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太经合组织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第十五章　投资自由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一、中国与APEC成员投资关系的现状

APEC成员的民间资本对中国大陆的投资，是推动亚太地区与我国经贸关系发展的前导力量。众所周知，中国大陆与中国台湾尚未实现“三通”，两岸政治关系仍有障碍，中国与美国的外交关系也不时受到“最惠国待遇”和“人权”问题的困扰，但在民间资本推动下，中国大陆与中国台湾、中国与美国的经贸关系发展却很迅速。

民间资本力量的推动首先表现为外商在中国大陆直接投资的迅速增长。形成了由港商打头，中国台湾、韩国、新加坡紧跟，美日竞争，英法德不甘落后的民间投资热潮。从1979～1995年间，我国累计批准外商投资项目259264个，协议外资金额3905.88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1348.67亿美元（参见表15-1）。在外商投资中，来自亚太地区的投资约占75%左右，来自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投资达到80%以上。

表15-1　1979～1995年累计在中国投资的前13名国家和地区

续表

注:*为APEC成员。
资料来源: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

从表15-1中可知，迄今为止中国所吸收的外国投资，按数额排序前6名均为APEC成员，后7名中也有3名APEC成员。尤其是APEC的亚洲成员的投资比重占了绝对优势。这与它们自身经济发展阶段中所发生的比较成本优势的动态变化有关。这种投资较明显地带有产业转移的性质。东亚的产业转移，首先是由日本将本国已丧失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四小龙”。80年代后期，“四小龙”货币升值、劳动力成本上升，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也陆续丧失比较优势，便转而向中国大陆和东盟国家转移。这种阶梯式转移，在东亚地区最终建立起了垂直型的国际分工体系，增强了APEC东亚成员相互之间的经济互补性，带动了贸易增长。

APEC东亚成员对中国大陆的直接投资以技术层次不高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其有利的一面是发挥了中国廉价劳动力的潜力和优势，不利的一面是技术层次不高，产品档次低，从长远观点看，对中国国内和国际市场需求潜力的开发后劲都不足，这将使贸易进一步扩大受到限制。但是，这种分工结构毕竟开创了中国工业生产国际化的一条途径，为90年代前几年的贸易发展奠定了生产基础。

从1993年开始，亚太地区大企业和跨国公司到中国投资设厂迅速增多。特别是美国，仅1993年在中国的实际投资即达20.7亿美元，1994年又增加到24.91亿美元，1995年再增至30.83亿美元。亚太地区大企业和跨国公司进入中国，把大陆市场、劳动力和廉价科技人才逐渐纳入自己的生产体系，它们在中国生产的中高技术产品，在中国内销市场和低成本支持下，极其具有竞争力。面对美国等亚太大企业的挑战，日本产业界也加快了对中国的投资。1994年达到20.75亿美元的空前水平，1995年增至31.08亿美元，超过了美国。日本投资增长最快的是汽车零部件行业，并向机电、能源、原材料等行业渗透。美、日及亚太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增长，使东亚的垂直分工结构受到冲击，随着中高技术转移的增加，必将促进水平型国际分工的发展，从而形成中国与APEC成员的多元化分工格局，使生产国际化跃上新的层次。

我国除了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外，还大量利用海外借贷资本，这也是我国利用外资的重要方式。据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截至1995年底我国外债余额为1065.9亿美元，比1994年增加137.8亿美元。其中，中长期外债余额为946.7亿美元，占当年外债余额的88.8%，短期外债余额为119.2亿美元，占外债余额的11.2%。我国外债余额中，政府部门债务占29.2%；金融机构债务占42.6%；国内企业债务占11.0%，外商投资企业债务占15.5%，租赁公司债务占1.7%。可见我国外债的主要债务承担者是金融机构。

我国外债种类中，目前商业性借贷资本占51%，外国政府贷款占20%，国际组织贷款占15%，其余占14%左右。在债务币种中，美元占50%左右，日元占28%左右。从商业性借贷资本来源地来看，80%以上来自中国香港、日本、新加坡、美国和澳大利亚等APEC成员。可见，利用海外商业性借贷资本的主要来源地也在亚太地区。在外国政府贷款中，日本、韩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APEC成员国政府的贷款也占外国政府贷款的50%以上。

在与亚太地区的投资关系中，我国不仅吸收外来资金，而且也向海外投资。据我国官方统计，到1994年年底，我国已批准赴海外投资的企业达4557家，中方总投资额为51.8亿美元。其中，非贸易性企业为1704家，中外双方协议投资总额为37.36亿美元，中方投资17.09亿美元；贸易公司2853家（基本为中方独资企业），中方投资34.77亿美元。

我国的海外企业分布于全世界120个国家和地区，但大部分集中在亚太地区，其中在港澳地区的项目约有2000个，约占1/2，另有2000多家海外企业分布在美国、澳大利亚、泰国、日本、加拿大、马来西亚、新加坡、智利等APEC成员国中。从投资金额看，除港澳地区以外，在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三国的投资额约占我国海外投资额的75%。

以上说明，我国与亚太地区尤其是APEC成员的投资关系十分密切。APEC投资自由化的发展，必定对我国与亚太地区的投资关系及经济增长产生重要影响。

二、中国实行投资自由化的基本情况

我国的投资自由化比APEC中一些发展中国家及地区进展得更快，在投资领域、股权比例、投资区位、贸易平衡、当地购买要求、外汇平衡及汇出等各个主要方面，目前都已基本消除了障碍。

投资领域:一次产业中的农业、林业、牧业已有选择地向外商投资者开放，采矿业也已部分开放；二次产业中的工业部门，特别是制造业已基本开放，而且特别鼓励向高新技术产业部门投资；三次产业中有些部门已开放，有些也有一定程度的开放，如批发零售商业、对外贸易、金融、交通、通讯等等。根据1995年国家发布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投资领域划分为鼓励、允许、限制、禁止四大类。后两类范围很小，而且各国也都有限制、禁止外国投资者进入的领域，如美国在通讯业、航空业、海运业、自然资源与能源、保险业、土地与不动产、银行业、国防业等八个领域都对外国投资者有限制性或排他性的禁止规定。因此，限制和禁止外国投资者进入一些领域与投资自由化并不矛盾。但我国服务业的开放度与APEC发达成员及一些发展中成员相比仍有较大差距。

股权比例:在允许进入的领域，我国法律对外国投资者的股权比例十分宽松，而且允许设立外商独资企业。

投资区位:外商有在全国范围内选择投资区位的自由，而且我国拿出最好的经济区位鼓励外国投资，不要求外商必须到落后地区投资。

贸易平衡:我国鼓励外商投资企业扩大出口，但不要求进出平衡。事实上直至1995年全国外商投资企业的进出口贸易（包括设备、原料进口）仍然是进口大于出口。

当地购买要求:我国法律没有强制性要求外商投资企业在当地购买原材料、零部件的要求。外商投资企业出于自身利益愿意在当地购买是另外一回事。

外汇平衡及汇出:我国曾规定外商投资企业的外汇必须自求平衡，但从1986年设立外汇调剂市场以后，外商投资企业的外汇平衡已不存在问题，这条规定事实上已不发生作用。而且，允许外国雇员的个人所得以及外方投资者的税后利润以外汇形式汇出。

从目前现状看，我国外资政策所体现的投资自由化进展已与一般发展中国家的水平相当，现已开始或即将采取的投资自由化的措施还有以下两方面内容:

1.改善与充实外商投资企业的待遇，使之逐步向国民待遇过渡。

我国的服务收费对国内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实行了内外有别的两种价格，后者比前者高出许多。另外，外商投资企业在金融信贷方面不能享受国内其他企业的融资待遇。我国许多服务收费，过去长期实行政府补贴，这是国家对本国国民的一种福利，外国投资者当然不能享受，但随着市场机制的扩大，相当一部分服务收费价格已变成或接近市场价格，政府补贴已减少。目前，我国正在改善和充实外商投资企业的待遇，缩小服务收费上的差别，并逐步向国民待遇过渡。至于国内融资信贷因仍受信贷计划的控制，信贷资金供给还不能完全市场化，因此外商投资企业尚不易得到国内融资，这只能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逐步解决。

2.提前实现经常项目下的人民币可兑换以及在2010年左右实现资本项目下的人民币可兑换。

1994年在人民币汇率并轨中，取消了外贸企业的外汇留成和外汇上缴任务，实行统一的银行购售汇制度，实现了在经常项目下有管理的人民币可兑换。这是人民币走向可兑换的第一个重大步伐。此后计划5～10年时间内实现经常项目下的自由兑换；完全取消进口货物用汇的审批制度；实现资本项目下有管理的可兑换。

首先，从1996年7月1日起，将外商投资企业外汇买卖纳入银行结售汇体系，取消对其经常项目用汇的限制，外商投资企业可以在外汇指定银行办理结汇和售汇，也可以继续通过外汇调剂中心买卖外汇，较国内企业还多了一个买卖外汇的渠道。

其次，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结汇、售汇及付汇管理规定》中，取消了尚存的经常项目下的汇兑限制，提前达到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第8条款的要求。

1996年年底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下的可兑换。

至于资本项目下的人民币可兑换，尚需较长时间才能实现。

资本项目可兑换是指取消对资本流出、流入的汇兑限制。由于资本流动对一国经济会产生较大的影响和冲击，特别是短期资本的流动性和投机性非常大，如果一国没有完善的市场运行机制，合理的利率机制，严格的规章制度和规范化的操作，过早取消对资本流出、流入的限制，国内经济就容易受到国际市场的冲击，并由此对国内经济产生一系列的负面影响。根据国际经验，世界上不少国家都是先实现本币在经常项目下可兑换，而后再逐步创造条件，实现本币在资本项目下可兑换。显然我国人民币资本项目下可兑换也将走这种渐进式改革的道路。

实现资本项目的可兑换，要求具备一些重要前提条件，如大幅度削减财政赤字，大大降低通货膨胀率；适度的内外债规模；国内利率与国际金融市场利率接轨；提高国内金融体系的竞争力；国内金融机构的资本状况符合一定标准；加强对国内金融体系的监管；建立金融体系开放的政府保障措施；等等。对于我国来说，在5～10年内具备这些条件仍是很艰巨的，有些条件可能还需要更长时间才能创造，因此对2010年人民币可兑换的含义作如下预测:实现经常项目下人民币的自由兑换，实现资本项目下有管理的可兑换，即与贸易有关的资本进出实行可兑换，对长期外国直接投资（包括外商在华投资和我国企业在海外投资）的进出实行可兑换。

三、APEC投资自由化对中国若干行业的影响

随着上述两方面改革内容的大体完成，我国在投资自由化方面的进展就能达到一般发达国家的水平。在一定意义上说，投资自由化对一国经济的影响要大于贸易自由化，因为它不仅可以绕开贸易障碍进入一国市场，从而事实上达到贸易自由化的目的，而且还产生企业控制、技术转让、劳资关系等一系列内外经济交织发生的种种问题，从而对一国经济的影响更加深远。从我国目前情况看，除资本项目可兑换因素以外，投资自由化的各项措施所产生的各方面影响都已显露或开始显露出来。

1.对工业部门若干行业的影响。

由于工业部门是吸收外商投资数量最多，也是最主要的部门，因此其影响也显露得更充分一些。下面选择若干工业部门进行初步分析。

（1）机械工业。根据机械工业部系统统计，到1994年，机械部系统共建立三资企业2862家，吸收外资35.07亿美元，三资企业中主要以中外合资经营为主。吸收外资对机械工业的有利影响是:(www.chuimin.cn)

第一，弥补建设改造资金不足。如果按1995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8.3∶1计算，35亿美元可折合人民币250亿元，此数相当于“七五”、“八五”两个5年计划机械部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

第二，提高了产品的档次和水平。外商投资带来的先进技术填补了我国不少产品的技术空白，使很多产品实现了更新换代。如电梯行业，通过与外资的合营，使我国电梯产品从手工控制一步跨入电脑控制的先进水平。又如照相机过去只能生产低档产品，这些年通过与日本、韩国的合资，产品水平也大大提高，还有如冷冻机、复印机、电梯开关等也都是如此。

第三，扩大了机械产品出口。如江苏省机械厅系统，合资企业的出口额已占全系统出口额的35%以上。

第四，引进了先进管理经验。有生产管理、技术管理的经验，更有质量管理、销售管理、人才管理、财务管理等方面的经验，其中很多都是我们过去不够重视或不很熟悉的。

外商投资造成的问题是:

第一，一些行业投资过度，将导致生产能力过剩，可能会出现重复建设和浪费。如挖掘机，现已有4家合资企业和1家外商独资企业，到2000年，这些厂的年产量就已超过工程机械规划预测的需要量。其他产品如大变压器、叉车、锅炉、高压开关等也有类似问题。

第二，投资者的技术规范，产品标准不统一，为推行专业化增加了新障碍。如工程机械行业现已有12家较大合资企业，合资金额为4亿美元，其中外资占55%左右，涉及的产品有挖掘机、装载机、叉车、凿岩机、柴油机等，合资方来自美、德、日、瑞典、捷、韩6国，大多数是世界著名大公司，在这种局面下如何统一技术规范和产品标准是一个新问题。

第三，外商挤占国内市场。一些行业的产品除了部分替代进口，主要还是占领国内市场。如电梯、照相机、复印机产品目前基本上已经全行业合资，实际上市场全部为外商瓜分，民族工业的发展处于困境。

第四，合资企业的技术开发基本上为外方控制，技术来源越来越依赖国外。机械系统的合资企业普遍没有研究开发机构，有些还没有外方滚动转让技术的合同规定，不少外国公司根本不容许合资企业建立研究开发机构，而只是把国外产品拿到合资企业来生产，合资企业实际上只是外国公司的生产基地。

第五，外资投向不平衡。从行业上看，主要集中在汽车、电工、工程机械和石化通用机械，这4个行业的外商投资金额约占合资企业外方协议金额的75%；而仪表、重型矿山、机床工具和基础件4个行业只占不到20%。从地区分布看，多集中在沿海省市，西北和西南内陆省份只不到10%。

（2）汽车工业（详见第十六章）。

（3）电子工业。到1994年年底，电子工业部系统的外商投资企业为8000家，合同利用外资金额约70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金额30亿～40亿美元。1994年，外商投资企业的产值约占电子行业总产值的1/3。外商投资对电子工业发展的积极作用是提供了行业发展所急需的资金。

1980～1994年，电子行业实际利用外资35亿美元左右，约占电子工业固定资产总投资的1/3。尤为显著的是，外商投资企业已成为我国电子产品出口的主力军。1994年，电子工业出口总额为123亿美元，其中外商投资企业出口为70亿美元，占55.6%。另外，电子工业中的合资企业生产效率较高，平均每个合资企业的职工创造产值和人均净产值是全国电子企业职工平均值的4倍。

电子工业外商投资存在的问题是:

第一，企业规模偏小，技术档次偏低。全国电子行业外商投资企业的平均外资协议投资规模只有85万美元，多数企业的外资协议投资规模只有50万～60万美元。投资者主要是华裔商人，跨国大公司较少。电子行业外商投资企业普遍存在后工序生产的多；劳动密集、来料加工的多；消费类、小家电产品多；投资规模小、零部件生产的企业多等现象。有些产品，虽属高技术领域，但外商实际并未将重要技术转让给合资企业，只是利用中方廉价劳动力进行装配。整机产品在合资合同中虽规定转让技术，但很难兑现。外商普遍对建立研究开发中心不热心，由于外商控制技术、原材料采购和产品销售，获利远比中方合营者多。

第二，某些大型跨国公司企图垄断中国市场。美国摩托罗拉公司企图在未来几年投入十几亿美元，在中国建立生产与销售中心，目前在我国传呼机与移动通信设备市场上已取得垄断地位。美国康诺公司迫使中方合作者降低股份，实现控制硬盘驱动器生产的目的。日本夏普公司在液晶显示器方面与无锡合资中，坚决要求绝对控股。一些外商投资者利用控股合资形式，兼并民族企业，取代原有的工业体系。如彩电工业体系原来相当完整，生产能力能满足内销和出口，但是外商通过控股合资方式逐步兼并民族企业。国内不少知名度较高，技术经济实力较强的彩电企业，本来无意与外商合资，但或因缺乏资金，或怕市场被挤占，也不得不匆忙寻找合资对象。

第三，对外商投资企业的审批与管理存在不少问题。如有些地方对合资企业审批过于草率，甚至竞相简化。有的地方对已明令停止审批的项目照样审批。合资企业合同、章程审批完毕后，缺乏监督措施，等等。

（4）轻工业。据不完全统计，1979～1994年，全国轻工系统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约70亿美元，建立三资企业约8000家。轻工业吸收外商投资积极作用与其他工业部门基本相似，主要表现在弥补资金不足、引进先进技术、调整产品结构、扩大出口创汇、改善经营管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是:

第一，外商抢占市场份额。如洗涤行业，到1995年，洗衣粉产品的合资企业已有13家，当年产量占全行业产量35%，到2000年，产量可占全行业产量65%。

第二，外商采取倾销等不正当竞争方式。在洗涤剂行业，外商投资企业在初期往往采取亏损战略，使产品低于生产成本出售，国内民族企业承受不了竞争压力或者中方合作方承受不起亏损经营，出现挤垮民族企业或迫使中方合作方卖掉自己股份的现象。

（5）化学工业。据不完全统计，到1994年年底，全国化工外商投资企业已达5450个（其中化工系统1353个），外商协议投资56亿美元。化工“三资”企业发展，带来的利益是引进了国外资金和技术，增加了产品出口，搞活了国有老企业。其造成的问题主要是外商抢占某些效益好的行业市场。最突出的是轮胎行业，由于汽车工业的发展及道路交通的改善，我国轮胎工业的销售市场和经济效益都较好，前景也很光明。外商看到这一点纷纷前来投资、合资，且要求控股。到1994年已有22家企业与外商合资，约占全国该行业大中企业的1/3。其中香港“中策”公司控股的便有6家，1994年产量已占全行业的14.3%。到1995年，世界上著名的轮胎公司都已进入我国进行投资。到本世纪末，外资、合资企业的轮胎产量将达到我国总产量的60%以上。

（6）医药工业。到1995年年底，医药“三资”企业已达1500家左右，实际利用外资金额达10亿美元以上。世界上排名前20位的著名制药企业已有15家来华合资（或独资）建厂。医药“三资”企业产品的销售额已占全行业的13%。医药工业吸收外商投资带来了资金、技术、产品和管理经验，对促进我国医药行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也存在下述不利影响:

第一，国营企业与三资企业之间的不平等竞争。三资企业除一般优惠政策外，还有产品定价权。目前国营企业的药品价格由国家严格控制，有的价格很低，因此三资企业产品价格要高出国营企业产品几倍甚至十几倍。但由于国内医药流通领域存在种种弊端（如“回扣风”），因而出现一种怪现象，同一种药品价格越高，医院越愿意接受，造成三资企业药品挤占国内市场。另外，国内企业合资后，一般都把最好的人员、技术、产品拿到合资企业，对母厂冲击较大，形成不平等竞争。

第二，三资企业产品结构不合理。目前绝大多数三资企业只生产制剂，且多为一般性技术产品或过期的专利药制剂。而专利期内或行政保护药品、高新技术产品、附加值高的产品很少。此外，生产原料药的合资企业更少，大多数合资企业每年要花大量外汇高价购入原料药，有的三资企业通过这种方式进行利润转移。

第三，外方增资扩股和中方经济利益丧失。在全国十几家大型合资企业中，除少数几家外，均已由外方控股，而且有些外商不满足于简单多数控股，要求增至绝对多数控股。这些合资企业都是投资较大的项目，经过双方努力，现已进入经济利益的收获期。外方为了获取更多利益，要求增资扩股，显然无视中方利益。为了达到目的，外方向中方合作伙伴及地方政府施加压力和游说，有的还以不提供新技术和产品相要挟，其结果往往中方让步，导致中方丧失了经济利益分配权和对合资企业的控制权。

综上所述，投资自由化对我国工业的一些不利影响显然与我国对外资企业管理不善有关，但也有一些共同性问题是投资自由化本身造成的。如外商投资企业、跨国公司抢占有利可图的我国行业市场，产品挤占国内市场，技术转让保守，产品标准不统一，民族工业的生存受威胁，等等，这些问题是存在的。但最根本的问题还是要提高我国企业的竞争力。在投资自由化环境下，企业的生存发展能力将取决于它的国际竞争力。而在我国，这些问题又与经济改革紧密相关。可见，在投资自由化浪潮冲击下，我国的企业制度改革将面临更沉重的压力，应加快步伐。

2.服务业对外资开放的进展。

我国在投资自由化方面目前进展相对缓慢的是服务业。作为市场经济尚不成熟的发展中国家，我国的服务业历史不长，与国际惯例接轨缺乏经验。在这种情况下，服务业的对外开放困难比其他行业更多。但是，我国既然承诺实施《茂物宣言》提出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目标，服务业便不能作为例外，而必须适应自由化的要求。最近，我国在服务业的开放上已采取了不少措施。以下做些概括:

根据我国政府1995年发布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服务业中的对内对外贸易、旅游、房地产及服务业，属于限制外商投资的类别，不允许外商独资经营，金融及相关行业也属于限制类别，而邮政、电信业务的经营管理以及空中交通管制等行业则属于禁止外商投资的类别。虽然限制类服务行业对外商投资进入有许多限制性规定，但若干领域的外商投资也已有很大发展。

（1）金融业。截至1995年11月底，中国人民银行共批准近470家外资银行代表处和135家营业性外资金融机构。其中，外国银行分行115家，中外合资银行5家，外（合）资财务公司5家，外资保险公司分公司4家，中外合资投资银行1家。上述已开业的123家外资银行和外资财务公司总资产183.3亿美元，贷款余额120.5亿美元，存款余额30亿美元，税后利润1.5亿美元。上海证券交易所已有30多家海外银行和证券商获得证交所席位，可直接参加B股交易。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的350家外汇银行中，外资银行占28%。国际估算等中间业务，赢利高、风险小，是外资银行争揽的重点业务。目前外资银行只能经营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外汇业务。中国人民银行正在研究外资银行试办人民币业务问题。我国已选择上海作为在华外资银行试办人民币业务的唯一城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有关规定，在加强对市场准入的宏观调控的前提下，我国今后将引进更多的在资产、资本规模方面较大，经营状况及资信状况良好，并对中国经济发展确有贡献的外资金融机构。

（2）保险业。在上海、广州设立的4家外商独资保险分公司，允许经营三项业务:①境内外商投资企业财产保险。②个人付费的人身保险。③上述两项业务的再保险业务。

（3）商业零售业。到1996年5月底，已在深圳、广州、上海、大连等沿海开放城市批准设立18家中外合资的商业零售企业，其中有两家是合资的连锁企业。

（4）对外贸易。目前还只允许在全国13个保税区中的企业从事外贸业务，但保税区对外贸易只对外，对内则仍要按国内现行贸易规则办事。“九五”期间将准备在浦东试办3～4家中外合资的外贸企业。

（5）法律服务。经司法部批准，外国律师事务所可在中国境内设立办事处，并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登记。到1995年6月底，中国已批准设立57家外国律师事务所办事处，开放试点城市已有15个。

（6）会计服务。我国已允许年收入在2000万美元，雇员在200名以上的外国会计师事务所经过市场测试后，在中国发达地区设立办事处。到1995年6月底，已批准设立34家外国会计师事务所办事处和8家中外合作会计师事务所。

3.投资自由化对我国经济的未来影响。

我国在实施APEC投资自由化目标中已确定要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是在2010年前后实现资本项目的可兑换。那么，这项措施实施后会对我国经济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根据我们的估计，总的来看，有利影响将是主要的。

截至1995年年底，我国外汇储备已达800亿美元，名列世界前茅。这是我国实施资本项目可兑换的重要前提条件。在外汇储备充裕的情况下逐步实行资本项目可兑换，一般不会发生资本外逃和国际收支失衡的情况。相反，可以鼓励我国企业扩大对外投资，利用国外资源。

据外经贸部统计，我国海外投资到1994年年底约为50亿美元，对比吸收外商来华投资显然比例偏小。到2005年应逐步扩大到150亿～200亿美元。这样一方面可以减轻国内外汇储备过多引起占用人民币资金和基础货币投放增加造成通货膨胀压力问题；另一方面扩大海外投资可以使利用国外资源的方式更灵活，空间更广阔，而且利用海外投资利润汇回来改善经常项目收支平衡，也有助于减轻我国贸易顺差压力。

一般担心放松资本项目会造成资本外逃，引起国际收支严重逆差。但从我国情况看，发生这种情况的可能性较小。首先，我国在未来5～10年，必然要保持经济增长的合理速度，达到年均增长8%左右。这种增长速度对吸收外商投资和其他外资仍有很大吸引力，因此外资流入仍将保持一定规模，从而有助于资本项目平衡。其次，8%左右的增长速度不会导致经济过热。从而引发进口过多和贸易赤字。从90年代前6年来看，除1993年因经济过热造成贸易逆差外，其余年份都是顺差。未来4年，虽然顺差额会减少，但由于经济增速合理，也不会出现大的逆差，因此经常项目不会出现大的赤字。再次，我国银行利率始终高于国际市场利率，近年虽会调低，但在可预见的未来，仍将高于国际市场利率，有利于资本流入，在这段时期内，不会发生短期资本骤然大规模外逃的问题；而且，2010年的资本项目可兑换，可以不放开短期资本流动，而只放开与贸易有关的资本项目和长期资本流动项目，这样也有助于管理资本项目的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