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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APEC政策及其与中国的关系

【摘要】:第七章美国的APEC政策一、美国的APEC目标与立场(一)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政治、安全和经济利益美国是APEC的创始成员之一,在APEC的逐步发展中,美国一直是其中积极的促进者,特别是1993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在西雅图倡导和主办了APEC的第一次最高领导会晤,为APEC的发展提供了新的交流机制,大大推动了APEC的进程。而APEC本身的经济合作则能够促进亚太地区的政治合作。美国力图把APEC变成贯彻其意志的“新太平洋共同体”。

第七章 美国的APEC政策

一、美国的APEC目标与立场

(一)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政治、安全和经济利益

美国是APEC的创始成员之一,在APEC的逐步发展中,美国一直是其中积极的促进者,特别是1993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在西雅图倡导和主办了APEC的第一次最高领导会晤,为APEC的发展提供了新的交流机制,大大推动了APEC的进程。在此后的茂物会议、大阪会议等一系列APEC的重要发展阶段上,美国一直扮演着主要角色。美国的APEC方针与其全面的亚太政治安全和经济战略是密不可分的,虽然在APEC的不同发展阶段上,美国的政策有所变化,但总的来讲,美国对APEC采取的方针是利用这一组织实现其亚太政治安全,特别是经济战略,通过APEC实现亚太地区的贸易投资自由化,打开亚太市场,为美国牟取最大的利益。

亚洲地区历来是美国政治安全战略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冷战结束后,美国难以在亚洲维持过去的霸权地位。面对新的更加复杂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美国需要重新调整其亚洲政治和安全战略,需要重新调整与日本、中国和东盟的关系,在冷战后的时代继续保持其在亚洲的参与、渗透和主导地位。APEC虽然是一个经济组织,但美国在制定APEC方针时,稳定和安全的目标被放在重要位置上,1995年大阪会议上,美国国务卿克里斯多弗在讲话中就明确提出,稳定和安全是美国支持APEC的主要目的。因为通过APEC所创造的定期性的外交接触,可以有助于解决成员之间的任何分歧和冲突。在这个意义上说,APEC在支持东盟地区论坛上可以发挥较大的作用。而APEC本身的经济合作则能够促进亚太地区的政治合作。美国力图把APEC变成贯彻其意志的“新太平洋共同体”。[1]

另一方面,在亚洲,特别是东亚地区成为世界经济中增长最快的区域的情况下,美国需要部署其新的亚太经济战略。近年来,美国与亚洲地区的经贸联系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并出现了方向性变化。过去,美国是亚洲的主要出口市场,亚洲国家对美国市场的依赖较大。例如,1986年,中国台湾出口的大约50%是销往美国的;韩国对美国出口占其出口总额的40%,日本占39%,菲律宾占36%,中国香港占31%以上,新加坡也达24%左右。1986年美国吸收的亚洲出口占亚洲出口总额的34%。但随着亚洲,特别是东亚经济的崛起,亚洲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程度在不断降低,1995年,亚洲对美国的出口占其出口总额的比例下降为24.8%。而在此期间,美国对亚洲出口市场的依赖却在上升。1986年,美国对亚洲的出口占其出口总额的24.5%,到1995年,这一比例上升为近30%,仅此一年,美国对亚洲的出口增长就高达23.6%。1990~ 1995年的五年中美国对亚洲地区的商品出口增长了近60%。1993年,APEC成员占美国商品出口的近60%,占美国进口的2/3。对亚洲地区的出口为美国国内创造了250万个就业机会;美国在亚洲的市场份额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就可以增加30万个与出口相关的就业机会。目前,美国和亚洲之间的双向贸易额超过3600亿美元,比美欧之间的贸易高出两倍多。截至1995年,美国对东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直接投资累计已达575亿美元,加上对日本的直接投资392亿美元,美国在东亚的投资总额已接近1000亿美元。美国对东亚投资的迅速增长,使美国1995年对外投资的分布中亚太地区的份额上升为18%,超过拉美地区的份额一个百分点。[2]亚洲地区越来越成为美国厂商的重要市场。以航空业为例,据估计,到2010年跨太平洋的空运将由目前占世界总量的10%上升到37%。美国的一些大公司,如波音公司对亚洲市场的依赖很高,波音的747-400S型新式飞机每生产两架就有一架销往亚洲。据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办公室预测,到2010年,美国对日本的出口将增长70%,达880亿美元,对其他亚洲国家的出口将增长163%,达2480亿美元。如果按美国目前的市场占有份额计算,不包括日本的亚洲地区将成为美国最大的出口市场。但是,亚洲地区目前的贸易和非贸易保护措施较严重。据世界银行1994年估计,如果东亚国家的贸易和投资壁垒放松,每年可以创造出1000亿美元的收入。因此,亚洲市场的潜力很大。美国充分认识到这一点。1995年,美国专门成立了一个美国—太平洋贸易投资政策委员会,负责评审美国与日本、中国及亚太地区贸易投资的机会和障碍,提出能使美国保持竞争力的产品、服务及投资机会的战略等,充分表明美国对发展与亚太地区经贸关系的重视。

美国的亚洲政策还有一个重要的考虑是不希望被日益发展的亚洲国家之间的经贸联系排除在外。近年来,亚洲各国之间的贸易往来的增长速度大大快于亚太地区之间的贸易。APEC的亚洲成员在投资上越来越依靠亚洲之间的资本流动。例如,中国所吸收的大量资本是来自亚洲国家的,日本对东亚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总额大大超过美国(1995年累计为890亿美元)。此外,日本是亚洲地区最大的政府援助国。这一切都表明,如果美国不采取积极的参与政策,它就有可能被排挤出世界上最具发展动力的地区之外。美国认为,如果美国不采取积极的亚太政策,亚洲地区很可能出现一个排斥美国的经济合作组织。事实上,马来西亚早在1993年便提出了成立由东盟加上中、日、韩的“东亚经济集团”(后更名为“东亚经济核心论坛”)倡议。马来西亚不顾美国的强烈反对,至今仍在推动、促成这一倡议。

美国积极的亚洲政策同时也反映了美国希望加强与亚洲除日本之外的国家和地区的接触和渗透。这与近年来美日在政治安全,特别是经贸领域的摩擦加剧有关。美日贸易摩擦由来已久,对美国来讲,打开日本市场和减少巨额对日贸易逆差决非易事,近年来,特别是自1995年以来,美日在汽车和汽车零部件等诸多领域出现的贸易纠纷充分反映了问题的严重性。因此,美国希望将贸易和投资重心向其他亚洲国家转移。

APEC为美国开发亚洲这个巨大的贸易和投资市场,加强美国同这一世界经济最具动力的地区的联系,并创造推动全球自由化的政策环境提供了理想的载体。此外,APEC还成为美国增强同世界另一重要经济圈——欧盟在开放贸易和投资市场的讨价还价中的一个有力的工具。1993年西雅图会议的召开就促使欧盟在乌拉圭协议的最后达成中作出让步起了作用。

总之,APEC的出现与美国的上述战略考虑恰好吻合,使美国找到一个极好的实施其亚太政治安全和经济战略的工具。特别是在经济领域,美国可以利用APEC实现通过双边谈判难以实现的打开市场的目标,美国从APEC中获得的要远远多于它付出的。这决定了美国的APEC目标和立场,这就是,利用APEC这个囊括亚太主要国家和地区的组织,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使该组织朝着促进亚太地区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进程,消除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存在的贸易和投资保护的方向发展,实现美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利益,帮助美国企业以更低的成本开拓更大的市场,促进美国人的就业。同时,利用APEC这个经济性组织对亚太地区全局性和某些双边性的非经济问题进行对话和协商。为此目的,美国对APEC采取的立场是积极推进该组织由松散的论坛向机构化、制度化发展,在APEC的主要目标上,侧重于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进程以及服务于该目标的贸易投资便利措施。

(二)美国的APEC目标与其他APEC主要成员的分歧

美国的APEC目标与其他APEC主要成员既有相同之处,也有分歧之点。美国需要亚洲,亚洲也需要美国,这一点毋庸赘言。但是,作为一个经济组织,APEC不同于其他国际经济组织,它的成员在经济、文化历史和政治背景上的差异极大,因此,各成员对APEC的预期及其立场方针就有很大不同。总的来讲,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发达国家同亚洲的发展中国家以及日本和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之间的主要分歧在于对APEC的目标的侧重点不同,美国强调APEC的贸易投资自由化,而亚洲国家更注重利用APEC加强区域和全球经济技术合作,以“亚洲方式”来实现贸易投资的自由化。

在APEC的领导权问题上,美国同主要APEC成员的分歧更大,特别是同日本。作为亚太地区的两个经济大国,美日在争夺对APEC的领导权和控制权,利用该组织实现其自身利益上一直明争暗斗。日本是亚洲第一大投资国,与其他亚洲国家又有得天独厚的文化地理上的联系,具有“代表亚洲国家讲话”的优势。特别是日本本身对美国过分强调APEC的贸易投资自由化目标而忽略其他目标持有异议,因此能够得到亚洲国家的支持。1995年日本是APEC的东道主,日本利用这一便利条件,曾大力提倡在APEC中发展“前进中的伙伴关系”,引起美国的不满。美国的APEC目标和立场同亚洲的发展中国家有着较大的分歧,美国试图主宰APEC进程的做法也使亚洲国家感到不满和担心。东盟各国就曾明确表示过这种担心,马来西亚提出的“东亚经济核心论坛”的设想受到不少APEC亚洲国家的认可,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种“排美”情绪。

如果说西雅图会议之前美国同其他APEC主要成员之间的矛盾冲突还不明朗的话,西雅图会议则是美国试图控制和主宰APEC的突出证明,此后的茂物会议,在美国的积极努力下,APEC通过了著名的《茂物宣言》,确定了不同成员实现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最后时间表。但此后的大阪会议,由于日本的影响以及克林顿总统因国内预算之争未能亲自出席这次最高首脑会议,使美国的影响力有所下降。然而,美国的APEC目标和立场并没有发生任何根本性变化,由于国内政治和大选的原因出现的对APEC态度的一定程度的收缩绝不意味着美国的APEC立场的改变。正如美国人自己所说的那样:“现在不提的要求,不等于以后不提。”果然,在1996年的马尼拉部长级会议上,美国便提出了削减信息技术产品关税的倡议。在受到阻力后,重新当选的克林顿总统亲自出马,在随后的苏比克首脑会期间做说服工作,最后终于通过了在2000年取消信息技术产品关税的倡议,为美国打开亚太市场奠定了基础。

综上所述,将APEC作为实施其亚太战略的工具是美国的APEC核心目标和基本立场,这一立场决定了美国的一系列APEC政策。

二、美国的APEC政策

APEC是一个较独特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对美国来讲,APEC的合作方式同现有的其他全球性和区域性的贸易和经济组织不同,参与APEC意味着接受一种新的合作方式。总的来说,美国倾向于使APEC成为一个正式的机构化的组织,通过正式的谈判形成有约束力的协议。但APEC中的很多亚洲成员则倾向于使该组织成为一个较松散型的无强制性约束力的经济合作组织,依靠各成员的主动努力来实现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和加强区域经济技术合作。

(一)美国APEC基本政策的演变

美国是APEC的两个发起国之一,但直到1993年西雅图会议之前,美国的APEC政策并不明朗。当时的布什政府已经提出加强美国同亚洲的接触和参与,但由于美日贸易摩擦和美国同其他亚洲贸易伙伴的纠纷,美国的亚洲政策没有得到很好地实施。APEC当时则处在初期的创建阶段,还是一个很松散的论坛,除了一些专家,公众和工商界很少有人了解APEC。APEC还没有被认真地提到美国政府的重要日程上。

1993年克林顿政府执政后,美国的政策有所变化。APEC政策也随之出现了较大的转变。众所周知,克林顿政府上台后,大大提高了经济目标在美国对外政策中的地位,第一次制定了国家出口战略,提出了美国需要重点发展的世界十大新兴市场(其中的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在亚洲),甚至提出了“商业外交”的口号。美国政府改变过去靠企业自己开拓海外市场的政策,开始由政府出面采取各种手段为美国产品、劳务和投资寻找有利市场,企图以此带动国内经济的复苏和增长。在这种背景下,经济上迅速崛起的亚太地区自然成为美国不可忽视的重点地区。特别是东亚地区的潜在的巨大的贸易和投资市场对美国企业具有极大的吸引力。1993年,克林顿首次倡导并成功地召集了APEC的西雅图首脑非正式会议,开创了APEC高层对话之先河。此次会议被认为是“新的美国—亚洲关系”的开端。但是,西雅图会议是以美国企图完全主导APEC为特征的,这次会议上出现了所谓的APEC的“美国方式”和“亚洲方式”两种不同的发展模式。事实证明,APEC不同于其他区域经济组织,它所包括的国家和地区的差异极大,不可能按照美国所设想的那种步调一致的方式来推进,APEC的目标需要考虑各种不同的情况,需要取得一致的同意。

1994年的茂物会议对美国来讲是一次重大的决策,克林顿总统出席在印尼召开的第二次APEC首脑非正式会议标志着美国对参与亚洲的高度重视。茂物会议上,美国适当调整了它的APEC策略,承认APEC各成员经济发展的差异,积极同印尼合作,提出了不同发展阶段的成员的分阶段实施贸易投资自由化的目标。并成功地说服APEC(除马来西亚之外)的绝大多数成员通过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茂物宣言》,确立了APEC贸易投资自由化的目标,使APEC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可以说,在茂物会议上,美国的APEC政策取得了较大的成功。

1995年APEC进入实施其《茂物宣言》的阶段,因此,大阪会议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美国一如既往,为APEC提出了一系列主张和建议,尤其是在大阪会议的筹备阶段。但是,随着APEC不断进入实质性行动阶段,美国的主张同日本和其他亚洲成员的分歧越来越明朗化,日本和东盟的力量也不断壮大,加上美国国内政治因素的影响,使得美国的APEC方针出现一定程度的退缩,在不改变基本目标和立场的前提下,美国开始听取日本和其他亚洲成员的主张,使“美国方式”和“亚洲方式”的贸易投资自由化和经济技术合作结合起来。

(二)茂物会议以来美国的具体政策

自《茂物宣言》发表后,积极推进APEC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进程一直是美国的主导方针,为此,早在1995年3月,美国就对大阪会议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包括:

第一,确定一个全面的、可信的实现《茂物宣言》提出的贸易投资自由化目标的具体行动蓝图,这一蓝图应当包括自由化、贸易投资便利措施以及在合作领域里要采取的具体步骤。这一任务应当是大阪会议的核心内容。

第二,在促进贸易的措施方面应达成一些具体的协议或谅解,例如,在海关标准、电信交通等方面达成具体的协议,增加APEC在工商界的信誉。

第三,提出一个加速实施世贸组织的乌拉圭协议的方案。

对于APEC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成员之间的经济技术合作,美国将其视为是对实现贸易投资自由化的辅助内容,认为只有在这个意义上经济技术合作才是重要的。

在APEC的关键性政策和原则上,美国的主张在1995年大阪会议之前阐述得比较明确,其中一些重要的部分为APEC的名人小组所接受。概括来看,大阪会议之前美国在几个关键性的APEC政策原则上的立场是:①在自由贸易区与开放的自由贸易问题上,美国倾向于建立亚太自由贸易区,因为自由贸易区的运作方式更能同美国国内现有的法律配套,而且美国已经同加拿大和墨西哥建立了北美自由贸易区。②在全面性自由化和“例外部门”问题上,美国坚持APEC的自由化应当是全方位的,任何部门都不能例外,否则,自由化实际上就不可能真正实现,因为每个国家都会有一些“敏感”部门不愿开放。③在歧视性与非歧视性问题上,美国坚持APEC内部的贸易自由化政策需要一定的区别对待,对非成员则应当以互惠为原则,以避免“搭便车”现象。④在单边行动与协调行动方式的选择上,美国认为单边行动缺乏约束力,因此认为集体性行动应当是最终的行动方式。

大阪会议前后美国的APEC政策出现了一些变化。在具体落实《茂物宣言》的行动过程中,美国逐渐意识到它与日本及其他亚洲成员在APEC进程上的分歧,特别是越来越感到按照美国式的自由化模式,通过强制性制定时间表来推进贸易投资市场的开放在APEC中很难行得通,而且,在美国的市场已经相对开放的情况下,美国很难提出实施更多的市场开放承诺,如果按照相互开放市场的原则,美国将不得不更进一步地给APEC成员提供市场,而它从这些国家和地区所获得的市场未必很大。因此,美国的APEC策略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改变,不再像过去那样,积极倡导加快自由化进程和以强制性的、有约束力的协议为基础推进市场的开放。同时,面临国内政治的压力和大选之年希望在对外经济领域中取得“看得见”的政绩,美国把更多的力量放在了加强双边贸易协议的执行和通过双边渠道进一步打开海外市场。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美国对APEC的关注。但是,如前所述,美国的APEC政策和策略的暂时性调整并未改变美国的APEC目标和立场。大阪会议的结果也表明了这一点,美国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放弃它希望从APEC中获得的利益。虽然美国降低了对大阪会议的预期,克林顿总统因故没有参加这次最高会晤,但是,美国没有在它提出的可比性、全面性和协商性等主要原则上做实质性让步,这些原则意味着在APEC的进一步的发展中,需要一种有效的机制来协调各成员之间不同的行动方案。大阪会议虽然在日本的调和下达成了APEC的《大阪行动议程》和《大阪宣言》,但仍然给APEC的下一步发展留下诸多的难题。

1996年,由于大选等原因,美国在修改单边行动计划方面无所作为,引起其他成员的不满。美国却认为其市场开放度已很高,有资格原地踏步,等待其他成员赶上来。另一方面,美国仍把重点放在打开亚太市场上。在1996年菲律宾会议上,美国挟其在全球,特别是亚太地区信息技术产品的绝对优势,提出了2000年取消信息技术产品关税的倡议,并最终获得通过。这一举动反映出美国在APEC进程中的领导地位并没有动摇。另外也反映出美国正在把APEC作为实现其全球多边贸易战略的一个试验场地。如信息技术产品减税倡议先在APEC中通过,旋即在随后召开的世贸组织部长级会议再获通过。今后,美国可能会更多地把APEC作为世贸组织的“试金石”。

三、美国实施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主要措施

由于美国的贸易和投资市场已经比较开放,因此,在进一步实施贸易投资自由化的措施上,美国能够提出的新东西相对就少一些。美国在APEC中努力要求的是使其他成员更大幅度地向美国开放市场,美国可以坐享其成。因此,美国1995年提出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措施非常笼统,所包括的方面主要有:①1996年完成乌拉圭协议的要求,在反倾销,海关定值,进口许可,货物装运前的检验,补贴和反补贴措施,安全保卫,卫生和植物卫生措施,原产地规定,技术壁垒,与贸易相关的投资措施,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保护,政府采购等领域达到乌拉圭协议的规定。②简化海关服务。③简化联邦采购。④重新审核与双重使用技术有关的出口管理规则。⑤修改医疗设备审批的规则。⑥减少对在美国境内经营的公司所要求提交的报告和记录。

1996年5月,按照大阪会议的要求,APEC各成员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行的高官会议上提出了自己的单边行动方案。美国也提出了一套较为详细的贸易投资自由化行动方案,并着重承诺提高在非关税壁垒领域的开放程度,具体措施包括:(www.chuimin.cn)

1.关税措施。

到2000年将加权平均关税率从1996年的3.4%降到2.7%,其中实施零关税的进口商品的比重从1996年的18.8%提高到35%;到2005年,将平均关税降低1/3以上。同时美国还将基于对等原则削减关税。

2.非关税措施。

按照世界贸易组织纺织品协定的要求,到2004年分阶段取消纺织品配额;逐步削减农产品出口补贴。

3.服务业。

按照服务贸易总协定,在会计建筑、法律、财务服务、计算机及相关业务、广告、房地产、市场调查与公共舆论调查、管理咨询、证券与调查、照相业、批发与零售、教育、旅游及其相关业务、文化与体育服务、会议服务、建筑物清洁、航空器维修、除高速铁路外的铁路运输、包装服务等方面给予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

4.电讯。

美国对大部分电讯和信息服务提供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一旦世界贸易组织就电讯谈判达成协议,美国将采取相应的单边行动。

5.投资。

美国对外投资的优惠大大超过APEC无约束力投资原则的规定。美国愿与APEC国家在2000年达成双边投资协议,美国可以为APEC成员建立自由化的投资机制提供官方的和学术的咨询。

6.标准与一致化。

美国在电器设备、橡胶制品、塑料制品、食品标签等方面与有关的国际标准一致。美国对达成多边标准承认协定将予以积极的考虑。美国参加“亚太实验室鉴定合作”和“亚太法定计量论坛”。美国愿在本地区技术基础发展方面提供援助。美国具有公开化的、透明度高的标准与规则制度。

7.海关程序。

美国承诺1996年实施《统一商品和编码体系国际公约》所规定的原则;到1998年向公众提供美国《海关法》和条令以外的行政指导原则、程序及规则方面的信息;到1998年实施《简化与统一海关程序的国际公约》规定的要求;到1999年实施和支持便利国际贸易的UN/EDIFACT海关程序标准;到2000年实施世界贸易组织的《定值协定》原则;到2000年采取清楚的申报条例;到2000年采取先进的关税分类规则体系;到2000年为临时性进口提供便利。

8.保护知识产权。

美国对知识产权的保护程度高于世界各国,也高于包括世界贸易组织知识产权协议在内的诸多国际协议、公约的要求。美国在APEC知识产权保护单边行动计划中的总目标是根据《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协议》和其他相关的协议所确定的最惠国待遇原则、国民待遇原则和透明度原则,通过立法、行政和执法措施来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美国准备与APEC其他成员一道迅速就简化和统一知识产权保护管理体系达成一致,为此,将探讨达成商标法条约的可能性。美国将与APEC其他成员一道审查知识产权保护执法措施,建立执法指导原则。美国准备对知识产权保护提供和扩大双边技术合作。

9.政府采购。

美国的目标是就政府采购政策和系统以及APEC成员政府采购实务取得共识;通过计算机网络向APEC其他成员提供美国的政府采购机会和系统的有关信息;按照《茂物宣言》的原则和目标,在亚太地区实现政府采购市场的自由化。

10.放宽管制。

1996年2月8日,克林顿总统签署了《1996年电讯法案》,完全放开地方电话市场,逐步取消对大中型有线电讯的价格控制,鼓励电话公司和有线电讯之间进行竞争。

为了提高管理机制的透明度,1997~2010年,美国将保持现有的透明度并全力采取可行的措施来简化管理程序。为消除国内规章对贸易与投资造成的扭曲,1997~2010年美国将审议其管理机制以便进行改革,全面履行《1996年电讯法案》和综合农业法案的条款,在行政部门继续进行放宽管制的努力,继续全面履行乌拉圭回合协议。

11.原产地规则。

自1995年1月1日起,美国已全面履行世界贸易组织原产地协议。美国将继续积极参加世贸组织领导下的协调工作。

12.争端调解。

美国将继续利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来处理与其他世贸组织成员的争端。美国将根据贸易与投资框架协议进行双边磋商;将致力于增加APEC和世贸组织程序的透明度以增强外界对它们的了解,探索增强对法规和管理程序的信息掌握的方法。

13.商务人员流动。

1997~2010年,美国将支持APEC审议短期流动商务人员的方法,扩大自动化检查计划,在签证发放机构安装可读设备,加速签证申请过程。

此外,美国已按照承诺,全面履行了乌拉圭回合协议。

展望未来,虽然大阪会议以后美国在APEC中的影响受到一定的削弱,而且,鉴于美国本身由于主观和客观的原因无法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方面作出较大的承诺,以及日本和东盟在APEC中地位的提高,美国的领导作用将受到一定的限制。但是,美国的APEC目标和立场以及重要的政策是不会有大的改变的。美国对于APEC国家的重要性在短期内也是其他国家所无法替代的。因此,美国在APEC中的地位是不会降低的。尽管大阪会议后召开了亚欧首脑会议,东亚经济核心论坛再次成为亚洲国家谈论的话题,但是,有识之士指出,APEC必须“拉住”美国,“联美”而不是“排美”,只有这样,APEC才能更好地推进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贸易投资自由化和经济技术合作。

【注释】

[1]在亚太经合组织的英文缩写APEC中,C最早是“共同体”(Community)的第一个字母,后因部分成员的反对,最终才改为“合作”(Cooperation)。

[2]数字引自《亚太经济最新资料》,美军太平洋总部编,1996年,夏威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