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藏传佛教寺院：锡埒图召的历史与建筑

锡埒图召

一、历史沿革

锡埒图召，位于呼和浩特市旧城玉泉区石头巷北端。蒙古语“锡埒图”，意即“坐床”、“首席”。召名汉译没有固定的字，也写做舍力图、席力图、西埒图等。但有一点很明确，该召名以其第一世活佛锡埒图·固什·绰尔济之名而来。汉名“延寿寺”，是清康熙年间御赐。

锡埒图召原是一座小寺，即今锡埒图召西侧的古佛殿。这座古佛殿是明万历十三年（1585年）三世达赖来呼和浩特时，土默特部阿勒坦汗之子僧格杜棱汗所建造。三世达赖前来蒙古地方时，西藏方面派希迪图噶布楚陪同。此人在17世纪的蒙文文献中以锡埒图·固什·绰尔济著称，后来被称为锡埒图召的一世活佛。由于他熟悉佛教经典并精通蒙、藏文字，曾受到阿勒坦汗的推崇，不仅使其驻锡的古佛殿后来香火日盛，而且还使蒙古右翼三万户的佛经译师们全部聚集在他的门下。明万历十六年（1588年），三世达赖在内蒙古圆寂时留下了遗言，特意委托锡埒图·固什·绰尔济代表他坐法座，并处理舍利（遗体）及从东方寻找其转世呼毕勒罕等一切事宜。根据三世达赖遗言，由锡埒图·固什·绰尔济代表三世达赖在呼和浩特古佛殿坐床，并主持蒙古右翼三万户的佛教事宜。第二年，锡埒图·固什·绰尔济及蒙古右翼三万户的领袖们决定将阿拉坦汗之孙松布尔·彻辰·楚库尔台吉之子，认定为三世达赖的转世“灵童”，这便是四世达赖云丹嘉措。

锡埒图·固什·绰尔济是四世达赖的经师，四世达赖举行坐床典礼时，由他抱坐在三世达赖的法座上，从此他被称为“锡埒图”（法座），他的寺院遂被称为锡埒图召。

明万历三十年（1602年），锡埒图·固什·绰尔济护送四世达赖入藏。他回到呼和浩特以后，锡埒图召得到扩建，成为汉藏混合式的建筑。自此，锡埒图召初具规模。

明崇祯十一年（1638年），自青海迎来锡埒图二世纳文罗桑喜措，在呼和浩特锡埒图召坐床。

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清世祖顺治在盛京（今沈阳市）举行即位典礼，锡埒图二世亲往祝贺。为今人所不知的是，在清朝入关以前，锡埒图召与盛京的清政府已建立了密切的关系。

锡埒图召从清初起即陆续扩大殿宇，终具现在规模。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开始，锡埒图四世主持扩修，历时两年之久才基本完成。

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十月，康熙帝西征途经呼和浩特时，为扩建的锡埒图召赐名“延寿寺”。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锡埒图召正殿前两侧树立御制满、汉、蒙、藏四体文字的平定噶尔丹纪功碑两道，至今保存完好。

清咸丰年间（1851—1861），由本召的锡埒图九世主持，在经堂前东侧修建一座覆钵式白塔。咸丰九年（1859年），由锡埒图九世重修殿基，增高数尺。光绪十七年（1891年）再次重修，使锡埒图召的规模又有所发展，这便是今日锡埒图召的规模。

锡埒图召的建筑群体是以南北为中轴、东西相对称的布局形式建造而成，建筑宏伟、富丽堂皇，独具风格。在锡埒图召的众多建筑中，大经堂规模最大，外观造型最精致，是一座瑰丽端庄的藏汉混合式建筑。大经堂建在一座基高1.5米、纵宽30余米的高台之上，台基前面有石阶9级。

锡埒图召喇嘛塔

大经堂，平面呈方形，面阔进深各9间，故称81间大经堂。经堂的殿顶，由前后两个部分组成。前为藏式平顶建筑，后为汉式歇山顶建筑。平顶和歇山顶的巧妙结合，构成了一种藏汉合一、造型特殊的建筑艺术。这种建筑形式，是内蒙古地区寺庙建筑中独具特色的建筑艺术。

经堂殿顶正中装有直径3米的镏金铜质法轮，其两旁有对卧的金鹿。法轮既代表佛身，也象征着“初转法轮”，金鹿象征着释迦牟尼在鹿野苑初次说法。

经堂内部竖有64根藏式风格的方形明柱。每根柱上包有彩色龙纹挂毯。顶棚、栏板及横梁上布满了各种彩色图案。经堂东西两侧的经架上放满了藏文版《甘珠尔》和《丹珠尔》。

清代，锡埒图召的法定喇嘛编制为108人。实际上到晚清时，锡埒图召的喇嘛与其他内蒙古的寺庙一样，远远超编。据俄国旅行家波兹德涅耶夫记载，光绪十九年（1893年）时，召中的喇嘛仍有千人之多。

锡埒图召是内蒙古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呼和浩特市内最大的寺庙。锡埒图召的整个大殿，以其光彩夺目的彩绘艺术与瑰丽缤纷的建筑艺术交相辉映，使得大殿雄伟富丽、气势磅礴。综观整个寺庙中的彩绘艺术，它不仅标志着蒙、藏、汉各族人民的文化艺术交流发展，而且为我们留下了极其珍贵和丰富的艺术资料。殿前两侧树立的四体文字纪功碑，无疑是当时历史的见证。大殿东南隅所建的白塔，庄严宏丽，整个塔身错彩镂金，雕刻精致，在整个召庙喇嘛塔的建筑中独具风韵，是迄今内蒙古地区保存最完整的寺庙建筑艺术珍品之一。

锡埒图召的属庙有大青山后的永安寺、普会寺（即希日穆仁召），呼和浩特旧城五十家街的绰尔吉召的广寿寺（即东乌素图村老园子西）等。

呼和浩特锡埒图召碑亭

二、锡埒图召历辈活佛

1.一世活佛“呼和浩特之锡埒图·固什·绰尔济”（1564—1625）：

随着阿勒坦汗皈依藏传佛教格鲁派，当时从西藏前来蒙古地方弘扬佛法的大师很多。其中，锡埒图·固什·绰尔济的活动，对蒙古人从精神上接受佛教思想具有很大影响，但是人们对他的生平事迹却知之甚少，因为文献没有留下他的系统传略。我们对他的了解，只是以蒙文文献中的零星记载和他所译蒙文经典的“译后记”（跋语）中的相关资料为主要依据而已。从蒙文文献记载来看，他是跟随第三世达赖喇嘛于1578年参加青海湖畔的恰布恰会谈的主要人物之一。其后他的传教活动，从阿勒坦汗开始，到那木岱·楚鲁克·鸿台吉（亦称那木岱扯辰汗，1586—1607在位）略后的年代中，均依稀可见。他不仅是三世达赖喇嘛的高徒，也于1578年会见阿勒坦汗后，得到阿勒坦汗的敬重，并跟随他前来蒙古地方传教。^[1]

根据《阿勒坦汗传》^[2]和喀尔喀人撰写而流传很广的《额尔德尼召历史》以及相关档案资料记载，他的活动不仅仅是限于呼和浩特地区，而且也涉及漠北喀尔喀地区。据三世达赖喇嘛的说法，锡埒图·固什·绰尔济来到呼和浩特后不久，依着“这位锡地图·噶久（指锡埒图·固什·绰尔济）与吾人无何区别，尔土谢图汗请去供养之”^[3]的旨意，曾于1585年到过喀尔喀部阿巴岱汗处进行传教。1588年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他临时代替三世达赖喇嘛，坐床主持蒙古地方经教，因此遂有“锡埒图·固什·绰尔济”之赫赫名号。大概是1600—1602年间，他受那木岱彻辰汗和钟根哈敦的派遣前往西藏进献大量布施，并报告三世达赖喇嘛的化身在蒙古地方转世的消息，赢得西藏高僧们的信赖。四世达赖前往西藏以前，他负责培养四世达赖，并担任了四世达赖的经师。在他一生的宗教活动中，除了曾主持经教和培养四世达赖之外主要是用蒙文译经，译经地点大都在呼和浩特。因此，在蒙古人中他以“呼和浩特的锡埒图·固什·绰尔济”名号闻名。在译经方面他最卓越的成就是于1602年到1607年间，领导右翼三万户译经师将《甘珠尔》全部翻译成蒙文这一事实。这是令人吃惊的，因为到上个世纪80年代以前人们几乎不甚知晓这一事实。在1592—1600年间他已经翻译了12卷本《般若波罗蜜多经》。我们根据前人的研究和蒙文佛教经典相关目录，可以列出他所翻译（写作）的蒙文经典的名目：

《甘珠尔》内文

（1）《般若波罗蜜多十万颂精义》

（2）《般若波罗蜜多一万八千颂（第三卷）》

（3）《般若波罗蜜多一万颂（第四卷）》

（4）《金刚怖畏雅曼达嘎（威德金刚）生成威德起始道次第》

（5）《大吉祥怖畏起始道次第》

（6）《吉祥智能本尊六臂法王》

（7）《目犍连报母恩记》

（8）《正法白莲花大乘经》

（9）《佛说贤愚经》

（10）《如意鬘》

（11）《米拉日巴传道歌广集》

（12）《瑜伽上师米拉日巴及其示涅槃，说一切道之传记》

（13）《圣般若波罗蜜多能断金刚大乘经》

（14）《菩提道次第广论》

（15）《玛尼宝训》

（16）《无垢普成王子传》

（17）《胜乐金刚修持仪轨——手抄本》（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图书馆馆藏）

（18）著作：《本义必用经》

在上述锡埒图·固什·绰尔济的蒙文译经的“译后记”和有关著作里，详细地介绍了佛教徒必须了解的佛教教义、伦理和佛教历史。他的译经和著述活动，对于以佛教的基本思想观念统治蒙古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的著作《本义必用经》在蒙古社会中颇有影响的原因，大概也在于此。

附带说一句，锡埒图·固什·绰尔济还有个梵文名字，在很多蒙文著作里有不同写法，其实他的梵文名字的正确写法应是，意为“妙德穗音”。

2.二世活佛阿旺罗桑嘉措（Ngag dbang blo bzang rgya m tsho）

青海地方厄鲁特达延额尔和之子。锡埒图一世圆寂后，认定他为呼必勒罕即转世活佛。于1638年自青海迎至呼和浩特锡埒图召坐床，授法名那旺罗卜桑札木苏。清顺治元年（1644年），清世祖顺治帝即位于盛京（今沈阳），锡埒图二世亲往祝贺，第一次建立了蒙古藏传佛教与清朝政权的正式关系，受到了清政府的注重和嘉许。

是年明亡，清朝定都北京。清政府一直对蒙古藏传佛教实行保护政策。乾隆皇帝所著《喇嘛说》里论述这种政策：“盖中外黄教总司以此二人（达赖、班禅），各部蒙古一心归之，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不可不保护之。”

顺治九年（藏历水龙年，1652年）年末，五世达赖抵京，住在特为他修建的黄寺。顺治帝在太和殿设宴为达赖洗尘，并赏赐达赖黄金510两、白银11000两、大缎1000匹，其他珠宝、玉器、骏马无数。五世达赖把所得1000匹骏马交给锡埒图召二世活佛，请他代为换成货宝。顺治十一年（1654年）经理藩院奏请，令锡埒图二世活佛那旺罗卜桑札木苏亲自将换成的货宝送往西藏。

锡埒图二世活佛亲押货宝到藏，受了五世达赖颁发的印信。

锡埒图活佛从一世开始的这种周旋于中央政府与西藏最高法王之间的特殊关系，使之成为内蒙古宗教领袖中的显赫者。

锡埒图二世活佛从西藏返回呼和浩特后，为宏大锡埒图召的地位，在呼和浩特开始建造锡埒图召第一座属庙巧尔气召（位于今呼和浩特旧城五十家街），这座属庙在锡埒图召历史上产生过重要作用，并曾与主庙锡埒图召发生过重大宗教纠纷，经朝廷裁决始得宁息，我们将在下文中加以叙述。

3.三世活佛阿旺罗卜桑丹津坚赞（ngag dbang blo bzang bstan vdzin rgyal m tshan）

锡埒图三世从阿木多德伦寺转世，顺治十六年（1659年）锡埒图召众僧从原寺迎来坐床。

关于锡埒图三世的史料，史籍所记寥寥，故此传暂付阙如，以待后补。

4.四世阿旺罗桑拉布坦（ngag dbang blo bzang rab bstan）

锡埒图四世是锡埒图召历史上、内蒙古藏传佛教史上乃至清代历史上一位重要人物，他参加了康熙征噶尔丹战争，率众保卫了呼和浩特城，受到康熙皇帝的特殊嘉奖。

锡埒图四世和三世一样，出生在阿木多德伦寺中。康熙十三年（1674年）锡埒图召通过清廷理藩院呈奏皇帝，要求清廷正式册封阿旺罗桑拉布坦为锡埒图召四世呼图克图，康熙皇帝准奏，并接见了阿旺罗桑拉布坦，确立了锡埒图四世在内蒙古的显赫地位。

锡埒图四世在反噶尔丹战争中为清朝立过功。

噶尔丹（1644—1697）是我国西北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首领，号博硕克图汗，早年赴西藏依五世达赖喇嘛为僧。康熙十年（1671年）自西藏返回准噶尔部，很快取得了统治地位。1689年，噶尔丹率军反抗清朝途经内蒙古，兵锋直逼京师，北京实行戒严。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二月噶尔丹军队到达离北京350多公里的乌兰布通（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南），康熙皇帝命和硕裕亲王率大军剿击噶尔丹，会战于乌兰布通，噶尔丹惨败，史称乌兰布通之役。

乌兰布通之役后，康熙亲自下圣旨令锡埒图四世到西藏。1691年10月24日，锡埒图四世奉钦命与使臣札萨克喇嘛朋斯克一同赴西藏，以加强清中央政府与藏传佛教的联系。

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噶尔丹率重兵大举进犯内外蒙古，呼和浩特处于危急状态。在这种情况下，锡埒图四世奉旨从西藏回呼和浩特，发动六座召庙的喇嘛和蒙汉人民一起加筑呼和浩特外城，使呼和浩特防卫力量大大加强，兵临城下的部队不得不停止进犯，举兵北向外蒙古。

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康熙亲自率兵，追击噶尔丹到外蒙古昭莫多之地，噶尔丹兵败势衰，部众离散。不久噶尔丹卒于科布多之地。

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康熙击败噶尔丹，凯旋呼和浩特，驻跸小召和锡埒图召。锡埒图四世为康熙举行了“黄图永固，圣寿无疆”的盛大诵经法会。康熙非常高兴，为锡埒图召赐名“延寿寺”，并将此赐名以满、蒙、藏、汉四种文字刻成匾额，悬于寺门。康熙为嘉奖表彰锡埒图召四世，又亲赐四世数珠、经典、佛尊。

这一年，康熙为纪念征噶尔丹之战的胜利，命锡埒图四世刻碑留念。

为管理呼和浩特众多的召庙，清政府设喇嘛印务处，置掌印札萨克达喇嘛。第一任掌印札萨克达喇嘛是朋斯克召的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驻在大召。公元1698年，伊拉古克三叛清，康熙改派小召的内齐托因呼图克图二世为呼和浩特掌印札萨克达喇嘛，小召的地位遂凌驾于大召之上。公元1703年，托因二世圆寂，锡埒图四世继任掌印札萨克达喇嘛。自此，呼和浩特掌印札萨克达喇嘛一职，几乎成为历代锡埒图喇嘛的世袭职务，宗教权力中心从小召转移到锡埒图召。锡埒图召也逐渐成为了呼和浩特最有名和最大的寺院。只是在锡埒图呼图克图七、八两世早亡，召内没有合适的人选时，清政府才委任巧尔气呼图克图为呼和浩特掌印札萨克达喇嘛，并为巧尔气召命汉名为“延禧寺”，授予它与锡埒图召相同的权力。巧尔气呼图克图圆寂后，清政府便将巧尔气召重新划归为锡埒图召的下院。公元1818年，清政府又委任锡埒图九世为呼和浩特掌印札萨克达喇嘛。不过此时，清政府停止了掌印札萨克达喇嘛直接向北京上奏的权力，改为先呈报绥远城将军，然后转咨理藩院。呼和浩特僧侣封建主的实权开始削弱。

同时，康熙还根据阿勒坦汗时代的惯例，让土默特左右两翼每月派十名官兵到印务处轮流值班。

关于呼和浩特掌印札萨克达喇嘛的任命，康熙采取了特别慎重的态度。1708年他亲自下谕旨说：“管理呼和浩特的喇嘛事关重大，其掌印扎萨克达喇嘛，由内外大喇嘛中选择任命。”（《呼和浩特掌印札萨克达喇嘛印务处档案》）根据这一命令，任命呼和浩特掌印札萨克达喇嘛时，首先由理藩院负责从北京、沈阳、热河、多伦等地活佛中提出正式人选1名及候补人选2～4名，然后由皇帝根据情况具体选择。这样，皇帝不仅完全控制了呼和浩特各大寺院的活佛，而且可以利用他们来为清朝的政治服务了。

在康熙立碑纪功之前，呼和浩特掌印札萨克达喇嘛一直由小召的托因二世活佛兼任。这一年，托因二世圆寂，又加之托因二世久住东部蒙古，其影响不及锡埒图活佛对呼和浩特深，更主要的是康熙看到锡埒图召四世在对噶尔丹战争中的特殊功绩，非常器重他，便决定由锡埒图四世任呼和浩特掌印札萨克达喇嘛。康熙的这一重要任命，一下子把锡埒图召推向内蒙古藏传佛教中心的位置。由于皇帝的器重，此后，呼和浩特的藏传佛教最高权力一直掌握在锡埒图召诸世活佛手中，使锡埒图召几百年来一直处于受钦命得钦崇的崇高地位。

在锡埒图召四世被任命为呼和浩特掌印札萨克达喇嘛之后，他做了三件大事。

第一，整修和扩建锡埒图召。扩建后的锡埒图召为三层，最前面是可容纳1000名喇嘛举行诵经法会的大都纲（庙堂）；其后是40米见方分上下两层的主庙，主庙外壁皆有精美装饰；最后面是约47米长的天堂楼房；都纲两旁又各修三座小庙，后楼两旁亦各修两座小庙。这样锡埒图召便成了一座布局宏伟、井然有序的大佛寺了。

第二，与归化城将军费扬古共同努力，把呼和浩特所有召庙的人丁编为旗佐，以补充边防兵力之不足。这种宗教武装力量的建立，在藏传佛教发展史上有重大意义。

据史家考证，当时呼和浩特各召庙喇嘛属下有人丁（黑徒）3580余口，除去附丁、老病丁口外，按土默特旗例共编为13佐领，每佐领约计200人，并增设参领、骁骑校等武官。

第三，在呼和浩特北山修建锡埒图召第二座属庙“广寿寺”。

广寿寺在呼和浩特西北乌素图山之阳。其地依山傍水，占地高爽，登高远望，丰州滩全部形胜尽收眼底。该地山清水秀，风景优美，农民除致力稼穑以外，还在山脚遍植枣李，春则百花争妍，夏则桑麻竞秀，秋则硕果满枝，冬则雪峰垂天，是一处著名的风景区。呼和浩特城郊八景之一的“红杏遮村”，即在于此。

锡埒图四世在此风景佳绝之地建成锡埒图召第二属庙，康熙亲自赐名“广寿寺”并赏悬满蒙两种文字之匾额。

在广寿寺附近，早先曾建有庆缘、长寿、法禧三大名刹，因三寺攒聚一处，外人不知它们各有专名，故而统统以村名乌素图名之，连同广寿寺一起，称之为乌素图召（见下文）。故而锡埒图召的属庙广寿寺，也被世人称为乌素图召。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锡埒图四世圆寂，他的“呼必勒罕”（转世者）于第二年从内蒙古乌拉特中旗迎回锡埒图召，是为锡埒图五世。

5.五世活佛（资料未显示其名字）

锡埒图四世的呼必勒罕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在乌拉特中旗寻认，是该旗贵族察罕台吉之子，是年迎回锡埒图召坐床。

雍正五年（1727年），皇帝委托理藩院向锡埒图召降旨：“察锡埒图呼图克图甚为聪敏，又系我地方之大喇嘛也。按例，应进藏习经，出达赖、班禅之门。然此时西藏宫中有高深学识者班禅已圆寂，达赖喇嘛年幼，经师尚无。今使锡埒图呼图克图北来，于北京城外，寻找长于经学之喇嘛教习之。”

锡埒图五世奉旨到北京学经。这是锡埒图召第一个在内蒙古出生的活佛，也是第一个到北京深造的活佛。

锡埒图五世学毕归来，继承锡埒图四世的遗志，着手把锡埒图召建成与青海塔尔寺同等重要的大寺院。为了求得皇帝的支持，他经常为雍正皇帝举行诵经法会。

锡埒图五世是一位聪慧的学者，他把汉文《圣勇金刚经》译成蒙文和藏文，并在锡埒图召设立“菩提道院”（佛学研究院），亲自督导喇嘛钻研经典。

雍正十年（1732年），清廷与厄鲁特蒙古的准噶尔部议和。自康熙以来的对西部边区用兵至此告一段落，锡埒图五世于是年冬十二月十六为雍正皇帝举行庆功法会，以普度众生为名，向皇帝上贡骏马40匹，经理藩院奏请进上，深得雍正恩赏。

雍正十一年（1733年），锡埒图五世被清廷正式委任为呼和浩特掌印札萨克达喇嘛，开始总理呼和浩特教务。乾隆十五年（1750年）锡埒图五世圆寂。锡埒图五世的转世降生在外蒙古。

6.锡埒图六世活佛（资料未显示其名字）(www.chuimin.cn)

锡埒图六世是喀尔喀额附亲王策楞之子。乾隆十六年（1751年）锡埒图召将五世之事奏告清廷，乾隆降旨云：“使视图会聚。”于是锡埒图召派员到外蒙迎回锡埒图召坐床。

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冬，锡埒图六世进京觐见乾隆皇帝，受赏赐。

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三月二十六日，锡埒图六世被乾隆任命为呼和浩特掌印札萨克达喇嘛，并于是年进京向乾隆请安谢恩。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锡埒图六世在阴山之北麓西拉木伦建立了锡埒图第三座属庙，呈请乾隆赐名，皇帝赐名“普会寺”(见下文)，并赏悬满、蒙、汉、藏四体匾文。普会寺即今旅游胜地召和的阴山古刹。这座属庙的建成为主庙锡埒图召带来了大批财产，也为锡埒图召扩大了影响。

从锡埒图六世起，锡埒图召已成为凌驾于大召、小召之上的呼和浩特最大的寺院，也是全国有名的寺院了。

此后，锡埒图召香火日盛，处于鼎盛时期。锡埒图六世于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三十六年（1771年）、四十三年（1778年）连续三次进京叩见乾隆皇帝，深受皇帝恩宠，并赐赏貂皮坐褥。

乾隆五十年（1785年），锡埒图六世圆寂。

7.锡埒图七世活佛（资料未显示其名字）

七世是喀尔喀策等那木吉勒·答尔罕贝勒旗台吉札米延之子，由呼和浩特掌印札萨克达喇嘛印务处呈报理藩院代奏乾隆皇帝，遵皇帝圣旨，于乾隆五十年（1785年）迎至锡埒图召坐床。

8.锡埒图八世活佛（资料未显示其名字）

锡埒图八世是青海安多地方鲁汤寺属民道尔吉色楞之子。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出生，4岁时由锡埒图喇嘛到西藏以占卜形式认定。经印务处呈报理藩院，请示能否坐床。不幸的是锡埒图八世仅5岁即去世，未能到锡埒图召坐床。

因锡埒图七世、八世均幼年早夭，未被委任为掌印札萨克达喇嘛，这个职位由锡埒图召的属庙巧尔齐召的活佛接任。

锡埒图召的喇嘛们看到七、八两世活佛均早夭不寿，于是在经堂前东侧修建白塔供奉，以祈求活佛长寿。塔为藏式建筑，上雕梵文经咒，上置镏金铜顶。这座精美的白塔，现仍保存于召中。

锡埒图召八世的呼必勒罕在阿木多吹巴展寺附近寻识。

9.锡埒图九世活佛（资料未显示其名字）

以往锡埒图召的活佛转世，都是由前世活佛与西藏的达赖、班禅秘密商定，然后由呼和浩特掌印札萨克达喇嘛印务处呈报清廷理藩院再呈皇帝批准的。从乾隆皇帝开始，这种由宗教领袖确认的方式受到朝廷的批评。乾隆决定改革蒙古呼必勒罕的指认制度，创立金瓶掣签(gser bum skrung pa)法转世制度。

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三世哲布尊丹巴圆寂，年仅16岁。喀尔喀人盼望新呼毕勒罕转世于喀尔喀的呼声又起。当时土谢图汗福晋有孕，众人都指其胎为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化身，但弥月竟生一女，一时传为笑柄。乾隆以此为借口，认为原来的呼毕勒罕指认制度积弊甚深，必须改革，他指出：“其呼图克图之相袭，乃以僧家无子……故必觅一聪慧有福相者，俾为呼毕勒罕。”但是，呼毕勒罕的指认，是由拉穆吹忠作法降神，俟神附于其体，指明呼毕勒罕所在，而拉穆吹忠并不能认真降神，往往受人所求，任意妄指。“现在之达赖喇嘛与班禅额尔德尼之呼毕勒罕及喀尔喀四部落供奉之哲布尊丹巴呼土克图皆以兄弟叔侄姻娅遞相传系，似此掌教之大喇嘛呼毕勒罕，皆出一家亲族，几与封爵世职无疑。即蒙古内外各扎萨克供奉之大呼毕勒罕，近亦有各就王公家子族内转世化身者……以致物议沸腾，不能诚心皈信。”（据乾隆《喇嘛说》）针对这一时弊，乾隆创金本巴瓶掣签法，禁止吹忠降神，而由清廷制作金瓶两个，一个置于西藏的大昭寺内，用以决定达赖、班禅及蒙古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呼毕勒罕。掣签时，班禅、达赖及驻藏大臣等均到现场监督，将所生年月相仿的数人的名字，用满汉藏三种文字各书写于一签上，贮于金本巴瓶内，诵经后，于大众前掣出一签定为呼毕勒罕。一个置于北京的雍和宫，系决定各札萨克蒙古所有呼图克图的呼毕勒罕，由理藩院大臣和北京的章嘉呼图克图会同掣签以定。

九世活佛为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出生于青海安多地方吹巴宗寺附近的阿里克家族松藏之子。

嘉庆六年（1801年），锡埒图召八世的呼毕勒罕在西藏由班禅、达赖及驻藏大臣用金瓶掣签方式认定。

嘉庆九年（1804年），锡埒图召迎八世的呼毕勒罕回锡埒图召坐床，是为九世。当年冬季九世进京觐见，1809年与1816年两次进京入洞礼年班。18年间锡埒图九世一直在西藏学经，受到严格的佛学教育。

锡埒图九世坐床后，于1818年冬被嘉庆皇帝委任为呼和浩特掌印札萨克达喇嘛。

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九世依例赴京朝见嘉庆皇帝，并进贡佛尊、哈达、马匹等物。

此后连续11年，锡埒图九世进京朝觐皇帝，受到政府的重视。

在嘉庆末年，锡埒图九世为收复属庙巧尔气召打了一场官司，最终胜诉，取得了对巧尔气召的制辖权。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锡埒图七世、八世两代活佛，因夭早逝，锡埒图召没有堪任呼和浩特掌印札萨克达喇嘛的人选，清政府于嘉庆六年（1801年）委任巧尔气召活佛为呼和浩特掌印札萨克达喇嘛，并为巧尔气召命汉名为“延禧寺”，给予它和锡埒图相等的有为清廷举行“祈祷国运”大法会的权利。当时呼和浩特召庙的宗教中心颇有自锡埒图召转入巧尔气召的趋势。巧尔气召原本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寺庙，它是由锡埒图活佛弟子达尔罕·绰尔吉于顺治十年（1653年）化缘自建的一座小庙，最初没有高级喇嘛和活佛，宗教法会由锡埒图召喇嘛前往诵经，后来巧尔气召受清廷重视，开始执掌宗教领导权。

嘉庆末年，巧尔气活佛圆寂，开始寻认转世的呼必勒罕。锡埒图九世此时已执掌喇嘛印务处大权，他认为巧尔气活佛并是锡埒图召的喇嘛，巧尔气召是锡埒图召的下院，居然自立活佛并实行转世制度，二召分立，有违教规。巧尔气召也提出反诉讼，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官司一直打到北京。清政府派蒙古大学士松筠裁决此案诉讼期间，锡埒图召九世奔走京师与呼和浩特之间，多次向理藩院和皇帝提出自己的看法，受到皇帝的倚重。最后，蒙古大学士亲自来呼和浩特特裁决如下：

巧尔气召活佛仍应是锡埒图召的喇嘛，在宗教事务上接受锡埒图召领导，确认巧尔气召是锡埒图召的属庙，锡埒图召得参与管理巧尔气召事务；但锡埒图召和巧尔气召的呼拉尔（宗教会议）可分别举行，给予巧尔气召相应的自治权和独立性。

这次宗教纠纷以锡埒图九世胜诉而告终。

清政府于1818年委任锡埒图九世为呼和浩特掌印札萨克达喇嘛之后，规定以后掌印札萨克大喇嘛不能直接向清廷呈报事务，而应先呈绥远城将军，然后转呈理藩院上奏。

嘉庆末年，青海少数民族掀起反清斗争，战争波及黄河南岸蒙古地区，锡埒图九世召集属下喇嘛率领黑徒巡防于呼和浩特及土默特境内。九世自此每年赴京为清朝皇帝举行诵经法会。

咸丰九年（1859年），锡埒图九世重修锡埒图召，增高殿基数尺，使这座名寺更为富丽巍峨。

光绪十三年（1887年），一场烈火把锡埒图召的殿堂、庙仓全部烧毁，锡埒图召几乎成了一片废墟。锡埒图九世竭尽全力修复召庙，仅用三年的时间，于光绪十五年（1889年）便修复了锡埒图召。九世这次修召，动用了大量的财力物力，耗费了巨大的心血。

1892年，俄国外交部奉沙皇之命，派遣一位叫阿·马·波兹德涅耶夫的蒙古学者、史地专家来呼和浩特考察，他在日记中写道：

“锡埒图召现在无论是从召内喇嘛的数量，还是从召内建筑物的数量来说，它都无可争辩的是呼和浩特所有召庙中最大的一座。这座召最初建于何时，好像被人遗忘了。人们只知道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锡埒图呼图克图修复了这里的一座旧庙，并奏请皇帝赐给它一个名字叫延寿寺。锡埒图召在呼和浩特城的南面，几乎同大召相邻——在它的东面最多一百步远。现在第九世活佛就住在这里。锡埒图召有1000名牧奴。

很早以前，锡埒图召和在它之前建立起来的巴噶召（小召）一样，受到清朝皇帝的恩宠，院内也有康熙皇帝在位时立的碑。这两块石碑和小召内的石碑是同一个时期，即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建立的。这两块石碑和那两块石碑的形状完全一样，碑上也刻着汉满蒙藏四种文字，甚至这些碑文的内容，除对召的建造者和召名作了相应的更改之外，也都相同。当然，康熙皇帝赐给小召的珍贵物品在这里没有提到。

现在，锡埒图召装饰得金碧辉煌。但是，我再听喇嘛们追述往事时，不由得想起了法木索夫的一句话：大火燃烧，使它格外美丽。

据说1887年以前，锡埒图召同其他召没有什么区别，可是那一年发生了一场火灾，使喇嘛的住房和庙仓、大殿全部房屋都化为灰烬，召庙受到了严重破坏。因此，两年后，这座召和它的正殿都重新修整。

锡埒图是用一种像深绿色方形瓷砖那样的琉璃砌成的，两边墙上的圆框内有一条黄色琉璃瓦的盘龙，召门两边也是用这种瓦砌成了方框，一边框内嵌的是‘六道轮回图’，一边框里嵌的是‘无量寿佛之坛图’。召内很宽敞，然而却没有任何特殊的地方。

锡埒图召共有200名喇嘛，其中属于定额之内的有40人。为首的管理者是两名札萨克喇嘛和两名达喇嘛。锡埒图召也有一座自己供奉守护神的‘藏康庙’。

锡埒图召的牧奴，正如上面已说到的，有1000人，属于各个不同民族。当然，他们大都是土默特人，也有一些是蒙古族其他部系的人，甚至还有唐古特、藏族等其他民族的人。锡埒图活佛有自己的土地供这些牧奴造屋居住。这些土地由武川城向北伸展出去，南与呼和浩特城郊耕地毗连，西与达茂明安旗相连，北与喀尔喀罕贝勒旗相连，东与四子王旗的土地相连。由于划给锡埒图活佛的牧奴们的游牧区很小，因此他们都不在这里居住，而仍旧居住在他们世代居住的地方。只有其中蒙古人、喀尔喀人、唐古特人、西藏人等才在这划定的地区范围内游牧。所有这些不同支系和民族的人现在已彼此混杂在一起。据这里的喇嘛们说，从他们的面貌看来，简直无法区别谁是蒙古人、谁是西藏人。他们说话也毫无区别，全用蒙语。

锡埒图活佛的土地中，在靠近武川的地方，有一小块地方一直住着从喀尔喀来的移民——确切地说，是从库伦地区来的人。事情是这样的：这个地区的一位王子的祖先在雍正时期（1723—1735）娶了皇帝的女儿为妻，据说这位公主不能忍受库伦的气候，就搬到呼和浩特北这块地方居住，她在这里度过了自己的一生。

由于锡埒图是呼和浩特周围其他许多喇嘛的本源，它在历史上是十分突出的。”（《蒙古及蒙古人》第二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0.锡埒图十世活佛久美尼玛（vjigsmed nyima）

出生于西宁吹斯地方。光绪十年（1884年），经过金瓶掣签认定。1889年坐床。1899年进京朝觐，入洞礼年班诵经。

1941年十世赴西藏学经深造，是年圆寂于西藏。

11.锡埒图十一世活佛扎木苏（Rgyam tsho，1943—）

十世的呼必勒罕于1943年2月11日降生于青海贵南县尖扎乡，被寻识后即为锡埒图十一世。他的经历，较之前世诸活佛，有其不可比拟的独特性。

锡埒图十世于民国三十年（1941年）圆寂于西藏。他没有为他的呼毕勒罕（转世者）的寻访留下书面遗嘱。锡埒图召的喇嘛们决定按十世生前的意旨，到他的故乡青海去寻访他的转世者。

锡埒图十世的家乡贵南县过马营乡尖札村是青海著名的宗教之乡。在这里，产生过两位著名活佛：一是青海名刹德千寺的赛赤（gser-khri）^[4]七世；另一个是内蒙古呼和浩特锡埒图十世。锡埒图十世和赛赤七世是同村族人。赛赤七世是清代乾隆时期驻京八大呼图克图（活佛）之一，是宗喀巴在青海的代表，是西藏甘丹寺的法台。这位活佛在中国佛教界有崇高地位，并且与政界有密切联系。

1943年2月11日早晨，在尖札村一个贫苦牧民家中，诞生了一个婴儿。父母给这个婴儿取乳名为强巴（vjam-dpal）。他就是锡埒图十一世。德千寺的住持赛赤活佛七世是锡埒图十一世的父亲的表侄。

1943年2月，锡埒图召代表团来到尖札县，要在这里寻认十世的转世灵童。锡埒图召请来赛赤活佛和青海另外两名活佛，共同主持了锡埒图十一世的确认工作。

小强巴6岁的时候，他的表兄赛赤七世把他送到青海名刹噶卡庙学习藏文和藏语。第二年，赛赤七世得知表弟在噶卡庙受的教育极不正常，于是他亲自赴噶卡庙视察，把强巴带到了德千寺继续学佛。

德千寺是赛赤七世的寺庙，是一所著名的大佛寺，庙中有喇嘛500余人。小活佛这次的经师叫丹增拉仁巴，是一位慈祥的佛门弟子、著名的佛学学者。他主要教小活佛藏文书法和写作，并开始讲授佛教哲学。小活佛在德千寺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他在这里打下了藏文基础，藏文书法与写作都学得很好，并且开始慢慢领会精深的佛教哲学。

强巴10岁时，赛赤七世把他正式送到青海塔尔寺学习并在这里受戒。在塔尔寺，强巴接受著名佛学家苏德那木札木苏喇嘛的教育。

苏德那木札木苏经师是蒙古人，原籍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他是当时国内藏传佛教界最有学问、最受尊重的学者之一，曾经当过16位活佛的经师。

在塔尔寺，苏德那木札木苏经师给予强巴良好的佛学教育。小活佛在名师的指点下继续深造，开始大量阅读、唪诵各类佛教经典，他的学问日进，造诣渐深。札木苏经师为了培养一位真正的活佛，给小强巴详尽地讲解了藏传佛教的戒律，告诉他日后一定要严格遵守这些戒律。

1956年，锡埒图十一世在塔尔寺举行了庄严的受戒仪式，接着举行取法名的仪式。班禅额尔德尼亲切接见了锡埒图十一世，欣然赐十一世法名为“吉密喜饶嘉措”（藏名，vjigs-med-shes-rab-rgya-mtsho,意即“智慧之海”），蒙名为吉格木德希日布札木苏。当时班禅额尔德尼年方16岁，与锡埒图十一世同为翩翩少年。两位活佛在塔尔寺结下的同窗之谊，一直鼓舞着锡埒图十一世为藏传佛教事业尽心工作。班禅大师在世时，锡埒图十一世始终与他保持着良好的友谊。

1956年，锡埒图十一世14岁。是年，他结束在塔尔寺的学习。是年冬，十一世在锡埒图召代表团的护送下由塔尔寺乘汽车至西宁，又由西宁乘火车至兰州，再到北京，北京雍和宫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参拜和欢迎仪式。锡埒图十一世在北京稍事休息，便启程至呼和浩特。在呼和浩特火车站，内蒙古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李森以及自治区党政领导、呼和浩特市党政领导、呼和浩特各寺庙代表及群众为锡埒图十一世举行了盛大欢迎仪式。随后，锡埒图十一世被迎至锡埒图召大殿，举行了隆重的活佛坐床仪式。

1957年，十一世被选为内蒙古佛教协会第一任常务理事。由于当时活佛只通藏语、藏文，为此，他要求进学校专门补习蒙、汉语。当年9月他被送到内蒙古师范学院附属小学学习蒙文和汉文。1961年结束学业，回锡埒图召坐床，同年被任命为内蒙古佛教协会驻寺常委。1973年至1974年上半年，在内蒙古师范学院参加《蒙古语解释词典》的编纂工作，负责藏、蒙语条目的释词。1974年下半年到内蒙古中蒙医研究院正式进修蒙医，后来获得医师职称。从此以后至1980年，一直从事医生工作，他潜心医术，治愈了很多患者。1982年，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佛教协会成立30周年大会上十一世被选为全国佛教协会理事，1985年被选为呼和浩特市政协常委，后被任命为市政协副主席。

三、现树立于锡埒图召正殿前面的两个碑铭

延寿寺碑文

此碑文为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清圣祖玄烨所撰。延寿寺，坐落于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蒙语称为锡埒图召。原为明代修建的喇嘛庙，清代锡埒图呼图克图加以修葺。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康熙率兵追击噶尔丹，曾驻跸于此，恰值四世锡埒图呼图克图重修此庙竣工，奏请寺额，康熙赐名“延寿寺”。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赐御制碑文立于庙中，原碑用汉、满、蒙、藏四体文字篆刻，主要记述了康熙三次亲征噶尔丹的情况。

碑文为：

朕惟归化城为古丰州，山环水互，夙称胜境。城南旧有佛刹，喇嘛席勒图葺而新之，奏请寺额，因赐名“延寿寺”。丙子冬，朕以征厄鲁特师次归化城，曾临幸兹寺，见其殿宇宏丽，法像庄严，悬设宝幡，并以经典念珠赐喇嘛席勒图，令焚修勿懈。夫朕亲有事于塞外，非无故也：往者，厄鲁特与喀尔喀交恶相攻，朕悯念生灵涂炭，遣使谕解，而噶尔丹追击喀尔喀竟入我乌珠穆秦。爰命和硕裕亲王声讨，大败贼于乌兰布通。时噶尔丹盟誓佛前，永不入犯，乃班师而返。后噶尔丹蔑弃盟言，复掠纳木查尔拖音于克鲁伦之地。丙子春，朕亲统大师，由中路进剿，至克鲁伦河。贼望见军容，宵遁。适朕所期会西路官兵遇于昭木多，大败之，俘斩无算。丹木巴、哈什哈等率众归。噶尔丹跳身走。是冬，朕复驻师鄂尔多斯，剿抚并用，厄鲁特人众络绎归命，而噶尔丹仍未降顺。丁丑，率师驻狼居胥山麓，官兵分道并进。噶尔丹计穷自毙，子女就获，余军悉平。方今中外恬熙，边境生灵咸得宴然安堵。喇嘛席勒图请建碑垂示永久，因书此勒石，俾后之观者知朕不惮寒暑，三临绝塞，为民除残之意。

时康熙四十二年岁次癸未月

崇福寺碑文

此碑文为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清圣祖玄烨所撰。其历史背景，与延寿寺同，碑文主要内容也与延寿寺碑文一样，只是寺名与住持喇嘛名字不同。原碑亦用汉、满、蒙、藏四体文字篆刻。崇福寺与延寿寺同坐落于呼和浩特市。民国时期小召因多年未进行修葺，已破烂不堪。因此庙内原有碑刻搬到锡埒图召内，同时康熙亲征噶尔丹时所穿用的盔甲、弓箭等也搬到别处。

碑文为：

朕惟归化城为古丰州地，山环水互，夙称胜境。城南旧有佛刹，喇嘛拖音葺而新之，奏请寺额，赐名“崇福寺”。丙子冬，朕以征厄鲁特噶尔丹，师次归化城，于寺前驻跸，见其殿宇宏丽，法像庄严，命悬设宝幡，并以朕所御甲胄弓矢囊鞬留寺中。夫朕之亲有事于塞外，非无故也：往者，厄鲁特与喀尔喀交恶相攻，朕悯念生灵涂炭，遣使谕解，而噶尔丹追击喀尔喀，竟入掠我乌珠穆秦。爰命和硕裕亲王声讨，大败贼于乌兰布通。时噶尔丹盟誓佛前，永不入犯，乃班师而返。后噶尔丹蔑弃前言，复掠纳木查尔拖音于克鲁伦之地。丙子春，朕亲统六师，由中路进剿，至克鲁伦河。贼众望见军容，宵遁。适朕所期会两路官兵，遇于昭木多，大败之，俘斩无算。丹木巴、哈什哈等率众来归。噶尔丹跳身走。是冬，朕复驻师鄂尔多斯，剿抚并用，厄鲁特人络绎归命，而噶尔丹仍未向顺。丁丑，率师驻狼居胥山麓，官兵分道并进。噶尔丹计穷自毙，子女就获，余党悉平。方今中外恬熙，边境生灵咸得晏然安堵。喇嘛拖音请建碑垂示永久，因书此勒石，俾后之观者，知朕不惮寒暑，三临绝塞，为民除残之意。

时康熙四十二年岁次癸未月

四、锡埒图召第一世活佛的亲弟子——蒙古“黄金家族”出身的四世达赖喇嘛

活佛转世制度是藏传佛教的一种高僧法位继承制度，创始于13世纪噶玛噶举派，到了16世纪中叶被格鲁派所采用。1546年索南嘉措被格鲁派的哲蚌寺认定为该寺寺主根敦嘉措的转世，迎入寺中奉为活佛，这是格鲁派主要基地哲蚌寺正式采用活佛转世制度的开始。1578年，索南嘉措应邀赴青海，与蒙古土默特部的阿勒坦汗会面，彼此互赠僧号。阿勒坦汗尊索南嘉措为“达赖喇嘛”，于是出现了达赖喇嘛的称号，索南嘉措推算为第三世达赖喇嘛，追认前哲蚌寺寺主根敦嘉措为第二世、根敦珠巴为第一世。该转世系统至今已历十四世。在这十四世中，经三世达赖精心安排，突然出现了一位蒙古人，他就是阿勒坦汗的曾孙四世达赖云丹嘉措（Yun tan rgya mtsho，1589—1616）。

关于他成为达赖的转世灵童，蒙古人（当然是格鲁派教徒）认为是蒙古人向三世达赖喇嘛请求其“后世无论如何降生到我等之族中”^[5]的结果，果然他的转世诞生在蒙古地方的汗统后裔中。

藏传佛教的活佛转世制度的发展和形成，实际上是把世俗的世袭制度成功而巧妙地向佛教圣职中移植的新的组织形式，也可以说它的形成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宗教领袖人物所采取的一种政治方法。对此，五世达赖喇嘛在记述四世达赖喇嘛诞生在阿勒坦后裔家族中的原因时，直言不讳地承认四世达赖是根据三世达赖的遗嘱认定的。他在《四世达赖喇嘛传》中写道：“作为使佛法在蒙古地方传播开来的缘起，又因誓愿之力，使达赖喇嘛转生于成吉思汗的王族中，掌握政教结合的权力，成为引导有缘众生走上大乘善道的吉祥怙主，这正是达赖喇嘛的不可改易的金刚遗言。”由此可见，据蒙古人的传闻和五世达赖的论述，三世达赖喇嘛生前对自己的转生作了绝妙的安排。当然，三世达赖的这种安排，不仅仅是单纯的活佛转世，而且有其更深刻的政治含义在其中。对此，五世达赖在上述著作中又有精辟论述，他说：“像雪域西藏这样的地方，最初也难以仅用佛法进行教化，必须依靠政治的方法，这在蒙古也是同样，因此达赖喇嘛在蒙古王族中降生。”五世达赖继续写道：“早在前辈达赖喇嘛的时期，蒙古人对宗喀巴大师的教法产生了笃诚的信仰，在与佛法结下善缘的基础上，他们说过后一世达赖喇嘛将在我们蒙古人中诞生的话。他们对于世间的政治感到淡漠，而对佛法则愈加崇信。”^[6]

汉地学者肖大亨（1532—1612）通晓蒙古语，他从蒙古人那里听到了更有趣的传闻。他写道：“曩俺答在时，往西迎佛，得达赖喇嘛归，事之甚谨。达赖每指今松木台吉所居曰：此地数年后有佛出焉。后达赖喇嘛卒不一年，至万历十六年，松木儿之妻孕矣。”（肖大亨：《北虏风俗·崇佛》，国学文库本，第二十九册）。三世达赖喇嘛生前已经安排好了自己的转世将在何处，何人之家。果然四世达赖于己丑年（1589年）正月初一诞生在蒙古黄金家族的直系后裔阿勒坦汗的家族中。蒙藏诸书均未记载四世达赖的本名，只记其法名“云丹嘉措”。他父亲的名字，在蒙文文献有几种不同写法，但这几种写法，均指四世达赖喇嘛的亲生父亲即松木尔·彻辰·楚库尔^[7]无疑。汉籍大都作“松木儿台吉”，他是阿勒坦汗的长子辛克都隆的第五子，其住地在“宣府下西路正北边外擦哈揉儿住牧，离边约二百余里，新平互市”^[8]。据学者们考证，“边外擦哈揉儿”之地应当在今内蒙古商都县察汗诺尔地区。四世达赖生母的名字，蒙藏文献也有不同写法，然而除了《阿勒坦汗传》外，其他蒙文书籍Birigan jula，Bayigan jula等似乎与藏文《四世达赖喇嘛传》中的pa-hancu-la相似。值得注意的是，蒙文《黄金史》还给我们指出了四世达赖生母是“哈萨尔（成吉思汗之弟）后裔达云·卫征诺颜（dayun uijeng noyan）之女”^[9]。

四世达赖出生后，根据土默特人的舆论以及蒙古人无可争辩的认可，当时在土默特的三世达赖喇嘛的管家楚臣嘉措（tshul khrims rgya mtsho）等也认为他是三世达赖的转世灵童。于是由楚臣嘉措负责，专门派人给拉萨方面送去书信，叙述灵童诞生时的许多令人惊异的征兆、奇特灵异情状和当地人的奇妙议论等，并请求西藏方面派人来查访。当时，西藏方面在止贡地方也正在进行寻找灵童的工作。根据楚臣嘉措等人的来信情况，立即放弃了在西藏的查访工作。

水龙年（1592年）八月，四世达赖3岁时在众多蒙藏僧人、蒙古领主和他父亲的亲自陪同下从其住地启程，路经白塔等地来到呼和浩特。四世达赖到呼和浩特的这一年，西藏派出三世达赖索南嘉措的大管家——被明朝封为国师亦以“囊左僧格”（狮子管家）著称的巴丹嘉措（phyang mdzad dpalldan rgyamtsho）及帕木竹巴（phag mo gru pa）政权首领的代表等人，率领甘丹、哲蚌、色拉三大寺的僧众代表，前来四世达赖的家乡核查及迎请。代表们临行前，卸任甘丹赤巴（dgav ldan khri pa）班觉嘉措（dpal vbyor rgya mtsho）说：“我已年迈体弱，不能远途跋涉去蒙古确认灵童。当今之世，在卫藏格鲁派的喇嘛中我年龄最大，应当给夏仲仁波且（指达赖喇嘛灵童）起个名字，就叫遍知一切云丹嘉措贝桑布吧！”^[10]班觉嘉措以卫藏格鲁派喇嘛中最有权威者的身份给灵童起名这件事，实际上表明已经确认了灵童的地位，同时也表明了西藏方面对于这次的转世是怎样的重视。由于蒙古贵族和其父母不愿意让四世达赖远离蒙古，所以他在这里滞留达十年之久。据明人肖大亨的记载，万历二十年（1592年），明朝也将他的前世所被敕封的“多儿只昌”（rdorjevchang，金刚持）这一封号加封于四世达赖云丹嘉措，表明明廷也确认了他的地位，并如同三世达赖一样对待。

公元1602年，四世达赖在西藏迎请团及蒙古骑兵的护送下，终于离开他的家乡——蓝色的土默特草原，前往遥远的雪域西藏。四世达赖从土默特草原启程后途经宁夏、甘肃、青海入藏。当时青海地区是阿勒坦汗从子火落赤诺颜的领地，他是藏传佛教格鲁派在这个地区的一个大施主。四世达赖沿着长城外的道路进入了青海的火落赤牧地。关于火落赤的具体牧地，肖大亨有一段记载，他说：“火落赤台吉，在陕西河州（今甘肃临夏）边外莽、捏川住牧，离边约半月之程。扁渡口互市。万历十七年（1589年）犯洮、河，至今革除贡市矣。见在，子五。”^[11]肖大亨的这段记载大约是1594年左右，也就是四世达赖赴西藏几年前的情况的真实记录。这里提到火落赤住牧地在“边外莽、捏川”，是指藏文文献所载mang ra chu（莽剌川）和rab skong chu（捏工川）。在明代，这两个川地都归临洮府之管辖，莽剌川在今黄河以南海南藏族自治州忙拉（贵南县）一带，捏工川在今黄河以南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隆务）县一带。

根据明人的记载，阿勒坦汗时代，大约从16世纪60年代初开始，火落赤的部落（哆啰土蛮）迁居于甘州边外，万历十四年（1586年）已经住牧于青海南山，到了万历十六年（1588年）时又南迁到黄河以南，占据河州、洮州之间的上述地区，并将捏工川作为他的根据地了。^[12]看来，火落赤以青海地区的莽剌、捏工一带为其根据地大概是实事。

《安多政教史》记载：“四世达赖云丹嘉措诞生在阿勒坦汗家族后裔松木儿台吉家中。^[13]于水兔年（1603年）赴卫藏。为了缩短路程，从邻近内地长城之外行抵青海湖边，其地首领科力齐（藏文为dpon po kho li chi，应译为首领火落赤）以送行礼品准备未周，恳请留住数日，未获俞允，径直前行，他一直赶到扎陵湖与鄂陵湖之间，始行追及云。”^[14]根据《四世达赖喇嘛传》的记载，当时火落赤打算使四世达赖在他的领地居住三年，但是达赖喇嘛只“驻锡两三个月后拔帐启程，向西藏进发”。火落赤发觉这件事后，立即准备送行礼品，一直赶到今青海省马多县黄河河道上的扎陵（skya rengs）湖与鄂陵（sngo rings）湖之间的地方送行，奉献礼品。^[15]

据藏文《安多政教史》等，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火落赤部落在青海的政教势力与四世达赖喇嘛的关系。西宁东科尔（stong vkhor）呼图克图二世永丹嘉措（1557—1587）跟随三世达赖来青海，在恰不恰庙阿勒坦汗的供养处待了几年，与移牧于青海的土默特部加紧联系，更加密切了土默特蒙古人与格鲁派的关系，同时火落赤本人也成为格鲁派的一大施主。自此，历辈东科尔呼图克图在青海地区活动更加活跃。四世达赖喇嘛赴西藏之后，火落赤与历辈东科尔呼图克图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了。

《安多政教史》中关于西宁东科尔（stong vkhor）呼图克图三世嘉瓦嘉措（rgyal ba rgyal mtsho，1588—1639）的传略中说：“从前，达哇坚赞（zla ba rgyal mtshan，第一世东科尔呼图克图，1476—1556）曾说过：在北方将出现一游牧大部落，彼处将成为余之教化者。这个预言实现了。于是嘉瓦嘉措于木马年（甲午，1594年）七岁时，到了青海湖边火落赤部落，受到阿勒坦汗后裔弟兄们的大供养。”^[16]此后，嘉瓦嘉措于兔年（1615年），带领许多蒙古人的朝圣者赴前藏，谒见了四世达赖云丹嘉措，向四世达赖主持的祈愿法会奉献了种类繁多、极为丰盛的财物。这一年，三世东科尔呼图克图应请去卫拉特蒙古传教，他以四世达赖喇嘛代表的身份，劝说当时卫拉特四部联盟盟主的和硕特部领主拜巴噶斯皈依格鲁派。著名的咱雅班迪达·南喀嘉措（1599—1562）就在此时作为拜巴噶斯的义子由他剃度出家。因此，不少学者认为格鲁派是由三世东科尔呼图克图嘉瓦嘉措首先传入卫拉特蒙古的。

据说，在选定安多地区名刹郭隆寺（清朝赐名佑宁寺）建筑地址时，由于“土默特火落赤实力强大”，因此在四世达赖喇嘛的旨谕下秘密聘请了一位有学问的喇嘛前来修建。^[17]后来这个寺发展成青海湟北地区的最大寺院。

以上记载可以看出，火落赤在青海地区的政教势力之逐渐庞大，与四世达赖有很大的关系。

四世达赖于1603年到达拉萨。这位蒙古族出身的达赖喇嘛到达拉萨时受到隆重欢迎的情景由五世达赖在《四世达赖喇嘛传》中给我们留下了如下的记载。他写道：“在即将抵达雪域的中心拉萨大昭寺时，前来迎接的僧俗仪仗马队不可胜数，数以万计的人群漫山遍野，人山人海，令人目不暇接，人们议论说：‘如此眼福莫不是法师的幻术。’大多数人则想起遍知一切索南嘉措贝桑布，不仅伤心得潸然泪下，念诵祷告之词，不绝于口。”四世达赖喇嘛在蒙古时没有受戒，因此到拉萨后在大昭寺觉卧释迦尼佛像前削发出家，受了沙弥戒，“成为一切众生的至高无上的福田”。

1607年，四世达赖赴扎什伦布寺，当时四世班禅罗桑确吉坚赞（blobzang chos kyi rgyal mtshan，1570—1662）任扎什伦布寺第十六任赤巴。四世达赖在那里住了一个时期，向四世班禅求法，深得四世班禅的敬重。1614年四世达赖邀请四世班禅前往哲蚌寺，拜四世班禅为亲教师，“圆满无缺地接受了主要梵行具足戒，从而成为僧众和法幢之顶”。接着四世达赖应哲蚌寺僧众之请，继任了哲蚌寺第十三任赤巴，又应色拉寺僧众之请求，兼任了色拉寺第十五任赤巴。

火龙年（1616年）三月，明朝万历皇帝派来了以喇嘛索南罗追（bsod-nams-blo-gros）为首的许多汉人，赐予四世达赖喇嘛“普持金刚”的封号、印信和僧官制服，向四世达赖喇嘛奉献了礼物，并且转达了明朝皇帝邀请他到汉地的旨意。四世达赖接受了邀请。然而奇怪的是，《明史》等汉籍却没有提到此事，当另考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