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服务业开放与发展：特点与区域分析

中国服务业的发展总体上滞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近十年来，中国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有了长足进步，而且积累了中国的特殊经验。总结这种宝贵的经验并把它上升到理论层面来分析，有助于我们认识在我国特定国情条件下如何把握现代服务业发展的规律，并如何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发展现代服务业的经验。

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发达经济体已经经历了两次显著的结构变化，即工业革命导致的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转变，以及“服务革命”导致的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的转变。与经济结构变化相伴随的是城市化内涵的扩展和演进方向的嬗变。工业革命提供了现代城市形成的历史机遇，现代城市也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成熟的标志，因此现代化初期的城市发展与工业经济有着密切的联系。20世纪50年代以后，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开始了第二次变化，到80年代中后期，发达国家的服务业比重普遍超过60%，城市经济逐渐从以工业经济为主转向以服务经济为主，服务业成为城市经济的主导产业。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国家工业化的带动下，形成了一批新兴的工业城市，不仅原有的行政中心城市和消费型城市转变为工业城市，而且涌现了一批由资源开发和工业发展直接带动形成的单一工业型城市。工业发展和人口聚集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服务业一定程度的发展，但由于城乡分割和所有制分割的体制障碍以及管理权限高度集中，我国工业发展和城市发展都受到严重制约，当然服务业的发展就更落后。改革开放最初的十余年间，我国城市化发展出现了两个新的轨迹：一是由于城乡分割和所有制分割的体制障碍被打破，城市国有工业向乡镇集体工业扩散和转移；由于管理权限下放，大批国有工业企业的隶属关系下放到中小城市当地政府，形成了工业化的加速度发展以及与新体制相适应的城镇化的新发展。二是在不断扩大对外开放中，最初是在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后来在沿边、沿江以及全国的开放城市中都建立了大量面积不等、行政层级不同的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新技术开发区，形成了依附于原有中心城市的新的工业聚集区，由此带动了工业的集聚和搬迁，大大扩展了原有中心城市的空间、人口和经济容量，为原有中心城市的改造提升提供了历史性机遇。

在新型工业化、城市化发展推动下，我国服务业也呈现较快发展。1992年我国城市化率不足30%，2007年提高到43%，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也从不足35%提高到40%，服务业就业人员比重从不足28%提高到45%。[1]尽管如此，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我国服务业发展水平的落后仍是明显的。目前，全球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平均水平达到60%以上，主要发达国家达到70%以上，即使是中低收入国家平均也达到43%；吸收劳动力方面，西方发达国家比重普遍达到70%，少数发达国家在80%以上。而且，我国服务业主要是劳动密集型行业，以知识为基础的现代服务业发展也严重滞后。与世界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路径不同的是，我国是在工业化，特别是在工业现代化必须继续完成的条件下加快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所以，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面临双重任务，既要实现新型工业化的发展，又要加快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舍此我国没有别的捷径可走，这是因为：首先，我国现代服务业发展离不开工业化，特别是工业现代化的发展。我国是大经济体，不可能像某些小经济体那样依托某些资源优势发展少数服务行业来支撑国民经济；大国发展道路的一般规律是需要以实物经济为基础并建立比较健全的产业体系，因此工业发展是所有产业现代化的前提。同样，在服务业的产业体系中，我国既需要发展消费性服务业，也需要发展生产性服务业，而如果没有工业现代化的进行，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就没有需求和市场；反过来，生产性服务业的要素供给，特别是人力资本的积累，可以在工业化进程中逐渐实现，却难以在消费性服务业的单一发展中获取。其次，我国工业经济体制改革和开放、从所有制改革到产品生产与流通的市场化改革以及资本的市场准入等各方面条件都优于和领先于服务产品的改革和开放，这也决定了我国工业经济必然领先以及必须在工业现代化继续完成的条件下加快发展服务业的既定格局，形成了两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必然趋势。再次，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和保障，既需要以价值量衡量的增加值和收入的持续增长，也需要以实物为基础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军事实力的不断壮大，而这些都离不开工业现代化的继续完成。

在上述既定条件约束下，我国城市化发展和演进的规律就具有了双重经济含义：一方面，城市化的发展要求工业产业的集聚，即向工业园区（各类经济开发区和高新技术开发区等）或新的城市区域集中，也包括星罗棋布的乡镇工业企业向乡镇工业园区的集中，以构建工业产业集聚的新增长极；另一方面，城市化的发展要求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的产业集聚，即向城市中心区集聚，不仅在扩大容量的城市空间中扩展，而且要不断逼迫工业撤离并填充其遗留下的空间。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实质上就是城市中心区域的经济发展，现代都市的发育过程实质就是经济结构的转型过程。城市发展不仅产生了对服务业的最大需求和集中需求，而且为服务业发展创造了产业规模的市场基础；城市提供了服务业各种要素集聚的产生条件，特别是先进要素集聚的产生条件，引导了服务业发展的生产与技术环境以及经济外部性的发育形成。

产业集聚现象很早就成为经济学研究的课题。马歇尔（1920）用经济外部性解释了产业集聚的原因，即劳动力市场共享、专业投入品、技术服务相关支持条件以及知识外溢的经济收益。克鲁格曼（1991）用规模经济和垄断竞争理论，分析了在规模经济、低运输费用和高制造业投入的综合作用下，工业集聚导致制造业中心区形成的发展趋势。波特（1985）从竞争优势的角度研究了产业集群现象，认为产业集群在获取信息、供应商、员工、公共物品等方面的优势使其有利于在区域和地区获得竞争优势。此前，佩鲁（1955）也曾提出过相似于区域竞争优势的增长极理论，他认为区域的经济增长来源于区域的增长极，它是位于某些区域的一组扩张中的、诱导其区域经济活动进一步发展的产业，通过它们的集聚效应促进区域经济增长。产业集聚、区域竞争优势等研究分析与城市化发展的研究有十分密切的关系，早在20世纪30年代，德国经济学家克里斯托勒（1933）和勒斯（1939）就提出过城市区位论，认为城市是一种社会生产方式的载体，它以社会生产的各种物质要素和物质生产过程在空间上的集聚为特征，城市化的动力来自集聚产生的社会经济效益。克鲁格曼（1996）在空间经济学中建立的城市微观模型，论证了城市体系的形成与演化过程是企业、居民或消费者在市场条件下，追求各自利益或效用最大化的均衡求解结果。克鲁格曼这个模型中的厂商或企业，无疑已经是服务型厂商或企业。那么，在经济现代化发展的城市中，企业与居民在市场条件下追求各自利益最大化将遵循哪些基本规律呢？

（1）土地资本化提供了城市产业结构转型的原动力。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城市国有工业企业股份制改革和住房制度改革的深化和推进，使城市企业和居民有了选择自有资产形态的自主权和追求资产收益最大化的可能。与商业地产紧密联系的各种服务业产生了比原有制造业利润高得多的土地级差收益；住房成为居民财产保值增值的最可靠资产，从而创造了更高的土地级差收益。土地资本化和土地级差收益逼迫制造业不断从城市中心区向外转移，并不断吸引服务业填充制造业转移遗留下的空间，成为城市经济结构转型最主要的经济动力。原有城市中的产业工人在大量涌入城市的农民工的竞争下，丧失了在制造业继续就业的工资优势，在经历了下岗和失业的困窘之后，大多数成为服务业从业人员和有房产租金收入的自由职业者，服务业就业人员的比重也随之上升。现代大城市早已不再有第一产业的生产活动，第二产业的生产活动也基本退出都市区，能够保留下来的只能是占用土地空间很少的一些高科技工业企业，第三产业成为都市区基本的经济活动。

（2）经济活动要求最集约地使用土地空间。都市中心区的土地价格依据土地级差地租规律形成，日趋高昂，因此只有劳动生产率和投资回报率高的服务业才能立足，而且只有最集约地使用土地空间才能降低成本。现代中央商务区（CBD），如纽约的曼哈顿中心区、伦敦的金融城区等，就是都市经济最成熟的城区形态，它们基本上已成为人类空间最集约的经济增长地域。在我国城市经济的发展中，有所谓“楼宇经济”、“总部经济”的提法，也是反映了都市经济要求集约利用土地空间的特征，这是我国城市经济发展的创新。

（3）“经济容积率”规律发挥作用。为了最集约地使用土地空间，非生产人口居住率呈现下降趋势，这就是“经济容积率”规律发挥作用的结果。都市中心区最集约使用土地空间的经济含义并不是建筑学中的“容积率”的概念，建筑学“容积率”的概念是指房屋箭镞的密度，而这里讲的最集约使用土地空间是一种“经济容积率”，它要求在所能承载建房密度的空间中得到最高的经济产出。[2]假如每个楼宇都是服务经济的生产车间，那么整个都市中心区就是服务经济的“工厂”，而单纯提供作为住宅的房子，就是“工厂”的“宿舍”，后者是没有产出功能的，因此它的面积会被控制在最低限度，这导致非生产人口居住将呈下降趋势。在现代化大都市中心区，特别是中央商务区，单纯的住宅面积是受到限制的，这就导致了该区域非生产人口的下降。这里的居民主要是与生产有关的人口，或者是作为具有投资象征意义的居民。因此，提高城市经济的潜力，就是提高“经济容积率”。城市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实质也就是提高每个土地单位面积的经济产出，即生产总值和税收。为了实现这个指标的最大化，应当提高“经济容积率”，降低非生产人口的居住。我国城市经济在实践发展中已经提出了税收“亿元楼”的概念，就是反映了提高土地单位产出率的要求，但是从总体上提高这个指标，只靠一个“亿元楼”是不够的，需要更多的“亿元楼”，这就要求提高“经济容积率”。

（4）经济虚拟化的趋势。生产投入要求资本与知识要素密集，产出只以价值量来衡量。在都市中心区的生产投入中，货币资本投入固然是最重要的，但体现为科技手段和知识要素的设备、人力资本也同样重要，因此中央商务区和“楼宇经济”实际是要求以货币资本和科技知识来替代土地资源的经济。没有足够的货币资本和科技知识，就难以实现最集约使用土地空间的目的。城市经济以服务经济为主，服务产品是主要的产出内容。但服务产品往往没有物理形态和实体外观，它的使用价值难以用数量单位来衡量，因此服务产出的衡量单位只能是价值量，这就使都市经济成为货币经济和虚拟经济的生产中心，货币经济和虚拟经济也成为都市经济的基本形态。

（5）消费的转型与升级。随着都市中心区非生产人口居住率的下降，这里的消费形态也随之转型，与居民生活消费相关的区内消费类型逐渐退居次要，或者转型为商务消费、会议消费等生产消费形态。与“楼宇经济”功能相关的生产消费以及区外消费的类型和内容不断增加，包括对中间投入品的消费，对各种相关服务产品的消费以及对知识、信息的消费将成为都市中心区的主要消费形态。即便是大型商场、百货店这类最典型的居民消费场所，也都增加了商品信息消费功能，具有了引导消费潮流、释放消费信息、提供新商品知识和商业管理信息等其他非单纯居民日常消费的特征；再加上配送服务和其他客户服务等功能，使生产性服务延伸到零售环节，从而有别于其他区域的商业零售业。

（6）服务产业化必然扩及传统的“非经济领域”。现代城市的就业人群必然是以服务业从业人员为主体，服务业的白领和蓝领职业群体基本替代了传统意义的产业工人，成为城市经济活动的主要劳动者，而服务业人力资本构成的提高，使服务业的普通劳动与管理劳动的界限日益模糊。当现代服务业成为先进生产力发展的重要领域，服务劳动者成为社会的主要劳动者的时候，服务产业化必然扩大到教育、医疗、健康救助、文化传播等传统意义上的“上层建筑”领域，使这些行业中的某一部分产业化，并可以计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否则，怎么解释这么多人的劳动如何与传统意义的工人和农民的劳动相交换呢？

（7）公共服务部门成为就业的必要渠道。现代城市由于人口的集聚，产生了大量公共管理活动，多数是以政府管理的面目出现。公共服务是现代服务业的组成部分，需要相应的从业人员，其创造的公共产品也应计入社会总产品。公共服务范围的扩大和功能的增强是现代国家政权运作的普遍规律，也是政府职能延伸的重要方向。政府提供的大量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是第三产业的组成部分，生产提供这种产品和服务既是政府的职能，也是社会的需要，要由社会来购买。这为丰富列宁的国家机器理论认识提供了新的实践来源，国家机器中不仅存在着体现为阶级镇压、阶级统治的功能，也存在着公共管理和服务的功能，而前者功能的丧失和后者的发育成长正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预言的共产主义社会中“国家消亡”的表现。因此，在我们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转变政府职能和优化政府机构的方向就是在继续保持阶级统治属性的前提下，提高政府的公共管理和服务，生产出数量更多、更优质的公共产品，这就需要更多的生产者。所以，政府公共服务部门应当成为居民增加就业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渠道。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服务业的发展是从搞活商品流通开始的。20世纪80年代初期随着农副产品和日用工业品从计划管理转向市场调节，城乡中出现了大量农民集体与合作的流通组织，还出现了非公有制的个体户和私营流通组织。之后，城市国有商业机构和流通组织也进行了改革，大量小型国有商业企业有的改为集体经营，有的转为集体所有制，有的实行租赁经营，有的卖掉。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初期又对大中型国有商业企业实行了股份制改革，采用职工内部持股和定向法人持股的方式对国有企业进行了所有制的转换。这使原有高度集中垄断的商品流通体制改变成为多种经济形式并存、流通组织分散化特征十分明显的局面。到1991年底，我国社会商业企业经营机构中，全民所有制商业占4.7%，集体商业占14.1%，个体商业占81%，还有少量中外合营和私营商业；社会商业企业经营机构从业人员中，全民所有制占25.3%，集体商业占31.1%，个体商业占43.3%；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全民所有制商业占40.2%，集体商业占30%，个体商业占19.6%，合营商业占0.5%，农民对非农民居民直接零售占9.7%（赵尔烈，1993）。

随着市场准入领域的不断扩大，商品流通领域的经营形式愈来愈多样化，商品流通组织呈现出不断分散化的趋势。如何克服商品流通组织分散化与大规模商品生产的矛盾，成为流通领域深化改革的新课题。在总结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的农产品批发市场经验的基础上，培育和发展商品市场体系，成为90年代初期以后流通领域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裴长洪，2008）。早期的一些商品市场，特别是农副产品批发市场是自发形成的，存在设施简陋、交易品种少、运销方式原始简单等问题；政府部门借鉴和总结民间经验，出资兴建了场地比较标准、交易品种较多、交易方式比较规范以及提供工商管理、税收服务等方面内容的商品市场，成为商品市场建设的新标准，从而吸引了更多民间资本投入商品市场的兴建，商品市场不仅成为广大分散的小商户的组织者，而且成为其他服务供应商滋生的土壤和磁场，运销组织和各类中介组织、经纪人都不期而至，围绕着各种商品流通，产生了各种服务业态。商品市场成为我国商品流通制度变迁的新的重要载体，有其客观必然性。发达国家商品流通制度中出现的组织形式，如大型超市加连锁经营、巨型跨国商贸集团加供应链管理等组织结构和经营形式的出现，既需要商业资本的足够积累，还需要城市化和基础设施的空前完善以及商业先进技术与管理的应用；更重要的是商业人力资本和专业技术的有效供给。这一切要素，在我国改革开放的20年后，几乎都还刚刚开始，即便到30年后的今天，这些条件还仅仅在少数大都市中初步具备。因此，我国商品流通的制度变革和组织创新不可能一步跃进到发达国家的现有模式，而需要通过土地资本化道路来创建商品市场，通过流通组织变革和组织创新来实现制度变迁，这是适合我国国情的变革产物和创新形式，是进一步发展的起点和现实基础。

截至2003年末，全国城乡共建立了各类商品市场81017个，其中城市27006个，乡村54011个，还成立了金属、粮食等商品期货交易所3个；同时，市场交易规模和辐射领域不断扩大，通过批发市场交易的商品销售额已占全社会商品销售总额的1/3，初步形成了农副产品（含粮油）、日用工业品、生产资料的综合市场与专业市场相结合、现货市场与期货市场相结合的商品市场体系（陈文玲等，2005，第118页）。这个遍布全国的商品市场体系，构造了市场经济条件下流通领域的组织化载体，为政府规范流通秩序、监测市场运行和商品供求、协调生产流通与消费提供了重要条件。从微观角度考察和解剖比较规范、典型的商品市场，可以发现其模式基本是：商业地产商（市场业主）+分散小商户+各类供应商+公共服务部门。这就是我国30年改革中商品流通体制的组织创新，它不仅实现了小商户与大市场、大流通的衔接，而且成为各类各式服务业发育的重要摇篮。也就是说，商品流通的组织创新是扩大分工、延伸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基础。

道格拉斯·C.诺思（1994）曾从经济史角度分析了制度变迁的经济意义，认为制度变迁是一个逐步演进的过程，分工也将是一个随着制度演进而逐步演进的动态过程；同时，动态化的分工为经济因素和技术因素的变化提供了可能，这些变化又会诱发制度变迁。制度变迁的一个最终路径是，由制度与组织的共生关系所引起的固定特性因素来决定。我国商品流通体制变迁的一个重要路径就是由商品流通组织的所有制改革加上商品市场的组织创新共生共长决定的。那么制度变迁的动力又是什么呢？科斯（1937）在《企业的性质》中提出过交易费用的概念，后来又对此作过延伸解释；阿罗（1969）则把交易费用解释为经济制度的运行成本；张五常（1987）认为，交易成本是一系列制度成本，包括一切不直接发生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的成本。显然，降低交易成本就是制度变迁的最重要动力。商品市场的制度变迁不仅降低了商品流通成本，而且降低了服务业发育成长的制度成本。

考察发育阶段不同的商品市场，可以把它们大体分为三类，这也分别代表了三个不同的发育阶段。第一类是地摊式经营的商品市场，这是最初级形态的市场，经营的商户以散户为主、经营不固定，游击经营；地产商是典型的“地主”，以收取租金为唯一经济利益；市场的功能只是单一的商品买卖。第二类是柜台式经营的商品市场，这是改良型的市场，经营的商户主要是个体商户，但经营比较稳定、有固定场所；地产商以租金收入为主，但提供有限的和不完善的服务；市场功能从单纯的商品买卖发展为以商品买卖为主兼有少量售后服务。第三类是店铺式经营的商品市场，这是比较高级形态的市场，经营的商户已有相当比重的公司企业、经营规模较大、管理规范化；地产商在相当程度上已经转变为服务供应商，其收益已从租金为主转变为租金与服务收益并存；市场功能已从商品买卖基本转型为商品流通加上所需要的各种服务，如物流、品牌展示、新品体验、会展博览、客户服务等。在第二类改良型的商品市场中，实际已经孕育了服务业产生的因素，如售后服务和运输服务，加上必要的公共服务。而在第三类高级形态的商品市场中则蕴藏了许多现代服务业发育成长的因素，如公司经营户所需要的各种服务，像市场调研、产品设计、客户服务、融资保险等；此类商品市场除了提供包括地产商业在内的各种服务之外，市场本身也需要得到各种服务，如市场形象设计与推广、广告与宣传、信誉维持与提升、融资与保险等。在完全竞争条件下，商品市场发育成长的方向只能是不断提高和完善市场的功能，这就是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基础和动力之所在。

浙江省义乌中国小商品城是目前我国高级形态的商品市场的典型案例。与其他高级形态的商品市场相比较，义乌商品市场的个性化特点有：第一，市场规模大。该市场现拥有营业面积80多万平方米，商位34000多个，从业人员8万多人，日客流量20多万人次，市场经营34个行业1503大类32万余种商品，2002年商品成交额已近230亿元，连续12年居国内之首。第二，国际化程度高。目前，已有33个国家300多个境外商务机构落户，常驻外商达6000余人，出口额超过15亿美元，占总成交额50%左右，商品运销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同时还在非洲、俄罗斯、南美等地设立了中国小商品城分市场，较成功的有南非中华门市场、乌克兰中国城等。第三，信息化建设先进。地产商为了提高市场管理水平，除了建立市场信息化管理系统外，还积极培育发展网上市场，完成了商品数字城平台建设，把34000多个商位的商务信息全部上网，市场上网商店比率达20%，日点击率为一万多人次。第四，重视信用建设。2002年后，该市场进行了一系列信用体系建设。以纳税额为招标条件的信用准入机制、对商户的征信和信用档案制度、不守信商户的退出机制、信用考核评比制度等构成了市场信用的重要保障。第五，物流和会展等服务功能强。当地政府和地产商高度重视发展现代物流业，提出了建设国际小商品物流枢纽的目标，强化现代物流业的规划和基础建设工作，配套开通了金华海关义乌办事处并建立了义乌国际物流中心，不仅完成了现代物流园区建设规划，还建立了临时仓储区和新市场短途运输网络，吸引了大量第三方物流供应商。2001年小商品博览会正式升级为国际性展会，成为会展服务业发展的新起点。第六，市场功能向“贸工服”全面转型。义乌商品市场的功能最初与其他市场基本相同，都只是从聚集交易、沟通信息、促进买卖开始起步，所不同的是，义乌市场不断向新的产业链扩展和延伸。首先是通过商业资本的积聚引导和支持制造业的发展，形成产业支撑体系，保证小商品市场低价格的竞争优势。在吸引商业经营者的基础上，从地产资本和商业资本中不断分化出服务业资本，不断扩大分工分业，促进市场功能更加综合化、服务化，同时不断吸引各类服务供应商加入市场的经营，包括会展博览、旅游购物、物流服务、酒店服务、金融服务等，使市场在产业延伸中不断增加产业的附加值。

图1-1　义乌产业链

资料来源：荆林波（2005，第69页）。

完善我国由创办商品市场所引起的制度变革和组织创新，是提高商品市场分工分业水平、发展现代服务业的重要努力方向。就整个市场体系而言，除少数类似义乌的商品市场外，相当一部分商品市场还处在初级形态，一部分市场仍然处在改良型发育阶段，效率有待提高，功能有待完善。目前在全国城乡已经建立大小9万多个各类市场，其中包括几个期货市场，仅广州一地就有近千家专业市场。虽然绝大多数市场兼有零售和批发功能，但交易形式简单，基本没有期货交易和拍卖交易，都是现货交易和租赁小商业店铺交易形式，大量市场实际上是集聚贸易商家的大卖场；而经营市场的投资者只是商业地产商，而不是市场服务的供应商；因此，完善商品市场功能，就意味着促进服务业的发展。

首先，做大做强商品市场。所谓做大做强是针对市场中的两类微观主体，一个是商业地产商，它不仅要把市场规模做大，而且要使自身的商业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才有可能转化为服务资本，同时也才有可能吸引其他服务供应商进入市场。另一个是市场中的经营商户，它的质量也关系到市场功能的延伸。存在大量的小商户是必然的，但要尽量吸引公司化企业进入市场，只有更多的公司化企业入驻市场才能提高市场的质量，也才能产生更多的服务需求。

其次，要增强金融机构和政府对市场的公共服务。除了通常见到的金融服务和政府提供的工商行政、税务服务以外，公共服务的内容还很多。这包括：需要市场建设规划和启动土地资本化手段发育壮大商业地产资本，利用土地级差收益转化为商业资本积累，并通过税收等其他政策杠杆促进商业资本转化为服务资本；还需要促进市场的信用建设，加强商品技术与质量的服务监督，等等。

再次，发育为市场内经营商户服务的功能。如果市场内的经营商户多数都是公司化企业，甚至是制造业企业在市场中的延伸或第三方服务供应商，它必然需要许多服务，如产品研发功能、市场调研和咨询功能、品牌推介功能等，利用这些功能，可以引导企业去寻找新的细分市场和新的消费群体。此外，品牌的培育虽然主要是生产企业的责任，但市场的推广也十分重要。因此增强市场的品牌推广作用，既是市场服务的内容，也是提升市场吸引力的重要因素。

最后，发育为市场服务的各项功能。其中物流服务功能往往是最重要的，特别是吸引第三方物流服务，是吸引服务供应商进入市场参与经营的重要标志。只有足够的物流业务量和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才能有效吸引物流服务供应商的进入。其他如职业教育功能和消费体验功能等服务也都是市场建设中可以考虑的内容。此外，有条件的市场，还要增强国际经营的辐射力，这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是“请进来”，另一方面是“走出去”。现在尽管许多市场都给自己冠以“国际”的名称，但实际上只是招徕海外客商来采购，而并没有其他国际化经营的措施，特别是没有海外的二级市场和延伸市场，既没有实现企业的“走出去”，也没有实现市场的“走出去”，这只是一种单向开放的市场，而不是双向开放的市场，因此缺乏国际经营的辐射能力，不能有效地把国内市场整合为国际化的市场。市场“走出去”最常见的经验是由我国投资者向外国政府申请土地经营出让权，建立海外商业地产；在国内招商建立国内商品市场的分支市场，扩大国内商品市场的国际运营功能。

完善市场的组织创新还需要借鉴城市商业改革的经验和引进新的经营形式与技术。传统商业的改革和产业延伸是由于在多元投资主体和对外开放的格局中形成的，在国际商业竞争的促进下，现代服务业的各种业态对我国传统商业模式形成了挑战，原有以传统批发、零售、仓储运输为基础的商业模式纷纷向现代商业模式转型，催生了新的服务业产业。最典型的是物流业，它集批发、仓储、运输为一体，通过电子信息平台，达到商品高效率配送的目的。超级市场、购物中心、连锁经营等各种商业业态的发展，把商品流通发展提高到空前的水平，带动了人员、信息和资金的流动，产生了对这些流动的消费需求。餐饮、酒店、金融、房地产、信息产业在商品流通业带动下应运而生，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服务业产业体系。其中商品流通组织和物流组织的现代化改造与良性互动是创新发展的关键，这种现代化改造既包括信息化技术的引进，也包括经营理念、经营方式的更新以及企业管理手段和方式的更新改造，还包括整个商品流通过程在商业经营阶段与物流阶段的合理衔接和资源配置的优化结合等，因此这仅仅依靠政府单方面的努力是不够的，还需要市场中所有微观主体的努力，政府的责任是创造让所有微观主体都努力向这个方向前进的体制环境和政策环境，以及与此相适应的激励机制和惩罚机制。总之，改造提升现有的商品市场，完善市场功能，促进交易效率提高，增加市场交易半径，不仅是提高商品流通效率的途径，而且是促进分工分业细化发展的必由之路。让许多极有潜力的服务业依托市场成长起来，如物流、研发、教育、技术咨询、广告、会展、消费服务等，让许多本可以成为市场衍生产品的服务业得到发展机遇，是我国现代服务业成长的重要生长点和增长极。

外包是中国人对Outsourcing的习惯翻译，其实更贴切的含义是“取得外部来源”或“外部采购”。其意思是企业将非核心的、次要的或辅助性的业务活动分离出去（外部化），由外部专业服务机构来承担，企业以市场交易方式来购买它们的业务活动或产品，这样可以提高整体效率和竞争力。外包理论源远流长，最早可以追溯到马歇尔189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他把生产扩大的来源归为“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两个因素，外部分工的扩大也是效率提高的原因。阿温·杨格（1928）也分析了专业化分工和技术创新对增长的意义。外部经济理论在科斯那里有了突破性进展，科斯（1937）从“内部经济”与“外部经济”的区分中引申出“企业的边界”问题，他提出的交易成本理论认为，市场和企业是资源配置的两种相互替代的手段，二者之间的选择取决于市场的交易成本和企业内部的管理成本之间的权衡，即企业的边界由市场的交易成本和企业内部化成本的均衡点决定。这就是说，市场和企业是两种可以相互替代的生产组织方式，企业内部组织管理成本与市场交易成本的比较，是选择市场购买还是企业内部设置的决定因素。通过外包，可以使企业内部成本和市场交易成本之和达到最低。科斯在20世纪30年代就提出了奠定外包模式的经济学基础理论，但那时的企业战略是追求规模经济并减少市场交易的不确定性，企业发展是沿着大规模、综合性、一体化的方向发展，科斯的理论被验证的是企业的边界在扩大这一种情形体。20世纪80年代以后，科斯的理论被另一种情况所验证。20世纪80年代以后席卷全球的贸易自由化和市场化改革，大大降低了市场交易，特别是国际交易的成本，与发展中经济体相比较，发达经济体大企业中劳动力成本昂贵问题愈显突出；信息技术革命和其他技术进步使大量原有技术和设备提前进入产品生命周期的“标准化”阶段，企业设备重置成本大大降低，凸显了原有大企业内部成本的不经济。在制造业中，技术和工艺的可分性愈来愈强，标准化生产使劳动力的知识和技能更加同质化。为便于实行质量和成本控制，设立更加专业化的外包企业，扩大生产规模，进一步提高效率成为新的潮流。

这种外包模式作为一种企业经营战略，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流行于发达国家。20世纪90年代后，许多跨国公司实行了经营战略调整，其要旨就是把原先由内部提供的生产和服务环节转移到外部，重组企业的生产体系，通过合约来购买外部优质的资源，包括原先由内部生产的产品和服务，以达到降低生产成本和提高竞争力的目的。这种外部化的经营战略调整，不仅促进了新的第三方服务供应商的发育成长，而且还使一部分制造企业向服务企业转型。IBM公司是一个典型的案例。成立于1911年的IBM公司，长期以来，一直以“硬件制造商”的形象来给自己定位，进入20世纪80年代，它利用全球的售后服务网络，使自己转变为既是制造商，又是经销商，从而把一部分生产环节外包出去；进入90年代，随着IBM硬件中的传统支柱产品进入衰退期，公司开始了从制造商到服务供应商的彻底转型。2004年12月8日，中国联想集团收购了IBM的PC部门，使IBM公司完成了从制造商向信息服务供应商转型的跨越。公司业务统计说明IBM的转型取得了成功，2007年服务业务占公司总营业收入的比重超过50%。该公司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信息技术服务企业，集服务提供、外包提供、咨询提供和产品支持于一体，创造了科技企业发展的新模式，同时由于IBM成功实现了业务转型，具备了很强的抵御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能力。(www.chuimin.cn)

从理论上说，我国的生产企业，特别是制造企业也存在通过外包，发展专业分工和提高效率的可能性；存在一些大型制造企业通过外包，使自己转型为该行业服务性龙头企业的可能性。从实践上看，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的制造产业集群区中的企业，不少是实行专业化分工协作的企业集群，不过这种专业分工协作的市场交易安排多数是由境外公司或外商投资企业为主导的，不仅是被动型的专业分工协作，而且许多服务环节是由境外公司提供的，没有在境内发展起服务供应商，如研发设计、物流、供货与销售、广告、贸易融资等。而在外商投资较少的地区，或是开放型经济有待发展的地区，专业化分工更不发达，企业的价值取向仍然是朝着大规模、综合化、一体化的方向发展，特别是当地有影响力的企业，这种价值取向更明显，并进而影响了民营企业的发展趋向。当然，我国企业大而全、小而全的发展取向，以及外包和外部化动力不足的状况，不仅有企业经营管理理念的原因，也有客观实际困难的原因。

首先是市场交易成本较高的因素。我国市场化改革取得很大进展，但还很不完善，市场交易成本高表现在许多方面，如营商环境有待改善，企业交易关系缺乏诚信现象颇不少见，债务拖欠屡见不鲜；公共服务或者缺乏，或质量不高，如投资咨询、法律中介、会计事务服务等，除了质量问题，还存在虚假问题；政府服务中也存在营私舞弊的现象，这些问题都导致市场交易成本较高，甚至导致市场失效。其次是企业内部组织管理成本相对较低。企业内部成本中最主要的部分是劳动者工资，企业用工成本可以依靠廉价劳动力供给得到控制，而且相对容易得到补充，因此这是确定的因素，不存在外部更廉价的、效率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供给来源。尽管企业规模扩大存在等级制度而产生的官僚主义、员工队伍良莠不齐、要素匹配不经济等组织管理成本上升问题，但比起市场交易的高成本还是经济得多。而且，企业边界扩大还存在实际的激励因素，例如企业朝着大规模方向发展，往往还可以从政府那里得到用地规模增加而土地租金不增加的好处。最后是设立专业化的外包新企业的交易成本很不确定。设立新企业，要与政府各个部门打交道，要通过许多行政审批，这种交易成本极不确定，有的可以很低，有的则可能很高，在许多地方人们都把它视为畏途。但可以确定的是，新设立企业必定要有新的纳税账户，而这个新企业如果是内置于原企业，那就只要共用原企业的纳税账户，从税务成本上看，新设立外包企业是很不利的。这些都是我国企业外包或外部化动力不足的主要原因，也是难以通过企业外包发展服务业的原因。相比之下，承接国际服务外包可以绕过我国自身市场交易成本较高这个问题，并利用国际市场交易来发展我国的服务业和服务贸易，这就是为什么当前我国需要努力承接国际服务外包的原因。

即便从全球市场来看，实际上市场总存在不确定因素，市场风险在任何时候都可能存在，因此克服市场交易的不确定性始终是经济学研究的命题，同时也是企业实践中永远要不断克服的困难。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际跨国公司的战略调整，一方面是不断剥离自己的非核心、次要和辅助业务，不断外包各种产品和服务的生产环节；另一方面是不断强化和巩固以自己为核心或为龙头的供应链体系，形成供应链体系内部市场，对该体系市场实施供应链管理。供应链理论开始是作为营销学的概念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被提出来，它的基本定义是，供应链是一个由物品和信息在供应商、制造商、分销商、零售商和客户之间双向流动的系统。它的功能是力图通过计划、控制、协调来进行存储、分销、服务等一系列活动，在客户和供应商之间形成一种合理衔接，使用户的需求较为真实、快捷地反映到制造商，再以最快的速度将生产的产品通过各个环节送到客户手中（Houlihan，1985；Jones和Iley，1984；Lamming，1996）。而供应链的管理恰恰就是为了实现供应链的功能。管理学研究者也纷纷对供应链管理的概念做了界定和定义，较为典型的说法，供应链管理是对与最终用户所需求的产品和服务的组合有关的相互关联的商业网络的管理（Cooper和Ellram，1997）。随着国际产业分工特别是垂直型分工体系的发展，全球制造外包、转包和产品内分工成为普遍的生产国际化形式，供应链管理也跨越国界，成为国际化的供应链管理，一些制造企业不仅转型为服务企业，而且成为管理整个供应链的服务企业，使供应链管理本身成为一种服务。外包加上供应链管理，使企业成本和市场交易成本之和得以降到最低，是企业与市场边界的最佳组合。

香港利丰集团是这方面的典型案例。它1906年创立于广州，如今已成长为以香港为基地的大型跨国商贸集团。它成功地运用供应链管理来经营国际贸易、经销批发和零售三项业务。早先利丰公司也是一家制造企业，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利丰充分利用外部资源，重组自己的业务流程，选择具有竞争优势的企业，将制造过程全部外包，实行跨国采购、跨国生产。通过整合企业外部资源，利丰建立了快速响应市场需求和具有高效率的供应链体系。这个供应链体系大大节省了利丰的投资，又缩短了产品交付周期，提高了整个供应链的经济收益。利丰集团对这个供应链负有管理服务的职责，它为供应链体系中的成员（它们或是制造企业，或是服务企业），都提供一站式垂直配套服务组合，包括产品设计与开发、原料采购、选择工厂、生产安排及管理、品质监控以至出口批文和装货付运等服务；通过对价值链过程的分解，对每个步骤与环节都进行优化并寻求最佳解决方案，进而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采购、生产，从而最大限度降低最终产品成本，实现最大的增值效益。

供应链管理的企业实践提供了克服市场交易不确定性的新思路。把实行专业分工、减少企业内部成本与减少市场交易成本结合起来、统一起来，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后西方跨国企业经营战略的新理念并极大地影响了市场竞争的格局。市场竞争从企业之间的竞争演变为供应链体系之间的竞争，竞争优势往往不取决于个别企业的特定优势和效率，而取决于整个供应链体系的质量和效率。跨国企业的影响力也往往不取决于核心企业的资产规模和股权控制状况，而取决于核心企业所管理的整个供应链体系的交易规模和辐射范围。从理论上说，供应链体系内市场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企业与市场的边界，突破了“科斯问题”的理论困境。从我国内地企业的实践来看，虽然不存在类似于利丰集团这样典型的案例企业，但已有许多现象说明事实上存在着供应链体系和管理的实践。例如寿光蔬菜批发市场，蔬菜从农户田头到城市居民的餐桌上，这个流程至少包括了菜农、短途运输户、批发商、长途运输企业、经销商、超市这些生产者和服务供应者在内的完整体系，事实上也是一个供应链，在大规模的蔬菜生产和流通情况下，供应链能够正常运转，说明事实上存在着管理供应链的企业或组织，只不过他们自己和别人都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由他们的企业群体组成的供应链体系，没有意识到居于这个体系的核心位置的企业或组织就是供应链管理者。再如娃哈哈矿泉水，这在几年前就已经是一个营业额超过百亿元的企业，也是运用了供应链原理，即不断把矿泉水生产外包，并不断在全国各地建立营销网络。尽管生产外包和营销外包，但都使用娃哈哈的品牌，并由杭州娃哈哈核心企业管理整个供应链体系，在节省投资和降低企业成本的条件下，极大提高了娃哈哈品牌的影响力。

通过专业分工和外包，再通过供应链整合生产组织体系，构建新的商业模式，这是我国发展现代服务业的又一个重要途径。当前我国实践中已经存在许多萌芽状态的新事物，但要成长还需要创造适合它成长的体制环境和政策环境，这里关键是改善和治理市场环境、降低市场交易成本，使之有利于促进企业外包和外部化；同时要提高供应链整合的组织能力。组织管理供应链的通常是核心企业，它依靠优势资源成为核心企业，这种优势资源不一定是资本或技术，它可以是品牌，甚至可以是最终用户的认可和信任。目前我国社会信任度最高的是政府，因此政府有可能扶持一些优秀企业成为供应链体系的组织者和管理者。

城市化发展推动了工业和服务业的产业集聚，我国不仅可以利用城市化发展服务业，还应当积极通过城市改造和提升来加速服务业的集聚和发展。在城市化中推进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要遵循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合理配置空间资源，合理解决城市中经济增长与居民生活的关系，最集约地使用城市的空间，在提高其产出效率的同时扩大就业的渠道。从改革开放的最初实践看，我国服务业的发展最先是从搞活商品流通开始的，商品市场的出现是解决商品流通组织分散化与大规模商品生产和流通之间矛盾的创新产物，是制度变迁和组织创新的重要载体。商品市场的发育过程，既是商品流通形式发展的过程，也是分工分业和服务业发展的过程。成熟形态的商品市场已经提供了服务业发展的宝贵经验，值得我们进一步总结和推广，并在改造提升现有还不成熟的大量商品市场中推进服务业的发展。由制造或服务外包、扩大专业分工并形成供应链，既是一种新的商业模式，也是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新途径。国际上一些跨国企业已经有了成功的经验，在我国也存在萌芽状态的新事物。通过这个新途径发展现代服务业，需要创造适合它成长的体制环境和政策环境，使之有利于促进企业外包和外部化；同时要提高供应链整合的组织能力。在这里，政府有可能扶持一些优秀企业成为供应链体系的组织者和管理者。

（执笔人：裴长洪[3]）

参考文献：

1.Cooper，M.C.，Ellram，L.M.，Meshing Multiple Alliance. Journal of Business Logistics，18（1），1997.

2. Fisher Marshall L.，What Is the Right Supply Chain for Your Product？Harvard Business Review，75，1999.

3. Lamming Richard，Squaring Lean Supply with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perations& Production Management，16，1996.

4. Paul Krugman，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99，No.3，1991.

5. Thomas Douglas J.，Griffin Paul M.，Coordinated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s Research，Vol.94，1996.

6.保罗·克鲁格曼：《发展、地理学与经济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7.迈克尔·波特：《竞争优势》，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

8.道格拉斯·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效绩》，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

9.陈文玲等：《现代流通与内外贸一体化》，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年版。

10.贾根良：《杨格定理与经济发展理论》，《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6年第2期。

11.荆林波：《中国商品市场竞争力报告》，社科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12.利丰研究中心：《供应链管理：香港利丰的实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3.裴长洪：《中国对外开放与流通体制改革30年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2008年版。

14.魏晨：《IBM的转型实践与启示》，《信息网络》，2005年第8期。

15.赵尔烈：《商业改革的回顾与展望》，《经济研究参考》，1993年第3期。

16.仲长江：《IBM的服务转型》，《企业改革与管理》，2006年第12期。

[1]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这种经济产出的衡量指标可以是增加值的概念，也可以是企业财务报表中的利润和税收。

[3]本章执笔人裴长洪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