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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下的服务外包:中国的政策选择

【摘要】:第六章服务外包、产业升级与国际竞争格局的变化:基于全球化的视角五百多年前,当哥伦布完成了环球航行并发现了美洲新大陆后,他验证了“地球是圆的”的科学命题。服务外包的发展不仅改变了服务领域要素配置的方式,而且对相关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跃迁以及国际竞争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服务外包已成为全球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转移的重要趋势。

第六章 服务外包、产业升级与国际竞争格局的变化:基于全球化的视角

五百多年前,当哥伦布完成了环球航行并发现了美洲新大陆后,他验证了“地球是圆的”的科学命题。这一命题改变了人类对自己生存的这个星球的认识,开启了人类从封闭到开放、从离散到融合的全球化历程。然而,直至20世纪80年代,这一过程只是表现为局部或地区性的力量整合,尚不能称为真正意义的全球化,而只能视为一种进展迟缓的“国际化” ,并且在这种局部或地区性的国际化进程中,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由于工业化发展滞后或意识形态的分歧而长期被排除在外。

进入21世纪,在新技术革命和市场经济的共同推动下,全球化的触角逐步伸向了世界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在不断加速的全球化进程中, “服务外包”作为一种新兴的商业模式,既是技术变革和全球化的产物,反过来,也被视为将这个世界碾平的最强大的动力之一。全球化以及信息技术的普及促使人们用新的视角观察当今世界,对全球化时代有了更全面、深入的解析。正如美国的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在数度访问了印度、中国并亲眼目睹了这些国家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后,试图向我们传达一个全新的理念: “世界是平的。 ”抛开有关“世界是否是平的”以及世界在“变平”过程中出现的矛盾和冲突的种种争论,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目前,服务外包的浪潮席卷了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服务外包的发展不仅改变了服务领域要素配置的方式,而且对相关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跃迁以及国际竞争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服务外包已成为全球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转移的重要趋势。

一、制造业服务化、服务外包及产业融合

随着知识经济的不断发展,世界范围内制造业的价值链正向产业的上游和下游延展,当今制造业的价值链环节包括了市场调查、产品开发或改进、生产制造、销售、售后服务直到产品的报废、解体或回收的全过程,涉及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同时,在网络技术应用和要素跨国流动的共同支撑下,价值链各个环节的可分解性、中间品(服务)的可贸易性和要素配置的分散程度不断提高。如史蒂芬·罗奇所言: “在越来越多被最终分裂的科技所控制的时代里,可贸易与不可贸易之间的界定线越来越模糊了。 ”[1]为适应这一发展趋势,越来越多的制造业企业特别是高技术企业参与了各种“技术支持”和“信息服务” ,使其业务发展呈现出服务化的趋势,服务在制造业价值链中的地位不断凸显。这一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网络技术成为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共同技术平台。在一些新兴的高技术领域,产业边界模糊,产业之间的重叠性强,一些产业本身就跨越制造业和服务业两大部门,使这些领域高技术企业的经营范围必然涉及制造和服务两大类业务,特别是在软件、网络、新能源等高技术产业中,制造和服务业务逐渐融为一体,其相互关联的程度很高。制造与服务共用网络技术带动了“柔性制造”的发展。 “柔性制造”采用的主要是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制造技术、模糊控制技术、人工智能专家系统及智能传感技术、人工神经网络技术等技术以及数控机床、计算机、仓储物流等主要设备,这些技术和设备都离不开信息、自动化、软件、电子商务等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支持。作为企业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 CIMS )的重要组成部分, “柔性制造”已成为汽车、服装、钢铁等传统制造业信息化改造和生产方式变革的发展方向。众所周知,大规模、流水线的生产方式曾经极大地促进了现代大工业的发展,而且至今仍是被广泛采用的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所产生的规模经济也是制造业获利的基础和扩张的动力。 “柔性制造”虽然在制造技术及生产组织布局等方面有别于刚性的流水线生产方式,但它绝不是低效率的倒退。相反, “柔性制造”通过对制造技术和服务技术的集成,增强了制造业服务化的趋势,不仅大大降低了人工和存货成本,而且还有助于企业实行市场细分化策略,确立合理的产品和市场定位。

其次,由于技术更新步伐加快,产品生命周期缩短,产品标准化程度提高,对于很多行业来说, “快速交货”已超乎质量与价格之上,成为决定企业经营成败的关键因素。在这种情况下,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展了与产品相关的全寿命周期服务,积极推进网络订货、网络销售、网络售后服务等新型服务环节,并通过外包方式,把部分业务分解转包给专业公司。随着制造业服务化趋势的发展,许多企业的销售额中服务的比重不断提高,服务对公司盈利水平的影响显著增强。

再次,随着工业自动化水平的提高,一些技术复杂的大型成套设备的安置、调试、检修、保养等技术支持的工作量大大增加,对设备供应商技术服务的需求随之增加。同时,客户需求进入“多样化”阶段以后,也要求企业由以“硬件(生产)”为中心向以“软件(服务)”为中心的、具有综合工程能力(产品+服务)的经营方式转变。因而,目前,专业和兼业的工程服务企业几乎涉及装备制造业各个行业,不仅形成了制造业服务产业群,而且还通过专业服务,与客户密切接触,深入了解用户提出的各项要求,主动、有针对性地开发用户所需要的新工艺、新产品、新装备。另外,企业不仅提供与产品有关的各种技术服务,而且企业的服务还向金融、网络等领域渗透,对产业链上游有市场潜力的研发项目以及产业链终端的销售提供信贷支持。这类服务已被发达国家的大汽车厂商广泛应用。

目前,制造业服务化已经成为发达国家制造业发展的重要特征,而且这一趋势逐步进入较稳定的状态,特别是高技术领域的大跨国公司把服务视为创造新价值的主要来源,其服务的内涵和外延不断变化。在产品价格竞争激烈、利润空间迅速缩小的形势下,强大的服务功能成为企业扩大增值空间的重要手段。在由制造向服务升级转型方面,IBM无疑是先行者和佼佼者。IBM自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就开始了重大的战略调整,由IT领域的硬件制造加快向系统服务转型。为加快战略转型,IBM甚至放弃了曾是其标志性产品之一的Thinkpad笔记本,并在一片争议中,于2004年年底果断将PC部门出售给中国的联想集团。正是准确地把握住了制造业服务化的方向,IBM从竞争激烈、利润微薄的PC制造中成功脱身,不仅摆脱了20世纪90年代初的巨额亏损,而且逐步发展为全球最大的信息技术和业务解决方案提供商。2007年,IBM在全球信息服务市场中所占份额达到了25%。制造领域的丰富经验使IBM更好地了解客户的需求,并以超前的技术领导着全球信息产业的发展,为世界范围内几乎所有行业用户提供与信息处理有关的全方位服务。在制造高端服务器的同时,系统集成、解决方案等服务业务为IBM带来了丰厚的利润。2008年,在金融危机的影响已开始显现的情况下,IBM仍实现全球营业收入1036亿美元,税前利润达到167亿美元,而这些利润也主要来自于IBM的服务部门。在服务外包领域,IBM具有发包和接包的双重身份。既承接不同行业客户的外包项目,又对这些大型外包合同进行任务分解,并将部分业务转包给成本更低的印度、巴西和中国企业,这也是惠普西门子等制造企业在升级转型为服务提供商过程中同样扮演的角色。

制造业服务化、服务全球化共同促使世界产业结构出现融合化的新趋势。产业结构的融合化是指在知识分解和融合基础上,建立在新技术的知识产业群以及由新技术实施改造的传统产业,由于技术趋同性增强,使这些产业的边界趋于模糊,产业之间的技术和市场重叠程度增强。产业结构的融合化趋势是高技术产业发展及其向传统领域扩散的必然结果,而外包则在这一趋势中扮演着催化剂和载体的作用。一方面,高技术产业的兴起使产业结构加速分化,形成了核心技术趋同的新兴产业群。高新技术具有较强的渗透性和衍生性,这就为高技术产业的延展、分解打下了基础。如随着生物工程技术的创新及其产业化发展,使原有的生物产业分离出生物农业、生物化工、生物材料、生物信息等十余个新兴的产业部门,这些部门的核心知识与核心技术都以生物工程技术为基础,它们彼此之间的产业界限不像传统产业那么明晰,一旦在其中的关键领域实现突破,就有可能掌握整个产业群的发展脉络。同时,掌握某一共性技术或专利的企业可以承接来自不同行业的外包业务,服务于多个相关行业或整个产业群。另一方面,产业技术的融合化导致产业重叠加深,使原有的以单一知识及其技术作为产业的划分标准受到了挑战,而且技术创新虽然刺激了产业群外延的扩大,但也使产业群内部一些产业的生命周期缩短。为了应对快速变化的产业发展氛围,企业更加专注于核心业务,并通过外包网络与相关产业保持动态的联系,从而提高战略资源的掌控能力。

二、服务外包与国际分工方式的演进

服务外包本身就是国际分工深化的结果。同时,服务外包的发展也为国际分工的延伸和扩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对国际分工的方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服务外包促进了国际分工的扩大与深化

服务外包依托信息技术的创新发展,而信息技术的创新及其普及拓展了世界经济的自然资源基础。一方面,先进的技术手段和新型的商务模式使世界资源分布信息更为丰富,促进了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国际分工;另一方面,高新技术的应用扩大了全球资源的边界,不仅开辟了新的资源领域,而且还发现了许多既有资源的新用途,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各国的资源禀赋条件及其国际分工地位。同时,服务外包还为传统产业的发展和世界范围内产业结构的调整营造了更广阔的空间,突破了要素和产品的传统界限,增加了价值链的分工环节,从而使国际分工不断深化。另外,R&D外包大大提高了产业研发的国际化程度,进而加深了世界范围内技术专业化分工。在全球化条件下,不论以传统的垂直型分工方式,还是凭借质优价廉的智力资本,发展中国家企业都因承接服务外包而有可能获得更多参与全球创新的机会。

2.以商品交易为核心的国与国之间的分工转向企业(或产品)内部分工

在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的共同作用下,跨国公司通过直接投资和业务发包实现全球布点。传统意义上以商品贸易为基础的国际分工格局正被打破,国际分工逐步深入到了企业内部或产品内部。国际分工的方式由产业间分工向产业内部产品分工和要素分工延伸,呈现出产业间分工、产业内产品分工、产品内部分工、要素分工并存的新模式。其中,产业间分工与产业内产品分工都是建立在要素同质且在地区之间不流动基础上的分工方式,而产品内分工和要素分工则是在资本等要素可流动条件下,基于价值链各环节的分工。在产品内部分工和要素分工方式下,价值链中的每个环节都配置到最有利于获得竞争优势的区位,国际分工的接点由产品转变为工序、业务流程或生产要素。

基于全球价值链的企业或产品内部分工使企业组织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接包企业开始进入产品内部分工体系。 “过去几十年国际分工发展的显著特征,在于分工基本层面从行业间、产品间深入到产品内部不同工序、区段、环节和流程,由此带来的国际分工可能的革命性拓展构成当代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微观基础。 ”[2]从目前价值链分工的地位来看,全球价值链的推动者主要是行业中处于领导地位的大跨国公司,因而,在国际分工新模式中,跨国公司扮演着全球生产和交换的“组织者”的角色。大跨国公司的全球化生产与服务带动了公司内部贸易的发展,而且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并不仅仅是为了争夺某一市场,而是要服从其全球竞争的需要,进而提高公司内部分工的整体效率。

3.发包商与接包企业的战略分工不断加强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为应对日益加剧的国际竞争,跨国公司加快了业务整合和组织结构调整。大跨国公司在建立全球一体化生产体系的过程中,纷纷对传统制造业务实行剥离,并将一些特定的服务环节转包给专业公司,以进一步强化自身的核心竞争力,从而牢牢控制高技术领域的关键技术和创新环节,占据高技术产业国际竞争的制高点。通过构建跨国外包网络,作为发包企业的大跨国公司与各种类型的供应商之间形成了新型的战略分工关系。这些供应商与传统的贴牌生产商( OEM )相比,可同时为不同的客户服务,因而具有较高的设备利用率和专业化水平,承接外包业务使这些供应商不仅可以充分发挥规模经济优势,而且还具备一定的技术和产品创新能力,可以为客户开发新产品,或对产品进行性能和制造工艺改进,并承担相关的金融、物流以及技术支持等售后服务等业务。

随着全球一体化生产体系向纵深发展,拥有低成本、大规模制造或服务能力的接包企业也可以在全球价值链中占据一席之地,而提供单一服务的外包商则有可能逐步成长转变为能够提供包括风险管理、金融分析、研究开发等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服务外包业务的大型服务运营商。同时,自身生产组织、产品设计、创新水平以及服务能力的提高,使外包供应商的谈判地位将进一步改善,进而在外包的发包商与承包企业之间确立新型的战略关系,包括长期合同、战略联盟等。这表明在全球竞争日趋激烈、国际分工不断深化的今天,跨国公司除了掌握传统意义上的核心能力,还需要建立广泛的伙伴关系,只有将拥有不同竞争优势的合作者组合在一起,构建核心能力共享的合作企业网络,才能长期维持、提升企业的竞争地位和领先优势。

4.一国的要素禀赋对其国际分工地位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从目前离岸外包的发展格局来看,发包方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而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则是接包方。由于发达国家拥有的技术等要素在世界范围内更具相对稀缺性,因而,随着离岸外包的发展以及要素分工的深化,发达国家凭借着先进技术以及完善的创新体系等优势,在国际分工格局中掌握着主动,而发展中国家主要以劳动要素参与国际分工,致使其对外来资本和技术有较强的依附性。当然,要素禀赋的这种决定作用有别于传统的比较优势原则。在经济全球化使资本和技术的流动性大大提高的情况下,一国的要素总量和结构不是静态的,而是处于持续变动之中。发展中国家在承接服务外包过程中,可以获得一定的资本支持和技术外溢效应,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其固有的要素禀赋结构。但即便如此,在要素分工方式下,发展中国家所获得的分工利益仍然主要集中在劳动要素的报酬,发展中国家在当今国际分工体系中仍处于劣势地位。

三、全球化、服务外包与产业升级路径的变化

(一)服务外包、后发优势与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路径的变化

传统的产业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理论认为,世界范围内产业结构演变具有一定的规律性。经济持续增长促使劳动力由第一产业第二产业转移,并使一国由农业社会进入工业化阶段。随着工业化的推进,一国第三产业(服务业)的比重逐步提高,并将超过第二产业,成为GDP增长的第一大源泉。产业结构的转变特别是在非均衡条件下的结构转变,能够刺激经济增长,这一点对发展中国家尤为重要。由于发展中国家工业基础普遍薄弱,因而,利用后发优势加快工业化进程成为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必然的战略选择。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调整依据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把工业化作为发展经济、摆脱贫困、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手段,并通过实行进口替代政策,依靠国家投入,优先发展资本密集行的重化工业,试图自主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然而,受制于落后的工业基础以及众多贫困人口等因素,印度、巴西等实行进口替代战略的国家,其工业化道路并不成功。这些国家和地区,由于市场机制的缺失,得到国家扶持的重化工业长期处于低效率运行的状态,而忽视劳动密集型产业特别是出口加工型产业发展导致其工业体系无法将大量低技能的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出来。20世纪80年代,印度、巴西等实行进口替代国家的经济发展不仅远远落在了出口导向型的“亚洲四小龙”后面,而且造成了严重的贫富差距和城乡“二元”结构,其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的模式引来了诸多批评,似乎走到了尽头。

现代横向产业理论认为,以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为主导的高层级生产要素和以天然禀赋资源为主的传统生产要素在研发、制造和营销三个环节的不均匀分布是导致横向产业出现的根本原因,而横向产业的出现促使世界产业结构升级向纵深发展(刘庆林,廉凯,2006 )。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增加了以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为主导的高层级生产要素的供给,从而为后起国家产业升级提供了新的路径选择。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条件下,服务产品可贸易性增强,服务业跨国转移加快,进而引发了世界产业结构的重大调整。离岸外包、战略联盟等建立在知识经济和全球价值链深度分解基础上的要素配置新方式促使世界产业结构升级突破了线性的路径,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同时,从全球资源配置的角度来看,由于相对于商品和其他生产要素,在全球化不断深入的今天,劳动力在各国之间流动仍存在很多限制和障碍,因而,在资源配置全球化不彻底的条件下,全球价值链上成本导向性的业务环节必然大量向中国、印度这些劳动力丰富且成本较低的国家和地区转移。这意味着在信息化和全球化趋势不断增强的条件下,后起国家凭借后发优势,有可能采取有别于以往工业化国家的产业升级模式。随着全球服务领域开放程度的提高,承接服务外包成为新兴经济国家融入服务业国际分工体系的重要渠道,并为其产业升级带来了新的契机。

作为新型的商业模式,从其组织方式、技术平台及其雇用人员的结构来看,服务外包不仅可以改善企业的运营绩效,而且很好地契合了世界范围内技术变革与产业升级的方向以及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正如奎因( J.Quin )指出,服务外包是推动21世纪产业结构转型的重要力量。服务外包本身就是新一轮世界结构转型的产物,是服务业价值链在全球范围延展的重要方式,对形成新的世界贸易和生产格局、推动世界经济结构调整具有重大作用。外包的发展是建立在网络技术和经济全球化基础上的,反过来,外包业务中大量IT技术的应用又使不同产业的产品和服务的软件化程度不断提高。在投资与贸易自由化推动下,各个产业之间联系更加紧密,世界产业结构出现了融合化和无缝化趋势,即在知识分解和融合基础上,以跨国投资和离岸外包为纽带,产业技术趋同性增强,全球产业结构在不断融合、新旧更替的过程中,产生了更强大的后发效应、更多的学习和追赶机会,世界范围内产业演进的路径也由产业分立突变逐步转变为产业融合。产业分立曾是信息技术革命之前产业发展的基本程式。正是由于产业分立,才形成了规模庞大、门类繁多的现代产业体系。然而,高技术产业的发展以及信息技术在传统领域的推广应用使各产业之间的技术趋同性提高,产业融合开始取代产业分立成为产业演进的重要路径。同时,服务外包促进了高技术服务业迅速发展,进一步加快了世界范围内产业结构升级的步伐。外包不仅扩大了软件和通信服务的行业规模,而且给银行、保险、工程咨询、旅游、传媒、娱乐、教育等传统服务业带来了新的运行方式和市场渠道,增加了传统服务业的消费需求,从而使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不断提高。

印度等新兴经济国家顺应全球服务业转移的潮流,适时把产业发展的重点转向以软件开发和信息服务为核心的服务业领域,通过承接服务外包,充分利用信息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的机遇,将产业升级带入了新的路径。在这一新的模式下,产业结构调整不再延续传统的“农业→工业→服务业”的线性升级路线,而是以承接外包为依托,采取新的切入点,由软件和信息服务业逐渐向其他领域扩展渗透,并在新兴服务业与其他产业的互动过程中,实现服务业自身和整体产业结构的共同优化发展(见图6-1 )。

图6-1 以服务外包为依托的产业升级模式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二)服务外包、知识扩散与模仿的效果

服务外包的发展提高了全球经济的一体化程度,对于接包方来说,这将使其接触人类知识基础和创新成果资源的机会增多。众所周知,商品和服务的国际交换总是伴随着知识传播和技术转移,而在贸易过程中产生的学习和模仿则是知识扩散的重要方式,后起国家和地区通过模仿能够改善自身的交换条件。G. M.格罗斯曼和E.赫尔普曼的研究发现,国际交流渠道的开放加快了各国的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原因在于:在开放条件下,任何一国的研发活动都为世界知识存量做出贡献,而这种开放的创新积累效果要高出处于封闭状态的各国本地知识存量的加总。同时,技术信息在国际溢出过程中能够产生共用的“知识资本库” ,从而使全球的创新者和模仿者获得更高的技术能力,即“一国参与国际经济所能得到的最重要的好处可能就是,经济一体化使得一国能够有机会接触整个世界已有的知识基础。在世界市场上做生意的国家无一例外地总会见识到各式各样的创新产品以及生产其他产品的新奇的生产技术。 ”[3]

从印度等服务外包承接国的发展经验来看,随着服务外包规模不断扩大,外包项目中蕴涵的隐性知识不断显现,通过学习和模仿,服务外包企业的技术能力不断提高,承接外包业务的类型更加高端化,开始为发包方提供高质量的系统解决方案,服务外包自身完成了升级发展,从而获得了服务外包的微笑曲线(见图6-2 )。这也验证了服务外包的另一个重要影响,尽管通常情况下,发包一方具有显著的技术优势和控制能力,但接包方在学习过程中实现的动态成长将在不同国家之间引入创新竞争。 “这种竞争给了各国的厂商以强大的动力来发明世界经济中尚属独一无二的新产品” 。[4]

图6-2 服务外包的微笑曲线

资料来源:摘自秦仪的《关于服务外包的价值链研究》 ,第27页。

在肯定服务外包为后起国家提供学习和模仿机会、促进知识跨国传播方面的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应该看到,以服务外包为依托的产业升级模式的可持续性还有待时间的检验。目前,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外包企业还处在被动接包的地位,从事单一的外包业务将导致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成长路线被锁定,对发达国家的业务分解和项目管理产生一定的依赖。如果后起国家不能建立有效的学习机制和自主创新体系,长期承接低水平的服务外包有可能使其在服务业领域再度落入“跟随式”的发展陷阱。

(三)全球化与世界各国产业结构的互动

全球化以及服务外包的发展使世界各国产业结构的关联性和互动性增强。为适应产业不断升级的要求,发达国家将失去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的部分环节以及依托IT技术的中低端服务业务大量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在产业有序更替过程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之间的互动性逐步加强。同时,随着跨国公司的全球扩张以及高技术领域研发国际化趋势的增强,基于价值链上的产业内和产品内分工成为国际分工的重要方式,全球价值链上的各个参与者共同构成产业发展的动力体系,从而大大提高了世界各国产业结构的关联度和开放效应。世界各国产业结构之间相互促动,形成了世界产业结构的大系统。即各国产业结构都是世界产业结构大系统的组成部分,一国产业的成长、结构变化必然要与世界其他国家产业结构发生相互关系,或者说一国产业结构作为一个开放系统,在与其他国家产业结构的互动影响中成长运行。全球产业结构系统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各国及各产业结构之间的关联强度和关联模式也同样处于动态演变中,并在一定的发展阶段甚至出现跳跃式突变状态。[5]

在各国产业结构互动中, “全球利益”逐步凸显。这种所谓的“全球利益”既包括由市场机制在全球范围内的资源配置效应,又包括涉及全球资源、环境、生态等“人类共同利益” 。在全球化条件下,市场机制在全球资源配置中的核心地位不断提升和巩固,商品和要素流动更加畅通,贸易与投资自由化趋势增强,这一点总体上符合各国经济发展的需要。然而,这种全球利益并不完全等同于各国国家利益的加总,在某些情况下,贸易、投资自由化带来的外部竞争还有可能危及一国国内企业的生存,造成一些国家和地区资源、税收和就业机会的流失,一国产业结构调整的自主性也受到冲击,从而增加了一国经济运行的风险和国家宏观调控的难度。

四、服务外包与全球竞争格局的演变

外包对一个国家(地区)经济增长以及全球竞争格局的变化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一直以来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问题。尽管这些争论背后存在意识形态分歧等非经济因素,但引发争论的原因更多的是由于外包对不同发展水平的发包国和接包国的影响不尽相同,而且其影响也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一)发达国家:外包的“双刃剑”作用

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外包的蓬勃发展是一柄“双刃剑” ,可以说是功过参半。一方面,大量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的业务外包到国外,充分利用国外相对低成本的资源,使其国内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促使其将优质资源投入到创新活动和高附加值的业务环节中,以保持技术领先,攫取高额利润,维护国家的竞争优势,并与接包国家和地区形成新型分工,由此产生了规模经济和协同效应。在由外包形成的分工及利益分配关系中,作为主要发包方的发达国家占据主动地位,从外包项目中获得了更多的收益。麦肯锡研究所的分析表明,美国对离岸外包产业每增加1美元的投入,就可以在世界各地产生1.4~1.47美元的总收益,其中的1.12~1.14美元为美国所获,占外包收益的78%,而接包国只得到0.33美元,仅占22%。

另一方面,外包导致发达国家相关工作岗位大量流失。网络技术的普及和全球化带来的要素流动便利大大降低了IT服务的进入门槛,大批发展中国家受过高等教育和专业培训的IT工程师进入了软件、信息服务等高技术领域。这样一来,通过服务外包,计算机相关领域的白领职位出现了蓝领化的倾向,即原本美国、日本、西欧高技能人才从事的工作,现在以外包的方式大规模地以较低的薪酬水平雇用印度、中国等国家的员工,后者的工资甚至低于发达国家蓝领工人的水平。如果说制造业的外包主要替代了发达国家劳工阶层的就业岗位,而服务外包则影响到发达国家所谓白领阶层的专业人士的就业形势。大量印度、中国的工程师承担起软件开发、资产管理、产品设计、药剂改良等工作,这大大降低了发达国家白领工作中专业知识和技能的稀缺性和不可替代性,甚至对这些国家中产阶级的生活和社会地位造成了一定的冲击,这种状况无疑会在发达国家引起强烈的反响,并通过各种媒体和舆论,影响发达国家服务外包的政策导向。

发达国家的实际情况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服务外包对其高技术领域工作岗位的冲击。2003年Gartner和Forrester公司的联合研究预测,到2015年美国将有330万个高技术领域和部分服务业的工作岗位因外包流失到国外,其中仅由BPO发展造成的办公支持岗位流失就将从2005年的29. 5万个增加到2015年的170万个(见表6-1 )。

另据日本经济产业省调查,到2006年,日本主要信息服务企业向中国和印度转移的工作岗位分别达到了10700个和1400个(见表6-2 )。这种现象引起了发达国家劳工组织的恐慌,政府出台了相应的保护就业法令,如欧盟的《工作转移和雇员保护》(Transfer of Undertakings and Protection of Employees,TUPE )等。

表6-1 美国工作岗位向海外转移预测

资料来源:Gartner、Forrester.

表6-2 日本主要信息服务企业工作岗位向中国和印度的转移情况

资料来源:日本经济产业省商务信息政策局信息处理振兴课的资料汇编。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大型IT服务商面临着巨大的成本压力。2009年以来,IBM、英特尔、惠普、微软都制定了裁员计划,并将部分职位继续向印度、中国、菲律宾等低成本的国家和地区转移。其中,IBM在美国的雇员由2007年底的12.1万人降至2008年底的11.5万人。就业是一国宏观经济和社会稳定的核心目标之一,不可否认,短期内离岸外包对发达国家部分行业的就业形势和雇佣关系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这也是全球化条件下资本势力扩张、话语权增强的表现,全球化强化了资本在更大范围内压低成本、攫取利润的动机和能力。然而,离岸外包同时也是发达国家产业结构升级的必然结果,符合全球优化资源配置的内在要求。另外,外包有效地降低了发达国家企业的运营成本,改善了其经营绩效,增加了企业利润,从而使企业有能力扩大规模,增加工作岗位。因而,长远来看,外包的发展有利于发达国家的结构转型和经济增长,并将在新兴领域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美国联邦劳动统计局的数据表明,通过各种技能培训,70%的因外包而导致失业的雇佣人员实现了再就业。

(二)发展中国家:接包中的发展与分化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外包对其经济增长的影响似乎更加明朗。通过承接发达国家的外包业务,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吸收外资,增加就业,扩大出口。表6-3列出了大跨国公司以外包方式在一些接包国家的雇佣情况,可以看出,通过承接外包,发展中国家开始获得更多技术含量较高的工作岗位,使其低成本的智力资源优势得以充分发挥。

表6-3 部分跨国公司外包承接国的雇佣人数与工作类型

资料来源:麦肯锡公司,Forrester。

就外包对发展中国家的积极作用而言,印度无疑是最具说服力的实例。2000~2006年,印度软件及其相关服务的出口额在其出口总额中所占比重增长了6倍,并为印度创造了近250万个就业岗位。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发展外包,印度与欧美发达国家建立了广泛而紧密的联系,改善了国家的整体形象,提高了竞争力和国际分工地位,不仅为其向制造业和高端服务业渗透储备了大量高素质人才和一批具有国际化经验的本土企业,而且为其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随着全球外包容量的增长,发展中国家外包的发展空间不断扩大,与发达国家的互动日益增强,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企业也开始向发达国家发包,如近年来,不少中国服装企业开始将服装设计外包到意大利,以利用其先进的设计理念,提升产品的品质。可以说,外包发展促进了产业价值链在世界范围的合理配置,为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渠道。同时,承接服务外包促使接包国加快本国信息化进程,带动服务贸易的发展,进而促进了接包国贸易结构的优化升级。近年来,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和地区通过承接服务外包,信息服务出口快速增长,信息服务出口在其服务出口中的比重大幅上升,这些国家和地区在全球信息服务出口中位居前列(见表6-4和图6-3 )。

表6-4 2006年计算机与信息服务出口世界排名前15位的国家和地区

资料来源:WTO,International Trade Statistics ( 2008 ).

图6-3 部分接包国计算机、信息、通信及其他服务出口占其服务出口总额的比重( % )(www.chuimin.cn)

资料来源:World Bank,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 2006 ).

从本质上看,外包业务的流向是以成本为导向的,仍主要遵循比较优势原则,因而,服务外包的发展并未从根本上改变现有的国际竞争格局,而且在现行的全球外包分工体系中,发达国家仍处于主导地位,大跨国公司仍控制着全球价值链的治理和整合。但由于在高技术领域,知识和人力资本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战略意义,因此,印度、以色列、爱尔兰、中国等一些拥有充裕人才储备的国家和地区通过发展服务外包,其比较优势得以充分释放,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其在高技术产业和新兴服务领域的国际分工地位。这些主要接包国家在与发包国形成了更紧密经济联系的同时,彼此之间在就业、资源利用、要素流动等方面也形成了一定的竞争,出现了新的矛盾和摩擦。目前,多数发展中国家企业还处在被动接包的地位,不利于发展中国家核心技术的自主创新和自有品牌的建设。因而,发展中国家应建立有效的学习机制,增强外包中的谈判能力,以便在外包发展过程中获得更大的溢出效应。另外,由于“数字鸿沟”的存在,缺乏高素质人才、IT产业技术及相关基础设施的众多发展中国家在新一轮服务业的国际转移中进一步拉大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并与外包先行发展的一些新兴经济体也开始出现立场分歧,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加快国际竞争主体的分化,在现行国际协调体制下,形成多元化的利益组合。由此可见,作为国际产业转移的新兴方式, “外包”正在改变着全球资源要素的流向和产业布局,WTO框架下将增加新的谈判议题,并有可能引发国际经济关系中的新对立与冲突。

专栏6-1

“世界是平的”意味着什么?

弗里德曼在《世界是平的》一书中对全球化进行了全景描述。他指出,全球化1.0版本始于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从1492年持续到1800年。那一时期的“全球化”不过是“殖民化” ,国家和政府在宗教与帝国主义的影响下,利用暴力击垮国界的樊篱,将世界连为一体。全球化2.0版本从1800年左右一直持续到2000年。推动全球化的主要力量是跨国公司,这些公司到国外去的目的就是寻找市场和劳动力。同时,运输成本与通信成本的下降推动了一体化的进程,各国之间有了充足的商品和信息流通,出现了真正的全球市场。世界从2000年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即全球化3.0版本。整个世界进一步缩微,整个世界的竞技场因一台无所不包的电脑而被夷平。越来越多的人被电脑、电子邮件、网络、远程会议和各种新软件联系在一起。世界被拉平了,电脑屏幕充当了这个“扁平化地球”的隐喻。

在全球化3.0版本时代,世界上任一节点都可能成为舆论的中心,个人的力量得以凸显。所以,现在每个人都会问:在当今全球竞争中,我究竟处在什么位置?我如何才能与他人进行合作?

世界在不知不觉中悄然改变着,并让我们感受到它近在咫尺的威力。在平坦的世界里,如何才能抓住机会?首先要有丰富的想象力,其次要掌握足够水平的知识、技术、创意并且要进行自我激励。在平坦的世界里,我们需要培养学习的能力,要充满激情和好奇心,要具有和他人友好相处的能力,像开发左脑一样开发右脑的能力。世界是圆的,还是平的?也许,世界并没有变,只是人类的想象力变得更丰富了而已。

资料来源:根据李彦林: 《 〈世界是平的〉书评》 , 《决策管理》 ,2007年第3期改写。

专栏6-2

服务外包与全球化:一些反对的声音

(1 )这不平衡的世界经济里的确没什么是平的,这样的全球化更多的是民族间的差异,而不是一个平坦世界里的相似性。

(2 )不管你怎么测量,世界经济都不是平的。与此相反,我们这个世界是“尖”的。纯粹从经济力量和创新的关键性方面来讲,当今全球经济中真正举足轻重的地区没有几个。还有,最高的山峰——推动世界经济的城市和地区——变得越来越高,而大部分山谷则更加衰退。

(3 )弗里德曼创造的平坦世界的形象完全是误导,是商人眼里看见的世界。这个平坦世界的形象掩盖了全球普遍存在的不平等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人民依然身陷贫穷和痛苦的泥潭的事实。它忽视了全球地缘政治层面的重要性,而地缘政治是稳定、财产权和享有国际公共物品的保障。中国和印度的兴起带来的不是平坦化,而是世界地缘政治版图山峰与山谷的巨变。

(4 )弗里德曼把开发资源和外包以及离岸生产相提并论,掩盖了公司的贪婪、垄断和权力,把公司全球化描述成人类创造力和自由的化身,这是刻意隐瞒,不仅仅是因为视野的平坦。

(5 )对一些人来说,全球化代表着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战胜集权主义,引领世界走向民主、和平和共同繁荣;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它却是矛盾冲突、贪婪无度、无管制的社团力量和完全无视人道的代表。

(6 )跨国公司在全世界范围内搜寻廉价劳动力,在发展中国家寻找穷人并给他们很少的工资。这不是弗里德曼所称的“合作” ,而是“剥削” !发展中国家也从未出现前所未有的“个人力量大增” 。全球化3.0版中放任的自由市场不是关于个人的,它根本就不是关于人类的,它就是跨国公司有、跨国公司治、跨国公司享的自由市场。

(7 )外包是寻求最低成本的劳动力的主要手段。外包速度正在迅速加快的是白领和知识型工作。全球化不仅会把美国的制造业工作吃光,还会把美国所谓的知识型工人变得像日用品一样全球各地随处可见。而知识型工人正是美国的竞争优势所在。

(8 )白领工作的外包过去是,现在也是跨国公司用来把劳动成本降到最低水平使用的既定策略。外包的主要“优点”之一是,公司不用给雇员支付福利和间接费用,因而进一步降低了成本。

(9 )现在所实施的全球资本主义的逻辑是无论在贫国还是富国,都压低工人的工资,削弱他们的议价能力,剥夺他们的社会保障,同时鼓励并推崇无节制的在债务驱使下的消费主义。

( 10 )全球化不仅仅是关于低收入的印度对美国会做什么,它还包括美国跨国公司和新自由主义者对美国人采取的行动,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有关解除管制的媒体和金融公司为鼓励美国人而采取的行动。这就是消费,消费,再消费——不管如何——都要赊账消费。这就是所谓的“经济金融化” ,即金融服务成为一个国家GDP的主导部分。

资料来源:摘自罗纳尔多·阿罗尼卡、姆特瓦·罗杜: 《世界是平的吗? 》 ,群言出版社,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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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http://www.theglobalist.com/StoryId.aspx?StoryId=4964.

[2]卢锋: 《服务外包的经济学分析:产品内部分工的视角》 ,第3页。

[3][美] G. M.格罗斯曼、E.赫尔普曼: 《全球经济中的创新与增长》 ,第213页。

[4][美] G. M.格罗斯曼、E.赫尔普曼: 《全球经济中的创新与增长》 ,第217页。

[5]汪斌: 《经济全球化和当代产业结构研究的新视角:一种新的切入点和研究框架》 ,第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