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服务业的发展总体上滞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近十年来,中国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有了长足进步,而且积累了中国的特殊经验。与世界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路径不同的是,我国是在工业化,特别是在工业现代化必须继续完成的条件下加快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的发展。......
2023-12-06
信用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市场经济也是信用经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已伴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而日益重要和突出,理论界的探索和实务界的践行已取得了诸多成果。但由于我国不同区域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差异导致区域经济发展呈现非均质性,信用与信用制度建设也呈现区域性差异化,区域信用及其成长问题已成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的一个现实课题。
经济学家麦克劳德(Mcleod)认为:信用具有双重意义:一种是要求债务的权利,一种是要求买方偿付商品代价的权利。[1]吴敬琏(2000)认为:信用是指一种建立在对受信人在特定的期限内付款或还款承诺的信任的基础上的能力,它使后者无须付款就可以获得商品服务或资金的能力。[2]信用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信用是指在社会交往中由承诺的兑现程度所形成的社会联系,而且是一种基础性的社会联系。狭义的信用只用于经济领域,指的是人们的经济往来过程中由于商品买卖的预付款或延期付款,以及直接借贷所形成的经济联系,是属于商品交换与货币流通中的一种经济关系。
区域信用是指由于我国不同区域经济发展的非均质性,各区域根据本区域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实际经济发展状况,综合评估本区域的信用层次和信用机制。区域信用的核心是降低区域资源配置的成本,使区域内资本营运的效率最优,资本的逐利性决定了区域经济利益是区域信用活动的物质原因。但在区域之间,信用度高的区域在与信用度低的区域进行经济交易活动时,担忧信用度低的区域失信而使自身承担过大的交易成本,从而损害自身区域的经济利益;信用度低的区域,在与信用度高的区域进行经济交易活动时,因能获得短期的失信收益,而没有动力去培育本区域的信用。区域信用培育也存在双重取向:[3]一种是希望培育本区域内的信用,提高自身区域的信用度,降低区域内经济活动的交易成本;另一种是不希望本区域的信用好于其他区域的信用,担心在区际间经济交易活动中因其他区域失信而承担过多的交易成本。各区域内的两种信用取向不断在促进或阻碍着区域信用的培育,加速区域信用建设和延缓区域信用建设的两种思路不断在进行博弈。当加速区域信用建设的思路占主导时,该区域的信用建设步伐加快,信用制度趋于完善,区域内的整体信用水平提高,各交易主体的信用较好,经济活动趋于有序,区域经济发展良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强;当延缓区域信用建设的思路占主导时,该区域的信用建设步伐缓慢,信用制度难以建立起来,区域内的整体信用水平偏低,各交易主体的信用较差,经济活动趋于无序,区域经济发展较差,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弱。
区域信用体系是信用制度的具体体现,是相对国家(社会)信用体系而言的地方性信用体系,是国家信用体系在某一区域范围内的局部实现。[4]在这里,经济发展的非均质性是区域信用体系建设的理论基础,因为非均质性体现的是各区域之间的生产力水平存在差异,这种差异的存在说明,在不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层面应该具有区域差异的制度安排来规范不规则的信用经济行为。若全社会的生产力水平是均质的,就易于在全社会范围内建立适应于相应经济发展层面的社会信用体系,那么社会信用体系的建立就奠定了全社会和谐的基础。现在的问题是我国各区域的生产力水平不平衡,处于非均质状态,在全国范围内难以建立一套统一的社会信用体系。正因如此,我国社会信用体系难以建立起来,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落后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步伐,以致成为经济发展的桎梏,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会经济发展。另外,因信用体系建设的滞后,市场经济本质需求的信用机制运行不健全,这就提高了经济交易和社会交往的成本,增加了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安定性,结果导致社会和谐局面难以形成。
信用成长是指信用如何形成的问题。信用成长概念是笔者受到张杰博士提出并定义了的金融成长概念的启发而提出的。[5]信用作为一种经济资源,包含着“量”方面的信用增长和“质”方面的信用发展,也即信用增长是指信用资源存量与流量的相对规模;信用发展是指信用资源配置效率与使用效率的高低。信用成长是对信用增长和信用发展概念的一种综合,它本身包含增长和发展两重内涵,并非两个概念的简单加总,而是对已被赋予经济内涵的理论概念的适当补充,且在非经济内涵上作了拓展,这些拓展了的内涵是对原有内涵更深层次的理解。我们把信用资源规模的大小看作信用成长的“量”的规定性,把信用资源配置结构与配置效率以及与之相对应的文化基础归纳为信用成长的“质”的规定性。对信用增长来说,它只有作为信用发展的结果才是有效的,如果不与信用发展作相关考虑,信用增长本身只是一种数量符号;对信用发展而言,它总要表现为一定规模的信用增长,离开信用增长的信用发展本身将变得没有现实意义。信用成长本身就是“质”与“量”的有机统一体,是增长与发展相互关联的状态。
信用成长在区域上的反映即区域信用成长。对一个区域的信用成长而言,区域信用成长的“量”的规定性与“质”的规定性是无法相互替代的,任何一方的不完全都将成为成长的障碍。本文所议的区域信用成长包含了区域信用的成长和区域信用制度(体系)的成长。
信用机制可分为内在机制和外在机制两部分。[6]区域信用成长机制也分为内生与外生两种状态,其主体是由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个人共同参与形成的。在此中间,首先需要各主体相对独立,授信方与受信方相分离,随后发生交易联系,构成一个有效的区域信用成长过程。
内生状态主要基于微观信用主体的参与贡献,是在区域经济与文化环境的内层机制启动下自觉形成的。在此过程中,企业和个人所起的作用是首要的,在此基础上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才逐步介入区域信用成长过程。同时,内生状态一般包含着较为完备的信用激励、创新、约束和努力机制,从而对区域信用成长起内在推动作用。外生状态是基于对外部信用模式的移植,在外部信用因素的刺激或逼迫下,虽然本区域经济文化结构内层还未达到该信用模式的程度,但也只能启动,以表示对外部信用刺激的一种有意识的回应。在此情况下,信用制度则一般由政府部门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建立,或者说,在外生状态中政府率先介入信用成长过程,个人和企业则属于从属地位。
区域信用成长的内生状态是特定的内生机制作用的结果。由于各区域的资源禀赋不同、文化习惯不同,企业和个人也具有不同的能力和水平,信用资源供给与需求在空间分布上的非均衡性决定了区域信用的存在,于是自然会要求相应的信用体系和水平。微观经济主体对区域信用成长的内生贡献是由它们在国民收入分配与配置中所处地位决定的。只有当个人和企业拥有国民收入的重要份额并能够自主支配时,才会构成信用成长的内生基础,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加上信用中介部门的出现才具有内生意义。从根本上讲,内生机制的作用过程体现着一个区域信用成长与该区域现实经济流程的密切依存关系,这种参与贡献既不能依赖政府的外在驱使,也不能从对外部模式的简单移植中获取。事实上,在我国区域信用发展中,不注重各区域经济流程中信用因素的培养与激励,使得区域信用成长的外在与内在机制不协调。有的人士认为,经济与信用的关系,是先发展后建设;否则,若自身区域先建立信用体系,则在交易中本区域恪守信用而其他区域不守信用,那么本区域就易蒙受损失。这种思潮的蔓延,延缓了我国很多区域的信用制度建设。
区域信用成长的内生状态包含以下含义:①企业和个人对所在区域的国民收入分割占有并由此构成他们各自对经济的影响能力。②企业和个人分别作为信用资产的需求者和供给者,他们之间的供求关系形成信用市场的基本内容;他们之间的间接供求关系构成信用创造的前提。③由于各区域中个人和企业的经营活动的差异性,所以他们会分别提出不同的信用供给与需求,这是各区域进行信用制度建设的依据。对内生成长而言,政府部门的作用是次要的,但是离不开政府的必要介入。
在内生成长达到一定阶段后,政府介入是内生状态的必然要求,并衍变成为内生要素。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介入的先后次序不同,地方政府作为一级经济主体,其与地方经济利益联系最密切,而中央政府只是为了实现国家宏观调控的需要而介入,因此地方政府先于中央政府介入区域信用成长,同时也只有地方政府先有效介入,才有利于中央政府的调控。地方政府的介入导致了区域信用体系的建立,中央政府的介入导致了全国(社会)信用体系的形成。
区域信用成长是由区域信用的内生机制与外生机制相互整合作用的结果。下面就其相互整合过程进行讨论(见图14-1、图14-2)。[7]
图中,横坐标P表示区域微观经济主体的作用程度,纵坐标G表示政府作用程度,无差异曲线U为区域信用成长线,P1G1为经济条件约束线,E点表示微观信用主体与政府部门作用的均衡状态。当初始成长点处于E1时(图14-1),表明区域信用成长主要依赖于微观经济主体的作用。随着成长过程的推进,这种作用逐渐弱化,起始约束线P2G2在E1E区间内不断改变,与U线的切点向与P1G1线重合的方向顺时针旋转,同时E1点呈向E点靠近的趋势。结果,微观经济主体与政府部门将趋于均衡。显然,区域信用成长离开内生点后,并不是一个自由推进的过程,市场本身固有的某些缺陷必然要接纳政府作用的介入。
图14-1 区域信用成长模型:初始状态为E1
图14-2 区域信用成长模型:初始状态为E2
如果将初始成长点选在外生点E2(见图14-2),随后的成长过程将是一个政府作用递减过程,若致力于内生机制构造,则成长点会从E2逐渐向E点靠近,政府作用程度将呈现收缩趋势。因此,处于区域信用成长起始点的成长状态,是一个区域微观经济主体与政府部门的相互整合并向最优状态前进的过程。但起始点的不同决定着调试过程的巨大差异。一般而言,市场发达的区域基本上是在内生区间调试(即E1~E),市场不发达区域在外生区间调试(即E2~E)。前者说明政府介入最终会衍变为内生因素,后者说明政府介入需在内生状态发展到一定阶段时才进行。在起始是外在状态的区域,政府需要适度退出,留出空间给微观主体,否则会使信用制度变革超越区域既有的经济约束条件,从而导致整合失败。如图14-3所示,P1G2′和P3G2′约束线是政府作用力不作相应收缩情况下单方面增强微观经济主体作用强度所形成的新约束线。与此同时,在原来的信用成长线之外形成新的区域信用成长线U1和U2,显然它们超越了既有的经济条件。虽然E3、E4也是最优点,但在现有约束条件下的信用成长模型中得不到这个最优值。
图14-3 区域信用成长整合过程
我国的区域信用成长是在一个外生点上起步的,这是由我国市场经济不发达所决定的。先由国家的行政力量构建信用制度体系并依照政府的偏好进行信用交易活动。起初,信用机构是由政府所有并直接经营,它本身就是一种政府机构事业部门,而不是独立的信用企业,如我们现在的各级人民银行设有信用管理部门,同时其下属开办一个信用经营单位,其经营活动并不与微观经济主体的经营活动产生直接联系,而是通常给央行提供信用信息。在上海、深圳、浙江等信用制度建设较好的区域也是类似状况。这种状况下的信用成长主要反映政府对信用机构(特别是银行)的外在驱使程度。与此相对应,区域信用成长来自于微观经济运行的推动力十分微弱,微观信用主体的局部信用活动难以对该区域的信用制度的形成起到引导和决定性的作用。
我国区域信用成长的主要特征表现为:①信用外层体系与内层基础的不协调,即区域信用体系不是由区域内微观主体相互作用下的“自觉”形成过程,而是人为“创设”的结果。②政府各职能部门往往通过构建自己部门的信用系统支撑信用成长,而不是通过拓展信用市场和提高微观经济主体的参与程度来激励信用成长。
我国区域信用成长中内生缺陷形成的主要原因是国家在构造信用体系时并未意识到或没有条件同步构造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区域的信用成长的微观基础,对于生产力水平很低的落后区域不可能有充分的时间和耐心去从微观经济的重构中寻找信用资源,从而构建信用体系,这成为内生缺陷区域的常见现象。但区域信用成长要从外生向内生转换,是一种必然趋势,其原因在于内生成长能够反映经济主体对信用成长和经济发展的参与和贡献,能够有力动员和有效使用企业与个人的信用资源,从而提高社会经济总体信用的形成水平和资源配置效率。
区域信用成长外生状态向内生状态转换有三种方式:如图14-4所示,纵坐标T和横坐标C分别表示转换时滞和转换成本。①急进式快速转换。当转换方式处于约束线C1T1与无差异曲线U1的相切点A1时,转换成本很高,但转换时滞很短,即在短期内用巨大的投入构造信用机制,从而完成内生机制的全新构造。②渐进式平稳转换。当转换方式处于约束线C4T4与无差异曲线U1的相切点A2时,转换成本很低,但转换时滞较长,即在渐进方式下平稳转换。③折中方式。当转换方式处于约束线C3T2与无差异曲线U1的相切点A时,转换成本与转换时滞是对称的,称为内生机制转换的折中方式,反映的是“改造旧的”与“发育新的”同时并举的“合力效应”。
图14-4 区域信用成长的外生状态向内生状态转换模型
如何使发育“新的”对整体转换过程发挥“扩散效应”是值得研究的,如果“新的”被“旧的”所同化,则不仅不能收敛成本,反而会起到相反作用。若约束线从T2C3推移到T3C2,这时无差异曲线U2上任何一点的成本时滞组合值都大于无差异曲线U1上任何一点的时滞组合值。独立的区域信用主体的培养作为内生成长的基础一直处于滞后地位是转换受阻的主要原因,在传统因素积沉很厚和体制中潜伏很多矛盾的中国,必须充分考虑承受能力和变革阻力,使转换在一个近似的“帕累托状态”中进行。“推倒重来”,彻底更换旧的经济流程的思路会使变革成本与变革阻力过大,况且内生成长中主体的形成与作用的过程都是相对缓慢的,因而中国区域信用成长机制由外生状态向内生状态转换应选择第二种方式,即渐进式平稳转换。
信用与经济基本是一个相对应的层次关系,区域经济的非均衡性决定了区域信用的非均衡成长。在此,从区域信用成长的非均衡性入手来探讨区域信用成长的时空运动规律,即区域信用成长阶段。
(一)从生产力发展水平视角看区域信用成长阶段
区域信用作为一种客观现象其成长也必然具有一定的阶段性,从生产力发展水平视角看,区域信用的发展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初期阶段、极化阶段、极化后期和扩散阶段。其在时间上的运行轨迹呈S形,这是区域经济由低级向高级发展进程在信用上的具体反映(见图14-5)。
图14-5 区域信用时间上的运动曲线
(1)区域信用成长的初期阶段,即T0~T1段。由于生产力低下,一系列生产生活条件较差,市场经济交易活动少,信用交易需求淡薄,此阶段的信用主要是在道德标准的层面上,由信用产生的信用经济量很少,区域中信用对周围经济的吸引力不强,整个区域信用发展迟缓,但仍在逐渐增长,此时反映区域信用成长速度的量dY/dt值很小,反映区域信用发展水平的函数y的斜率是递增的,曲线下凹预示着函数y的加速度上升,即区域信用将要急剧成长。
(2)区域信用成长的极化阶段,即T1~T2段。经过生产力的积累过程,曲线由B点陡升到M点,该区域的经济水平增长,企业和个人经济交易增长,信用交易量增加,信用已由道德层面过渡到契约层面;这个阶段,信用资产在经济中的作用增大,区域对周围吸引力加大,信用资本活跃,在极化效应作用下,信用资本迅速向区域集聚,反映区域信用成长速度的量dY/dt值很大,斜率呈现快速递增,曲线保持下凹发展趋势,直至M点。即在T1~T2时间段上,该区域信用处于高速增长积累过程。
(3)区域信用成长的极化后阶段,即T2~T3段。曲线由陡升转为折伏,dY/dt值减小,区域信用进入极化后期。信用资本已形成规模,且有向外扩散趋势,区域信用仍处于增长积累过程,但开始减速上升,集聚程度达到最大,在信用资本边际效益递减规律作用下再集聚会造成信用经济过度的规模不经济状态,且过度的信用经济可能导致资产泡沫,引发通货膨胀的可能性。
(4)区域信用成长的扩散阶段,即T3~T4段。由于资本的趋利性,以及为保护原有区域的信用规模的平稳,微观主体的交易行为已超出本区域,扩散趋势日增,向外扩散的离心力大于向心力,信用向周围区域渗透,各种信用信息资源流向边缘地带,dY/dt值很小,中心区域信用发展水平已达极高水平,在扩散效应作用下周围区域信用发展开始加速,区域差异缩小,信用系统趋向有序健康,最后达到全国统一的社会信用体系。
(二)从信息经济学视角看区域信用成长阶段
在信用发展和演变的长河中,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信用变迁的阶段性,若从信息经济学视角看,把信用主体双方的信息是否对称的因素一起考量,则某一特定的区域信用演变经历了三个阶段:局部区域的诚实守信为主的阶段、跨局部区域的守信与失信并存的阶段、全社会(一个国家)范围的诚实守信为主的阶段。
第一阶段,局部区域的诚实守信为主的阶段。这一信用阶段是建立在农业自然经济基础之上,人们的生活交易行为在局限的地域进行,表现为民风淳朴、诚实守信,人与人之间的信用关系是熟人之间的“重复博弈”,若有人违约或失信,在其局限的区域内,因其“信用道德问题”而使其社会经济活动的交易成本增加;此时,信用的维持方式多以口头协议、民风民俗为载体。(www.chuimin.cn)
第二阶段,跨局部区域的守信与失信并存的阶段。这一信用阶段是建立在市场经济不成熟的基础上,人们的生活交易行为跨越他本人长期局限的地域进行,人与人之间的信用关系是熟人之间的“重复博弈”以及与陌生人之间的“一次性博弈”并存,若有人违约或失信,失信者可能并不因“信用道德问题”而使其自身的社会经济活动的交易成本提高,结果是他的失信收益常大于失信成本;守信行为仅产生于有长期“多次博弈”或有法律严惩的领域,但多数情况下的违约难以得到惩处,此阶段易于诱致失信行为的产生;由于失信的收益大于成本,这就会在社会上起到榜样和示范作用,失信行为就趋于增多。在这个阶段,信用的维持方式多以协议和契约为载体。
第三阶段,全社会(一个国家)范围的诚实守信为主的阶段。这一信用阶段建立在比较发达或发达的商品经济(成熟的市场经济)基础上,人们的交易行为演变为全社会范围内进行,人与人之间的信用关系演变为个人与全社会之间的“重复博弈”,若有人违约或失信,则其个人之间的“信用道德问题”转化为失信者个人与全社会的“信用对抗”,而使失信者的社会经济活动的交易成本大大提高,使他的失信收益远小于失信成本;此时,信用的维持方式以契约为主要载体,拥有较完善的征信机制、信用市场和失信惩戒机制等信用体系制度安排。
无论是从生产力发展水平视角的四阶段论,还是从信息经济学视角的三阶段论,其所反映的区域信用成长阶段的内涵是一致的,是现象与本质的关系:三阶段是外在表象,是现象;四阶段是实质,是本质。四阶段是三阶段的根据,三阶段是四阶段的外在反映。这里仅是研究视角不同罢了。
区域信用成长的时空运行规律决定了在同一时间序列中因经济水平阶段不同而导致信用资源在空间上供求的非均衡性,信用演进过程中出现区域差异,这种差异呈现先趋异后趋同的长期变动走势。在演进的初期阶段和极化阶段,一国的资源要素流动中市场力量发挥着“倾向增加,而不是减少区域间差异”[8]的作用。随着区域间联系的加强,区域间信用差距由扩大转向缩小。总体而言,一国的经济发展与区域差异之间存在倒“U”形相关(见图14-6)。
具体内涵包括:
(1)区域信用趋异是信用发展的必然和内生伴随现象,它反映资源流动并追逐空间有效配置的取向。
(2)区域“趋异”存在一个“效应界限”,当趋异达到一定的程度,发达区域能够对落后区域产生信用资源和效益的外溢效应时,说明区域趋异已达到临界点并开始发挥正向的趋同效应。
(3)对落后区域而言,市场不能直接达到趋同,因为受市场分割、信息不对称、知识水平低下等影响,资源空间进入机制存在缺陷,因此区域信用趋同往往要借助于政府的参与配置力量,即政府的协调。
(4)在发展初期阶段和极化阶段,如果人为设置空间流动的制度性障碍而追求区域趋同绩效,那么资源配置机制将被扭曲,导致区域信用趋同与经济低效率并存。
图14-6 区域信用的长期运行趋势
(5)由于政府收敛作用的介入,如政府规划并实施构建社会信用体系的政策时,区域信用差异曲线有可能变得平缓,曲线的正常状态随之转变为“修正”状态,图中阴影部分是政府介入所产生的信用份额,政府收敛只能修正信用成长点区域差异曲线弯曲程度,但不能改变这种走势。
总之,对区域信用成长问题的探讨,为进一步研究区域信用体系建设提供了一条研究思路,依据区域信用成长阶段,分析区域信用体系构建模式类型及其模式选择,进而为全社会信用体系构建奠定基础。
(执笔人:阮德信[9])
参考文献:
1.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
2.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3.裴新澎:《生物进化控制论》,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4.张杰:《中国金融成长的经济分析》,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
5.殷德生、肖顺喜:《体制转轨中的区域金融研究》,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
6.田霖:《区域金融成长差异》,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7.阮赞林:《区域信用建设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8.孙智英:《信用问题的经济学分析》,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年版。
9.姚明龙:《信用成长环境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美]康芒斯:《制度经济学》下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42页。
[2]喻敬明、林均跃、孙杰:《国家信用管理体系》序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3]阮赞林:《区域信用建设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9页。
[4]林均跃:《社会信用体系原理》,中国方正出版社2003年版,第212页。
[5]张杰:《中国金融成长的经济分析》,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第53页。
[6]阮赞林:《区域信用建设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
[7]此整合过程参考了殷德生、肖顺喜论述的区域金融成长的整合过程,在研究方法上得到启示。殷德生、肖顺喜著:《体制转轨中的区域金融研究》,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32页。
[8]G.缪尔达尔:《经济理论和不发达区域》,杜克沃斯公司1987年版,第34页。
[9]本章执笔人系厦门理工学院信用研究所阮德信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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