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永凯博士：从黄土高原走来，发起华府爱心基金

从翁永凯博士家里采访出来，我的心一直无法平静。一个从中国农村最底层走过来，依靠自己顽强努力在美国另辟天地的人，今天魂牵梦萦的却还是那一片深情的黄土地和在那片土地上生活的人们。尽管有时她很苦，很累，为此付出了太多的代价，她却始终无怨无悔地坚持着，永远都不愿意放弃对他们的思念。

“农村生活的磨难经历，是一笔人生财富。”

翁永凯是“文革”期间“老三届”学生。在“上山下乡”的高潮中，她和成千的“知识青年”被一列火车从北京送往陕北延安地区，在那里度过了终生难忘的六七年。记得永凯和一伙知青刚到公社时，来接人的老乡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接受再教育”一说，问他们是否逃难来了，令这些憧憬着“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学生娃”目瞪口呆，感受到理想和现实差距之大。翁永凯所在的农村生产队，当时十个工分才值一两毛人民币，也就是说，一个壮年劳力一天干活下来挣十个工分，仅合一毛多钱，而妇女一天从早干到晚最高才挣七个工分。生产队还要去黑市上高价购油向国家交公，老百姓根本吃不上油。永凯至今记忆犹新：那一年从年初干到年底，当地的老百姓人均分到200多斤毛粮。而知青的待遇可是强得多，每人分得一个半人的口粮。扣除分到的400斤毛粮(带皮粗谷物)和各项税款，永凯尚欠生产队57元。她怎么也弄不懂辛苦一年的劳动果实哪儿去了。来年开春时青黄不接，老乡们或野菜代粮，或外出借贷，贫穷和饥饿就像恶魔，那一幕幕情景至今想来令她心酸难忘。1972年周恩来总理陪同外宾访问延安时，看到当地农民的生活尚不如20世纪40年代的延安时期，深感愧疚，难过地掉了泪。贫苦农民温饱未及，有了病痛就医吃药就更难了。永凯下乡前学了针灸按摩，在村里除了劳动还担任赤脚医生，后来又进修学习了接生，为缺医少药的农民排忧解难。

六七年的农村生活，用永凯的话来说，是脱胎换骨的过程。她看到了生活在最底层的人们的苦难，感受到了他们的善良朴实，感受到了这个群体的良知，同时产生了对农民——中国这个弱势群体的深深的同情。在无数的知识青年感叹失去了人生中最为宝贵的时光时，永凯却说年轻时的坎坷磨难和农村生活的经历，对她的一生来说，是一笔金钱买不来的巨大财富。从那以后她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能够做些什么，不再有任何犹豫和彷徨。至今她给自己的定位仍是一名普通知青，而她这一生最想做的事就是回报中国的老百姓，特别是中国的农民。

1975年永凯回北京后，分到卫生部门工作。她心中一直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愿望：只有学到更多的知识，更好地为农民服务。1973年，她曾被北京大学物理系录取，却由于时政变化而失去机会。谁能想到三年之后她竟然失而复得又进了北大，只不过这一次是作为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上了北京大学生物系。经历了知识饥荒年代的人，一旦获得学习机会，便会像一个饥饿的人扑向面包一样扑向知识。为了上北大，处于“超龄”劣势的永凯向学校保证学习期间不谈恋爱，保证苦读书，保证……1980年，永凯以优异的成绩从北大生物系毕业，之后边教书边从事科研工作。她还想继续学习，听从导师的建议，1985年她来到美国求学深造，开始了人生另一段旅途。

“当贫穷遇到艾滋病，他们真是无路可走啊！”

35岁时永凯来到美国求学。刚开始听课时，几乎是一头雾水。她边读书边当助教，晚上在学校打工守夜，连滚带爬度过了那段艰难时光。1987年，永凯获费城天普大学（Temple University）硕士学位，之后遂往天普大学医学院范尔斯肿瘤与分子生物学研究所攻读博士，1992年来到华盛顿的NIH做博士后研究。

1995年永凯进入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从事研究艾滋病病毒机理的工作，此时她刚刚出道，而她在国内的有些同学已开始退休、下岗了。1997年起，翁永凯和她的先生作为义工，先后参加了美国科技教育协会“认助中国乡村教育项目”的工作，该项目旨在帮助中国贫穷落后的农村地区发展教育，兴建图书室，并资助贫苦孩子继续求学。这些年来，由于参加“认助中国乡村教育项目”的缘故，每年永凯都会回国并走访不同地区的农村。2001年夏天，永凯和先生带着他们的女儿重返陕北农村。这次短暂的访问，让她重新回到那些朴实善良的人中间，备感亲切。岁月如梭，当年她接生的孩子们如今都已是30多岁的人了。看到了他们今天生活虽改善了不少，但还是相当贫困，教育条件仍较落后，永凯的心情很不平静。

2001年初，永凯开始关注到中国的艾滋病问题。那年夏天，永凯在昆明做了一次关于艾滋病问题的讲座，进一步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2002年6月，联合国艾滋病联合规划署发表了关于中国艾滋病的报告，指出中国艾滋病问题仅是冰山一角，如果再不采取措施，到2010年，中国艾滋病患者将会达到一千万人！

永凯本人曾从事过五年的艾滋病病毒研究，了解世界上很多艾滋病泛滥国家的情况，深知其中的利害关系。在南非，艾滋病的泛滥已波及全国人口的五分之一！南非前总统曼德拉的儿子就是被艾滋病夺去生命的千千万万人当中的一个。曼德拉总统曾痛心地说：南非一直反对种族歧视，而多少年来，我们却歧视艾滋病——现在我们认识到，对艾滋病的歧视和种族歧视一样，都是对人性的歧视。还有博茨瓦纳，被艾滋病感染的人口已经超过总人口的30%，其中育龄妇女的感染率高达60%。毁掉一个国家或民族，只要三代人时间！

永凯想到自己曾经生活的农村贫困地区，当贫穷遇到了艾滋病时，这些人根本就无路可走。中国如果再忽视现状，后果将不堪设想！永凯和一群关心此事的朋友为此心急如焚，仿佛看着一列火车飞速向万丈深渊奔驰而去，真恨不能拼上全身力气去拖住这列飞奔的火车！她找到关注艾滋病的访美学者李冬莉，一起挥笔向中国领导人写了对中国艾滋病问题的建言书。她们多么希望中国政府能够面对这一严峻的事实，拿出当年林则徐禁鸦片的决心来，及早采取措施，制止艾滋病在中国土地上广泛蔓延。

她们最初的想法是拍一部有关艾滋病的电视片，为中国的艾滋病防治和教育做宣传。拍摄资金不是一个小数目，刚开始她们自掏腰包，却没想到由于种种原因难以找到一个能接受该项目及捐赠的机构。2002年秋，翁永凯和几位来自中国的专业人士在华府成立了一个非政治、非营利的民间慈善组织——爱心基金会，由翁永凯担任会长。基金会的宗旨是提倡“以人为本”的爱心关怀，开展健康教育，重点是帮助中国开展艾滋病防治。两年多来经过反复酝酿和大量准备工作，制片人和义工们都付出了许多努力和心血。永凯说十分庆幸碰到了非常出色的制片人。他们将把20多年来世界艾滋病史的一些重大决策及其带来的深刻社会影响等介绍给观众，希望能借鉴国际上失败的教训和成功的经验，找出适合各国国情的最有效的防治艾滋病之路。

这两年来爱心基金会一直在考虑要为防治中国艾滋病做几件扎扎实实的事情。其中的一个项目就是与国内合作的艾滋培训项目。经过大半年的辛勤努力，2004年11月30日，由爱心基金会策划资助、中国中央党校社会发展研究所主编、国际中国文化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面对艾滋——战略与决策》一书，终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会图书馆如期举行了新书发布赠送仪式。目前，永凯和爱心基金会的同事们正在紧张与国内联系，将首批出版的五千本书，赠送给中国各级政府部门、媒体、图书馆以及大专院校，希望有更多的人一起来关注艾滋病防治。同时他们也准备将刚刚运到美国的一批书赠送海外有关组织和有心人士。

在致力艾滋病教育的同时，他们现在又开始了下一步新的构想。今年一月初，永凯和先生胡传朔回国考察了位于中国河北山区的迁西县。他们认为这个县由民间自发组织起来的“姐妹健康促进会”是一种非常好的农村合作医疗的新模式。他们的下一个目标就是要帮助迁西总结提高，并将此经验推广。这是一个何等巨大的工程！他们已经开始联系中国政府和民间推动实施。尽管他们遇到了种种困难，然而永凯和同事还是义无反顾。

“无论过去遭受多大磨难，今天的我们是幸运的！”

这么多年来，翁永凯将自己很多的精力和收入都投入到公益事业中。她常说，我们是幸运的，无论我们过去遭受过多少的磨难、多少的不公平，但如今我们毕竟有一份安定的工作，生活无忧，家人能够团聚在一起，安享天伦之乐。而在那块我曾经生活过的土地上，尽管生活已经有很大改善，却还有不少的农民，仍然时刻面临着贫穷的侵袭，面临着艾滋病的肆虐，仍然每天要为生活而挣扎。中国的老百姓是那样好，他们承受了那么多的苦难，而他们对生活的要求竟是那样低！我们能够生活在城里，有机会上大学，应该说是中国的老百姓养活了我们，培养了我们，使我们能够为出国学习打下基础，如今学有所成，我真心觉得应该回报那些抚养过我们的老百姓。(www.chuimin.cn)

“这个世界永远都存在着不公平，”永凯说，“其实人和人之间的天赋差异有限，只是机会和命运不同而已！尽管我们今天个人取得的成功，是经过艰苦努力获得的。但对我来说，没有年轻时的坎坷磨难和农村生活那一段经历，不会有我的今天。我一直认为自己是同代人中的幸运者。“文化大革命”和下乡插队所经历的种种挫折和磨难亦是我一生中的珍贵财富。永凯有幸能以所学所长回馈社会，希望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们一起尽心竭力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些机会，也衷心期盼中国的老百姓都能过上好日子。”

2005年3月于华盛顿

情归黄土地——再访“爱心基金会”会长翁永凯博士

6月21日，居住在马里兰州美丽的波托马克河畔的翁永凯博士和先生胡传朔博士，正式告别了这个已经住了11年、价值百万的房子，告别了生活工作十几年的华府，告别了那些朝夕相处、互相支持达十几年的朋友，毅然踏上了归国的行程。

今年5月31日，在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干了11年、远未到退休年龄的翁永凯博士决定提前退休。与此同时，胡传朔博士也辞去了干了十几年的电脑工作。两人决定放弃这里可观的收入，一起回国。

回国之前的翁永凯博士每一分钟都是异常忙碌的。当记者采访她时，她刚刚放下与北京联系的电话，又在与四川通话。她感到此次回国，要做的事情太多，需要帮助的人也太多太多。

就在本月初，翁博士代表美国的“爱心基金会”出席了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召开的全球健康国际会议。会议的规模很大，共有80多个国家的1700多名代表出席。令翁博士遗憾的是竟然没有代表13亿人口的中国代表参加！而实际上，中国的公共健康现状非常令人担忧，翁博士回国也正是基于这种强烈的担忧！

多年来，翁永凯博士在从事艾滋病研究的同时，一直非常关注中国的艾滋病问题。然而根据中国政府自己公布的数据：中国近年来出现的因为忽视公共健康而产生的后果和影响已经远远不亚于艾滋病带来的影响。

在中国，尤其在农村，由于市场经济的冲击，传统的“以预防为主”的健康医疗模式早已经荡然无存。环境的恶化、社会医疗保障系统不健全、对科学健康生活观念知识的严重缺乏，致使近年来一些疾病严重泛滥。患各种肝炎以及肝炎带菌的人早已在一亿以上，这是不争的事实；肺结核患者的人数也早已超过艾滋病患者，人数达到千万以上；以前近乎绝迹的血吸虫病、体支睾吸虫病卷土重来，严重威胁到疫区人民的健康：社会污染造成白血病病例剧增；不同程度的心理疾病患者在不断产生；城乡的自杀率日益增加；中国人口迅速“老龄化”；等等。翁博士以可靠的数据说明：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已经不合理。仅以上海人口结构为例，2004年底人口统计显示，老年人的比例已经达到21%。人是一个国家可持续发展的主要资源。从长期发展的战略考虑，已经有些国家和投资集团，更加看好中国未来的巨大竞争对手、中国的邻国印度。印度人口的年龄结构更合理，年轻人人数比中国多一倍。印度目前GDP增长率已经在逼近中国，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潜力更大。而中国社会年龄的老化，意味着健康费用的不断增加，加上中国“倒三角”式的家庭结构（一个子女、一对夫妻、四个老人），无疑会产生严重的后果。加上中国的医药研发落后，许多药品长期依赖进口，至今没有一项专利药品进入美国。再过几年，当WTO的保护措施取消之后，进口药费将会猛涨，现在已经为药费贵抱怨不已的百姓，将来会更加承受不起。永凯心中有着太多的担忧。

2005年1月初，永凯和先生胡传朔回国考察了位于中国河北山区的迁西县。那里的“姐妹健康促进会”是一个由退休人员和在职志愿者自发组织起来的民间组织，有妇女干部、临床医务工作者、心理咨询师等骨干30名，宗旨是向农村妇女普及以预防疾病为主的健康教育。促进会成立两年来先后开展了提高农村妇女健康意识项目和小型妇女艾滋病预防知识宣传项目，在全县的200个村成立了“姐妹健康互动小组”，现有农村妇女会员一万多名。通过开展各种互动式培训、分发自己编写的通俗易懂的防病治病健康宣传材料、开通心理健康咨询热线等方式，她们先向二百名由各乡镇选派的“姐妹健康互动小组”组长宣传培训基本保健医疗知识，然后通过这些骨干在其所在的200个乡镇，带动万名妇女会员开展健康保健知识培训和妇女病义诊，增强妇女的健康意识，进而影响全县的农村人口来关注身心健康问题。由于这种健康教育面向老百姓，宣传普及深入到乡间的田边炕头，符合农民的切身利益和需要，因此村民们参与的积极性很高。翁永凯博士和胡传朔博士认为这个县民间自发组织起来的“姐妹健康促进会”是一种非常好的农村合作医疗的新模式。从2005年到2006年，他们一直致力于帮助迁西总结提高，并将此经验在中国推广。他们的努力终于有了回音。经过各方面不懈的努力，这一项全民健康计划终于被列入到中国发展纲要的第十一个五年计划之中。中国政府计划通过分期培训，培养建立一支人数众多的，基本具有疾病预防、心理健康、环境保护等方面知识的全民医疗咨询队伍。这是一个巨大的工程，也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工程。这个计划的实施无疑将会给整个农村，甚至整个中国带来一个崭新的变化。

永凯说，今天她终于等到了这样一个机会。她要回去，为这样一个全民的健康计划的推广做些事情。

永凯和传朔，他们俩的生活标准是中国的农村。“中国的老百姓是那样好，他们承受了那么多的苦难，而他们对生活的要求竟是那样低。”永凯和传朔很难忘记他们帮助的一位陕西米脂女孩的故事。女孩的母亲生下妹妹后，就去世了。永凯和传朔资助她技校毕业，找到一份工作。女孩来信告诉永凯和传朔，现在有工作了，也可以帮助妹妹生活了，以后不要寄钱了。永凯和传朔一定要送这个懂事的女孩一个礼物作为纪念。女孩经过反复犹豫，最后挑了一块才53元人民币的手表。多么纯朴的孩子！永凯和传朔常说：“只要100美元，我们几顿饭的钱，就可以改变一个孩子的命运！比较他们，我们的生活实在是太优越了！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有卖房的收入，将来还有退休的收入，孩子也有工作了，这一辈子也算吃穿不愁了。为什么现在不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为什么不去为他们做点事情？”

永凯和传朔对一腔报国之情是否能被理解、被接受，对未来在一个还存在许许多多问题的国家中生活遇到的困难和挫折，早有思想准备。“也许会在现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也许会一事无成，但我们会尽量避免阻力，尽量去适应环境。有些人对中国的问题总是指责多，做得少。我们相信如果都想着去提一些建设性意见，都自己去尽一点力，多少年以后中国的变化就会是水到渠成的，就像中国改革开放所走过的道路一样。”

2006年6月于华盛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