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微笑：一位爱得无怨无悔的女性的故事

为了母亲的微笑

她爱得很累,也爱得很苦,可她无怨无悔。

——题记

张晴，一个在马州蒙郡生活的普通的中国女性，对自己几十年如一日始终不渝的爱母之情，一再说：“这有什么，谁都可以做到。”她说得很轻巧，但是以她的社会地位去承受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实在不是一件谁都能做得到的事情。

事情得从3年前的那场争取对母亲监护权的法律官司说起。

1999年夏天的某一天晚上12点，在一家Safeway工作的张晴，下班后，拖着紧张工作一天后的沉重步伐，向家里走去。她刚走到家门口，就见门口停着七八辆警车、救护车、消防车，每辆车上面的红蓝白三色灯都刺眼地闪着，警察正试图打开她的家门。“发生了什么事？”张晴心里一紧，马上联想道：“母亲怎么啦？”张晴心里更紧张了。她赶紧打开门，见母亲倒是没事，只是吓得躲在门后不敢出声。原来是社区工作者以张晴“单独将老人留在家中不予照顾，违反了美国法律”为由，叫来了警察。

张晴想起来了，前几天就有警察在门口警告过她：晚上不能去上班，否则就要按虐待老人罪将她逮捕。

张晴怎么能不上班呢？先生去世了，自己无所依靠，老人要照顾，身边还有两个幼小的孩子，谁来养活他们？她不但要上班，而且还不得不打两份工。她没什么特殊技能，只能靠在Safeway 和 7-Eleven 这样的店里打工，一小时挣上几美元。

法律无情，就在那天晚上，老人被强制带到了老人院，张晴也失去了对老人的监护权。开始张晴还被允许偶尔探望一下老人，很快连这个权利也被完全剥夺了。

与此同时，一项针对张晴虐待母亲的指控正在成立，法院不久将要开庭审理此案。张晴被弄糊涂了，什么？我虐待自己的母亲？是不是弄错了？

张晴是中国“文革”期间老三届的学生。在“文革”时，大多数人初中毕业就意味着受到的教育到此止步。她毕业以后在上海一家食品店找到一份收钱开票的工作，每月工资人民币16.84元（时合美元2元整）。未受到良好的教育，这辈子只能做这种低收入的工作。面对一生已注定的前途，张晴不甘心。20世纪80年代兴起了出国读书热，张晴心动了。但一个连高中都未上的人要申请教育发达的美国学校，得到签证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张晴犹豫了。怎么办？申请不可能，不去申请，一辈子难道就这样下去，与悔恨相伴？她不愿放弃。终于在纽约舅舅的帮助下，以看病的名义，得到了短期签证。1986年，张晴怀着梦想，来到了纽约。张晴从小就比较独立，来美国后，她决心靠自己努力开始新的生活。从来的第二天起，就不再依靠舅舅的帮助。

没有特长，语言不通，又无人依靠，中国人一般都是从给人当保姆，或在餐馆打工开始在美国的生活，张晴也不例外。她到长岛的一家餐馆打工。在打工的日子里，她十分勤奋努力，虽然收入不高，但总算能养活自己，不至于生活无着落。就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她认识了她的先生。他是台大毕业生，获有多个学位。因在人口统计局找到工作，于是他们一起来到了马里兰州。

1988年，就在他们结婚的第二年，他们的儿子出世了。先生因忙于工作，无法顾家，张晴又不愿年纪轻轻就在家养孩子，加上她日夜思恋在上海孤独一人的老母亲，于是以照顾孙子为由，将年已70的老母亲接到身边与他们住在了一起。

对于和母亲住在一起，在美国生活了多年的先生一开始就不太情愿。先生认为：老人应该单独住，你看哪个美国的老人是和儿女一起住的？他主张让老人搬出去住或者让她回上海。

张晴不能同意让一个老人在异国他乡单独住在外面，更不能让她再回上海。她是中国人，她定要和自己的母亲住在一起。理由很简单，母亲养育了她一辈子，她有报答养育之恩的义务。母亲也是勤劳善良的劳动妇女，吃苦一辈子。来到美国后的第二天，老人家时差还没有倒过来，就帮他们照看孩子，做饭洗衣，一刻不停地承担起家务劳动。老人白天忙了一天，晚上还要带着孩子睡。每次吃饭，她习惯了总是让家人先吃，自己最后吃。老人辛辛苦苦尽力帮助家里人，却从来不知道要回报。

时间长了，张晴因为母亲，和先生产生了分歧。这种分歧的裂痕越来越深。先生说：要么你母亲走，要么我走。张晴说：如果母亲走，自己就跟她一块儿走。他们之间的裂痕终于到了无法弥补的地步。1991年，就在他们的女儿出生不久，他们分居了。

分居后，先生只是定期送来一些食品，张晴也不知道他住哪里。

1994年，张晴发现母亲大便带血，于是带老人去医院检查。检查结果显示老人患了直肠癌。因为经济拮据，张晴一直未能为老人购买医疗保险，老人当时也无法享受任何的医疗福利待遇。张晴急得手足无措。她的邻居建议她去试试为母亲申请免费医疗，并提供了相关的信息。在邻居的热心帮助下，申请免费医疗的手续获得成功，母亲很快住进了医院。手术做得很好，老人的直肠被切除。在医院里，医生和护士对老人照顾得也很好。老人很快就出院了。

几乎就在同时，张晴的先生将一张离婚协议书递到了她的手上，而且向贷款公司停付了她们老少一家所住房屋的贷款。先生为了防止自己日后支付两个孩子的抚养费，在张晴根本不知情的情况下，以2万美元律师费的代价，抢先拿到了两个孩子的监护权。有一天将近傍晚，张晴从7-Eleven下班回来，看到眼前是这样一幅景象：家里所有的家具及日用品都在门外马路边，散落一地，连包都来不及打。贷款公司差遣了十几个人将东西全部从屋里扔出，张晴刚发的一周工资也在混乱中不知去向。两个孩子一个7岁，一个4 岁，被这突如其来的情景吓呆了，正在大哭；母亲刚出院，坐在门外的地上不知所措。

张晴的隔壁住着在马大读书的5个美国学生。其中一个知道她母亲刚动过手术，实在看不过去，就将她的车从车库中开出来停在马路边，让老人在车库里暂时住下。而张晴母子三人只能挤在一辆破车里过夜，直到她们后来租到一个仓库，才再一次住在一起。

不久以后，张晴的先生因患癌症去世，走时未给她和孩子留下一分钱的遗产。

因为生活所迫，张晴，一个无特殊技能、无依无靠的女性，只能靠她过去在国内的唯一专长——收银，在两个超市里做许多人不愿干的工作。一天要工作16个小时，还得赡养老人、照顾两个幼小的孩子。她用她瘦弱的肩膀，担起了即使是男子，也无法挑起的家庭重担。张晴为母亲和子女付出了自己的一切，她只知拼命地工作，余下的时间都属于母亲和孩子。

她按中国人的传统，和母亲孩子挤在一起。她和母亲住了几十年了，与母亲相依为命，她从没觉得这有什么不对或认为是一种生活负担。她尽力去照顾好母亲，特别是老人刚动过手术。然而，她又不得不去工作。收银工作工资只有每小时几块钱，她不得不拼命地增加工时，以时间换取收入。别人不想做的晚班，她没有讲价的条件，总是主动顶上。这样，她总是顶着星星出门，伴着月亮回家。她想得很好：早上出门时，把家里的事情安排好，下午子女放学回家就可以照顾一下外婆，她晚上回来再接着照顾，老人在家是应该没有问题的。她根本就不知道她的中国式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会给她带来法律上的问题。

这个事情如果换一个人，可能也不会这样麻烦。偏偏在那地段工作的社区工作人员又特别认真，认真而又有些固执。认真本无可非议，但不了解和尊重不同的文化，不顾实际情况，不采取与人为善的态度去解决问题的固执，只会把本来简单的事情弄得十分复杂。这位社区工作人员隔三岔五来家访问，当发现老人有时会一人在家时，就开始对张晴发出警告。张晴开始有些无奈，但还是不得不去工作。她还是想得很简单：如果不工作，拿什么去养活母亲和孩子？如果雇人照顾，每月至少增加上千元的费用，谁出？她有很多朋友很同情她，但也只能偶尔帮她一下，人人都太忙，而且她也不忍心让人白帮忙。解决问题还得靠自己。后来社区工作者发出了更严厉的警告：张晴你必须留在家里，否则将按触犯法律论处！

张晴迫于无奈，只好待在家里。过了半个月，租房公司催房租，水电煤气公司催水电煤气费，张晴担心再次遭到被弃街头的命运，又偷偷地跑去上班。张晴的行动未能逃过社区工作者鹰一样的眼睛，于是便发生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

张晴被县检察官起诉，指控她犯有虐待母亲罪、疏忽监护罪。她被告知等候刑事法庭和民事法庭的审判。

张晴直到被起诉很久，还搞不清自己怎么就成了一个罪犯。检察官让她先写一份认罪书，承认自己犯有以上罪行，说是如果承认了，将来量刑时会酌减。到这时张晴才感到事情的严重性。她直接的反应是：这怎么办？我坐牢了，老人和孩子谁养？这一笔昂贵的律师费谁付？

刑事审判拖了一年才开庭。这一年张晴在紧张的工作之余，还得请律师，找朋友，开车不停地奔波于住地与法院之间，她的头上平添了不少白发。

通常律师是不愿意和政府部门打官司的，说是“吃不了，兜着走”，日后麻烦太多。张晴曾找到一位中国律师，开价5万—10万，说还不能保证胜诉。热心的朋友给她介绍了一位美国律师，这位律师不顾日后的麻烦，揭了这个榜，而且还减免了她的律师费用。

在开庭前，一位美国朋友建议张晴，赶紧给两个孩子办好护照，在她万一又被剥夺对孩子的监护权时，孩子能及时送到中国；还有的朋友主动借给她律师费。开庭当天，张晴在7-Eleven 工作的经理和同事都请了假来旁听，有的主动充当证人，对她予以支持。

刑事法庭连续开庭审理了三天。也许时间越长，对张晴内心的了解越深，三天后，由12人组成的陪审团一致宣布：张晴无罪！

经过长期的苦愁，张晴的脸上终于第一次有了笑容。她马上感到又可以和母亲及孩子在一起了。她有些按捺不住自己内心的激动。

然而，过了刑事案审理一关的张晴，却没有过民事案审理一关。不甘示弱的社区工作者，在随后进入的民事案四天的审理过程中，与法官密切配合（刑事案审理是这位法官，在民事案审理时又是他担任法官），仍旧剥夺了张晴对母亲的监护权。张晴败诉以后，又上诉到州高等法院，但被驳回。就这样，张晴与母亲在异国他乡的同一片蓝天下，被人为地分开。

失去回家希望的老人一进老人院，就老泪纵横，吵着要回家，说她想念女儿和孙子孙女。但谁也听不懂她说什么，虽然老人经过十多年美国的生活，能说几个英语单词，但这有什么用？老人的哭闹不但不能被理解，反而被视为是精神上有问题，需要服用大量的镇静药。老人不愿意服用，于是就被掺进酸奶中喂入。

被剥夺了对母亲监护权的张晴还有对老人的探护权，并被允许短时间带老人回家看看孙子，孙女。

张晴从老人院的护士那里了解到：母亲刚进去时，还能主动帮护士打扫卫生，帮她们喂其他老人吃饭。但三年时间里，她发现身体瘦小的母亲肚子越来越大；就连坐电梯、走几步路都喘息不止，而且精神不佳，常常犯困。张晴终于了解到这是药物的副作用引起的。这种镇静药对肝脏、心脏是有副作用的，更是癌症患者必须禁服的。张晴偷偷带母亲去找中国医生检查发现：老人的癌细胞指数很高，心脏衰竭，并伴有肺炎症状。因老人院有自己的医生，社区工作者硬是不让老人外出就医，张晴只能说是母亲英文不好，说不清病情会延误治疗，这样才允许母亲外出看病，但绝不允许回家过夜。一连七天，张晴白天带母亲看病，晚上送母亲回老人院。

有一次，张晴发现母亲回到家后，眼睛发黑，只嚷着胸部剧痛。张晴赶紧带她做X光检查，发现老人胸部的肋骨断裂，后来才知道是司机开车时不小心，紧急刹车造成的。她向社区工作者汇报，社区工作者不去追究司机的责任，反而责怪张晴私自带母亲外出看病，再次宣布不许她接近母亲。

张晴愤怒了！她觉得这才是真正的虐待。于是决定：就是倾家荡产，哪怕自己打工一辈子，也要请一位好的律师，把对母亲的监护权重新夺回来，让老人重新回到家。

就在这时，何珍珍律师出现了。何珍珍律师得知张晴的故事后，十分感动，对张晴寄予了深深的同情。但作为一个律师，她又不为感情所左右，而有着职业所要求的惊人的理智。因张晴带母亲看病的事得罪了社区工作者，张晴请何律师写信给社区工作者，想在母亲83岁生日（2月23日）那天接老人回家为她过生日，但这一合理的要求被无理拒绝，何律师觉得这太不人道，她为此大为愤怒。(www.chuimin.cn)

何珍珍律师觉得：与政府工作人员打官司的程序复杂，时间太长，而且胜诉的把握难说，这样就有可能会耽误老人回到张晴身边的时间。于是她想起了写信给蒙郡郡长邓肯先生，并征集集体签名，广泛借助在社区生活的华人的力量的方式。何珍珍律师在起草给邓肯郡长的信中说：一个女儿看望并监护自己的母亲完全是她正当的权利，为什么要被剥夺？在信中她列举了大量事实，证明了张晴对母亲多年不渝的爱，提到了张晴母亲和她本人所受到的不人道的对待，并要求重新归还张晴对自己母亲的监护权。何珍珍律师在信中表示：如果不答应这一合理的要求，我们中国人会联合行动，直到达到目的。这封信的副本也送给了马州联邦参议员以及地区的国会众议员和马州州长。这封征集社区中国人签名的信发至了社区的各个中国人的住地、教会、学校。他们同时也借助媒体向社会呼吁。黄杰平先生在他主持的《今日世界》节目中播出了这件事。张晴的故事通过电视媒体感动了许多人，签名活动立即得到了社区的广泛响应。世界华裔协会黄金辉先生、王龙来先生积极组织该协会会员签名；金雨歆工作室的金宇老师，走到哪就征集到哪，连卖馒头的人她都做工作，光她一个人，就征集到了一百多人的签名。金宇还专门去老人院看望了老人，给老人以安慰。签名的不光中国人，就连张晴工作的Safeway的经理、同事，都签了字，他们太了解张晴了。

这封最后有三百多人签名的信到了邓肯郡长、参议员、众议员、州长的手中，对张晴重新夺回对母亲的监护权，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在与社区工作人员交锋重新取得监护权的过程中，何珍珍律师、黄杰平先生、黄金辉先生，常常自发定期在一起开会，商量具体对策。让张晴十分感动的是一次，黄杰平先生心爱的车被盗，手摔伤了还打着石膏，仍旧按时参会。他们一起与社区工作者据理力争，黄杰平先生有时因言辞激动，到了拍案而起的地步。终于他们赢得了胜利，对方让步了。张晴的母亲重新回到了她的身边。而竭力帮助张晴取得监护权的何珍珍律师、黄杰平先生、黄金辉先生、金宇女士，还有无数的人，在为张晴母女团聚感到高兴的同时，悄悄地离开了。张晴为表达她的感激之情而送给黄金辉先生的礼物，被他坚决拒收；张晴开给何珍珍律师应付的律师费用的支票，被何律师当场撕毁。何律师说：你的故事深深感动了我，你的妈妈就像我的外婆。你对妈妈的孝心是一种美德。我们中国人有这种传统，不应该被误解，更不应因此而受到欺负。

何珍珍律师在感动之余，专门把自己80岁的外婆接回来，并为她买了房子，请了保姆，她觉得外婆从小把她带大实在不容易，她应该对老人尽孝心。如今84岁的老人和她住在一起，生活很幸福。

何珍珍律师对记者说：华裔老人尤其值得同情，他们过去对子女尽了一辈子责任，现在却无法像年轻人那样去改变自己、适应美国社会的生活，生活很不容易，我们子女及整个社会应该给他们更多的关心和关注。在谈到张晴的案子时，何珍珍律师说：正是由于张晴的坚持不懈和我们集体联合的力量，才夺回了本来应该属于我们自己的权利。遗憾的是：我们有些中国人，对中国人的事，对将来有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争取自身权利的事，却无动于衷，有的反而泼冷水。

2002年，当张晴把母亲重新接回身边的时候，母亲因在老人院长期待着，无法与人交流以及大量使用镇静药等原因，显得有些迟钝，连张晴的名字都有些记不起来了，更是认不得孙子、孙女。老人肚子也是肿胀的。因每天自己不知道好好吃饭，于是有时只吃一两餐，人显得很虚弱。

张晴带老人看中医，做老人喜欢吃的东西，还教她拼写英语单词，以帮助她恢复记忆。为了照顾老人，她要求到离家最近的店里工作，这样她就可以利用中间自己吃饭和休息的一点点时间，回去照顾老人。老人大小便都要及时处理，便后要及时清洗，以免渍坏皮肤。老人因直肠癌动过手术，常常无法正常排除大便，张晴就用手为老人一点一点地掏。张晴说，不是我傻，硬要揽照顾母亲这种事情，老人需要特别照顾，一般人恐怕照顾不好，我就是有钱请得起人，都不会有人愿做这种事情。除了儿女，没有他人能够而且愿意做。

经过她精心的照料，老人肚子的肿胀消失了，脸上也开始有了红晕，有了微笑。张晴教她的英语单词，她也能拼出来了。

2003年的盛夏，张晴拖着几口大箱子，顶着酷暑，带着老人回到了久别的故乡——上海，满足了85岁老人一生中也许是最后的一个愿望。

张晴在照顾母亲的这么多年中，为了Safeway每小时只有几美元的工作，兢兢业业，勤奋努力，从不迟到。她每周要工作至少44个小时。店里谁都知道：她的班是最不定时的，随时可能是夜班——别人最不愿意上的班，也随时可能顶别人的班。因此，她每一年都被评为优秀员工，是没有人不服的。知道她经历的原负责人，现已调往别处的迪恩·拜尔福特先生今年3月1日来店里检查工作时，还专门看望了张晴，表达了对张晴一贯的同情和钦佩。

几年又过去了，张晴还是那样忙碌，为母亲也为儿女。请看3月3日，她好不容易得到一天休息的日程表：

早上 7：00 — 7：30 做早饭

上午 8：00 — 12：00 带母亲看病

中午 12：00 — 12：30 为母亲和孩子做饭

下午 1：00 — 5：00 带儿子参加钢琴比赛排练

5：00 — 5：30 为母亲和孩子做饭

晚上 6：00 — 8：00 带女儿学钢琴

9：00 — 12：00 准备第二天母亲、儿女的事和做家务

12：00 入睡

张晴的儿子现在上高中。初中上音乐课时，老师发现他的记谱能力非常出众，于是极力推荐他学音乐。学音乐的家庭是要有经济实力的。当老师想把张晴的儿子介绍到一位名师门下单独辅导时，张晴十分为难。这意味着每节课六十美元的费用又得从有限的生活预算中支出，这样一年要多支出几千块。再说家里哪买得起一架钢琴啊！她已经不可能为儿子学琴从每天十分有限的时间里再挤出一点来送他。学校老师很同情张晴，也不愿意放弃一个有着音乐天赋的孩子。音乐老师想方设法为张晴的儿子筹集到一部分奖学金，并在学校寻求帮助。一位老师知道了张晴的故事，将自己祖母留下的一架钢琴搬到了张晴的家中。就这样，在许许多多家庭的父母为儿女学琴学艺甘当司机时，张晴16岁的儿子自己坐地铁开始了钢琴学习。

儿女从无游戏机。女儿的新鞋只能是天好的时候穿。上学得自己走去。艰难的生活使他们很早就懂得了责任，他们也过早担负起照顾外婆、替妈妈分担生活的重任。因为生活贫困，他们从不乱花一分钱，他们更懂得珍惜；因为生活贫困，他们更懂得互相关爱；因为生活贫困，他们比别人的孩子要坚强和早熟。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这也是公平的上帝送给穷人的礼物。

张晴今天算起来年龄应过半百。岁月的磨难，使她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大：头发已经花白，背有些驼——那是生活的重担给压的。她仍旧开着那辆1989年产的、已行走了12英里的灰色Honda车，车上满是被撞的痕迹——这象征着她所走过的生活道路——跌跌撞撞，不屈不挠，依然前行。她照样是每天早上班晚下班，一如既往地照顾着老人和孩子，她几乎没有自己的生活。她没时间看电影，没时间听音乐会，没时间去旅游，甚至没时间一人独享一个休息日。她爱她的母亲和孩子，她为他们付出了一切。她明知爱得很累，爱得很苦，但为了母亲的微笑，为了儿女的幸福，她会继续这样爱下去，她无怨无悔。

2004年3月于马里兰州

为了母亲的微笑（续篇）

仅以此文献给那些为了生存而与命运顽强抗争的千百万普通母亲——题记

去年3月12日我曾经发表过长篇报道《为了母亲的微笑》，记叙了在马州盖城生活的普通华裔女性张晴为了母亲，为了孩子，为了自己的生活历尽艰辛的苦难经历。人们都以为，黑暗过去就是曙光，苦难结束就有甜头。然而这个世界有时候就是这样不公平，对于有些家庭来说，苦难不知何处是尽头，黑暗似乎也永无止境。不幸，张晴就是这样一个家庭。

痛苦现实：苦海无边何处是岸

2004年12月1日晚6时15分，在Safeway上班的张晴利用休息的半个小时，送女儿去钢琴老师那学琴。刚出门上了124号公路，张晴那辆1989年产的，已行走了12万英里的灰色Honda车被从左边Cheyenne路突然窜出的一辆福特公司产的Windstar面包车, 一头撞在了左边驾驶座后面，巨大的撞击将车推到路口的另一边，这时从右边路口来的一辆车，又重重地撞在张晴车的右前方车头上，张晴顿时失去了知觉。朦胧中听到女儿呼唤的声音：“妈妈，妈妈……”张晴勉强睁开眼睛一看，女儿满脸都是血。张晴想答应，但发不出声音，她感觉到自己好像就要死了。突然，她想到如果自己就这样死了，家中86岁的老母亲、两个正在上学的孩子怎么办？她似乎听到警察的声音，她不知道车门是怎么被打开的，等她醒来，她已经躺在了Suburban 医院的急救室里，身上穿着的Safeway的工作服，被一条条剪开，全身钻心地疼。她想看看女儿是否在身边，当被告知女儿被送到ShadyGrove 医院时，她更着急了，顾不得自己的伤痛，想知道更多女儿的伤势情况，但很快又疼得失去知觉。

家里，16岁的儿子照顾完外婆吃饭后，正在边练琴边等着妈妈和妹妹回来吃饭。可是那一天等到很晚，妈妈和妹妹都没有回来。

张晴的女儿在送往医院的路上，呕吐不止，鲜血把整个内衣都浸透了。头上、嘴里都是血。在ShadyGrove医院急救室，女儿嘴里缝合了60多针，额头上缝合了20多针，好在没有受到致命的伤，经过急救处理，好心的邻居将女儿接回到了家里。

在Suburban 医院，张晴因为身上五根肋骨断裂，刺入肺部，疼痛难忍，她急着回家，急着见到女儿，急着回去照顾母亲和儿子，但这样的伤势，只能是留在医院。

女儿回到家以后，因为得不到照顾，嘴里的伤口发炎。一个多月，只能吃一些流食，嘴张不开，说话困难，而且下面牙齿全部松动，情绪烦躁，经常头昏。在这种情况下，还坚持要去上学。受伤后上学的第一天因身体虚弱，走到学校门口竟昏倒了。这个曾经获得总统奖的孩子从那以后，成绩一落千丈，GPA只有2.28。不久医院的检查结果显示：女儿被撞成脑震荡。

张晴在医院和刚回到家的日子里，16岁的儿子不得不担负起照顾外婆、照顾妹妹、照顾妈妈的重任以及承担所有的家务。尽管如此，已经学了近10年钢琴，他不愿意放弃。在许许多多家庭的父母为儿女学琴学艺甘当司机时，张晴16岁的儿子早就自己坐地铁去Bethesda上他的钢琴课，风雨无阻。说起儿子学琴，还有一段动人的故事。初中上音乐课时，老师发现他的记谱能力非常出众，弹奏的莫扎特作品令人感动。于是问他在哪学琴，弹的是什么样的琴。儿子将一架平时经常练习的、只有一块切菜板大小的电子琴拿给老师看时，音乐老师感动得说不出话来。音乐老师很同情张晴，也不愿意放弃一个有音乐天赋的孩子。她想方设法为张晴的儿子筹集到一部分奖学金，并在学校寻求帮助，让他找老师学琴。另一位教自然科学的老师知道了张晴和她儿子的故事，毅然将自己祖母留下的一架钢琴搬到了张晴的家中，连搬运费都不愿要张晴出。以后，虽然经济很紧张，但张晴还是从不能再省的开支中拿出钱来供儿子学琴。学琴成了除学习外，儿子唯一的爱好和寄托。

张晴在Safeway工作多年，深得经理和同事的好评。出事之前，经理多次对她说：张晴，你应该早点成为全职员工。张晴过去一直不愿意做全职，一直推托，原因是如果做全职，就无法照顾自己的母亲和孩子。那一次，张晴觉得母亲现在去了一家日托的老人院，孩子们也一天天大了，干上了全职，就有所有的福利保险，自己和孩子看病，就会好多了。再说虽然这份工作辛苦，但经理看重自己，同事也喜欢自己，她内心里有一种满足感。她终于有些动心了，说等忙过了圣诞节，一定会考虑。然而离干全职工作只有不到一个月，命运又和她开了一个玩笑，这个玩笑开得太过分了！受重伤的张晴，如今已经没有资格谈全职工作。按照公司规定，张晴因为无法上班，既没有工资，也没有医疗保险。然而公司经理看在张晴多年为Safeway辛勤工作的份上，预先支付给她一些工资，说好等以后恢复工作再还。这在美国因制度原因，企业大多都是残酷冷漠无情的现实中，Safeway经理已经充分体现出他的善良，做了他对张晴所能够做的一切。Safeway还组织员工去医院探望，发动员工给张晴寄慰问卡、寄支票。有些常来购物的顾客，长时间未见到张晴，也在到处打听，表示了关心。一位顾客甚至要帮助她谈如何找对方索赔的事。

张晴说，12月1日那天也是不巧。本来她的上班时间是下午5点到晚上10 点，她原计划下午送女儿到钢琴老师那里，一边做作业，一边等待上钢琴。可经理临时打电话给她，说店里顾客排起了长队，让她下午两点就去帮忙。张晴二话没说，赶到店里，于是发生了事故。她的生活甚至孩子们的生活，都受到很大影响。在此期间，12月26日，86岁高龄的老母亲，又在外摔了一跤，几乎两个月不能动。好在老母亲命大，做直肠癌手术十年了，一直活了下来。这次摔跤以后，张晴看到老人家躺在医院里病床上一动不动时，以为死神来召唤了，老人家却又活了过来，未被召去。

在张晴的生活中似乎只有无边的苦难，张晴对苦难已经麻木了，她真不知道后面还会发生什么事情。就在5月1日的晚上11时，张晴急切地打电话给我，说儿子去钢琴老师那里汇报演出，到现在还没有回来。走时午饭未吃，身上穿着一件刚洗过的用于表演的白衬衣。张晴担心近段时间，儿子因为生活中不断遭受打击，以及生活学习负担太重，感到压力太大，会不会出什么意外。张晴报告给了警察。当天晚上，华府地区气温突然降至40华氏度，还刮起了大风。张晴一夜没合眼。凌晨3点，儿子从外面回来了，一回来就倒在床上。原来儿子走时，只拿了乘车的钱——一美元二十五美分。儿子计划上车后拿一张转乘票，等在老师那表演完了以后，还可以用这张转乘票乘车回来。可是他没有想到：公交车星期天晚上8点就收班了，等他8点表演结束走到车站，已经没有车回家了。儿子身无分文，无法打电话，更不会去求人。只好从位于Bethesda 的Fernwood Road 步行回家。他选择了一条近路，在黑暗中只穿着一件单衣在路上走着。从Democracy Boulevard 到Falls Road， 穿过Wootton Parkway 再上28号公路，走了整整7个小时，才回到他虽然一无所有但远比外边温暖的家。等通知了警察，已经4点了，儿子一晚上只睡了3个小时。早上7点，他告诉张晴脚很疼。张晴说如不去学校，就留在家里。儿子不愿意放弃上课，起来洗洗脸就出了门，匆忙中张晴给他当早餐的一根香蕉还放在桌上。

听到孩子的这一段故事，几位朋友哭了。周围有比他们一家遭受磨难更多的人家吗？第二天早上金宇和先生才知道孩子连夜走回家，金老师的学生Susan li再也坐不住了，一早就拿着钱找到张晴，说是给孩子的一点有限的支持，再苦，也不能苦了这样的孩子。远在中国的吕大渝听到这件事说了一句：“这孩子将来定会有出息。”这也许是张晴——这位历尽人间种种苦难的母亲心中唯一的希望和寄托。

2005年3月于马里兰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