前期准备工作。
11月,大陆与香港合建核电站会谈在广州举行。香港中华电力公司董事局主席嘉道理勋爵带上他的高级助手前来赴会。这位靠电起家的香港工业界首富,五年前就请过国际原子能机构,想在香港办核电,由于香港地域狭小,缺乏条件,他放弃了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如今,广东的这一邀请竟与他一拍即合。
“合资办电,卖电还贷”。嘉道理勋爵赞同这个合作方案,进而提出了更高的一招:“我建议,双方的股金控制在总投资的10%,其余90%的资金,通过向外国银行贷款解决。这样,我们股东就可以用少量资金,充分利用贷款来发展我们的事业。”
同香港中华电力公司的友好合作就从这里开始了。而这时,我们在引进外资办核电的问题上,却进行过一场很有益处的辩论。
在北京的一次审查论证会上,一种意见赞成广东核电站可行性报告,另一种意见却否定说,花40亿美元向国外买,何不自己造?何不搞火电?何不搞水电?……
广东代表团成员在台上辩论得声音都嘶哑了,下台后又加班准备材料。在辩论激烈的时候,核工业部情报研究所的一位同志以精确的计算数据发言:广东核电项目的经济测算不但有科学根据,而且还留有余地。少要国家投资,拿国外贷款建个核电站,15年后本息还清,国家白得一个核电站,又收了一大笔税收。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个项目,我们引进了国外先进技术,培养了自己的核电队伍,这将对中国核电事业起步有重大意义。况且,广东缺煤缺电,如果不尽快解决,将会影响到广东的改革开放大业……他的发言使辩论急转直下。
王全国发言了。这位1930年代参加革命、经历过战争风云也领导过经济建设的老干部,出访法国重点考察过核电事业,他矢志要为广东的能源建设作出贡献。他谈到世界核电的发展,中国核电起步的必要和艰难,广东以至中国能源的困扰,分析了火电、水电、自力更生办核电和引进外资技术办核电的各种利弊,主张“相得益彰,并行不悖”。他说,“现在,国外先进的(核电)压水堆技术已经日臻完善,我们为什么不能引进,少走一些弯路呢?……我认为广东核电站模式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是符合我国国情、顺乎时代潮流的新事物。如果中央批准,我愿意辞去省委书记的职务,集中精力抓好这个大型项目……”
掌声四起。人们以惊诧和敬佩的目光,望着这位头发开始花白的省委领导同志。
广东核电站可行性报告,经历了3年的争论,得到了当时国务院副总理王震、谷牧,国家对外经委负责人江泽民、水电部副部长李鹏等领导人的支持。1982年12月13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第五次讨论核电站项目时,这个可行性报告获得国务院原则批准。
广东核电项目定下来了。从1979年开始的选点工作,经过几年缜密的科学考察、论证,站址选择了最安全的中国南海大亚湾畔大坑村;国务院从全国抽调140名工程师开展工作;1984年,吉林冶金矿山公司进入大亚湾开始基础开挖工程。在各项前期准备工作逐步进行的同时,大陆与香港合营谈判也有了良好的进展。
复杂而艰巨的合营谈判,历时整整两年。双方在合营期限、股金比例、向香港售电价格、销售电量以及法律和经济条款等方面,逐步达成协议。(www.chuimin.cn)
1984年12月30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鹏在深圳主持召开了国务院核电领导小组会议,广东核电站《合营合同》获得通过。
1985年1月18日,广东核电投资公司与香港核电投资公司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签定了广东核电站《合营合同》。李鹏副总理和香港“中电”董事局主席嘉道理出席签字式。
合营合同签字期间,邓小平高兴地会见了嘉道理爵士。
邓小平说,中港合营建设广东核电站,是中外合资的最大一个项目,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不仅在七年建设过程中,甚至在1997年我国对香港行使主权后,都会发生影响。它将使大陆和香港在经济上联系更加紧密,对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增加港人的信心,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邓小平对嘉道理同中国的密切合作表示称赞:“你们敢冒这个风险,你们带了个头。”
嘉道理向邓小平介绍了核电站筹建情况,合同签署和组建合营公司的情况。邓小平饶有兴致地听着,问起核电站什么时候能发电,问起嘉道理有多大岁数,然后屈指一数,嘉道理大他5岁。两人相约,到1号机组投产的时候,“我们一起开个庆祝会,为广东核电站剪彩!”
作为我国第一个大型商用核电站,大亚湾核电站工程从一开始就严格按照李鹏提出的“安全第一,质量第一”方针,高标准地进行建设。
关于它的安全和质量,本报曾作过多次详尽的报道。这里我们只需提到印象最深的几件事:
大亚湾核电站址近千年无地震史,而设计、施工是按抗10级地震进行的。
吉林冶金矿山公司负责的核岛、常规岛的基础开挖,挖至负6米深的岩石面4万多平方米工作面,全部用水冲洗后,再用抹布抹了6次,使混凝土能牢牢地黏合在岩石面上。
由法、日和中国华兴公司、建筑二局组成号称“三国四方”承包的土建工程,钢筋扎根在岩石上,每一罐混凝土的浇灌都经过检验。工地总共浇灌了50多万立方混凝土,每一罐混凝土的数据如砂石湿度、坍落度等,都记录在案,现在随时可以查到。
第三道屏障即安全壳的钢筋混凝土经过严格按程序浇灌,厚度90厘米,连顶带底和岩石结成一体,可同时承受12级台风和波音747飞机的冲撞;即使飞机毁了,核岛仍可安全无恙。
法玛通斯比和核工业部第23公司承担安装工程,焊条是指定进口产品,焊缝经英国BS国际标准检验。安装螺丝不能用活扳手,只能用经过检验合格的力距扳手等等。
工程中的每一项施工都是按程序规定进行,都有质量控制和质量监督,谁不执行就领不到工程结算款,并有经济和其他制裁措施。从而使这个庞大而工期长达7年的施工工程,在质量方面得到了保证。中国电力建设的专家评价说:“达到了过去火电施工中未有的新高度。”合营公司技术顾问、美国柏克德公司耐特维尔评价说:“它可以与世界任何最好的核电站媲美。”
世界核电技术已经成熟,其中压水堆更为安全。大亚湾核电站从设备到施工,都是精益求精。在去年年底进行的调试中,进行从15%~100%中间共6个阶梯的升降负荷、甩负荷、停机、停堆多种试验,输出功率表上在各阶梯上都记录着有如直尺画出的一条笔直的线,证明机组性能稳定,质量极好。
如果只是建一个高质量的核电站,引进一个“交钥匙”工程,那就简单得多了。
大亚湾核电站的引进,是以最少的投资,为国家追求到了全方位的效益,收到了一举几得的效果。
——建成了“质量第一、安全第一”的中国第一个大型商用核电站;
——集中全国核工业人才和电力工业人才,培养出了中国第一代核电人才;
——训练了中国建筑施工公司按照国际惯例进行管理的能力;
——办成了中国核电大学校,为中国发展核电建设积累了完整的技术资料和人才培训经验;
——检验了核电设备逐渐国产化的条件和状况。
这一切,我们仅仅用10亿元人民币的贷款就办到了。光从发电来说,待今年2号机组投产,供给广东的发电能力就有54万千瓦,而我们建50万千瓦火电就需耗资16亿元。
建成的核电站只是“有形”的效益;更大的效益在于培养人才、训练施工队伍等“无形”的效益。
中国在这以前,已经有雄厚的核工业技术队伍,也有水平相当高的电力工业技术队伍,唯独核电人才没有结合。我们有一批专家,在大亚湾和外国核电专家一起工作7年、10多年,不论核专家或电力专家,都成了核电专家。至于核电技术人员、包括操作人员在内,就更多了。这些人在操作和英语、法语等多方面,已经完全达到或超过国外同类人才的水准。大亚湾的中方专家几乎众口一词:“再建核电站,就要以我们自己为主了!”
大亚湾的施工队伍,有50多家国内著名的大型施工公司。然而,这些公司过去毕竟没有接触过国际施工的“大场面”。在大亚湾,经过几年.国际施工管理方式的学习和磨炼,许多公司都达到了国际水平。山东核电建设公司、核工业部第23公司、东北核电建设公司等,都被外国公司认定是“最佳拍档”获邀参加国际工程招标。
国外先进管理经验的重要一条是事事有程序、有文件。大亚湾工程也同样事事都按程序办事,形成了“凡事有人负责,凡事有章可循,凡事有案可查,凡事有人监督”这样四个“凡事”的工作秩序,因而整个工程及其细节,都有文件记载,为核电建设积累了全面而完整的资料。
大亚湾的核电人才培训中心,是国外许多核电站都没有的。那里有1:1的全方位模拟机,有我们白手起家编写的核电专业教材,一方面用于对职工的岗前培训和在岗复训,同时更为预备培训全国核电人才所用。这里又有核电站现场可供实习,决不像我们出国培训两年的那种“影子培训”,从来不准碰一碰开关或按钮。所以,他们说“这里培训比在国外还好”。
经过大亚湾工程的检验,连法国人也承认我们的国产设备如天津的吊车、上海的电缆……比他们的还好。水泥也不一定非进口货不可,工地的中国专家认为,除主泵等几个主要部件外,设备中大部分都可以组织国内生产。
大亚湾核电工程建设是一次辉煌的实践,它为中国核电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也树立了信心。在我们这个经济发展急需能源的大国,“二核”“三核”……将要起步。从某种意义上说,广东大亚湾核电站为中国新能源的建设,将输出无限的光和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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