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回国散记：故乡探索未来之路

久在美国生活，每天一切如故，缺少变化，每天的生活甚至精准到早上坐同一班地铁、同一时刻走进办公楼、下班坐同一班地铁回家——一个成熟定型的国家大都如此，这有时难免会让人感到生活的单调乏味。

中国是世界上变化最快的国家——一个几乎每天都有新的故事的国家。对于媒体从业者来说，那里发生的事情总是最能吸引人，这就是中国的巨大魅力所在。

飞机上的故事

“中美冲突”

这不，今年回国度假，在纽约刚登上中国航班，飞机尚未起飞，故事就来了。

4月27日下午，我在纽约肯尼迪机场登上中国国航CA982航班，刚坐定，后面出现了争吵声：一位年龄在60岁左右的纽约本地华人与他的后座一位大陆华人因座椅仰靠这件小事发生了激烈口角。

纽约华人（明显带有酒意）：“怎么，你想打人？我告诉你，这是美利坚合众国的土地，我是美国公民。我马上打电话告诉FBI和警察。”

大陆华人：“谁想打人？你不要威胁我！”

纽约华人：“我告诉你，我受到了威胁。你们这些中国人，以为这是在中国。你们都滚出美国领土！”

大陆华人和飞机上的其他人齐声怒吼：“你怎么这样说！你不是中国人？”

同胞之间的争执迅速演变成“中美冲突”。

纽约华人掏出手机拨打911：“Police officer, I was insulted at a Chinese airplane. I was threatened. Please come and help. ”（警察，我在中国航班上受到骚扰和威胁，请马上过来帮助。）

担心事态发展，一旦警察来进行调查将延误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转乘下班飞机，我起身劝阻两边争执的人。大陆华人不吭声了，纽约这老兄依然不依不饶。飞机开始滑动。

纽约华人：“飞机回到候机楼了，FBI马上就到。”

机长过来了：“请你坐下，关掉手机，这是美国领土不错，但飞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地。”

纽约华人拒绝执行机长命令。满口英文还在嘀嘀咕咕。我高声喝道：“Please stop and sit down! Turn off your cellphone! That is the rule!”（请不要再争吵，关掉手机坐好，这是规定！）

纽约老兄大概只崇拜英文，他看了看我，不作声了。一场“中美冲突”就这样被制止了。

飞机按时起飞，我松了一口气。

（在十三小时漫长的飞行中，“中美冲突”中的“中方代表”对我很热情，主动告诉我他们是成都来美国的游客以及自己的游美观感；而“美方代表”则继续保持对我横眉冷对的态度。）

行李脱机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飞机刚冲入蓝天，机上立即宣布因为“托运行李超重”，300多名乘客的行李将无法同机到达。

这一下又引起了乘客的不安，落地后没有行李怎么办？大家纷纷猜测“行李脱机”的原因。有人说肯定不是什么“超重”，一定另有原因。在如今商家与客户缺乏基本信任的大环境中，人们基本不相信商家的解释。有乘客断定是另外承载了“有利可图”的货物，所以部分乘客的行李成了“牺牲品”，为了平衡情绪，需要说明是“全体乘客行李超重”。 全体乘客的行李为什么会集体超重呢？这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飞机宣布到达目的地北京后，每位乘客都要填写一份详细的表格，说明行李特征等情况，以便国航送达行李。这一下，有些乘客心里更加不安了，担心赶不上当天下一班的飞机，更有人担心行李无法送达。

北京机场三号楼是世界最新、最大、最现代化的候机楼。第二天晚上七时，从国航CA982航班上下来的满带疲倦的乘客，顾不得欣赏这美丽的候机楼的建筑和豪华的装饰，径直向国航行李办事处奔去。他们中很多人心急如焚。

一位怀抱几个月大婴儿的外国人到处打听有没有地方购买婴儿奶粉和尿布，她全部的婴儿“粮草”都在托运的行李中。

有一位身穿职业装的女性急得跳脚，她计划去参加一个展览会，但是全部的展品都在托运行李中。

一位纽约的白人是来中国旅游的，他根本不知道下榻酒店的地址，整个行程都是旅行社在安排，他只是被告知到北京后转机去成都。

一位要转机去曼谷的乘客不知道行李如何能满世界“追上”他。

还有几位同机的外国人大眼瞪小眼，不知所措。

没有人解释，也没有人接待，整个国航行李办事处门口一片混乱。人们根本不排队领表填表，而是一窝蜂地拥上去询问工作人员。几个规规矩矩排队的外国人半天还在原地未动。

我想帮助他们，但无奈要赶下一航班，于是匆匆填好表，向二号候机楼狂奔。

幸运的是：我随身携带的包里，还有几件换洗的衣物。就在我到达武汉的第四天，行李终于送到了家。此前我接到国航相关部门的电话，问我为什么行李没有和人同机到达，我哭笑不得：你问我，我问谁去？

遭遇东航“霸王条款”

此前，我还遭遇了中国东航的“霸王条款”。

今年2月我订购了东航回美的单程机票。因为工作需提前回来，我要求改换机票。其间通过国内家人多次致电东航，希望能更改机票时间，本人也曾到东航纽约办事处说明情况，但得到的回答是：此票是“三不”票，“不退、不换、不改”。

东航说当时购买的机票票面也标明了，所以不能更换，并说当时接话员已经对此做过提示。因为是国际长途电话订票，当时通话效果又不佳，很多时候电话很难接通，接通后又经常中断，有时是只听到上半句，听不见下半句。而我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航班时间和付款方式上，对于所谓的“不退不改不换”的提示，的确没有留意。第二天收到东航的电子邮件，其中也没有提示我们这是所谓“不退不改不换”的特价票。而这张所谓的“特价票”，价格也不菲。况且这是东航单方面制定的“特价票”标准，无客观标准而言。我们当时支付的价格单程4860元人民币和其他航空公司并无太大差距，不知道东航所谓特价票的标准从何而来。

作为消费者，我们理解航空公司为了保证自身利益和避免承担风险，对某些机票所做的不退票和收取改签手续费的规定，如果适当收取改签费也是应当的。但我和家人多次打电话，耗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延时一个月之久，得到的只有一个坚定的回答：“不可以！”据我了解，对东航这种单方面制定的机票政策，也有不少受害的消费者提出过抱怨、投诉。多年来我乘坐过多家航空公司班机，还没有遇到任何一家航空公司执行类似这样一条只考虑自己风险的条款，它们对消费者都有某种程度的保护。东航此项政策是不考虑乘客利益的“霸王条款”，这是一种完全不平等、让消费者的利益受到损害的做法。

由于回国时间临近，票价高涨，万般无奈之中，我只好花高价购买了另外一张单程的回国机票，损失加倍。

几千元辛辛苦苦挣来的钱就被东航活活“吞”了，而且经过多次反复交涉也无主管出面解释。东航将一张机票“卖”出了两张票的价钱，消费者的利益受到损害。我只好将事件过程与看法陈述于此，希望更多人今后免受东航“霸王条款”带来的损失。

校友聚会 写满沧桑的笑容

三十年后重返母校，是最难忘也是最激动的时刻。下了飞机顾不得时差，我兴冲冲赶到华中师大桂苑宾馆。学校门口写着的巨大横幅 “欢迎中文系七七级同学回母校相聚”让我激动不已。母校，你用你的温暖和亲切，为我洗去万里征程的疲惫。

和七七级同学一见面最大的感受，就是看到同学们一张张沧桑的脸上，露出孩子般天真灿烂的笑容。他们最大的变化在头发上：白了、灰了、花了、秃了。许多人还想掩盖尴尬，企图“以地方支援中央”，却更是欲盖弥彰。

“你是宋建新！”我一眼就认出同寝室那位时常拎着一个饭碗在外学习、只是睡觉才回寝室的同学。另一位同寝室的同学却认不出我了：“你是？”“你的名字和脸面正在对应之中。”（这是在用文学的语言“耍滑头”）三十年了，我可是一眼就认出了你呀！

我代表返校的毕业生在聚会上发言。“在我们尊敬的老师进入暮年、我们自己进入中年之际，回忆这一段历史，意义不寻常。七七级是特殊年代造就的特殊一批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七七级精神就是自强不息、永不言败和对理想主义的追求。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社会，尤其需要这种精神。我们的老师们不仅专业一流，人品也很高尚，他们真正是德艺双馨，我们很幸运能够得到他们的教诲，我们终身受益。他们对我们的影响已经融化进我们的血液中，而且正在我们后代身上延续。我希望老师和同学们保重身体，为国家、也为我们自己好好活着，让我们在毕业四十年的聚会上再相见！”

我心里想说：“到时候我们这些今天相见的人一个都不能少！”(www.chuimin.cn)

晚会上我高唱一首《我的中国心》。我唱着：“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看到身边三十年前那些熟悉的面孔又回来了，他们的性格还是当年那样，我内心明白：由于久居国外，无论外表和内心，我都是变化最大的一个。

第二天乘车去京山孙桥——当年入校后由于校舍不够，我们曾经在那里学习过一段时间。当年的辅导员邹祖健老师一路陪着我们。在当年学习生活的寝室门口、食堂里面、篮球场上、教学楼前，还有读书背诗的林荫小道上，我们留影作为永久的纪念，临别时还在校园种下了“返校树”。回忆那些“小偷夜袭”、“毒蛇伤人”、“树下读书”的故事，我们感慨万千。而当年三十八岁的王先霈老师意气风发地给我们上第一节课所产生的巨大震撼，至今仍令我们难忘——我们的人生就是从那一刻开始彻底改变的。

敢为人先的武汉精神

一年后再度回到武汉，能够感受到家乡的变化：一年前天河机场一下飞机就能闻到的厕所味道消失了；也许是今年入春以来雨水过多，出机场的路上一片郁郁葱葱，以“光灰”城市著名的武汉漫天的灰尘也不见了。经过数年扰民，城市的地铁系统正在建设，希望以后严重的交通拥堵状况可以得到根本的改善。

早起在汉口沿江的江滩景点散步，是我此行最惬意的事情。江滩景点是武汉市政府为百姓做的一件最好的事情。沿江数千米的地方，场地开阔，红花绿叶，空气新鲜。每天早上聚集了数以千计的市民——主要是老人，他们在这里晨练，有的跑步，有的打太极拳，有的在地上用巨大的毛笔练大字，有的放风筝，有的打陀螺，有的遛鸟，有的下棋，有的自由散步——一片和谐社会的图景。最让我激动的是几百人参加的“手语角”活动。在这里，看到数百名聋哑人正在用他们特殊的语言——手语自由交流，他们是那样兴奋、自由，他们的语言是那样有力、丰富，我被这场景深深感动了。残疾人是社会的弱势群体。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对待残疾人的态度，反映了社会的进步程度。我很高兴地看到中国社会在这方面的进步和发展。如果中国社会多一些这样的景象，那中国社会将是一个更加理想的人性社会。

“敢为人先”是武汉市政府从打响辛亥革命第一枪的历史中提炼出的口号，意在鼓励武汉人的创新精神。在“敢为人先”口号的带动下，政府办事效率在提高，城市建设在加快（也会担心质量隐患），服务意识在加强。可惜这也准确概括了武汉人的另一种精神：争抢。开车路上争抢，乘车站上争抢，丝毫没有礼让精神。一次我在乘坐公交车时，一路上就出了三件事。一上车尚未站稳就碰上急刹车，差点跌倒，是因为公交车和前面抢道的小车几乎相撞。公交车司机破口大骂：“你如此开车，我真想撞死你！”行车不远，看到前面两小车当街争执，公交车司机停下车高喊：“争个什么，打呀！打呀！”再行不远，上来一位抱孩子的女乘客，司机硬说她少投了一块钱，女子只好又掏出一块钱在手上揉了揉，丢在地上。司机见后大怒，于是出现了下面一段精彩对话：

司机：“你这是侮辱我！”

女子：“对于你这种人，侮辱你值得！”

司机：“你这种人素质真低！”

女子：“素质低是向你学的！”

司机：“你为什么不学我好的？”

女子：“你身上哪有好的可学？”

司机：“？！”

典型的武汉市民争吵，其间充满了智慧。见他们争吵不休，我走过去将一块钱捡起塞进购票箱。争吵仍在继续。

我看了看满街“敢为人先”的口号心想：什么时候不抢了不吵了不争了，心态平和了，开始礼让了，文明也就开始了，“大国小民”的状况也就会随之改变了。

江城处处麻将声

此行我看到家乡人几乎就没有什么有质量的业余生活。晨练似乎只是老年人的事，大部分年轻人缺乏健康的生活方式，除了看电视、泡网吧，主要还是打麻将、打牌。打麻将、打牌，普通市民打、农民工打、商人打、公务员打，现在连为人师表的老师业余时间也加入到打麻将的行列。晚上我会在周围麻将声中入睡，又在麻将声中醒来。

我这个“麻将盲”此行还弄懂了关于麻将牌打法的一些术语，例如“一分”、“五分”、“一条”， 从一分到一条，是指麻将的彩头，即一元、五元、十元的玩法。如果一元起点，一晚涉及的彩头金额会达到几千元；五元起点的玩法涉及几万元；而一条——十元起点，则会达到几十万元。不敢想象，每晚如此，他们哪里来的这么多钱。而且官员打、老师打，如何不影响自己的工作和教学？而且作为教育从业者，肩负教书育人重任的人业余时间为何不去读书学习？

我的朋友解释道：打麻将的人是有理智的，会取得“自然平衡”，不可能每晚都输掉这么多钱，自己会掌握分寸。有时头一天输掉的钱第二天会赢回来。如果连续输几天，就会放弃几天，过几天再开始，不会造成社会、个人和家庭的动荡。对于业余时间读书学习提高自己的疑问，朋友笑我：这年头谁还读书？即使是从事教育的年轻老师们。

他们反问听到这样回答一脸茫然的我：不打麻将，你的业余生活怎么过的？似乎真的不知道世界上除了打麻将还有别的业余生活方式。我很平淡地告诉他们：人们不打麻将也可以很忙：美国人听音乐会、去博物馆、去教会、健身、郊游、读书、写作、做义工、做家务。我想大部分美国人的业余生活大概就像我这个普通人一样，至少在我生活过的纽约、华盛顿、波士顿所见到的美国人（包括华人）业余生活是这样。

教育腐败：批发毕业生

目前中国高校的环境尤其令人担心。教授们不仅仅打麻将，有的还和学生争女朋友，“师生恋”这个在美国高校教师会遭开除的问题，在中国高校竟习以为常——教育的底线被彻底突破。不仅如此，由于各高校盲目扩招，一位教授带几十位研究生的现象继续存在。五月份是学生毕业的季节，只见中国的高校教授都在突击看学生的毕业论文，有本科生的、硕士生的，也有博士生的。往往一个教授审阅的论文都有几十份，要求几天内看完，还写评语。我的一位教授朋友从起床看到深夜，身体一动未动，看得头昏眼花，也才看完几份。他是一位一贯认真的教师。更多的教师是根本不看全文，只看论文提要，就按照固定的评语模板写出评语，什么“论题有新意”、“语言流畅”、“论述方法得当”、“符合论文要求予以通过”。在我看来，这简直就是在“批发”本科、硕士、博士毕业生，有何质量可言？人们都在谈论中国高校的“腐败”，这就是最大的一种腐败行为。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戴建业质疑道：这些年高等教育“跨越式的发展”，让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的人数连续翻番，一个教师如果对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的论文认真指导，他不是精神崩溃就是身体崩溃，因此，教师如果不敷衍就指导不了那么多学生。“大家明明都知道本科生论文答辩根本就是走形式，为什么还不去取消？”

贪腐之风进入校园，高校道德高地早已经失守，社会上很多腐败现象都可以在大学里找到。高校对学生应该是科学素养、人文素养、道德素养的全面培养，而文凭泡沫让高校背离了教育的本意。学校不仅忽视了学生的成才教育，目前连专业课都是一个“混”字！

48岁任武大校长、54岁被免职的教育家刘道玉认为，目前中国大学 “道德滑坡、精神虚脱、学术泡沫”。大学的主体性还处于缺失状态。目标过于功利化，学术管理官僚化。大学必须返璞归真。要彻底摒弃豪华办学的做派，使大学回归到中世纪的模式，因为那时大学“没有任何我们认为是显而易见的物质存在的属性”。在科学研究中，有些研究项目并不需要经费，如牛顿和爱因斯坦的重大发现不需要一分钱。因此，当代一味追求豪华，浮躁和铜臭味的做法腐蚀了大学的灵魂，致使大学精神丧失殆尽。

教育为立国之本，教育现状如此堪忧。如此教育环境，可想未来一代人的素质。

充满危机的老年生活

英国《泰晤士报》首席经济评论员安纳托尔·科勒斯基从中国访问回国后发表文章说，“再过十年，当中国面对独生子女政策造成的人口老龄化这一最可怕的问题时，政治与经济的冲突将更加严重。中国领导人了解如何保持经济的强势增长，但是人口老龄化问题将会是未来的艰巨难题”。

这次回国深刻感受到老年问题的危机。

2011年以后的三十年里，中国人口老龄化将呈现加速发展态势，到2030年中国将成为全球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

然而在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上中国还存在着严重的制度准备不足问题。中国社会在养老保障、医疗保障、养老服务等方面有明显进展，但是城乡之间、企业和事业机构之间还存在严重不平衡。例如农村很多地方养老金每月只有区区几十元，城市从一千到几千元不等。至于“空巢家庭”不仅仅在农村，城市更多。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调查显示, 农村空巢老人占到四成左右，城市地区有近一半的老人没有子女相伴。在国外，六十至七十岁的人仍在工作的不在少数，而在中国随着人口平均寿命的延长，很多这般年龄的老年人其实还有为社会做贡献的愿望和能力，但是他们在中年的时候就因为企业结构性调整而被迫退休，至少提前十年进入老年生活行列。

由于生活、医疗没有保障，老年生活的单调乏味，老年人普遍都存在苦闷、孤独、抑郁、烦躁、多疑等情绪, 严重的甚至会产生幻觉和厌世的想法。老年人的生理变化和心理变化障碍正日益成为一个社会问题。目前老年人最大的问题是心理障碍，他们没有自己的精神生活，他们晚年生活缺乏质量。

我在国内熟悉的几位老人，生活条件很不错，住房医疗条件都具备，但普遍感到很孤独无助。无论生活条件好坏，老人们在精神上都很依赖自己的儿女，总希望能享受儿女绕膝的晚年，而眼下正是儿女们或者打拼，或者按照自己的生活理念去改变生活的时候——儿女们并不希望今后再重复老人们现在的生活，儿女们希望去创立新生活，因此越来越多的人远离家乡、根本无法顾及老人。老人养儿女一辈子很不容易，所以他们希望儿女报答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就产生了深刻的矛盾：下一代人追求自己生活和照顾老人之间难以两全的深刻矛盾。

更多的还是老人缺乏基本的生活和医疗保障——他们的医疗费和退休金根本无法保证他们安心享受退休生活，他们的儿女还必须扶养他们。缺乏基本的生活和医疗保障难让他们有高质量的晚年生活。

我遇到的那些在江滩晨练的老人，回到家中后不过是凑在一起打打牌、下下棋，几乎每天都在打发日子，晚年生活得无价值也无质量。

这就是目前不少中国老人生活的现状，而即将进入老年期的中年一代也似乎正在重复现在老人们走过的路——没有独立的、健康的精神生活。

回来后想到这些国内的老人，我不由得比较起我认识的身边几位美国老人，他们的生活方式常引起我思考。由于有基本的养老保障，加上他们在精神生活上独立，生活质量便不一样。

今年79岁的泰迪·克瑞斯，是我认识的一位退休教师，一人独住在公寓里几十年了。她一辈子吃得都很简单，主要食品就是面包、芝士、咖啡、蔬菜和水果，几十年不变。家中甚至连一个微波炉都没有。她的业余生活就是参加教会活动、听音乐会，平时很多时间是在弹钢琴。泰迪一辈子未婚，没有儿女，生活谈不上很丰富，但她很独立，也算很满足，她从来没有过抱怨，而是尽量丰富自己的生活。还有我认识的住在马里兰州84岁的华裔老人李长华、仝月华夫妇，他们受教会委托，在中国九寨沟为残疾儿童创办了“方舟孤儿院”，收养了几十位中国残疾孤儿。他们用自己博大的爱心去帮助那些失去父母的孤儿。他们每年都要往那边跑多次。最近一次李老先生竟因为心力衰竭住进当地的医院。他们有自己的信念，生活非常充实。他们每天要努力保持健康的身体，更希望自己长寿，为的是有更多时间为他人多做点事情，他们说即使哪一天走了，一生也会毫无遗憾。

中国，未来的路通向何方？

中国正处在十字路口。人均年收入三千到五千美元是任何国家的一道难以逾越的坎、一道难关，迈过去就有希望。腐败问题、分配不公、食品安全、社会稳定，中国的每一个问题都十分突出。如何下手？对于海外华人的批评，也有朋友指责说你们海外华人“站着说话不腰疼”，不理解国内生活之艰难。中国的问题根深蒂固、盘根错节，岂是一日就能解决。仔细比较二十年前，中国已经是突飞猛进了。一位律师朋友指出：中国的法制从无到有，三十年走完了西方百年的路，最近修改的《刑法》在人权问题上有很大进展；在我的家乡武汉，市政府实施的“电视问政”开始了媒体、舆论监督官员的尝试；律师的权利正在增加，人大代表的议案更具体、更实用，党内差额选举的额度在扩大。是的，问题仍旧很多。这些问题的解决都需要时间。

临别时一位朋友劝我：不要太担心中国，纵观中国的历史，中国几千年来就是在这种社会矛盾尖锐的状态中度过的，中国自会走出一条路来。

我们怎么能不担心中国呢？那里是我们曾经生活过的地方，那里留下了我们无数的理想，那里是我们的亲人仍旧生活的地方；中国，无论你怎样，也无论我们身在何处，你都将是我们海外华人此生的牵挂。

2012年5月于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