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APEC政策与中国

第十章　澳大利亚的APEC政策

一、澳大利亚倡导APEC的原因

（一）理论依据

澳大利亚不是亚太地区经济合作构想的始作俑者（日本教授小岛清于1965年就已提出了“太平洋自由贸易区”的构想），但却直接发起成立了APEC。前总理霍克1989年初在汉城首次提出APEC倡议，又于同年11月在堪培拉主持召开了APEC首届部长级会议。澳大利亚在APEC发展的初期起了主导作用，并积极推动后来的APEC进程。

澳大利亚倡导APEC有其理论基础。自80年代中期以来，澳大利亚一批知名的经济学家如彼得·德莱斯代尔、诺斯·加诺特等人就极力主张建立一种地区经济合作机制。他们现或仍是澳大利亚政府的顾问，或继续活跃在学术界，他们的观点对政府的对外经济决策具有重大影响。

德莱斯代尔认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际间所达成的协议和谅解，是世界经济发展到相互依赖的主要支柱，工业国家技术的进步使交通通讯费用降低，使专业化生产形成越来越大的国际市场，尽管如此，世界经济的一体化进程远未完成。战后初期由于各工业国出于经济恢复的需要，它们之间进行的贸易增长迅速，相应的这些国家经济一体化的进展也较为迅速，大西洋共同体及欧共体经济一体化程度较深，而且后者的趋势还朝向更广泛的经济及政治联盟发展。欧洲国家的相对同质性是形成这种联盟的关键因素。

亚太地区国家的经济在60年代中期之后快速增长，形成了亚太地区的地区主义，这主要源于市场的一体化，政府的作用消除了相互间贸易的障碍，地区内部市场力量使亚太地区各经济体之间具有更为开放的贸易和投资环境，促进了贸易的扩大，而欧共体对外部产品的进入实行歧视反而使西太平洋国家的内部贸易得以增加。这表明具有异质性的经济体却具有很大的互补性，可以形成因地理邻近、观点相近、共同的政治关系及巨大的利益关系所导致的深入的经济交往形式，可促进并需要进行更紧密的政策协调及经济联系，在多边经济关系的框架内进行的地区经济合作可形成一个强大的贸易王国，提高形成国际经济专业化的信心，并能促进更为紧密的世界经济一体化。^[1]

（二）现实原因

1.澳大利亚与亚太地区经济融合及相互依赖关系的加深是其倡导APEC的先决条件。

“面向亚洲、融入亚洲”是澳大利亚的一项基本国策。随着60、70年代世界形势的变化，澳大利亚相应调整其亚太政策。70年代宣布放弃“白澳中心主义”，采取多元文化主义，表明它在开始其全面面向亚洲的进程:即在不断保持和发展与美国的密切关系的同时，开拓并加强与东亚地区国家的合作关系。面对东亚经济崛起的事实，澳大利亚不得不密切与它们之间的经贸联系，而与欧美的经贸往来相对减少。

80～90年代，这种趋势更为明显。据统计，1960～1993年，澳大利亚对东亚的出口在其出口总额中的比重从26%上升为61.7%，而同期对欧、美的出口占其出口总额却从46%降到13%。^[2]它的前10位贸易伙伴有6个在东亚（日、中、韩、新加坡、港、台），到1994年底，澳大利亚对外投资的1/2，引进外资的1/2，均与亚洲有关。

上述情况表明，70～80年代以来，澳大利亚与亚洲在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关系出现不断加强和相互依赖不断加深的发展趋势，到了90年代这种趋势更为明显。80年代初，随着东亚的中国进行经济改革并加入到世界经济潮流中来，亚太地区形势发生了意义深远的变化。澳大利亚意识到它与亚太地区特别是与东亚地区进行的经贸合作所产生的利益对它具有重要意义，但是，东亚地区因受冷战的深刻影响缺乏像经合组织（OECD）那样的保证机制。因而澳大利亚急于建立一种正式的经济合作机制，以确保其经济利益不受损害。

2.80年代末世界贸易自由化进程的波折及世界经济贸易地区化、集团化、一体化趋势是澳大利亚倡导APEC的内在动因。

澳大利亚积极参加80年代中期开始进行的乌拉圭回合谈判，期望通过这一多边途径，促成世界经济朝向开放的一体化方向发展。但直到80年代末还未见到乌拉圭回合达成协议的迹象，美加墨自由贸易协定（NAFTA）的签订以及欧洲达成在1992年形成单一内部统一大市场安排，使亚太国家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澳大利亚担心:世界经济如形成围绕美元、日元及马克的三大贸易集团，而澳大利亚又不是任何一个集团的天然成员，这样一来，它就很有可能被排除在集团利益之外。全球各地区联合趋势方兴未艾，如没有任何较广泛的集团归属感，就有可能在国际事务中处于孤立地位。

进入80年代，国际竞争开始进入经济竞争占主导地位的时代，冷战结束后，这种趋势就更加明显。澳大利亚从80年代中上期就开始进行了一场旨在提高其经济国际竞争力的改革与调整，以适应世界发展潮流。这场改革在使澳大利亚经济国际化方面成效显著。制成品的出口目前已超过小麦、煤炭和羊毛等初级产品的出口总额。出口的扩张使澳大利亚谋求通过一种正式机制来确保出口市场的安全，于是，倡导APEC又是势在必然。

3.发挥其在世界经济贸易自由化进程中的牵引协调作用，以实现“中等强国”在后冷战时期国际政治经济进程中的应有地位。

澳大利亚深知，无论从其地域人口，还是从其在国际经济及其他国际事务中所具有的影响力来看，它只能作为一个“中等强国”（澳大利亚所称的中等强国在APEC内有如澳大利亚、加拿大、韩国及印度尼西亚等），因而影响力非常有限。但是，当今世界局势的急剧变动，各国的相互依存度增加，贸易与投资等地区性以及世界性问题都需要各方进行合作协商才能使大家都受益。澳大利亚认为:并不是所有的世界事务都要靠大国来主导完成，“中等强国”缺乏政治经济及军事影响力，但它们可完成迅捷而有创见性的外交基础工作，而任何双边或多边国际事务的解决正好需要这种基础性工作。这就给像澳大利亚这样的所谓“中等强国”在解决世界事务的某些方面联合一些“志同道合”的国家发挥主导作用以许多机会。

1986年，澳大利亚倡导成立了以农业贸易商进行公平贸易为宗旨的凯恩斯集团，这一集团更为成功的是将乌拉圭回合的大量注意力吸引到农业问题上来。澳大利亚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意识到，必须通过联合行动才能实现中小国家的利益。凯恩斯集团的成功运行给澳大利亚以很大启迪，作为一个具有对外提供服务能力的中等活跃强国，在此类有世界意义的多边协商中可以起到“具有创新意识型”和“理智型”这样两种领导作用^[3]（前者的意思是在协商中使领导人可避开参加方达成中间协定，后者指各参加方提供各自看法、形成各自态度进而影响结果）。

80年代中期以来，澳大利亚所努力追求的合作情势基本明朗:东亚国家不愿看到美国主导所有的东亚事务，在任何问题上都对它们指手画脚；它们对日本的作用仍存疑虑，日本为了不得罪美国亦不愿当头，且美日等大国都难免有牵制对方的意图，因而相互防范；中国的政策趋于务实，避免牵头；加拿大又远在北美，韩国的力量则略显不足。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澳大利亚审时度势，不失时机地倡导亚太经济合作，并适时成功地扮演了上述两种“领导”角色。

二、澳大利亚的APEC目标及立场

（一）明显地把APEC当成其进行地区外交的一个主要工具（以利于它更易融入亚洲）；积极改善与东盟国家的关系，意欲将澳新紧密经济区（CER）扩展至东盟，以小区域的合作推动更大地区直至世界范围的自由化

APEC成立初期取得的成效不大。这与其初创阶段影响力小没有得到各成员国的重视有关，还因为它只是一个松散的、以每年一届部长级会议为其形式的国际经济论坛，定出的目标原则只是宣言性的，根本没有约束力，而且当时亚太地区的不少合作仍可通过已有的PECC（太平洋经济合作委员会）及PBEC（太平洋盆地经济委员会）等各具特色的亚太区域合作组织进行。正因为APEC所具有的论坛咨询性质，因而初期提出的亚太经济合作目标十分广泛，要取得很大的成效是不可能的。

澳大利亚在初期也与大多数成员国一样基本上对APEC抱任其自由发展的态度。但是NAFTA（北美自由贸易区）和欧盟的迅速发展，表明世界经济贸易地区化和集团化趋势加剧，而澳大利亚所倡导的亚太地区经济合作却收效不大，这种情形令其非常焦虑。许多重大问题没有更高级别的政府官员甚至是首脑的参与协调将无法得以解决。因而，澳大利亚决定加快APEC的步伐。基廷总理于1992年率先提出了提高APEC级别的建议。在克林顿提出召开西雅图非正式首脑会议之后，澳大利亚立即表示支持。其设想是使APEC发展为定期的首脑会议，并具有类似西方七国首脑会议的权威性。其战略考虑是确保美国在APEC中的领导地位，保持与美国的战略协调，力争在亚太安全上有所作为。

90年代澳大利亚加快了融入亚洲的步伐，逐渐形成了独具一格的新亚太外交，即与亚太国家的关系已从一般的国家关系发展为在双边关系和地区事务中密切合作的伙伴关系。基于对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东亚地区经济将持续稳定地增长的判断，澳大利亚认定APEC的重头戏在亚洲，因此，与亚洲的经济合作是其根本利益所在，亦是其APEC的战略基点。澳大利亚将APEC与东盟并列为其推行融入亚洲外交战略的两大支柱，而东盟又是澳大利亚进军亚洲的重点。

CER被认为是目前世界上最具综合性、最有成效以及多边合作最为协调的自由贸易协定。自1983年协定签订以来，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已分别对其进行了3次评审（1988年、1992年及1995年）。两国间已实现了:商品（受原产地原则限制）及大部分服务产品的完全自由贸易；取消反倾销措施的使用；将竞争法扩大使用到影响澳新间商品贸易的反竞争行为处理中；关税及检疫手续在很大程度上趋于一致；跨塔斯曼相互认证安排（TTMRA）取得了很大进展；两国已建立了原产地联合工作组，并即将成立联合食品标准局等。目前东盟与拉美一些国家都对与CER建立联系感兴趣。^[4]

澳大利亚急于进入东盟这一巨大的市场，就想通过目前它所参与的发育最为成熟的小自由贸易区——CER——与AFTA（东盟自由贸易区）连接起来，然后通过这种次地区经济合作组织的快速进展来推进更大的次地区经济合作组织——APEC——的进程，最后推动GATT/WTO（关贸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进程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完全实现。澳大利亚早已成为东盟的对话伙伴国，目前，它（与新西兰）正积极致力于统一由东盟推进的AFTA和CER，且已经开始同东盟就此问题进行部长级磋商。澳大利亚的目的是想通过这种大圈套小圈而以小圈不断扩张推动大圈的方式来实现其既定的APEC目标。在这点上，澳大利亚与东盟的做法似乎是不谋而合。

澳大利亚觉得马来西亚是澳大利亚与东盟对话中最难相处的对手。1990年，马哈蒂尔就提出了成立不包括美国和澳大利亚的“东亚经济集团”的设想，澳大利亚认为此设想是对现行的APEC部长会议的否定。两国的意见分歧较激烈，影响了双边关系。1995年以来，两国关系趋于好转，马来西亚对澳大利亚融入亚洲的战略表示理解，并承认澳大利亚可在亚洲发挥作用。

澳大利亚注意到了印尼在推动APEC发展合作中的作用，在大阪会议之后澳欲在发展合作上起所谓的主导作用，就通过与印尼搞好关系（澳与印尼政治关系也不好），换取印尼对它推动发展合作以致推动APEC进程的支持。

澳大利亚与日本之间的巨大经济利益（日本是澳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使澳非常重视在APEC中与日本进行合作。它与日本在APEC进程中的许多方面的立场是一致的，比如对亚太经济合作的目标的看法等。澳大利亚认为，日本对亚太经济合作的态度是重要的，不过，日本的政局不稳定，难以对亚太合作采取积极有力的政策。而且，日本对牛肉、大米、奶制品及水果等设置的关税及配额等障碍使澳感到不满，认为日本的进口多元化政策对澳大利亚的出口不利。

澳大利亚认识到，由于中国的态度会影响亚太合作的未来，如果中国坚持非歧视政策，将对亚太合作产生巨大影响，因而表示支持中国成为WTO的成员国，不赞成过去对中国进行的遏制政策，主张采取接触政策。澳大利亚还认为与中国在一些问题上存在的分歧可以通过APEC及ARF（东盟地区论坛）等所起的重要作用来解决。其目的很明显，就是要通过建立像APEC这样的多边合作及对话体制促使中国完全融入国际社会，以利于亚太地区乃至世界局势的稳定，最终是为澳大利亚在亚太地区谋取利益。

（二）在APEC进程中，与发达成员采取基本一致的立场，同时协调发达成员和发展中成员之间的矛盾，力求将APEC的进程纳入其设想的框架之内

在APEC成员中，澳大利亚与美国的关系最为密切，这一方面反映了同为发达成员具有共同利益，另外也表明了APEC目前的发展态势。1993年西雅图会议之后，美国主宰了APEC进程。澳大利亚认为自克林顿入主白宫后，美国缺乏明确而又前后一贯的亚洲政策，而澳大利亚则通过不断地拉近与亚洲国家间的距离，以实现其融入亚洲的战略。因而它既要确保美国在APEC进程中作为当然的领头成员，又得敦促发展中成员特别是东亚地区成员积极而有建设性地参与。

澳大利亚主张亚太经济合作的目标是建立在最惠国待遇的基础上的开放的合作体制，且应与WTO非歧视性的宗旨一致（这一点澳大利亚与日本立场是一致的，而需要同美国协调）；反对多边主义之外的任何体制，主张进行可对多方用规则来规范的国际贸易，以非歧视、透明性及协商一致为基础。政府保证要使APEC发展成为一个非歧视性组织，而不是一个封闭性集团。希望通过APEC能使澳大利亚直接卷入到亚太地区的变革中去，推动《茂物宣言》的完全实现，使之成为继乌拉圭回合之后推动全球进一步贸易自由化的又一催化剂，保证美国在东亚地区的积极存在，以使澳大利亚获得明显的经济和战略利益。^[5]

澳大利亚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在APEC的一些具体问题上的做法与美日等发达成员有所不同。早在80年代美国与东亚的贸易纠纷中，澳大利亚就同情东亚，劝阻美国放弃对马来西亚、印尼的制裁。澳大利亚还曾在茂物会议举行之前，要求美国不要坚持将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与人权问题挂钩的做法。^[6]与日本主要是在投资和贸易自由化的全面性上看法相异。

在APEC的机制化问题上，澳大利亚与美国等发达成员立场一致，要把它建成一个制度化、组织化的经济贸易集团，建成一个具有实际立法和管理职能的区域组织，所作决定应具有约束力。但在成员接收问题上，澳大利亚的表现前后不一:1991年中港台三方同时加入APEC后，澳大利亚反对进一步扩大成员国，反对印度、俄罗斯加入该组织的请求，认为马来西亚支持智利等南美国家加入是企图削弱这一组织。茂物会议在接收智利为第18位成员之后，决定今后几年暂不考虑增加新成员，但霍华德总理上台后不久就敦促印度加入该组织。这表明，澳一方面担心APEC成员增加过多过快会使一些成员国“搭便车”，另一方面，又得作出积极推动APEC进程的样子。(www.chuimin.cn)

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问题上，澳大利亚与美、加和新西兰等国坚持无例外的全面性原则（中、日、韩、墨等国主张对农业等敏感部门实行例外），并坚持制定出贸易自由化的全面而确定的时间表。在实际贸易和投资问题上齐步走，自由化方式要有可比性。作为世界上一大农产品出口国，它对日韩等主张的“灵活性”和“自愿基础”表示异议是很自然的。自由化不加区别地包括一切经济领域给其带来的好处不言而喻。

针对发达成员及发展中成员在加快贸易投资自由化时间表问题上的分歧，澳大利亚认为亚太经合组织在自由化方面最现实的是推动乌拉圭回合协议的落实，因而率先提出有选择地挑选一些部门加快自由化步伐的设想，即选择一些成员之间相互贸易最大的部类，进行先期开放。

在经济技术合作方面，澳大利亚与美国等发达成员的态度不尽一致。1994年的茂物会议强调发展合作是APEC的目标之一，并将其重要性与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相提并论。美国对此不感兴趣。日本想主导经济技术合作，在大阪《行动议程》中突出了合作的重要性，但《行动议程》对如何开展经济技术合作表述模糊，内容亦不具体。大阪会议之后，澳大利亚对发展合作的态度变得比以往更积极。澳大利亚合作基金组织以澳大利亚专家为主的研究力量，起草了“发展合作的亚太模式”的报告，其基本精神已被吸收进1996年马尼拉会议通过的《亚太经合组织加强经济合作与发展框架宣言》中。

三、澳大利亚实施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主要措施

围绕其APEC战略，澳大利亚实施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主要表现在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上。在1994～1995年间，澳大利亚政府通过立法，使乌拉圭回合协议得以生效。该立法包括:减轻对奶品业的支持性销售措施；取消对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巴布亚新几内亚产含果汁产品的优惠销售税；对95%以上的税目进行限制；削减部分支持性税率；限制对反倾销法的使用（当倾销幅度小，或构成倾销的进口在总进口中只占很小比重时）。1996年的联合政府已作出承诺，继续奉行与乌拉圭回合精神相一致的开放性的、非歧视性的国际贸易准则。

根据大阪会议精神，澳大利亚提交了“初始单边行动计划”及“APEC单边行动计划”。1995年制定的初始单边行动计划的主要内容有:①加速实施乌拉圭回合的关税限制，将在一年内决定实施乌拉圭回合规定的分阶段削减关税的2/3（共2800个税目）限制的具体日期，工业品、农产品将分别从1998年1月1日和1999年1月1日实施。②扩大乌拉圭回合所承诺的服务贸易范围。③将于1997 年7月1日起实施开放电讯市场。④1996年中开始实施简化商业人员临时入境手续。⑤改进竞争政策，将1974年制订的《贸易惯例法案》扩大使用至尚未实行协作的部门及州政府的贸易活动，取消对政府企业的优惠待遇，实行平等竞争。联邦、州及准州委员会已于1995年4月就此达成了协议，在履行和实施时可视具体情况而定。

（一）贸易政策:奉行自由贸易，减少贸易壁垒，取消优惠税收，解除进口管制，修订贸易法规

自1988年以来，澳大利亚的关税水平已明显下降并逐步减少。在乌拉圭回合谈判结束之前，澳大利亚20%的税率就与关贸总协定相吻合，谈判结束后，包括农产品在内的所有关税、99%以上的进口和95%的税目都已符合要求。1991年3月霍克的工党政府宣布实行的工业发展政策的核心就是关税削减计划。作为对乌拉圭回合谈判的承诺和APEC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方案的实施步骤，澳大利亚计划进一步将工业产品平均关税限制在10.9%之内。这一新的关税削减计划涉及99%的工业制成品和95%的关税税目，计划到1996年7月，除汽车（载人汽车）、纺织品、服装及鞋类之外的进口商品关税率进一步降至1%～5%（这些品种的进口税率从2000年起也将大幅度下降），此外最高税率在5%以上的例外情况还有糖和某些蔬菜产品，其税率将从1998年1月1日起降至5%。1996年制定的澳大利亚APEC单边行动计划则规定总关税水平争取在1997年降至0%～5%。

澳大利亚最惠国待遇中近40%的税目为零。澳大利亚给予的关税优惠有CER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之间以原产地原则为基础的商品自由贸易等，还与30多个国家订有双边贸易协定。但这种优惠的幅度随关税总水平的降低而相对减少。1992年7月逐步取消对亚洲“四小龙”享受的优惠税率（DC优惠）；自1993年7月1日起，适用于下列产品的DC优惠幅度对除最不发达国家和南太岛国外的所有ASTP受惠国都已被取消，这些产品是:纺织品、服装和鞋类；化工产品；糖、蔬菜和水果制品；金枪鱼；干果。

在贸易法规方面，澳大利亚政府已制订了不少贸易条例以及药用物品法规、海关条例及反倾销法等。

（二）清除非关税壁垒，开放服务业，简化海关手续，保护知识产权等

澳大利亚已无自愿出口/进口限制安排，也没有各种征收费用及地方性限制要求，仅限于安全及卫生的原因进行非自动进口许可证的例行检查，无配额与紧急情况保护措施。取消对煤、铁矿砂及铝土的出口控制，各州无进口垄断。为了与政府的单边贸易自由化计划相一致，政府已废除了大多数补贴计划，目前享有补贴的产品/领域已从1988年的19种降至4种——计算机、船舶、书籍、机械工具和机器人。烟草业的稳定计划和当地含量治本指标现已被取消。政府倾向于逐步取消对工业品的补贴。

开放服务业方面，在给予国民待遇的基础上，专业服务大都向国外开放（法律服务除外），这些服务领域有:商业、通讯、建筑与相关工程、销售、教育、环境、金融、与健康相关的服务和社会服务、旅游和与旅游相关的服务、娱乐、文化和运动、运输、能源。

澳大利亚在其对WTO实行贸易自由化的承诺中包括了金融服务业，在1995年7月就金融服务达成的一项协议中，允许其他成员不受歧视地进入其银行、保险和证券行业。

航空方面，逐步放开自由进入澳大利亚航空市场（运费及旅客），开放飞机租赁，将主要机场租借给私人。海运方面，政府停止对船舶的资助，在澳大利亚船只注册已不受澳方须占多数股权要求的限制。陆运方面将与有兴趣的APEC经济体建立相互认证安排（MRAS）。

澳大利亚已实施了海关集体行动计划（在APEC内）的9项内容中的8项（包括引入了预先关税分类裁定系统），并将继续简化海关手续，使之与APEC的指导原则（便利、负责、统一、一致、透明、简便）相符，努力使海关朝基本上无纸海关环境发展。

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制订足够的措施对付侵犯知识产权，从1996年1月1日起澳大利亚完全履行了对WTO《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的义务。执行公平竞争政策，保持有效及透明的国际竞争政策；在解除管制方面，联邦、州及准州政府同意在1996年6月制定一时间表到2000年对所有限制竞争的现行法规进行审查，参加APEC关于解除管制经验的政策对话。

澳大利亚已参加了国际标准组织（ISO），并就标准及遵守问题向许多APEC成员提出建立一个讨论双边相互认证安排（MRAS）的委员会。

（三）投资、金融政策:放宽外资限制，实行浮动汇率，放松对利率的直接控制

1.投资政策。

1983年取消外汇汇率的控制，取消对外投资的限制及放宽对外国资本投资的控制，80年代中期实行外国银行在澳大利亚设置的自由化，同意包括中国银行在内的16家外国银行在澳大利亚设分行或分支机构。

1985年简化投资手续取消了大多数投资项目意向书和建议书须经批准的规定，后来又不断放松对外资的行业限制。1992年宣布任何外国银行如符合澳大利亚中央银行（澳大利亚储备银行）所规定的条件，均可在澳大利亚开设分行或办事处；取消在矿业项目的外国直接投资中澳方须占50%的规定。

目前，澳根据其外国投资体制提供最惠国待遇，对于公司成立后的投资提供国民待遇。所有今后来澳的投资者都要经过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的审查，对一些敏感性部门如船运、广播、电讯、航空、银行和对居民区房地产收购的外国直接投资有一定的限制，如在商业电视广播服务中，规定外方个人最多可拥有15%的股份，外国人的合计股份不超过20%。外国人不得有对商业电视播放的控制权，所许可的董事会当中，外国人不得超过20%；在付费电视的播放许可方面，外方个人最多可拥有20%的股份，外国人拥股不得超过35%。澳政府已公开宣布在今后4年里进行一项综合的投资立法调查，争取在1997年中，对在非敏感部门外来投资的审查制度进行审议，如提高外国投资须经审批的上限等。

2.金融政策。

为促使金融体制能较快适应经济国际化的需求，澳大利亚在80年代中期进一步放开金融市场管制，包括放松政府对利率的直接控制，取消对银行存款利息及偿还期的管制。期望通过国内金融市场的开放，密切与国际金融市场的联系，使澳大利亚发展成为国际性至少是地区性的金融中心（其最大城市悉尼近年来已成为西方大跨国公司进军亚太地区设立地区总部的首选地之一）。

APEC从成立以来已召开了8届部长级会议及4届非正式首脑会议，在贸易投资自由化及机制化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进展。澳大利亚在其发展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的进程也确实基本上朝向澳大利亚的最初设想——推动APEC进程，促进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的实现——发展着。1996年新政府上台后不久就表示要通过制定更为现实的APEC贸易战略，保证继续实施已经进行的对亚太地区国家有重要意义的APEC技术合作项目。可以肯定，今后澳大利亚仍将把推动APEC的进程放在其对外开放政策的重要位置。

但是，澳大利亚和许多APEC成员一样，也有“脚踩多只船”的特点，除了在它所主导的CER中积极活动外，1995年，它还致力于印度洋经济圈的经济合作。大阪会议前夕，澳大利亚就曾警告它将不会签署行动计划（这是针对中日韩等国提出的对农业等敏感部门实行灵活性作出的反应）；新政府在上台后提出的新对外经济政策中，一方面重视APEC，另一方面又认为APEC对于澳大利亚的贸易问题并不是万灵药，必须在APEC成员中加速贸易自由化，通过CER与AFTA等次地区的双边安排才能得以解决，以最终实现APEC目标。另外，澳大利亚还认为APEC目前的最大挑战是要保证美国的存在。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尽管澳大利亚与亚洲国家的经贸关系日益密切，但与欧美传统的关系仍未割舍，欧美仍在澳大利亚的贸易中居重要地位（在它的外来投资中居首位）。它在致力于推动APEC的同时，仍将把保持和发展与欧美的亲密关系放在其对外经贸政策的首位。

【注释】

[1]《Asia and Pacific Regionalism》，Ross Garnaut& Peter Drysdale，1994.

[2]IMF《贸易统计年鉴》，1994年。

[3]Australia and APECRevenhill 1996.

[4]《INSIGHT》，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Australia，31 October 1995.

[5]《INSIGHT》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Australia，1996.

[6]《AustraIi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1996，Vol.50，p.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