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服务业的经济发展与结构变动

——一项基于时间序列数据和投入产出表的比较分析

全球产业发展自20世纪中叶出现崭新迹象，服务经济开始来临。服务业创造的GDP和就业所占比重超过第二产业，逐渐成为现代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经济服务化进程对世界经济格局的“革命性”影响（Fuchs，1968），不仅彻底转变了理论界对服务业的忽视和低估，而且被越来越多的经济体运用到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的实践当中。

20世纪80年代以后，浙江省通过制造业的开放式发展，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制造基地之一。然而，制造业在开放式发展过程中也积累了诸多深层次的问题。在全球实体经济饱受金融危机冲击的大环境下，制造业在2008年出现了产能过剩、大批企业破产歇业、工业增加值不断下滑等情况。全省经济受其拖累，今年第一季度GDP增长速度出现历史最低值。

结合世界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的基本规律和相关经验，制造业能否冲破“玻璃天花板”取决于转型升级能否顺利实现。和发达经济体相比，中国制造业的症结是整个产业链特别是高端生产性服务环节的不足。由此，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加强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成为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战略性选择。

以这一思想为指导讨论浙江省产业升级问题的文章不少。但鲜有研究对浙江省服务业的发展状况以及服务业对国民经济和三次产业的影响程度给予比较全面和准确的评述。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表现究竟如何？生产性服务业在三次产业的发展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和发达经济体相比，浙江省服务业发展存在哪些不足，原因何在，又该如何应对？回答这些问题显然对促进浙江省服务业发展和制造业转型升级具有启示意义。

将服务业放在经济增长和结构变动的大背景下进行讨论曾经被经济理论界忽视。Riddle（1986）在分析经济增长中的产业部门格局时指出，那种认为只有制造业的活动才能促进经济增长的偏见在已有的经济理论研究中根深蒂固而又影响广泛。Fuchs（1968）关于美国服务经济发展状况的研究，Hartwell （1973）关于欧洲工业革命历史的研究以及钱德勒（1977）有关运输与通信中的革命对现代工商企业管理革命的深远影响的研究，对于扭转这种偏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Hartwell认为工业革命的前提不仅包括农业革命，还包括商业、金融、交通运输等一系列服务革命。钱德勒认为服务业可以使其他产业、经济运行和管理，以及国际经济交流都出现新特点与新气象。Fuchs研究了美国服务业就业人数和就业增加值变动的情况，提出了服务经济来临的首要标志为服务业就业比重超过国民总就业的50%。后来，钱纳里等（1988）基于100多个国家的实证研究揭示了服务业发展的标准结构，即在不同人均GDP水平下应该对应的服务业产值和就业比重。王子先（2008）、程大中（2008）等对我国服务业发展情况和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的服务业发展状况进行了比较研究，得出了我国服务业发展明显偏离国际标准结构和一般趋势的结论。

服务业主要通过为其他产业提供生产性服务而对国民经济及三次产业产生影响。服务部门通过提供生产性服务“把日益专业化的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引进商品生产部门（格鲁伯、沃克，1989）”，因其“黏合剂”作用提高了经济总体生产率（Riddle，1986）。江小涓、李辉（2004），顾乃华、李江帆（2006），刘志彪（2006）等国内学者，通过逻辑推演和实证研究对服务业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黏合剂”作用也给出了精辟阐述。江静等（2007）对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进行拓展，将生产者服务作为劳动和资本以外的另一投入品，通过数学推导得出了生产性服务作为制造业的高级要素投入，其规模的扩大可以降低制造业的单位成本、直接提高制造业效率和产业竞争力的命题。

对生产性服务业进行研究很难回避的一个操作性问题是如何确定生产性服务业的范畴。以上研究均按照人为的划分方法，将银行保险业和交通运输业等作为生产性服务业的代表，从特定服务部门出发进行研究。郑长娟（2009）对浙江省生产性服务业家底进行盘点也采用了这种分类方法。但是，程大中（2007）认为这种方式无法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状况给予全面的反映。他采用投入—产出分析法，把国民经济价值型投入—产出表中包含的中间使用作为生产性服务，通过计算服务投入率、服务资本品率、产业关联系数等指标分析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水平及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投入—产出分析方法在国外有关生产性服务业的研究中是较为常见的（如Windrum和Tom linson，1999）。

本章从就业比重和产值比重两个方面刻画浙江省服务业发展现状，并依据代表性国家的水平和钱纳里等提出的标准结构，对浙江省服务业发展水平作出判断。在选取统计数据时，将服务业等同于第三产业。依据是第三产业自1985年确立范围起就作为服务业的同义语使用。2003年对第三次产业进行了重新规定，第三产业和服务业范畴出现了偏差，但两者之间数量差别并不明显。为了能够全面反映浙江省自改革开放以来服务业发展变化的情况，本章最大限度地选取1978~2008年可获得的三次产业就业结构和产值结构的时间序列数据。[1]全部数据来自历年《浙江省统计年鉴》。

图15-1　服务业部门核算口径调整

在分析服务业对国民经济及三次产业的影响时，本文使用投入—产出表提供的数据进行分析。因此，本文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定义是作为其他产业的中间投入。由于投入—产出表编制困难，不是每年编制，本文选用浙江省2005年投入—产出延长表数据，并以13个OECD经济体在20世纪90年代的相关数据[2]作对照系。浙江省投入—产出表包含的16个服务业部门和OECD国家投入—产出表中包含的服务业部门不尽相同，为方便对比，把16个服务部门合并整理成8个（见图15-1）。浙江省数据来自《浙江统计年鉴（2006）》，OECD经济体数据整理自程大中（2007，2008）。

（一）浙江省服务业总体发展状况及对国民经济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1978年的18.6%提高到2008年最高时的41.0%。1978～2008年，比重提升了22.4个百分点。在1992年和2002年分别出现过两个阶段性最高点，之后服务业增加值比重经过3～5年的调整后均再次出现上升，但是上升的速度都较之前放缓。服务业就业人员比重由1985年的13.4%上升至2007年最高时的33.1%。1985～2007年，比重提高了19.7个百分点。在2002年接近32%以后经历4年调整，到2007年才又出现了增长的迹象。

从GDP和产业指数看，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GDP指数加速上升主要得益于第二产业指数快速上升，第三产业指数虽然始终高于GDP指数，但是明显低于第二产业指数。21世纪的头8年（2000～2007年），第三产业年均增加值温和上升，第二产业则起伏偏大，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速度有6年（2004年和2005年除外）高于第二产业和GDP年平均增长速度，产业结构升级迹象显现。2008年的数据显示出了金融危机对我国外向型经济的冲击，除第一产业略有上升外，第二、第三产业出现明显下降。但是，第三产业的增长速度比第二产业和GDP高2.8个百分点和1.7个百分点，在危机中显示出了对经济增长强于第一和第二产业的拉动作用。

尽管第三产业保持了持续增长的势头，并且在危机下表现出好于第一和第二产业的成长性，但第三产业在产值比重和就业比重上仍然没有超越第二产业，和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相比也有较大差距。王子先（2008）的研究表明，2001年发达国家的服务业就业比重在60%～70%，最高的美国是75.2%，即便是发展中国家中最低的巴基斯坦也达到了33.5%。从服务业增加值所占的比重看，2004年世界的平均水平达到68%，发达国家为72%，发展中国家为52%。浙江省的数据显然低于上述参照值。此外，按照钱纳里等揭示的标准结构，2007年浙江省人均GDP达到4883美元，相应的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和就业比重分别是40.7%和33.1%，显著低于标准结构为3000美元时的产值比重（48.7%）和就业比重（51.6%）。

表15-1　浙江省服务业发展状况相关数据

（二）浙江省生产性服务发展状况及对国民经济和三次产业的影响

服务业主要通过为其他产业提供生产性服务而对国民经济及三次产业产生影响。生产性服务业是为其他商品和服务的生产者用作中间投入的服务。生产性服务业对国民经济的重要性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占服务业的比重在发达国家超过2/3，在发展中国家超过一半；第二，是制造业价值增值的主要环节，对提高产业竞争力有关键作用；第三，是服务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量，推动全球生产组织方式的革命性变化。有鉴于此，本部分着重分析浙江省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相关情况，以加深对服务业在浙江省国民经济中所起作用的认识。

1.浙江省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状况

服务业投向各产业的服务价值之和为中间使用合计，其与服务业各部门总产出的比重为服务资本品率，可以反映服务业部门的生产性。比重越大，生产性越明显。以服务资本品率是否超过50%的国际惯例为标准判断服务业部门的生产性质，浙江省仅有旅馆餐饮业和公共服务业不属于此类。与OECD国家进行横向比较可以发现，也只有旅馆餐饮业和公共服务业的生产性低于OECD平均值。

表15-2　服务业部门资本品率

虽然服务业部门大多具有生产性，由于服务业总体比重小，生产性服务在国民经济和整个服务业中的重要性仍显不足。生产性服务产出占国民总产出的比重仅为11.4%，不及发达国家的一半，如美国1998～2003年生产性服务占国民总产出的比重都保持在25%以上，英国则从1992年的19%左右上升到2002年的26%左右。生产性服务产出占服务业总产出的比重仅为55%，而发达国家该比重约为70%。

表15-3　生产性服务业部门和产业结构

此外，浙江省生产性服务的结构不够优化。按照要素密集度，可以把生产性服务业分为传统生产性服务业和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前者主要包括批发零售业、住宿餐饮业和运输仓储业等劳动密集型服务部门，后者主要指金融保险业、邮电通信业、计算机和软件服务业、租赁商务服务业等带有较高技术、知识与人力资本含量的服务部门。从表15-3可知，第一和第二产业主要使用传统服务部门提供的服务，第三产业主要使用现代服务部门提供的服务。从具体的服务业部门看，批发零售业和运输仓储业把绝大部分服务投向了第二产业，只有住宿餐饮业对第二产业的投入比重比第三产业少12.1个百分点；金融保险业和研究开发服务业在第二和第三产业之间的投入比重相差不大，但是房地产业和通信服务业对第三产业的投入比重是第二产业的1倍。

2.浙江省生产性服务对国民经济及三次产业的影响

由于生产性服务与加工制造环节相比具有高附加值性，生产性服务在投入产出活动中占比越大，国民经济就越具有高附加值特征。以国民经济中间投入率和国民经济增加值率衡量国民经济附加值的大小，可以发现和OECD经济体平均水平相比，浙江省2005年国民经济的增加值率明显偏低，而国民经济中间投入率明显偏高。究其原因是浙江省国民经济中间投入中物质性消耗过大、服务性消耗过小。从投入的角度看，服务业为三次产业提供的服务性投入和第一、第二产业为三次产业提供的物质性投入之间的价值量之比接近1∶7，而OECD国家的这一比例接近1∶1。从产出的角度看，浙江省三次产业的产出中使用的物质性中间投入是服务性中间投入的5倍多，而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仅为1.24倍。

生产性服务对三次产业的影响可以通过影响力系数（Fj）和感应力系数（Ei）[3]的大小进行判断。Fj的含义是某部门增加一单位最终使用时，对国民经济剩余部门所产生的生产需求及波及程度。Fj>1表示第j部门生产对国民经济影响程度超过各个部门影响力的平均水平，该系数越大，第j部门对各部门产出的拉动就越大。Ei的含义是，国民经济各部门增加一个单位最终使用时，某部门由此受到的需求感应程度，即需要该部门为其他各部门生产而提供的产出量。Ei> 1表示各部门生产使第i部门受到的感应影响高于国民经济的平均感应程度，该系数越大，第i部门受到的需求压力就越大。

表15-4生产性服务业对国民经济的影响

注：国民经济中间投入率=中间投入/总产出，国民经济增加值率=增加值/总产出，服务投入率=服务性中间投入/总中间投入，物质投入率=物质性中间投入/总中间投入，服务消耗率=服务性中间消耗/总产出，物质消耗率=物质性中间消耗/总产出。

浙江省服务业整体的Fj和OECD的Fj比较一致，都小于1。Fj较小，说明服务业对其他各部门产出的拉动作用较低，即其与各后续生产部门的关联程度较低。浙江省细分服务业部门的Fj和OECD细分服务业部门的Fj都小于1，且水平相当。但是，金融保险业和研究开发业的Fj明显低于OECD的水平，也是在所有服务业部门中最低的。浙江省服务业整体的Ei明显低于OECD的水平，全部细分部门中只有4个高于1，2个高于OECD的水平。Ei较小，表明浙江省服务业受到的需求压力相对较小，其生产性服务的功能相对较弱。综合Fj和Ei两个系数可知，浙江省服务业存在“双不足”现象，即对其他产业产出拉动作用不足，受其他产业发展的推动也不足。而且，房地产业、金融保险业、邮电通信软件服务业等通常被看作国民经济关键性产业的服务业部门，其实际表现并不理想。

表15-5　服务业部门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

（1）第四部分的分析表明，服务业在浙江省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偏低。这种状况和浙江省自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经济增长模式以及“重制造、轻服务”的产业政策设计有直接关系。因此，应调整传统的差别性产业政策，把服务的发展与创新放在与制造业同等重要乃至相对优先的位置。

1978年以来，得益于制造业通过承接加工装配等环节国际转移而实现的超常规发展，浙江从一个“一大三小”的经济弱省快速发展成为经济强省。以制造业为主的“块状经济”成为浙江省富有特色的区域经济形态。这种状况下，浙江省产业政策设计难免出现“重制造、轻服务”的情况。[4]但是，尽管这些出于比较优势考虑而外移的制造业环节进入门槛低，其高强度消耗和高密集化使用资源的特点严重影响了浙江省制造业竞争力和国民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浙江省经济贸易委员会发布的2007年浙江省块状经济发展报告显示，浙江省以制造业为主的块状经济从总体上仍属于低成本型产业集群，存在创新薄弱、产业层次低、经济发展方式粗放等突出问题。(www.chuimin.cn)

原有发展模式难以持续，这就要求在对国民经济进行产业布局的时候，要站在新的高度重新认识服务业。世界性的产业结构调整表明，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增长极，与第二产业相比，服务业的资源能源消耗强度和污染排放程度低，提高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是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必由之路。结合浙江省的具体情况，应该通过拓展和深化原有服务业部门，培育和发展新兴服务业部门等方式，促进劳动力更多地向第三产业转移，通过有针对性的劳动力培训和人才引进等措施，提高服务业的劳动生产效率，进而提高整个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产值比重，扭转现有的国民经济增长以制造业为主的模式。

（2）第四部分的分析表明，浙江省生产性服务总量偏小、结构不够优化。这种状况同制造业需求不旺直接相关。因此，应该以制造业升级转型为契机，推进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专业化分工与融合，形成有利于两者协同发展的“好的”路径依赖。

现代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得益于在20世纪80年代经济全球化浪潮中出现的制造业“研发—生产—营销”一体化序列大规模分离现象。生产者服务业脱胎于制造业，基于制造业的基础，随着社会分工的深化和竞争程度的加强，从制造业当中逐渐垂直分离出来并发展成为独立的产业部门，并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在经济中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但在我国，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之间却普遍存在“坏的”路径依赖（李善同等，2008）。一方面，由于我国制造业仍处于劳动密集、资本密集向知识密集的转换过程中，高能耗、技术含量低、规模不足的特征导致对生产者需求的不足，抑制了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另一方面，服务业比重低，专业化服务供给相对不足，产品差异化、创新能力培养不能适应制造业需求，因为在制造业升级中难以发挥重要作用。另外，第二产业对生产性服务需求严重不足的现象在浙江省的企业微观调查中也有体现。根据省统计局公布的相关数据，浙江省2006年销售额排名前50位的制造业企业的总支出费用中，信息技术服务、人力资源服务、市场和销售服务和金融服务的支出占总支出的1/4，而1997年美国年销售额在8000万美元以上的公司的上述支出占总支出就已经达到了70%。

打破“坏的”路径依赖须从改造制造业现有生产模式开始。首先，要及时修正现有制度中任何有利于企业以较低生产成本维持利润水平的内容，如知识产权保护不足，企业外部成本过低等。其次，要做大、做强制造业企业。很多对制造业升级和核心竞争力提升有关键作用的生产性服务业都具有很强的规模经济效应，只有规模较大、实力较强的制造业企业才可以为高端服务业的发展形成稳定需求。与此同时，也不应该把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完全置于被动地位。应该有针对性地发展一些对浙江省制造业升级具有重大意义的服务业部门，提高其服务质量和服务能力。比如，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成果改造浙江省物流和供应链体系，对大型制造业企业建立市场营销网络给予倾斜等。

（3）本章采用投入—产出表数据测量生产性服务，反映的是产业和企业对通过市场交易获得生产性服务的依赖程度。从经济学理论上讲，作为商品与其他服务生产过程的中间投入的生产性服务，其市场化程度与交易成本密切相关，交易成本越大，市场交易水平越低（杨小凯，1998）。因此，需要采取措施有效降低市场交易成本，促进生产性服务的发展。

导致交易成本增加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首先，市场机制扭曲会导致交易成本扩大。比如，在诸如电信、交通、教育等生产性部门，由于市场垄断和国家所有并存，抑制了服务市场竞争，降低了服务生产效率，助长了服务价格的上升，进而抑制了企业对生产性服务的外购。其次，政府管理规制扭曲也会增加交易成本。比如，政府为促进生产性服务的外部化而出台社会审计、质量检测等必须外购的规定。但是，如果这些规定侵犯了企业经营自主权，限制了服务提供的自由，那么企业很可能不进行外部采购，导致政策的失效。最后，如果服务提供缺乏应有的标准与规范，服务的消费与提供之间缺乏应有的信任机制，也会大大增加市场交易成本。

要解决以上问题，需要积极推进服务业产业化和市场化的体制和机制建设，减少和消除扭曲，增强服务业发展的活力和动力；需要打破垄断、放宽准入领域以及建立公开、平等、规范的行业准入制度，促进有序竞争；需要倡导“规范服务”和“诚信服务”，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打造诚信经济。在开展这一系列工作的时候还必须意识到，市场体系的完善和市场化进程的推进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特别关注体制、机制和政策的创新和动态调整，以便以促进服务业发展为核心，让有助于解决以上问题的各项措施发挥合力。

（执笔人：许锐[5]）

参考文献：

1．程大中：《发达国家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趋势及启示——13个OECD经济体与中国的比较研究》，《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报告2007》，经济管理出版社2008年版。

2．程大中：《国际服务贸易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3．顾乃华、李江帆：《中国服务业的技术效率区域差异的实证分析》，《经济研究》，2006年第3期。

4．江静、刘志彪、于明超：《生产者服务业发展与制造业效率提升——基于地区和行业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世界经济》，2007年第8期。

5．江小涓、李辉：《服务业与中国经济：相关性和加强增长的潜力》，《经济研究》，2004年第6期。

6．李善同、高传胜、高春亮：《中国生产者服务业发展与制造业升级的关系研究》，《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报告2007》，经济管理出版社2008年版。

7．刘志彪：《发展现代生产者服务业与调整优化制造业结构》，《南京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6年第5期。

8．王子先：《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报告2007》，经济管理出版社2008年版。

9．杨小凯：《经济学原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10．郑长娟：《浙江生产性服务业家底盘点》，《经贸实践》，2009年第4期。

11．H．G．格鲁伯，M.A.沃克：《服务业的增长：原因与影响》，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1989年版。

12．M．钱德勒：《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

13．H.钱纳里、M.赛尔昆、李新华、徐公理、迟建平：《发展的型式：1950~1970》，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14.Fuchs，V.，The Service Economy，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1968，p.1.

15.Hartwell，R.，The Service Revolution：The Growth of Services in Modern Economy，in Cipolla（ed.），The Fontana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London：Collins Clear Type Press，1973.

16.Riddle，D.，Service Growth：The Role of the Service Sector in theWorld Development，Praeger Publishers，1986.

17.Windrum，P.& Tomlinson，M.，Knowledge-intensive service and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A four Country Comparison，Technology Analysis ad Strategic Management，1999，Vol.11，No.3，pp.391-408.

[1]产值比重数据在1978～2007年是连续的。就业比重数据在1985年之前是缺失的，按三次产业划分的口径还在2000年进行了调整。按新行业分的第三产业增加值指数以2004年水平为100。

[2]OECD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基本上都进入了服务经济时代。选用这个时期的投入—产出表与浙江省的投入—产出表进行对比分析，可以突出两者在发展阶段和产业特征上存在的差异。

[3]两个系数的计算公式为：
（i=1，2，…，n，j=1，2，…，n），其中，B=（b）ijn×n=（I-A）-1，A为直接消耗系数表，可从投入—产出直接消耗系数表查得。

[4]笔者查阅了“十五”期间省政府出台的各项产业政策后发现，其中70%主要涉及第二产业发展，涉及第三产业和第一产业发展的数量基本相当，各占15%。显然，第三产业并没有受到和第二产业同等的重视。

[5]本章执笔人系宁波大学商学院、宁波现代高端服务业发展研究中心许锐博士。参与写作的还有宁波大学商学院、宁波现代高端服务业发展研究中心刘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