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服务业发展：京津冀区域融合分析

京津冀地处环渤海中心地区，是我国内部经济联系密切、发展比较成熟稳定的经济区域。改革开放以来，京津冀区域经济进入快速发展阶段，GDP增长高于全国整体平均水平。同时，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京津冀三地表现出了不同的产业优势和专业分工，并形成了各自的发展特点。在经济服务化和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的背景下，推进京津冀地区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区域融合，既有利于促进京津冀的产业优势互补和产业结构升级，又能够加快环渤海地区的经济增长，形成我国继长三角和珠三角之后一个新的增长极。

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产业融合是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受制造业服务化趋势影响，服务在制造业企业所提供的产品集合体中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并成为增加值的主要来源；制造业同服务业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二者之间日益表现出融合发展的态势。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融合既可以在某一个地区内完成，又可以跨地区进行。其中，在同一个地区内实现的融合大多是基于产业链完成的；而跨越不同地区的区域融合则是基于区域分工合作以及产业集群完成的。比如按照丁向阳（2005）的解释，产业融合具体体现在三个层面上：其一是制造业内部的产业融合；其二是产业链上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其三是区域内的产业融合，表现为制造业和服务业在一个特定空间上的集群式发展。[1]

我们认为，集群式发展是产业区域融合的高级阶段。从产业区域融合的一般过程来说，在产业区域融合的初期阶段，首先是区域的分工与合作，即立足于不同地区在收入水平、产业结构、资源要素禀赋以及体制环境的差异，基于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原则，在各个地区形成适合本地经济发展战略的主导产业，从而为区际分工和区际贸易奠定基础。通过区际分工和贸易，既能够强化各地主导产业的发展，提高本地优势产业的专业化水平，又可以加强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进而形成一种共赢的局面。这一过程的微观基础包括区际的要素（资本、劳动力）流动、创新在区域内的扩散以及企业的跨地区迁移。

比较优势概念在经过大卫·李嘉图的强调和推广后成为广为流传的国际贸易理论基石，克鲁格曼等（Krugman& Obstfeld，1997）认为如果一个国家在本国生产一种产品的机会成本低于其他国家生产该产品的机会成本的话，则这个国家在生产该产品上就具有比较优势。[2]对于主导产业而言，往往必须同时具有区内比较优势和区际比较优势，即不仅与区内其他产业相比具有比较优势，同时与外区同类产业相比也应具有比较优势。竞争优势是迈克尔·波特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概念，波特（2002）认为，一个地区竞争优势的形成关键在于能否使主导产业具有优势。[3]优势产业的建立有赖于提高生产效率，而提高生产效率的根源则在于企业是否具有创新机制。

作为产业区域融合的高级阶段，集群式发展意味着大量制造业企业和服务企业在某一个小范围空间上的集中，并在此基础上实现集聚经济、适宜的创新与学习环境以及合作竞争的互动机制等诸多产业集群效应。在这个阶段，服务业和制造业的集群式融合发展既可能是因为企业对技术和资金外部性的考虑，这种外部性往往来自大规模生产、专业化投入服务、专业化劳动力、新思想以及现代基础设施等条件；也可能是由于企业对技术创新、非正规学习、合作竞争、知识共享和溢出、网络协作、区域品牌等有利环境的向往。不过，这些单个的因素并不十分稳定。只有形成了稳定的发展机制之后，服务业和制造业的集群式融合才具有可持续性。按照Swann et al.（1998）的观点，要保证集群的稳定发展，应该在机制上建立一个包括产业优势、新企业进入、企业孵化增长以及环境、基础设施、文化资本等共同作用的正反馈系统。[4]

对于不同地区的产业优势一般可以根据产值规模、就业规模和比较劳动生产率的原则进行判断。首先，根据京、津、冀地区三次产业增加值和地区生产总值，计算出三个地区三次产业的增加值比重，能够发现受城市功能定位、资源要素禀赋等因素的影响，服务业是北京市的主导产业。进入新世纪以来，北京市服务业比重上升势头明显（2003年受“非典”影响而有所下降），到2006年底服务业比重已经超过70%。相比之下，天津市和河北省服务业的地位明显偏弱，这两个地区经济活动中制造业具有更加明显的优势，第二产业在天津市和河北省都占据了半壁江山。

表4-1　京津冀三次产业增加值结构比较（%）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数据应用支持系统（http：//gov.acmr.cn）数据计算。

其次，根据京、津、冀地区三次产业就业人数和地区总就业人数，计算出三个地区三次产业的就业比重，同样能够发现服务业在北京市的主导地位。与增加值数据略有不同的是，河北省第一产业就业比重高达42.2%，是当地吸引就业的最直接渠道。这与北京、天津作为直辖市具有更高的城市化水平，而河北省城市化水平还相对较低有关。在第二产业就业比重中，天津市为41.7%，是三个地区最高的。

表4-2　京津冀三次产业就业结构比较（%）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数据应用支持系统（http：//gov.acmr.cn）数据计算。

最后，在比较劳动生产率方面，从绝对优势的角度来看，根据2006年的数据，与河北省相比，北京市三次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都不具备绝对优势，河北省在三次产业上都具有一定的绝对优势。与天津相比，北京市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具有明显的绝对优势（1.03> 0.92）；而在第二产业方面，天津市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则要高于北京市（1.37> 1.14）。尽管与河北相比，北京市在三次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上都不具备绝对优势。但如果从相对优势的角度来看，将北京市与河北省进行比较，能够发现河北省在第一、二产业上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而北京市的比较优势则在于第三产业（0.33/0.19>1.75/1.14>1.22/1.03）。

表4-3　京津冀三次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数据应用支持系统（http：//gov.acmr.cn）数据计算。

综合对京津冀三个地区的上述综合比较，可以确定北京市的优势产业和主导产业是服务业，服务业是北京市承担京津冀区域核心城市地位并发挥相应作用的主要产业载体。相比之下，天津和河北的优势在于制造业和农业，特别是天津作为京津冀区域的另一个重要中心城市，在制造业上的优势地位更加突出。由此也奠定了北京市在今后环渤海区域经济发展中的重点是大力发展服务业，特别是一些具有现代经济特征的生产性服务业。当然，这种分工是相对而言的，并不意味着在某个地区仅仅发展其优势产业，而置其他产业于不顾。

进一步地，在细分行业上可以根据区位商[5]计算结果来判断不同地区在各个行业发展上的专业化水平，以此确定行业细分方面各个地区的专业优势所在。为充分揭示京津冀三个地区不同行业的专业化水平，我们对区位商计算结果按照从高到低的顺序进行排序。其中，对于区位商大于1的行业来说，意味着该行业在全国范围具有一定的专业化优势。区位商越大，这种优势越明显。从中能够发现：

第一，北京市服务业具有明显的专业化优势，这在一些生产性服务业上表现得更为明显。一方面，北京市区位商大于1的行业全部都是属于服务业，并且是以生产性服务业为主。另一方面，与天津和河北相比，北京市的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房地产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的区位商都大于1，特别是前三个行业，其区位商都超过3，即便在全国范围内也具有十分明显的专业化优势。据此可以认为，目前北京市服务业已处于较高级的发展阶段，以生产性服务业、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和新兴服务业为主导，而这些产业正是北京发挥服务功能，对区域进行知识、技术、资金、信息等高级生产要素辐射的产业载体。北京是京津冀三个地区的现代服务业发展中心。天津的服务业传统和现代并重，现代服务业尤其是高级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相对不足，对区域的服务能量不及北京。河北以传统服务业为主，高层次的产业服务则有赖于北京和天津。

表4-4　京津冀地区分行业区位商排序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数据应用支持系统（http：//gov.acmr.cn）数据计算。

第二，天津市制造业总体的专业化程度要高于北京和河北，这进一步验证了前面根据比较劳动生产率得出的结论。而与天津不同，尽管河北省制造业在京津冀地区具有一定的绝对优势和比较优势，但其区位商却低于1，表明河北省制造业的总体水平还需要进一步提高。此外，在河北省，即便作为区位商最高的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其数值也只有1.4，说明河北省各个行业的专业化水平都不甚高。因此可以判断，北京发展制造业并不具比较优势，天津和河北则具有较强的比较优势。北京的制造业虽然逐步显示出高端化特征，但集中于电子产品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等少数几个具有现代技术特征的现代制造业。换言之，北京发展传统的常规制造业已不具比较优势，天津和河北日益成为环渤海区域的制造业发展基地。

制造业与服务业区域融合意味着相关行业在某个地区的集群式发展，因此合适的产业聚集环境是其前提条件。从京津冀目前的发展态势和政策环境来看，河北曹妃甸工业区和天津滨海新区有望成为京津冀地区制造业发展的重要引擎。我国“十一五”规划明确指出，要“结合首钢等城市钢铁企业搬迁和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建设曹妃甸等钢铁基地”，“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带动区域经济发展”。在此之前，河北省和天津市都已分别出台了相应政策来促进曹妃甸和滨海新区的建设。如河北省早在2003年3月就把开发建设曹妃甸确定为全省“一号工程”；而滨海新区在天津市的规划中也被战略定位为“立足天津、依托京冀、服务环渤海、辐射三北、面向东北亚，发展成高水平的现代制造和研发转化基地、北方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物流中心、宜居的生态城区”。进入2008年以来，3月份，国务院正式批复了《滨海新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方案》，在综合改革、财税、金融、土地等方面对滨海新区建设给予一系列支持；5月份，国务院批准了《曹妃甸循环经济示范区产业发展总体规划》，其中对唐山港曹妃甸港区、天津港的港口分工给予了明确界定。

之所以在京津冀区域选择这两个地方作为制造业发展的重点地区，是因为在这两个地方目前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的产业集群；而在产业集群的条件下，能够更好地促进知识的传播和创新的生成。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产业集群被赋予了许多新的含义，尤其是注意强调了集群所具有的企业互动、企业嵌入当地经济文化环境、知识溢出、创新系统等特征。这些要素都强调了知识扩散和创新的重要性。根据知识能否清晰地表述和有效地转移，可以把知识资源分为显性知识（Explicit Knowledge）和默示知识（Tacit Knowledge）。显性知识可以比较容易地整理、编码，具有单一的含义和内容。默示知识是很难编码、隐含的知识，它往往被偶然发现，并且这种知识不能和个人、社会及地域背景轻易地分开，其传播需要学徒式培训（Apprentice-type Training）和面对面互动（Face-to-face Interaction）。在这两类知识中，默示知识是促进知识创新的重要源泉。(www.chuimin.cn)

与天津和河北相比，北京在现代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方面具有更加明显的优势，其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的重点地区应集中在相关的产业园区和政府规划区之中。在现代制造业发展方面，北京现代制造业的发展以园区为主要载体。在2004年北京市对全市开发区进行清理整顿之后，还保留了各级开发区共28个，保留面积40532.04公顷。目前，这些园区已经初步形成了产业集群，并且集群呈现出价值链区域分工的雏形。市中心区、CBD、中关村科技园区日益成为制造业企业总部的集聚地，汇集了联想、方正等知名高新技术企业的总部。中关村科技园区，特别是海淀园成为高新技术制造业的研发基地和技术创新中心，集中了中科院、北大、清华等我国最具实力的科研院所和高校，并吸引了微软等一批国内外著名企业在这里设立研发中心。郊区县工业区逐步成为生产配套基地。从产业布局来看，在北京的现代制造业集群中，规模经济效应、协同创新效应、品牌效应等集群效应初步显现。

在生产性服务业方面，北京市在商务服务、信息传输与计算机服务、金融服务等方面都具有明显的优势。特别是在金融服务方面，作为一种关键的核心生产性服务业，金融服务能够有效地把诸如会计、审计、法律、商务、信息等服务行业有效整合起来，形成金融及相关服务的集群。2008年5月，北京市发改委对外公布了《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促进首都金融业发展的意见》，其中明确提出，北京金融业发展的目标是将自己打造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金融中心城市。为此，北京将构建“一主一副三新四后台”格局的金融业空间布局规划。即以金融街为主中心区，以北京商务中心区（CBD）为副中心区，确定海淀中关村西区为新兴科技金融功能区，东二环交通商务区为新兴产业金融功能区，丰台丽泽商务区为新兴金融功能区。同时，建设海淀稻香湖、朝阳金盏、通州新城、西城德胜四个金融后台服务园区。对于上述这些地区，都有条件成为制造业和服务业区域融合的重点地域。

京津冀的融合发展面临着一系列机遇和挑战，要实现战略崛起必须以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互动发展为主导，开拓新的发展道路，创造新的发展模式。京津冀以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互动发展实现崛起，实质是通过三地的资源共享、优势互补、错位发展、分工合作，实现整合发展、协调共赢。在明确京津冀制造业与服务业区域融合的重点领域和地区之后，融合机制的创新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制造业与服务业在产业链与价值链上的融合，通过服务增强战略提高制造业企业的竞争力；其二是加强以生产性服务业和高校园区为代表的知识区与以工业园区为代表的产业区的互动，通过产学研结合推动产品、服务和知识的创新；其三是借助产业集群政策，巩固和强化既有集群地区的实力，推动产业集群向成熟和稳定阶段的过渡。

第一，采取服务增强战略，让服务通过形成差异化和相对于竞争者的进入障碍而成为制造业企业获取潜在竞争优势的有效战略工具。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互动通过在制造业中运用服务手段提高自身产品竞争力的途径来加以实现，即所谓的“服务增强”。Berger& Lester（1997）首先提出了“服务增强型制造业”的概念，认为产品生产型制造业已不能适应新经济的需要，应该向“服务增强型制造业”转变。[6]在极端情况下，制造业企业会转变为纯粹的服务和解决方案提供商，而服务企业在新的环境下则逐渐开始采用“制造增强型的服务”策略。目前，服务增强具有广泛的（制造业）行业分布性，从家电、汽车业到IT、机械制造业及制药业等，在不同知识含量和不同类型产品的制造部门中都能较为普遍地观察到不同程度的服务增强现象。国外著名制造企业如IBM、GE、通用、福特等都出现了相当明显的服务增强趋势，国内也已经有企业开始运用服务增强自身的产品竞争力。

采取服务增强战略，以服务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将成为京津冀区域融合发展的经济模式。具体来说，在京津冀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互动的发展过程中，应以服务业竞争力提升制造业的竞争力，提高制造业获取更高附加值的能力。实现北京的金融、信息、总部、咨询、教育等生产性服务业与北京现代制造业和津冀制造业的紧密关联，为它们提供战略生产要素等支持，提高其以服务为主的软性生产资料的投入程度。要强化以客户为导向的售后服务、市场调研、品牌推广等营销服务业向制造业的渗透，使制造业的竞争力建立在更好地满足客户需求的基础上，提高制造业的服务密集程度，从而提高盈利能力，打造可持续发展的竞争优势。在这一系列的互动中，京津冀的服务业与制造业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第二，加强京津冀知识区与产业区的互动，在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互动发展中增强京津冀区域的创新能力，提升京津冀区域经济的效益水平。知识区与产业区的互动，归根到底是知识与产业的互动，也就是知识和技术从高校科研院所转移到产业的过程。产业界对创新的需求以及知识区对于研究成果实现市场价值的需求是产业升级以及科技事业发展的重要推动机制。高校科研院所集中的知识区具有知识供给能力，开发区所代表的产业区具有知识创新的需求和实现知识成果转化的平台，从而这二者构成了知识转移的两端。在中间过程上，知识转移的渠道是多样化的，包括人才渠道、企业通道、信息通道和合作通道等。产业区与知识区的互动涉及了企业、高校、科研院所、中介机构、政府部门等不同的主体，在产业与知识的互动中，正是这些主体形成了区域创新的网络，并在区域创新系统中发挥重要作用。

从京津冀知识区与产业区互动融合的前景来看，津冀制造业在技术创新、掌握关键核心技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等方面都存在知识创新的需求。对此，应以北京研发和创新型生产性服务业为纽带和载体，与北京的科技资源相融合，让北京丰富的科技资本和人才资本在产业互动中以生产性服务业的形式被激活，成为推动京津冀区域创新的主导力量。具体来说，可以加强京津冀产业界与知识界的交往，从中发现实质性的合作和互动机会；促进三地人才交流，这一方面需要充分调动各类人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另一方面还需要消除人才流动的诸多限制因素，并在此基础上创新区域范围内的人才合作机制。

第三，以产业集群政策推动京津冀地区既有制造业和服务业产业集群的稳定发展，提高各产业集群区的发展水平和国际竞争力，吸引更多现代制造企业和新兴生产性服务企业的进入。与传统经济发展政策更多关注特定企业和产业的具体需要相比，集群政策在对象上则是将企业和产业作为一个系统予以考虑。集群政策的重点在于鼓励城市和区域经济发展所需的有限资源的有效分配以及产业基础的多元化，并为产业的增加和扩充提供工具（骆静、聂鸣，2003）。集群政策的目标已经从一般产业部门升级到集群所包含的更广泛的网络价值链，其作用方式也与传统产业政策“由上而下”的强迫执行不同，而是采取“由下而上”的主动接受的形式。推动京津冀既有产业集群发展，需要解决集群中的市场失灵和系统失灵，优化集群动力机制以及改善集群环境。对此，在政策上应该尤其注重对促进创新的政策工具的应用。另外，考虑到产业集群的生命周期特征，即由于产业集群存在诞生、成长、成熟和衰退四个不同的阶段，并且集群在每个生命周期阶段有着不同的表现特征，因此依靠不变的集群政策来保证集群在各个阶段健康、稳步地发展显然是不现实的。换言之，针对京津冀现有产业集群内容和所处生命阶段的不同，促进集群发展的政策及侧重点也应该有所差异。

第一，制定和实施京津冀地区的区域规划和区域政策，并纳入国家宏观调控体系，以加强对区域发展的协调和指导。相对于长三角、珠三角地区来说，环渤海经济区域发展还存在很多制约，比如产业布局不合理，分工比较重叠等，京津冀都市圈也没能够得到快速发展。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缺乏协调统一发展的区域规划和政策保障体系。目前，国务院已经把京津冀地区发展作为“十一五”规划的重要内容，国家发改委也开始着手编制京津冀都市圈的区域规划。应该加快规划编制和意见征求的步伐，早日解决京津冀在功能定位、产业布局和分工合作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第二，健全市场机制，以企业为主体，打破行政区划的局限，促进生产要素在区域间自由流动，引导产业转移和升级，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京津冀区域协调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以市场机制为主，由企业主导的区域融合体现在两个层面，即企业间的区域分工和企业内的区域分工。要充分实现京津冀地区企业间的分工，有必要进一步弱化地区间要素流动的壁垒，并以此促进区域内的产业转移和企业的跨区域联合互动发展，推动区域间企业分工协作的深化。此外，还要实现企业内的不同区域分工，从区域经济角度而言这意味着大量跨区域企业的出现，从而在更大范围内推进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和区域一体化。

第三，建立稳定的高层磋商与协调机制，积极探索区域发展的利益调整机制，对京津冀区域协调中可能发生的地方利益流失尝试引入补偿机制。近年来，京津冀高层领导虽进行了双边互访和多边协商，但一直未能建立起一套正式的高层协调机制，未能就区域内服务业的结构调整、现代制造业发展以及融合协调等战略性合作问题进行深入磋商并达成共识，未能在寻求有关各方利益结合点及合作切入点上取得重大突破。2006年11月，京津签署了《关于加强经济与社会发展合作备忘录》。在此基础上，还应该进一步就生产性服务业和现代制造业的融合发展建立稳定的高层磋商机制，并在充分酝酿的基础上签署相关协议性文件。

第四，依据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明确不同城市的功能定位，形成城市间融合配套、错位分工、优势互补的发展格局。充分发挥北京市新兴生产性服务业的优势，促进北京现代制造业和津冀传统制造业的发展。在京津冀圈中，河北发展新兴生产性服务业的基础与京津相比明显较弱，天津市生产性服务业的水平也要落后于北京。鉴于北京丰富的高等教育资源和强大的科研创新能力，河北与天津在人力资源、知识创新等方面的不足，可以通过与北京的合作、学习等方式来取得较快发展。

（执笔人：王朝阳[7]）

[1]丁向阳：《融合与发展》，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第4~5页。

[2]Krugman，Paul R. and Obstfeld，Maurice. International Economics：Theory and Policy. fourth Edition.Addison 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1997.

[3]迈克尔·波特：《国家竞争优势》，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

[4]Swann，G.M.P.，Prevezer，M.and Stout，D.，The Dynamics of Industrial Clustering：International Comparisons in Computing and Biotechnolog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

[5]区位商也称专业化率，是长期以来得到广泛应用的衡量地区专业化的重要指标。受统计数据限制，这里我们根据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数据来计算京津冀地区各个行业的区位商。

[6]Berger，S.Lester，R.，Made by Hong Kong，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

[7]本章执笔人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编辑部副主任王朝阳。参与写作的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服务经济理论研究室主任夏杰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