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回国散记：再次相遇故乡的七彩云

2010年回国散记：又见故乡的那朵七彩云

4月26日下午，当大韩航空公司波音777飞机从纽约肯尼迪机场腾空而起冲进滚滚云层的那一刻，我才真正意识到自己终于踏上了回乡之路。为了这一刻，我已经等了整整十年。

十年的异乡生活，人生几分之一的时光在彷徨、犹豫、挣扎、等待、期盼中默默消逝，与家乡渐行渐远。回想起来自己恍如还在梦中：在交通、通信日益便捷的今天，为何我的回乡之路竟如此漫长？

北京：故乡是长城

经韩国首都首尔转机，到达北京已经是第二天晚上。北京机场跑道的灯光在脚下闪烁，地面仿佛镶嵌着一串串珍珠。飞机降落后在跑道上滑行了很长时间才停住。如今北京机场再也不是我印象中的那个又小又旧、机场周围尽是黄土的模样。机场的规模、设施和繁忙程度都足可以和通常转机见到的东京成田国际机场相比，而且比韩国仁川国际机场更显大气。

出机场大厅便一眼看到接机的侄儿。多年不见，侄儿的嘴上已经长起了硬硬的胡子，再也不是上次见到的那个腼腆、稚嫩、说话童声的男孩了。侄儿从法国留学回来，在海归云集的北京，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才艰难地找到一份工作，开始实现自己的“北京梦”，正像当年的我们来到美国追寻自己的美国梦一样。

从首都机场乘大巴一进入市区，马上感到了一种蒸腾的生活景象，虽已夜晚，照样是车水马龙，似乎进到一个永无休眠的都市。侄儿为我在宣武区联系好了一家叫欣燕都的酒店。酒店不大，但干净整洁，价格合适。前台服务员见我没有国内身份证，不敢让住。我拿出中国护照，服务员说不行，“持护照的是外国人”，我奇怪：持中国护照者怎么就成了外国人了？直到最后打电话弄到国内的身份证号，才让我“加入中国籍”入住下来。故乡，真是久违了！

小酒店可以免费使用互联网，马上同时使用e-mail、网络电话、手机短信三管齐下给美国报平安。如今的各种通信手段拉近了世界各地的距离，走到哪里家人都不难追踪你的足迹。

也许回到家乡过于激动，半夜醒来再也无法入睡。天一亮就赶往天安门。我最先想看的就是天安门，因为这里有我们难忘的记忆，这里曾经发生过太多的历史事件，是中国社会的缩影。

五一前夕，天安门广场四周设置了安检处，武警公安在广场和周围不断巡逻，以防止出现意外事件。天安门是中国的心脏，自然也成为一个敏感地带。广场中央，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奠基人马恩列斯巨幅画像已不见踪影，代之以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画像——两岸争取和平的现实取代了意识形态至上。

广场风很大，几乎吹得动行人。清晨升起的那一面五星红旗在广场上空飘扬，两位国旗卫士站在红旗下，就像两座雕像，纹丝不动。人群渐渐拥入，一群朴实憨厚的北方游客在导游的导演下摆姿势照相。导游问：“天安门美不美呀？”众人齐答道：“美！”镁光灯就在此刻闪动，咔嚓咔嚓留下身影，游人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沿着东长安街步行，眼前浮现出国庆60周年大阅兵的情景，耳边仿佛响起“为人民服务”那排山倒海的呼喊声。

王府井的早上并不热闹，商店要到十点才开门，让我想品尝这里新鸿基商城顶楼北方小吃的愿望落空。失望中来到一家云南过桥米线餐厅，生意冷冷清清。坐定之后，身着民族服装的服务员马上端上来一个盛满米线的蓝花瓷碗，硕大的碗足可以埋进食者的头。服务员热情地介绍说：这碗底有介绍过桥米线来历的传说，可以边吃边读。想法不错，可无论我如何努力，都无法吃完一半，也就始终无法阅读碗底过桥米线的伟大传说。走时我问服务员为什么不能用小一点的碗，其实付钱时我就应该很清楚其中答案。

下午去京城东北看北京奥运会的杰作鸟巢和水立方。鸟巢确实宏伟，水立方确实漂亮，但奥运过后它们都闲置着没事可做。水立方正在改建成水上娱乐中心，鸟巢只能花50块钱供人进行内部参观。可有游人问：为什么要花50块钱参观那些到处一样的椅子和跑道呢？

到北京的第二天，我决定去看位于怀柔的慕田峪长城。长城在我心目中一直地位崇高。雄伟壮观的八达岭长城已去过多次，这次想看看新的长城。坐上去怀柔的长途车，沿途上车下车都是底层打工人士。有人一上车就煲电话谈生意，有人开始互相议论公司老板，有人大谈吃喝经。一位河南口音小伙子的话让我吓了一跳。他对同座说自己最近检查出乙肝，主要是在外吃喝太多造成。还说中国人患肝病的比例超过人口总数的十分之一，实在不稀奇。

到目的地慕田峪，满满一车的人只剩下六个：三个金发蓝眼的正宗西方人加上我一个持中国护照的“外国人”，还有一对海归，其余的人都在中途下车。看来外国人和长期生活在海外的华人更有闲情逸致登中国长城、回味体验中国历史。

我和一对来自南美哥伦比亚的学生结伴，他们是首次来华旅游。在长城脚下的一家餐厅，我们三人花了几百元吃了一顿“最便宜”的农家饭，穿过叫卖贩子们的重重包围准备登顶。卖门票的女士一听说我们不想乘坐登顶缆车，大为不快，把我们甩给旁边一人。门票价格也不菲。

和八达岭的雄伟相比，慕田峪长城更显得秀丽多姿，像一条条白色长龙盘旋在群山之中。游人多数乘坐缆车，登顶步行者多为外国人。来这里的游客很少，可以从容漫步。南美的这一对学生安娜和佩佐来之前已经读过很多关于长城的故事，身临其境，为长城的美丽神奇而大为惊叹。佩佐还坐下来画起长城的素描。在不远处的长城烽火台上——古代信息传递之处，一位老板正高声打电话和生意对方谈钱。

下山后，我为在纽约的一位流浪汉朋友买了一件印有“我登上了长城”字样的T恤。这位流浪汉在纽约流浪近三十年，最近完成了他的第一本书《失去灵魂的土地》。他对我说过自己有生之年最大的愿望就是去看看中国的长城。我这次去长城，也是为了他的夙愿。

武汉：明天你是否依然故我？

从北京乘夜车，天亮到武汉——我的家乡时，就仿佛进入了另一个国家：汉口火车站修了几年还未完工，旅客拖着沉重的行李，在高低不平的隧道里蠕动；车站外拉客的人不比乘客少，住酒店吗？换车吗？要出租吗？有没有旧火车票？

记得十几年前离开武汉时，这座城市就有“光灰的城市”之称。时隔多年，城市仍旧笼罩在“光灰”之中。脏乱差不但不见改进，反而更甚。如今的武汉，到处都在挖土方修地铁。大街上处处是“今天的不方便正是为了明天的更方便”的口号。曾几何时，武汉长江一桥堵车严重，武汉的百姓被告知要有耐心，等修起了长江二桥就好了，如今已经修好了四座长江大桥，堵车更严重。很难相信几年之后修了地铁会好到哪里，武汉的百姓们要不方便到什么时候。

在大学集中的武昌广埠屯，熙熙攘攘就像一个巨大的集市。母校的大门夹杂在高楼之间，校门修建得四不像：不像公园，不像集市，不像政府机关，更不像是学府。日夜面对校门口嘈杂如市的环境，不知学生怎么有心思静下来学习。我见到了学生时代德高望重的老校长。老校长痛斥中国教育界的种种弊端：不重教学，不重科研，不按教育规律办学。义正词严表现出如今中国知识分子中很少见的良知。也见到了当年的学生，如今两个当了副校长，不少都在各自的岗位上担当重任，为他们高兴，也对他们寄予希望。

武汉的交通很乱。如今私家车增多，驾照好拿，武汉人一贯不爱守规矩，有了车更如鱼得水，可以自由乱闯了。他们开车真是勇敢，可以对着你迎面冲过来。一次，一位出租车司机竟对我说：现在经常堵车的原因是马路中间修建了隔离带，不然完全可以逆向行驶躲避堵车，这解释令人哭笑不得。(www.chuimin.cn)

见到十年未见的大学同学，虽都在各自的位置上有所作为，但几乎都患有“三高”（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毛病，而且他们的作为和他们“三高”的高度成正比。我很吃惊：对于“三高”现象，国内人根本不在乎，谈起自己有“三高”就像谈起自己获得了某一种荣誉一样，让没有“三高”的人颇为自卑。好在我注意到他们再也不拼命劝酒了，无数因酗酒而倒下的人的教训，终于让他们明白了酒喝多了会立即伤人的道理，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见到多年未见的母亲，她看起来很健康。多年来母亲坚持每天早上在武汉的江滩行走，风雨无阻。让儿子回来看到自己身体健康，已成为多年支持着她的生活信念。在儿子将要回来的那几天，她激动得睡不好觉。平时，我尽量不在中国的晚上时间打电话，担心母亲接电话后会失眠。岳母年事更高，但精神不错，生活很有规律。每天坚持画画，生活充实。回到家后，看到老人每天为我熬汤做鱼，我实在过意不去。

在武汉与已经36年未见的中学同学聚会，是最为难忘的一幕。中学班主任王老师只比我们大几岁，被我们视为兄长，聚会由他召集。相见时，我们愉快地尽情回忆中学情景，谈起一位女同学上课专门偷看小说，后来小说被我们这些负责任的班干部没收的事情时，大家不禁哈哈大笑。如果不是我们“及时”扼杀她的兴趣，也许今天中国文坛上又多了一位文学家。班主任那天特别高兴，酒喝得很多。我劝他别喝了，他说：“怎么能说别活（武汉话“喝”、“活”同音）了呢？我高兴！”说完又是一杯。人生总是相见难，分别易。当年我匆匆离去，如今与几十年未见的同学又只是匆匆一聚。几十年过去了，同学和师长彼此还是不用任何掩饰，感情还是那样纯真，让我深受感动。

信阳：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河南信阳是我的老家，距武汉两小时车程。去信阳是为了看望八十多岁的舅舅。当火车离开嘈杂的武汉进入青山绿水的湖北农村时，我顿时感到摆脱了城市嘈杂的压力，心情马上愉悦起来。

河南历来给人的印象是穷和脏，提起河南，自然联想到四处逃难、遭受饥荒和黄河泛滥的中原难民。信阳这座城市很干净，生活舒适方便，有序，和武汉的脏乱形成明显对比，很难和它的过去联系在一起。信阳被称为“中国茶都”，出产著名的信阳毛尖。每年因举办中国茶叶节而吸引各地游客，最近被评为全国最适合居住的中小城市之一。我想起上海世博会的口号“城市使生活更美好”，其实并非完全如此。居住在大城市的普通市民，每天在城市间奔波，因堵车阻隔在路上，呼吸着污染的汽车尾气，在汗流浃背的人群中穿行，高楼下喇叭叫卖的噪声不绝于耳，过马路随时担心窜出来的车，哪来的生活更美好之感？倒是中小城市可以做到：信阳依山傍水，炎热的夏天气温比武汉低好几摄氏度，有点钱的人们都会来这里的鸡公山避暑。清早学生在晨曦鸟鸣中读书的情景，更映衬着这座城市的宁静、安详。人们在宽敞的城市公园散步，体现出城市的悠闲。城市生活就应该是这样，而不是让人浮躁不安。

上海：离东方的纽约多远？

我这次中国之行原计划中本来并无上海。朋友说上海被称为“东方的纽约”，不了解上海，就不知道今天的中国，世博会是看上海最好的时机。于是我就去了。

从武汉到上海，乘动车只要六个小时。我还记得以前乘船要两天两夜。中国的高速铁路将中部和东部联系得更紧。动车最高时速250千米，武汉到南京不到三小时，再去无锡、苏州、常州、镇江都是一顿饭的工夫。我白天在武汉办完事情，乘车从武昌去汉口车站就用了快两个小时，这几乎是乘动车从汉口到合肥的时间，真乃“跨省容易跨城难”。

到上海已经是半夜。出站口，清一色上海大众出租车，鱼贯进入。进入出租车内，感觉干净整洁。司机很热情，耐心帮我打电话询问地址。我住在徐汇区一个叫东方曼哈顿的地方的朋友家。第二天早上，一辆世博会专用出租车停在了门外。为了方便参观世博会，这种车随叫随到。司机热情、周到，开起这种出租车来，他们颇感几分自豪。

世博会开园头几天出现混乱，后经过多次调试，现在入园已经能做到十分有序。将一个每天进入几十万人的园区管理得有序不乱，是一个奇迹。园区中处处可见的志愿人员，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他们说是志愿，也有些收入，但工作很辛苦，每天从早到晚要站很长时间，还要耐心解答参观者各种各样的问题。有一个馆的志愿人员来自江西南昌的旅游学校，正通过世博会积累工作经历。

令人惊奇的是每一个外国馆，都有几位中文说得很好的本国人，他们都曾经在中国接受过较长时间的中文教育。在挪威馆，一位小伙子向我介绍说，他还在中国学习期间，找了一位来自湖北荆州的女朋友。

世博会参观者大多能够按规矩排队，这对不爱排队的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愿世博会后排队的习惯从此不丢。也能看到大大方方插队，在众人的怒吼中面不改色心不跳之辈。乱丢垃圾、一声“哈”后随地吐痰者也有所见。

世博会的观众中，很多人其实是只看看热闹的。试想在经过几小时排队后被前呼后拥地推入展馆，哪里还有心情细细品味异国的文化？有些人进入某展馆后，先抢着为手上的世博护照盖章，然后争着和外国美女照相，出来后便问：“这是一个什么馆？”

在人们并不注意的欧洲联合馆内，有一个叫马耳他的国家。国家很小，人口很少，却有着7000年的历史。历史上，马耳他多次受到不同宗教力量的争夺，在各种冲突中能生存、发展，这本身极具有借鉴意义，可惜人们只是在这个馆门口匆匆穿过。人们参观世博会，本着的是“嫌贫爱富”精神，对富国大馆情有独钟。在我看来，美国馆从内容到形式都很一般，却成为热馆之一，至少要排一个多小时的队才能进入。当然有文化品位的是法国馆、德国馆、意大利馆、俄罗斯馆、土耳其馆、西班牙馆、意大利馆等。文化丰富的中国馆很难预约到，据说每天早上五点就有人在门口排队预约，幸运者只有几十人。好在中国馆是永久馆，除了以后看不到真迹的《清明上河图》，其他都一样。

中国的参观者喜欢大声喧哗，习惯不经允许拉着外国人照相。当我看到乌克兰馆穿着漂亮民族服装的小姐，再也没有露出灿烂的笑容时，我就明白了。当每天面对数以万计的要求合影的参观者时，保持笑容多难啊！更何况他们中有些人会生拉硬扯，高声叫喊，让人怎么笑得出来？

中国参观者还喜欢摸展品。在沙特馆内，经过几个小时排队进入的人们，一进去就开始到处摸：摸墙、摸门、摸窗帘，对这个造价达13亿的展馆每个地方都不放过。早知道在建沙特馆时，就不要在这些地方精加工打磨了，留给参观者去摸平、摸光滑，写上“摸后会发财”则会更加有效。在其他各国展馆，只要看到有流水和坛状物，都会有参观者许愿扔硬币，把它当成财神爷的供坛。

世博会里面的食品很贵，一盘饺子24元，一个饺子价值人民币两元，创中国之最。小吃街硬要买卡消费，最低100元。值得提出的是：世博园里面的厕所干净无比，创中国之最。

在东方曼哈顿住宅区，我问门口保安是否去过世博园，这位外地乡下的小伙子憨厚地摇了摇头。世博会与他们没有直接的联系。他们更关心今后如何在这里生存下去。每天看着住宅区进进出出的高级车，收入微薄的他们心理的落差可想而知。

三周的中国之行很快结束，真希望重新回到刚刚抵达故乡的那一刻，再让我有时间、有机会更多体会珍贵的乡亲、乡情。离别时，亲人们深情嘱托：常回家看看。我深深懂得其中之意：老人们再也无法等待那么久的时间。其实我们也是百般无奈，选择了异国他乡，也就注定选择了一种大洋两岸两边撕扯的生活。这中间最受磨难的就是我们的父母亲人，他们因思念和牵挂我们平添了无数的惆怅。

回到纽约的住处，又恢复了以往平静、缺少变化的美国生活。然而此行之后，心中对亲人、对故乡的思念更甚，内心恐再也无法平静。

2010年6月于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