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危险因素评估及应用探讨

第三节　健康危险因素评估与应用

健康危险因素是指机体内外存在的与疾病发生、发展及转归有关的诱发因素，包括个人特征、生理参数、不良的行为与生活方式、暴露于有害的生活和生产环境、既往疾病史、家族遗传危险因素等。

健康危险因素评价（health risk appraisal，HRA）是研究危险因素与慢性病发病率及死亡率之间的数量依存关系及其规律性的一种技术与方法。它是评价人们生活在有危险因素的环境中发生死亡的概率，以及当改变不良行为、消除或降低危险因素时，死亡及危险改变的情况，可能延长的寿命，从而促进人们改变不良的行为，减少危险因素，提高健康水平的一种健康促进技术。

健康危险因素评价的基本思想是根据流行病学资料、人口发病率或死亡率资料以及运用数理统计学方法，对人们在生活、生产环境及医疗卫生服务中存在的与健康相关的危险因素进行测评，估计个体患病或死亡的危险性，预测个体降低危险因素的潜在可能性及可能延长寿命的程度，并向个体进行反馈。健康危险因素评价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健康咨询，促进人们针对存在的危险因素进行个体化和群体化的干预与控制，改变不良的生活、生产环境和行为生活方式，避免或降低危险因素的影响，减少疾病，提高生活质量，进而提高人群的整体健康水平。

一、健康危险因素评价的历史

1.健康危险因素评价的产生背景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医学科学技术的进步，死因谱、疾病谱、医学模式的改变，曾经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传染病在全球范围内逐渐得到有效控制，而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日益成为人类最主要的死亡原因。世界卫生组织预测，2005年估计将有5 800万人因各种病因而死亡，其中慢性病造成的死亡人数将达3 500万，这比所有传染病（包括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加上孕产期和围产期疾患以及营养不良所导致的死亡人数总和还要多一倍。慢性病造成的死亡占所有死亡的60%。从1990年到2020年这段时间，全球范围内因慢性病导致的死亡率将会由55.5%增至72.6%，致残率也相应增加。根据国家卫生部2004年公布的调查结果，我国成年人高血压患病率已增加到18.8%，其中大城市达到20.4%，全国城乡平均血脂异常率达18.6%；全国大城市居民体重超重率高达30.0%，肥胖率达到12.3%，糖尿病患病率已达6.4%。当前，以心脑血管疾病、肿瘤、糖尿病等为代表的慢性病已成为威胁人类健康的重要公共卫生问题，并成为医疗费用过度增长的主要原因。全国每天约1.4万人死于慢性病，占总死亡率中的70%以上，在城市地区则高达85%以上。

由于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迁延性、难愈性、高致残率、高致死率，不仅影响人类健康和生活质量，而且对有限的可利用的卫生资源造成了持久的消耗，对个人、家庭和社会的影响极大，因此，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对这类疾病的病因及其防治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病因学、流行病学等研究成果表明，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是由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行为和生活方式、环境、生物遗传、医疗卫生服务等因素对这类疾病的发生、发展及转归起着重要作用，许多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发生与个人的不良行为与生活方式以及环境中的多种危险因素有密切联系。吸烟、酗酒、缺乏体育锻炼、不良饮食习惯和膳食结构、紧张等健康危险因素，不仅与心脑血管系统疾病有关，而且也是某些肿瘤的诱发因素。在当今影响人类健康的四大因素中，行为与生活方式约占60%、环境因素占17%、生物遗传因素占15%、医疗卫生服务因素占8%。因此，要有效地防治各种慢性病和恶性肿瘤，有效地进行个体化和群体化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预防与控制，就有必要对与疾病发生、发展有关的危险因素进行分析，对与其有关的各种健康危险因素进行测评，以便发现致病、影响健康的危险因素，预测疾病发生的概率和严重程度，为制定适宜的个体化或群体化干预措施及其效果评价提供科学依据。这是提出健康危险因素评价并使之很快发展起来的原因之一。

2.健康危险因素评价的发展　健康危险因素评价的产生应该归功于Robbins。当他在Framingham进行由美国公共卫生部资助的心脏病前瞻性调查时，就开始意识到某些行为特征或危害增加了该病的危险性。20世纪60年代，Lewis C.Robbins和Jack.Hall两位临床医师在总结临床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健康危险因素评价，并于1970年出版了《怎样从事未来医学》（How to practice prospective medicine）一书，该书系统论述了定量研究危险因素的原理和方法。70年代，生物统计学家Harvey Geller和健康保险学家Mr.Norman Gesner根据各种危险因素与相应慢性病之间联系的密切程度和作用强度制定了Geller Gesner危险分数转换表，使健康危险因素评价方法更加完善。

最初的健康危险因素评价是用手工计算的，70年代中期，美国疾病控制中心（the Cen ters for Disease Control，CDC）制作了健康危险因素评价的计算机软件，使健康危险因素的评价更加迅速、方便。1986～1987年，Emory大学的Carter研究中心与CDC合作制作了新的健康危险因素评价计算机软件“healthier people”，它不仅可以用询问的方式对个体进行评价，而且可以对群体的健康状况进行评价，通过对咨询者进行适当的健康教育，达到促进人们改变不良生活方式的目的。

健康危险因素评价计算机软件的出现，促进了健康危险因素评价的迅速发展，美国、加拿大首先将健康危险因素评价用于健康教育及健康促进活动，日本、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也开始将健康危险因素评价介绍到国内，并开展这方面的教学及应用工作。

在国内，20世纪80年代初期，上海医科大学的龚幼龙将健康危险因素评价方法介绍到我国，国内一些医学院校将其作为社会医学的教学内容之一加以介绍，部分学者在人群中进行了一些应用性研究。80年代末，华西医科大学的李宁秀在查阅国内流行病学调查资料及全国城市卫生服务调查资料的基础上，采用国外的危险分数表，在成都市区对409名30～59岁组人群进行了健康危险因素调查及评价，并反馈结果，指导其消除或降低危险因素，同时分析了不同人群的危险因素水平，为制定相应措施提供了依据。90年代初，上海医科大学的袁建平采用国外的健康危险因素评价技术，利用上海市人群的死亡率、人口统计学资料结合部分国内、国外的流行病学资料，以5岁为一个年龄组，制定了20～74岁男女前15位主要死因的危险分数转换表。90年代以后，“危险因素评价”方法正日益受到国内流行病学家和其他专家的评议，并多次召开专题讨论会进行研讨，健康危险因素评价方法日益引起重视。近年来，随着相关疾病危险因素研究资料的增加，国内一些学者开始对此方法进行进一步研究，并将其与社区卫生服务的开展相结合。

二、健康危险因素评价的基本步骤与方法

健康危险因素评价要阐明有关疾病的危险因素与死亡率或发病率之间的数量联系，因此选择哪一种疾病及有关危险因素作为评价对象，并对其作出合理的解释非常重要。通常选择一些主要的病种作为调查对象，选择一种疾病而不选择一类疾病，因为一种疾病的危险因素一般比较具体明确，容易进行评价；而一类疾病由多种疾病组成，不易确定相应的危险因素进行评价。例如，选择冠心病而不选择心血管系统疾病，选择肺癌或肠癌而不选择全部肿瘤。此外，对于目前还不能明确危险因素的一些疾病，也不宜作为评价的病种。一般是选择影响当地目标人群最重要的且具有明确危险因素的10～15种疾病作为评价病种。

1.资料收集

（1）收集当地人群性别、年龄别和疾病别的死亡率资料：这类资料可以从常规死因报告登记系统、疾病监测系统、居民健康档案中获得，也可以通过回顾性的居民健康询问抽样调查获得。这部分资料主要用来计算同性别、同年龄别死亡率的平均水平，在评价时作为比较的标准。但在使用时必须换算为10年的死亡概率，以提高评价的稳定性。

（2）收集评价对象的健康危险因素资料：一般采用询问调查或自填问卷方式收集评价对象的生活行为方式、环境、医疗卫生服务中的危险因素，通过体格检查、询问疾病史和实验室检查结果可以提供重要的资料。

通常可将需要收集的健康危险因素划分为下列5类：

1）个人行为生活方式：如吸烟、饮酒、体力活动及使用安全带等。

2）环境因素：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如经济收入、家庭关系、居住条件、生产环境、工作紧张程度及心理刺激等。

3）生物学因素：如性别、年龄、种族、身高、体重及疾病遗传史等。

4）医疗卫生服务：如定期体格检查、直肠镜检查、X线检查、乳房检查及阴道涂片检查等。

5）其他因素：除上述4类因素外，还应详细询问评价对象的既往疾病史、生育史、家族疾病史等。如询问评价对象本人是否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原因不明的肛门出血，家族中是否有人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肝癌、乳房癌、直肠癌和自杀等。

2.资料分析

（1）人群10年死亡概率的计算：将一年死亡率（M）转换为一年死亡概率（P），再根据寿命表的方法将一年死亡概率（P）转换为10年死亡概率（R）。具体步骤如下：

1）首先得到全国（或某地区，如省）的性别、年龄组死因别死亡资料。

2）根据ReedMerrill公式，将1年全死因的死亡率转换成1年的死亡概率。

P＝1－exp［－M（1＋0.008M）］

P：年死亡概率；　　　　　　　

M：年死亡率。　　　　　　　　

3）根据各死因在全死因中占的比例，将全死因的死亡概率转换成各个死因的死亡概率。

Q＝D_某死因/D_全死因×P

D：死亡人数　　　　　

4）利用寿命表法，将全死因1年的死亡概率转换成10年的死亡概率。公式为：

R₁＝P _A　　　　　　　　　　　　　　　　　　　　　　

R₂＝R₁＋P _A＋1（1－R₁）　　　

R₃＝R₂＋P _A＋2（1－R₂）　　　

…

R_X＝R_X－1＋P _A＋N（1－R_X－1）

R₁₀＝R₉＋P _A＋9（1－R₉）　　

P _A：全死因1年死亡概率；

R _X：全死因X年后的死亡概率；

P _A＋N：估计年龄组下限全死因1年的死亡概率。

根据类似的公式可以计算各死因的10年死亡概率。公式为：

S₁＝Q _A　　　　　　　　　　　　　　　　　　　　　　　

S₂＝S₁＋Q _A＋1（1－R₁）　　　　

S₃＝S₂＋Q _A＋2（1－R₂）　　　　

…

S_X＝S _X－1＋Q _A＋N（1－R _X－1）

S₁₀＝S₉＋Q _A＋9（1－R₉）　　　

Q_A：各死因1年的死亡概率

S_X：各死因中X年后的死亡概率

Q_A＋N：估计年龄组下限各死因1年的死亡概率

（2）将危险因素转换成危险分数：危险因素与死亡率之间的数量关系是通过将危险因素转换成危险分数这个关键环节来实现的。当评价对象所具有的危险因素相当于当地人群平均水平时，危险分数定为1.0，即表示这个评价对象发生某病死亡的概率相当于当地死亡率的平均水平；危险分数大于1.0时，表示个体发生某病死亡的概率大于当地死亡率的平均水平；危险分数小于1.0时，表示个体发生某病死亡的概率小于当地死亡率的平均水平。危险分数越高，则死亡概率越大；反之则小。

计算危险分数是进行健康危险因素评价的关键步骤。常用的计算危险分数的模型有统计模型、聚类模型、Sposeff模型、对数线性模型、logistic模型等。其中，统计模型是最早由Gesner提出并用于健康危险因素评价研究之中计算各个危险因素的危险分数及组合危险分数的模型。

统计模型：

F_i：某一暴露水平的危险分数；

RR_i：暴露于这一危险因素的相对危险度；

P_i：人群中暴露于这一水平危险因素的个体占总人口的比例。

【例3-4】　某5 3岁女性冠心病血压危险分数的计算方法为：已知该女性收缩压（SBP）＝180mmHg，舒张压（DBP）＝110mmHg，以无高血压（SBP＜140mmHg或DBP＜90mmHg）的比值比OR值为1.00，Meta分析结果高血压对冠心病的合并效应量OR值为2.15，SBP为180mmHg时的RR值为1.95，DBP为110mmHg时的RR值为3.41，53岁女性高血压的患病率（P _e）为21.43%，则无高血压的百分率（P ₀＝1－P _e）为78.57%。高血压人群的基准死亡比例（BP）＝1/［（RR×P _e）＋（RR×P ₀）］，以OR值估计RR值，则BP＝1/［（2.15×21.43%）＋1.00×78.57%］＝0.80，由此得到收缩压的危险分数＝1.95×0.80＝1.56，舒张压的危险分数＝3.41×0.80＝2.73（表3-17）。

表3-1 7　某53岁女性血压危险分数的计算举例

美国生物统计学家H.Geller和健康保险学家N.Gesner依据统计模型编制了美国分年龄别（以5岁为1个年龄组）的危险分数转换表（简称Geller Gesner表）。表3-18给出了40～44岁年龄组男性的Geller Gesner表供参考。

表3-18　危险分数转换表（部分年龄组，男性40～44岁）

续表3-18

续表3-18

续表3-18

＊mg/dl×0.025 9＝mmol/L

查表时，如果某人危险因素的测量值不能直接从表中查出，这时可以根据相邻两个测量值的危险分数估算，或用内插法计算。如某41岁男性胆固醇测量值为192mg/dl，从表3-18中查不到该危险因素测量值及其危险分数，但根据与220mg/dl和180mg/dl相对应的危险分数1.0和0.5，用内插法可计算得到192mg/dl的危险分数为0.6。

需要说明的是，自引进这一评价技术以来，国内至今还没有研制出一套适合应用于我国人口的危险分数转换表，目前主要引用Geller Gesner表，或在此表基础上结合国情或地情进行适当修改后得到的危险分数表。

（3）计算组合危险分数、评价年龄

1）计算组合危险分数：许多流行病学调查证明，一种危险因素可对多种疾病产生作用，多种危险因素也可对同一种疾病产生联合协同作用，并可程度不同。因此，计算组合危险分数时分两种情况：

①与死亡原因有关的危险因素只有一项时，组合危险分数等于该死因的危险分数。

②与死亡原因有关的危险因素是多项时，组合危险分数的计算：

ⅰ.将危险分数大于1.0的各项分别减去1.0后剩下的数值作为相加项分别相加，1.0作为相乘项。

ⅱ.小于或等于1.0的各项危险分数值作为相乘项分别相乘。

ⅲ.相加项和相乘相的结果相加，就得到该死亡原因的组合危险分数。

2）存在死亡危险：该指标是指在某一种组合危险分数条件下，因某种疾病死亡的可能性。

存在死亡危险＝平均死亡概率×组合危险分数

3）计算评价年龄：用总的存在死亡危险去查全死因的10年死亡概率表，利用内插法计算，得到评价年龄。(www.chuimin.cn)

评价年龄是依据年龄与死亡率之间的函数关系，从死亡率水平推算得出的年龄称为评价年龄。具体的计算方法是首先将各种死因的存在死亡危险相加，得到总的存在死亡危险，然后查健康评价年龄表（表3-19），即可得出相应的评价年龄。健康评价年龄表左边一列是男性总的存在死亡危险值，右边一列是女性总的存在死亡危险值，中间部分最上面一行数值是个体实际年龄的最末一位数字，余下的主体部分是相应的评价年龄值。

表3-19　健康评价年龄表

续表3-19

（4）可达到年龄、危险降低程度

1）计算可达年龄：可达年龄是根据存在的危险因素，提出可能降低危险因素的措施后按上述相同步骤计算得到的新的评价年龄。对于危险分数大于1且危险因素属于行为生活方式的评价对象建议其改变危险因素，根据新的指标值查危险分数转换表，重新计算组合危险分数，计算出新存在的死亡危险，所得出的年龄为可达年龄。

2）危险降低程度：危险降低程度表示评价对象根据医生建议改变了现有的危险因素后，死亡危险可能降低的绝对量占改变前总的存在死亡危险值的比例。

危险降低量＝存在的死亡危险－新存在的死亡危险

危险降低程度＝（危险降低量÷总存在死亡危险）×100%

【例3-5】　刘某，41岁，男性，家住某地，不吸烟、不饮酒，血压16.0/9.3kPa，胆固醇192mg/dl，无糖尿病史，无高血压家族史，存在的危险因素有超重、缺乏体力活动、抑郁。健康危险因素评价见表3-20。

表3-20　某地某41岁男性健康危险因素评价表

续表3-20

＊mg/dl×0.0259＝mmol/L

计算过程如下：

（1）10年死亡概率：查阅当地资料，经计算得41岁男性的全死因10年死亡概率为5 560/10万，冠心病10年死亡概率为1 877/10万，车祸10年死亡概率年死亡概率为285/10万。余类推，见表3-19第（2）栏。

（2）将危险因素转换成危险分数：如血压16.0/9.3kPa，查表3 17，危险分数为0.4。见表3-19第（3）、（4）、（5）栏。

（3）计算组合危险分数：如冠心病的危险因素有7项，其中危险分数大于1.0的有体力活动和体重超重30%两项，危险分数分别为2.5和1.3，其余5项的危险分数都小于或等于1.0。计算组合危险分数的具体步骤列举如下：

相加项：2.5－1.0＋1.3－1.0＝1.8

相乘项：0.4×0.6×1.0×0.9×0.5＝0.108

组合危险分数：1.8＋0.108＝1.91

结果见表3-19第（6）栏。

（4）存在死亡危险：如冠心病存在的死亡危险为1 877×1.91，即等于3 585/10万。

该41岁男性总的存在死亡危险＝3 585.07＋541.5＋660.0＋22.2＋42.18＋40.4＋16.7＋111.0＋111.0＋39.2＋11.2＋1 987＝7 167.45。见表3 19第（7）栏。

（5）计算评价年龄：查表3-1 8，数值7 16 7.4 5介于6 8 30和7 5 70之间；该男性实际年龄为41岁，最末一位数字是1，据此在中间部分相应的列中查出6 830的评价年龄为43岁，7 570的评价年龄为44岁，两者平均为43.5岁，即为此人的评价年龄。

（6）计算可达到年龄：首先将医生根据评价对象存在危险因素的性质和程度所建议的可能改变的危险因素列于表3-2 0第（8）栏；然后根据降低或改变了的危险因素的指标值查表3-2和计算所得的新危险分数、新组合危险分数、新存在死亡危险值分别填入表3 20第（9）、（10）、（11）栏；该41岁男性新的总死亡危险值为3 430.35，查表3 3得到可达到年龄约为36岁。

（7）危险降低程度：改变危险因素后，冠心病死亡危险降低的绝对量＝3 585.07－206.47＝3 378.6，其占改变危险因素前总的存在死亡危险值的比例＝3 378.6/7 167.45×100%＝47%；依此类推。见表3-20第（12）、（13）栏。

3.健康风险评估的报告：HRA报告的种类和各种HRA报告的组合千差万别，较好的情况是HRA报告包括一份给受评估者个人的报告和一份总结了所有受评估者情况的人群报告。个人报告应包括健康风险评估的结果和健康教育信息（图3-2、图3-3）。

图3-2　缺血性心血管疾病患病风险评估报告示例

图3-3　糖尿病患病风险评价报告

三、健康危险因素评价的应用

健康危险因素评价方法可用于个体评价和群体评价。个体评价结果可以被用来对个体的健康进行预测并为健康教育和咨询提供科学依据，劝导个体改变不良的行为生活方式，努力控制并降低危险因素的危害，从而减少疾病和死亡的发生。通过群体健康危险因素评价，可以了解危险因素在人群中的分布及其严重程度，为确定疾病防治工作重点、制订干预策略和措施提供依据。

1.个体评价　健康危险因素的个体评价主要是通过比较评价对象的实际年龄、评价年龄和可达到年龄三者之间的差别，评价危险因素对寿命可能损害的程度，以及降低危险因素后寿命可能延长的程度。

一般说来，如果评价对象的评价年龄大于实际年龄，则表示其存在的危险因素高于平均水平，即死亡概率可能高于当地同性别年龄组人群的平均水平；反之则低。可达到年龄与评价年龄的差数，表示评价对象接受医生建议并采取降低危险因素的措施后可能延长寿命的年数。

根据评价年龄、实际年龄与可达到年龄三者之间的关系将个体归为不同的类型。

ΔX＝评价年龄－实际年龄

ΔX＜－1，认为该个体低于平均危险水平，归入健康型。

－1≤ΔX≤1，认为该个体相当于平均危险水平，归入少量危险因素型。

ΔX＞1，认为该个体是危险因素高于平均水平，归入危险因素型。

ΔY＝评价年龄－可达到年龄

ΔY＞1，认为该个体是因为生活方式等可去除或降低的危险因素所致的危险较多，这些危险因素可通过改变行为、生活方式而降低或消除，归为自创性危险因素型。

ΔY≤1，认为该个体的危险因素多为疾病史、家族遗传史，通过自身努力已很难消除，归为历史危险因素型。

（1）健康型：评价年龄小于实际年龄的评价对象属于健康型，如有一位实际年龄为47岁的评价对象，其评价年龄为43岁，说明该个体存在的危险因素低于平均水平，可能经历与43岁年龄组人群相同的死亡历程，预期健康状况较好。虽然还有进一步降低危险因素的可能，但延长预期寿命有限（图3-4）。

图3-4　健康型三种年龄的关系

（2）自创性危险因素型：评价对象的评价年龄大于实际年龄，而且评价年龄与可达到年龄相差大。如某男性，其实际年龄41岁，评价年龄43.5岁，可达到年龄36岁，评价年龄大于实际年龄，说明该个体存在的危险因素平均水平较高，而且多半是自创性的危险因素。对于这种类型的个体，通过降低危险因素的措施，如改变不良的行为生活方式，能明显延长预期寿命（图3-5）。

图3-5　自创性危险因素型三种年龄的关系

（3）历史危险因素型：评价对象的评价年龄大于实际年龄，但评价年龄与可达到年龄相差较小。如某人实际年龄41岁，评价年龄47岁，可达到年龄46岁，评价年龄与可达到年龄仅相差1岁。这种类型说明个体存在的危险因素可能主要是遗传因素或既往疾病史，而这些危险因素通常难以被降低或改变，即使有所改变，效果可能也不明显，因此，延长预期寿命的余地不大（图3-6）。

图3-6　难以改变的危险因素型三种年龄的关系

（4）少量危险因素型：评价对象的实际年龄接近于评价年龄，评价年龄又和可达到年龄相近，说明这种类型个体存在的危险因素接近于轻微危害程度，降低危险因素的可能性有限，预期死亡过程相当于当地同人群的平均水平。

除了分析危险因素的严重程度及其可能降低的程度以及三种年龄之间的关系外，还可以对某一种危险因素对个体预期寿命可能影响的程度作进一步分析。例如，减少吸烟的危险因素，或控制超体重的危险因素，以同样方法的计算评价年龄和可达到年龄，两者的差值大小可以反映某一种危险因素对预期寿命的影响程度。

危险因素对个体预期寿命影响的程度同样可以用改变危险因素后，危险因素降低程度来说明。如例3-5结果，该评价对象在接受医生建议改变生活行为方式、降低危险因素后，总危险因素的严重程度可降低52.14%，冠心病的危险程度可降低47.0%等等。

2.群体评价　群体评价是在个体评价的基础上进行的，可以从下列几个方面对群体的健康危险因素进行分析与评价。

（1）人群存在危险程度的评价：在个体评价中，根据实际年龄、评价年龄和可达到年龄三者之间关系将评价对象划分为四种类型，即健康型、自创性危险因素型、历史危险因素型和少量危险因素型。在进行不同人群的危险程度分析时，将属于健康型的人归为健康组；属于存在危险因素型，包括自创性危险因素类型和历史危险因素类型的人归入危险组；少量危险因素型的人属于一般组。可以根据不同人群中各种类型的人所占比例来分析哪一种人群的危险水平高，以便确定防治重点。一般而言，某人群处于危险组的人越多，这个人群的危险水平就越高。可以分析不同性别人群的危险水平，也可以分析不同职业、不同文化程度、不同经济状况人群的危险水平。表3-21列举了南京市鼓楼区中老年人群的危险因素程度，男性人群的危险水平高于女性，前者占93.7%，后者为80.5%。

表3-21　南京市鼓楼区中老年居民不同危险水平的人群构成

（χ²＝9.582，P＝0.008）

（2）危险因素属性分析：危险因素一般又可被分为难以消除的危险因素和可以消除的危险因素两大类。有些危险因素与人们的不良行为生活方式有关，属自创性的危险因素，通过建立健康的行为生活方式可以得到降低或消除。进行群体评价时，通过计算存在这两类危险因素人群的比例，可以为有针对性地制定个体化和群体化的健康干预措施及其效果评价提供依据。表3-22列举了成都市男性居民存在的危险因素中86.49%属于可以消除的自创性危险因素，而70.27%女性居民则存在难以消除的危险因素。因此，对男性居民进行旨在建立健康生活方式的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的活动较女性居民更为迫切。

表3-22　不同性别人群危险因素的属性

（3）危险因素对人群健康影响的分析：为了有针对性地制订预防措施，可以分析多种危险因素对预期寿命可能产生的影响及其程度，从而发现哪一种危险因素对人群健康的影响最大。分析方法是将评价对象在去除了某一项危险因素后算得的评价年龄与可达到年龄的差值作为单项危险强度，将存在这一单项危险因素者在评价人群中所占比重作为危险频度，进而相乘得危险程度，以反映该危险因素对人群健康可能产生的影响及其程度。

危险程度＝危险强度×危险频度

表3-23列出了各危险因素影响男性居民健康的强度、频度及程度。以高脂饮食为例，假定去除高脂饮食这一危险因素后，算得评价对象的可达到年龄与评价年龄差数的均数为2.22岁，高脂饮食者在调查人群中的比例为46.8%，因而高脂饮食的危险程度为2.22×46.8%＝1.04岁。

从对表中各危险因素的危险程度分析中可以看出，某一项危险因素对人群健康影响的程度，不但取决于危险因素可能影响预期寿命的大小，而且与危险因素在人群中的分布范围密切相关。有些危险因素虽然对预期寿命影响较大，但如果这些因素在人群中分布范围有限，它对人群总体的危险程度并不严重；反之，有些危险因素对健康影响并不十分严重，但在人群中分布范围较广，其危害性可能更值得引起重视。

表3-23　单项危险因素对男性健康状况的影响（总人数7 9人）

续表3-23

3.其他应用　近年来，健康危险因素评价方法除用于个体及群体评价、用于对一般人群的危险因素评价外，还被广泛应用于人群健康管理和疾病管理，也用于职业危害的评价，甚至用于健康保健领域。

（1）职业健康：工作场所的健康促进活动在减少个体的健康危险因素方面是成功的。工作场所的健康促进活动主要通过以下方式改善个体的行为生活方式：①为职员提供健康促进项目活动，使其采取健康的行为方式降低危险因素；②通过建立健康的企业文化，支持个体的健康行为，鼓励其所做的努力在职业病的预防及治疗方面取得的较为成功的经验。

职业性的腰背损伤不仅显著影响工人的生命质量及生产率，而且会带来大量的医疗费用。多年来，研究人员从人口学、生理学、医学、环境学及心理学出发，研究这些因素与职业性腰背痛（工作伤残）的关系，通过对这些伤残的危险因素进行分析，确定伤残的危险因素及其预防策略。

大量的研究证明，健康危险因素与生产率、缺勤有密切关系，健康危险因素增加，生产率下降，缺勤增加。Burton等对1 601名雇员的研究表明，工作效率指数（WPI，由雇员缺勤、伤残损失的时间及生产率三部分组成）与健康危险因素的种类和数量有关，随着健康危险因素数目的增加，雇员的工作效率下降。Robbins等对87 991名人员平均随访2.4年的资料表明，无论男性、女性，当前吸烟者短期内的缺勤率及住院率均高于从不吸烟者。美国密西根大学健康管理研究中心对20万名人员10多年的健康危险因素及生产率的资料的分析结果也证实了这一发现。

（2）卫生服务需求与利用评价：研究表明，有健康危险因素者其门诊次数、住院次数及访问医疗机构的频率均高于无危险因素者，因此Reed等将Carter中心的健康危险因素评价用于美国阿巴拉契亚山脉社区卫生服务的需求判断。Weaver等对伯明翰、阿拉巴马市2 898名人员运用健康危险因素评价了解不同危险因素者医疗服务的利用及医疗费用情况，结果发现，有心理社会危险因素、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及总危险因素水平高者比无这些危险因素者更可能利用医疗服务，其费用也更高。Musich等对59 670名汽车公司的退休工人的研究也发现，危险因素较多者其卫生服务的利用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3）降低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死亡率：目前，心脑血管疾病、肿瘤、意外伤害事故等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已成为造成人类死亡的主要原因，而这些疾病与人类可改变的行为生活方式密切相关。大量的流行病学资料显示，生活方式习惯和一些生物测量指标如血压、血脂、血糖与负性健康状况存在明确的关系。久坐生活方式、吸烟、过度饮酒、药物滥用、营养不良、肥胖与高血脂、不良饮食习惯、体重过高或过低，高胆固醇、高应激状态、高血压、高血糖、抑郁等会影响健康，最终引起伤残和死亡。降低这些危险因素，相应的发病率及死亡率会明显降低。Baier等在一个大的医疗中心运用健康危险因素评价，提高个体的心血管病防治意识并进行健康教育，主要针对血压及血清总胆固醇，对评价者提供健康危险因素评价结果及心血管病的危险因素，并适时地推荐他们参加由全民健康指南制定的卫生保健及教育计划。随访3个月、6个月，发现有积极的行为改变；8个月后进行第二次血压及血清总胆固醇的筛检，结果显示，血压及血清总胆固醇有所降低。

（4）降低医疗费用：健康危险因素与医疗费用的关系目前正成为研究的热点，Milliman和Robertsont，Yen，Golaszewsk和Bertera等分别对此进行了研究。他们的研究认为：①不良的健康行为及可改变的危险因素会增加经济负担，有危险因素的个体即使在短时间内其医疗费用也高于无危险因素者；②减少危险因素会降低医疗费用；③健康习惯能够改变，并在一段时间内保持低危险状态；④改变不良习惯、降低健康危险因素比控制医疗费用更为重要。他们通过研究6个大的健康保险公司46 026名人员3年的资料，将每种危险因素分为高危险与低危险，结果表明，高危险者其健康状况较差，医疗费用明显高于低危险者。高危险组比低危险组医疗费用增加的比例分别为：精神压抑者70%，高紧张状态者46%，高血糖者35%，体重过高或过低者21%，吸烟者20%，有高血压者12%，久坐生活方式者10%。目前，一些健康保险公司正在利用健康危险因素评价进行疾病管理，并将健康危险因素评价、健康教育作为一、二级预防活动的重要内容，以控制不断上涨的医疗费用。

除此，健康危险因素评价在公共卫生方面，如吸烟、乙醇滥用、暴力等方面也发挥了十分显著的作用。健康危险因素评价也应用于其他领域，如在临床实践中根据患者的危险因素采取降低危险因素的措施，促进患者的康复；应用健康危险因素评价了解肝移植、肾移植后的健康问题；将健康危险因素评价作为发展卫生保健策略的正确工具；在招聘人员培训中用健康危险因素评价预防吸烟和戒烟。加拿大甚至将健康危险因素评价作为考核工作能力的参考，根据健康危险因素评价的评价结果决定一个人到了法定年龄退休是否可继续留任。

总之，健康危险因素评价作为一种健康促进的技术、预防疾病的一项有效手段，方法简便易行，结果直观，人们易于接受，是一种值得推广应用的技术与方法。但是，健康危险因素评价的研究起步较晚，发展历史并不长，还存在不少缺陷，有待进一步研究改进与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