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背景下的外包动因及影响

第二章　外包的动因及其影响：文献综述

近年来，随着参与外包的企业不断增多，这一新兴的商业模式受到了国内外理论界的普遍关注，外包的动因、决策条件及其影响等相关课题的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为企业开展外包以及各国政府制定外包发展的政策法规提供了理论依据。本章着重回顾外包发展动因及其影响的相关文献，对国内外有关外包研究的进展进行梳理。

一、外包发展的动因

企业为什么要开展外包业务？关于外包发展的动因，国内外学者给出了不同的解释。

（一）降低成本是企业外包最重要的动力

尽管不同的发包企业会出于各种目的把不同性质的业务转包给外部的专业公司或供应商，但对低成本的追求无疑是其开展外包的直接动力，这也是有关外包动因的各种解释中被广泛接受的观点。安盛咨询公司（ Anderson Consulting ）的一项研究发现，降低成本是企业实施外包最主要的驱动因素，但是不应仅仅将外包看作是一种节省成本的手段。Groot （ 1998 ）依据交易成本理论，认为企业实施外包是为了达到降低交易成本并监控在不同治理情形下的业务实施等目的。作者通过构建模型，得出了如下结论：降低交易成本、实现规模经济、节省工资和利润的支出以及满足企业战略需求是企业寻求外包的主要动因。其中，降低交易成本是企业外包的关键动因。Grossman、Helpman和Szeidl （ 2004 ）从规模经济的角度对外包的动因进行了分析，认为外包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对于一个复杂产品，单个厂商生产该产品所有部件的成本过于高昂，而外包则是降低成本的有效方式。哥伦比亚大学学者Bajpai （ 2004 ）的一项对外包的调查也支持了上述观点，该项调查中70%的被调查公司开展外包的首要原因是降低成本，其他的原因依次为提高产量、利用海外劳动力、获得更好的技术和系统以及提高服务水平等。

（二）强化核心能力成为企业选择外包的重要原因

降低成本是企业选择外包的主要动机，但不是唯一目的（荆林波，2005 ）。对外包这一课题的研究从最初阶段就与企业核心能力联系在一起，因为外围业务本身就是相对于企业的核心业务而存在的（ Hamel、Prahalad，1990 ）。从外包的实际效果来看，企业采取外包方式更多的是出于战略考虑，而服务方面的技术变化为企业提供了战略安排的新机遇（ Quinn、Hilmer，1994 ）。随着国际竞争的加剧，越来越多的企业意识到核心能力是企业竞争力的基石，而外围业务的剥离将有助于企业将更多力量放在培育和增强其核心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外包降低成本的动机开始更多地让位于强化核心业务能力（荆林波，2005 ），以此为动机的企业战略目标还包括更快地进入潜在市场、增强业务的连续性和安全性、获得稀缺技术支持等。从美国公司的实践来看，外包使大多数公司巩固了核心业务，维护了其高利润领域的利益。此外，通过与不同类型、不同环节上的外包接包商建立合约关系，进而形成符合企业自身发展需要的外包网络，对于发包企业来说，这种外包网络的建立和完善有可能成为其核心能力的新来源，而对外包网络的有效管理和控制也会使发包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地位得以巩固和提升（杨丹辉，2009 ）。

（三）外包是国际产业转移及国际分工发展变化的产物

另一类研究从国际分工的角度分析离岸外包的动因，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更多地采取了这一视角。卢锋（ 2007 ）为外包研究提供了一个基于产品内分工的经济学分析框架，他指出尽管“服务外包在直接意义上属于企业管理的微观决策行为，然而这类微观行为的普遍化则代表宏观层面整体生产方式的变革……外包概念本质上涉及某个‘产品内部’诸环节和区段分工的特定形态，而不是指‘产品之间’分工方式改变；……工序、区段、环节分工在国际范围展开，构成当代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微观基础” 。^[1]

张远鹏（ 2003 ）和李玉红（ 2006 ）均从产品价值链理论出发，把外包归结为国际分工的一种新变化。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认为这一新变化的出现是由于技术发展、管理演进、组织变迁以及资源配置的全球化造成的，后者则强调在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国际分工已不再局限于产品的生产阶段，而是扩展到产品的整个价值链，国家之间的比较优势体现在产品价值链上某些特定环节，跨国公司为实现其全球战略对整个产品价值链进行拆分，对产业空间进行分割，由此带动了国际外包的迅速发展。田贞余（ 2004 ）也认为业务外包成为跨国公司在国际范围内进行产业调整和转移的新趋势。20世纪90年代以后，一方面，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大大降低了跨国沟通和协调的成本，提高了沟通效率；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的深入使发达国家通行的商业准则被发展中国家普遍接受，降低了企业跨国合作的不确定性。这些现象使国际外包的交易成本和风险大大降低。吕政、杨丹辉（ 2006 ）持有相似的观点，认为在国际产业转移中，跨国公司处于支配地位。业务外包逐步成为国际产业转移的新兴主流方式，但从根本上讲，离岸外包仍主要遵循比较优势的国际分工基本原则。赵楠（ 2007 ）通过对国际产业转移路径规律的分析，认为服务业越来越成为国际产业转移的主导产业，而包括研发在内的服务外包则与国际产业转移具有较强的合意性。

（四）外包的发展是经济、技术和政策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图2-1　外包动因的折中主义解释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不少学者从外部环境和内部因素对外包的动因进行综合或是折中主义的分析，认为外包是由外部环境和企业内部技术组织变革共同推动的（ Grossman 和Helpman，2002；WTO，2005 ）。Kletzer （ 2005 ）认为国际投资由制造业转向服务业以及信息技术的变革发展共同推动了服务外包的发展。张芬霞、刘景江（ 2005 ）综合分析了离岸外包发展的动因，指出外包是经济、技术和政策三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见图2-1 ）。其中，经济动因包括：①寻求低成本的竞争优势；②集中公司的有限资源增强企业的核心业务和在市场竞争中的战略地位；③提高产品综合竞争优势。技术动因主要有：①企业利用互联网可在全球任何一地选择高效率、有创新能力的供应商，从而缩短研发周期；②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大幅度降低了交易成本，使企业的经营规模扩大和市场占有率的提高更倾向于通过外包特别是“离岸外包”来实现；③信息网络技术在发展中国家催生出了许多快速灵活、生产专精的小企业网络，并成为承接“离岸外包”大订单的产业集群。政策动因有：①美国严格限制科技移民的政策造成高技术工作人员的短缺，部分高技术工作不得不选择“离岸外包” ；②美国企业实行鼓励高薪员工早退休的政策，目的是将高技术工作尽可能多地转移到海外，以海外更低的成本寻找更年轻的替代者；③美国教育发展的相对滞后加剧了其高技术工作的“离岸外包” ；④发展中国家对外包的政策支持。

刘志彪、刘晓昶（2001 ）认为国际外包是与垂直专业化概念相近（ Feenstra和Hanson；1996，1997 ）但又不完全一致的提法，其动因可以归结为以下几方面：首先，通过多重关税削减，较低的关税水平减少了进行国际外包商品的生产成本。其次，技术创新不仅导致生产阶段的增加，也使现有生产阶段很容易分裂为若干独立的阶段或过程，为产品的国际外包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行性。再次，运输成本的下降，与关税降低一样会对外包商品的成本产生削减效应。最后，以中国为代表的一批新兴市场出现。这些国家和地区资源丰富且成本低，同时在WTO贸易谈判框架下贸易壁垒大幅降低，这些因素为跨国公司国际外包的战略安排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Yi （ 2003 ）则构建了一个动态贸易模型，论证了技术进步和组织创新使生产过程的分裂成为可能，而低贸易壁垒又创造了充分的经济动因使产品的不同生产阶段在不同的国家展开，每个国家仅生产该产品的某个或多个环节，国际外包也就因此而产生。Spencer （ 2005 ）综合运用国际贸易理论、产业组织理论以及解释纵向产业链的合约理论，分析了发达国家向印度和中国的国际外包，指出相关专业化投资、不完全合同以及寻找和匹配生产要素等是国际外包的主要决定因素。Olsen （ 2006 ）则认为技术进步、降低成本提高生产效率的经济和竞争压力、受益于贸易自由化的公司组织结构的发展，这三个因素的相互作用促使了外包的产生与发展。陈菲（ 2005 ）以美国服务外包情况为例，从外部环境动因和内部推动力量两方面解释。前者包括技术动因（信息技术及互联网的发展）、经济动因（生产、贸易和金融全球化的程度加深）和市场动因（市场环境迅速变迁的驱动），后者包括以提高企业绩效为导向的有效节省成本和关注核心竞争力两方面。

（五）不同行业外包的动因存在一定的差异

早期有关外包动因的研究更侧重于广义的外包或制造业的外包。有的学者试图从产品或产业模块化的视角解释外包的形成（ Sanchez，Mahoney；1996。Sturgeon，2002 ）。其中，Sanchez和Mahoney的研究发现，产品设计和组织设计的模块化是外包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在一个模块化的产品结构中，部件衔接界面的标准化可以降低贸易的协调成本。由于行业的技术特征和市场结构不同，除了对低成本的共同追求之外，不同行业的企业开展外包的动机也存在差异。一些文献结合具体产业的特征来考察外包产生的原因。如Sturgeon、Floria （ 2001 ）在一份有关汽车行业全球化研究的报告中，把驱动汽车业外包发展的因素归结为六点：①汽车发展的技术复杂性不断提高；②随着企业在不同区位进行生产，产品物流的复杂性增加；③产品最终组装过程进行流水作业的需求；④降低结算风险的需求；⑤供应商配套能力增强；⑥把生产转移到彼此未实现联合的供应商，以降低成本。来有为（ 2005a ）认为推动软件外包市场发展的因素主要有：有利于大幅度削减成本；更加便利地得到专业技能和资源；增强企业的资源配置能力；降低软件开发风险；减少资金消耗甚至获得现金收益。胡峰（ 2004 ）探讨了国内银行业信息技术资源外包策略，认为推动我国银行业信息技术资源外包的原因在于：应对银行间的激烈竞争，利用外部优势资源，缩短金融产品开发周期，降低风险；银行新业务层出不穷，对信息系统的需求增强，外包可以迅速满足银行技术部门的业务需要。此外，新技术的产生意味着只有专业的信息技术公司才能拥有随时紧跟技术前沿的技术力量，因此，银行为加强快速反应能力更倾向于信息技术资源外包。

从外包实践来看，推动外包发展的动因是多方面的，不仅仅是购买最擅长的公司提供的专业服务或者降低成本那么简单，它是由以服务质量和成本控制为坐标轴所画出的曲线相交的最优点所决定，取决于发包企业对降低成本、改进服务、提高客户满意度等多方面因素的综合评估。实际上，对低成本的追求是企业的本能，而全球化和网络技术催生的外包则为企业的这种追求提供了便利。值得注意的是，推动外包发展的某些因素对企业业务流向的影响有可能是可逆的。如在成本导向下，只要交易成本和外部性存在，一旦企业找到了可以替代组织功能的新技术（如为中小企业提供信息化支持的SaaS等在线软件的应用） ，^[2]或者内部组织中找到更低成本的业务提供者（机构或单元），或者当某项业务外包的管理成本高于内部提供时，外包出去的业务将回归企业内部。同样，如果竞争环境的变化使某项已被外包的业务对发包企业具有了更重要的战略意义或面临着新的风险，企业也将会终止外包合约。

二、外包发展的影响

（一）外包对经济增长以及就业等宏观层面的影响

国内外许多学者对外包的宏观经济影响十分关注，围绕着这一课题进行了大量研究。

1．对劳动生产率及要素报酬的影响

关于外包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学者们进行了很多研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Girma 、Gorg （ 2003 ）以1980～1992年这一时间段的英国为考察对象，通过实证分析，论证了服务业外包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具有积极作用。Glass 和Saggi （ 2001 ）建立了一个包含南北国家厂商的产品周期模型，指出北方国家的厂商将初级阶段产品的生产外包给低工资的南方国家，然后进口这些初级阶段产品或中间品，在北方国家国内生产最终产品并在国际市场上销售。这种类型的离岸外包可以降低发达国家的生产成本、增加利润、提高劳动生产率，并使发达国家有更多的资源开展创新活动。Gorg、Hanley和Strobl （ 2004 ）采用爱尔兰制造业企业的数据分析国际外包对生产力的影响。研究表明，对于把中间品离岸外包的出口企业而言，企业生产率由于外包而得到提升，而对于服务环节进行离岸外包能否产生效益则不能确定。Hartmut Egger和Peter Egger （ 2006 ）分析了外包对欧盟制造业中低技术工人生产率的影响，其研究表明由于欧盟劳动力市场和产品市场存在不完全性，限制了生产要素使用和产出结构的及时调整。因而，短期内离岸外包作用于低技术工人实际价值增加值的边际效用较弱，而对长期的参数估计则显示出这一边际效用相当强。Olsen （ 2006 ）对有关外包如何影响劳动生产率的研究成果做出了回顾和综述，对不同研究所采用的方法、指标及其结论进行了比较。在这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他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认为外包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没有定论，而是取决于外包行业和企业自身的特性。一般来说，制造业企业将其服务环节的业务外包出去对提高劳动生产率意义不大，服务业的公司将实物环节外包的效果也不明显。Grossman、Rossi-Hansberg （ 2008 ）的一项最新研究指出，交通的便利和通信技术的应用使更多国家加入全球价值链，以往以制成品交换为主导的国际贸易中增加了大量的“可贸易的业务” （ trade in task ），业务外包成本的不断下降直接影响发包国要素的价格水平，外包会使那些业务更容易转包出去的要素获益，这种收益将辐射到发包国国内的所有要素，而不仅仅是与外包有关的要素。

2．对劳动力需求结构及工资水平的影响

离岸外包造成发包国传统工作岗位流向国外的同时，能否使发包国对高技能的劳动力产生更多的需求？Feenstra和Hanson的一系列研究得出了肯定的结论。Feenstra和Hanson （ 1996a ）论证了任何南方国家相对于北方国家的资本存量增长，或者是南方国家的中性技术进步，都将引起生产活动由北方国家向南方国家转移，并且进一步增加南北双方国家高技术劳动力的相对工资，认为外包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低技术劳动力的工资水平相对于高技术劳动力下降。他们采用美国制造业1979～1985年期间高技术劳动力数据，验证了美国国内企业把中间品生产进行离岸外包能够增加美国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Feenstra 和Hanson （ 1996b ）把修正后的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 NBER ）的新增进口数据和制造业普查的投入品采购数据相结合，通过构建针对1972～1990年外包的分产业测算体系，重新检验了外包对高技术劳动力相对需求的增长程度，测算结果由原来的15%～33%提高到30.9%～51.3%。Feenstra和Hanson （ 1999 ）以1979～1990年的美国为例，在一个“大的国家”的假设下，探讨了与低工资国家的贸易以及技术发展的高科技偏好对工资水平的影响，计量分析说明两者可以充分解释非生产性工资的增长，其中外包可以解释增长的40%。此外，Hartmut Egger和Peter Egger （ 2003 ）研究当奥地利向中东欧国家进行外包时，外包对工资水平的影响程度，指出外包对发包国高技术劳动力和低技术劳动力雇佣水平均有冲击。

3．对发包国就业的影响

业务外包，尤其是服务外包是否会大幅度减少发包国的就业机会一直是外包研究的热点，也是引起学术界激烈争议的问题。Van Welsum和Reif （ 2005 ）对部分OECD国家的研究发现，ICT业务外包并未引起信息服务业工作岗位的大量流失，尽管在短期内某些领域难以做出调整，但从长期来看，服务外包的积极效应（如带动相关服务的出口）要超过为外包付出的代价。Amiti和Shang-Jin Wei （ 2004 ）通过分析英国1995～2001年中69个制造业和9个服务业的外包情况，得出的结论是服务业外包对就业有一些负面影响，但是这种影响非常小，原因在于尽管服务外包持续增长，但外包的总体规模在GDP中所占比重较低，而且在美国及其他工业化国家，国内外包的比例远远大于离岸外包。荆林波（ 2005 ）以信息技术外包为例，对外包降低成本引起失业的假说提出了质疑，指出外包造成的信息技术行业岗位流失将由非信息技术行业“替补” 。陈漓高、黄秀祥（ 2005 ）通过对2000～2003年间美国就业市场变化的研究，认为美国的高失业率是美国经济运行在其就业市场的直接反映，而与技术外包没有直接的关系。事实上，技术外包通过从微观上增强企业活力、从宏观上稳定经济形势两方面更有利于市场创造新工作岗位，缓解美国的高失业率。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外包使发包国就业机会大大减少。据Gartner和Forrester公司的联合预测，到2015年，美国将有330万个高技术领域和部分服务业的工作岗位因离岸外包流失到国外。Brainard和Litan （ 2004 ）分析了美国服务业离岸外包对就业和工资的影响，提出政府应采取相应措施以确保离岸外包的影响向积极方向发展。外包业务流向不同的承包国对发包国的就业可能会产生不同的影响，Choi和Greenaway （ 2001 ）对瑞典跨国公司向海外转移业务的研究发现，瑞典企业向其他高收入国家外包会对本国的就业产生替代作用，而没有证据显示向低收入国家外包会对本国就业产生影响。

4．对各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外包对发包国和接包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尽相同，这方面的研究更多地采取了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和方法，争议和分歧较多。总体来看，外包使各国更充分地发挥比较优势，由此引发商品交换规模的扩大以及贸易结构的升级将有利于增进各国的福利（ Bhagwati，2004 ）。WTO （ 2005 ）的观点认为尽管离岸服务外包对发包国（多为发达国家或高收入国家）的影响是复杂的，但总体上是正面的。Mann （ 2003 ）对美国IT外包的实证研究表明，外包对美国经济增长做出了一定的贡献。然而，外包引起的要素流动和重新配置毕竟是由资本所有者而不是劳动所有者掌控，外包的收入分配必然向投资者倾斜（ Levy，2005 ），因此，外包对发包国来说是威胁与机遇同在（Trefler、Rodric和Antras；2005 ）。也有一些主流经济学家站在了反全球化的立场上看待外包对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影响，认为尽管外包可能会推动世界经济，但对北方国家的福利效应仍不确定（ Samuelson，2004 ）。

相关文献资料主要是把发展中国家视为外包的接包方，研究外包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发展中国家如何创造更好的环境吸引外包。主流的观点认为承接外包对发展中国家是良好的机遇（WTO，2005 ）。Jones和Kierzkowski （ 2005 ）认为如果发展中国家在最终产品上没有竞争力，那么，通过承接外包可以在某些生产环节上发挥优势。通过承接外包是否能提高承接国的技术能力，是接包国非常关注的问题。Bergin、Feenstra和Hanson （2008 ）指出，外包使中国、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进入了国际商业体系，大大提高了这些国家的就业率。

Grossman和Helpman （ 2004 ）认为把所有的低工资国家都看作是外包的可能承接国是不合理的，缺少辅助机构、法律保护不完善、基础设施落后、工人技能低下等因素均会削弱甚至抵消低工资产生的成本优势；反之，在拥有良好的设施、对外包方需求适应能力强的合作伙伴以及对外包关系实行有效法律保护的情况下，高工资国家仍可能吸引外包。宋晓恒（ 2005 ）对中美之间的产业外包进行了探讨，认为外包是双向的，中国也可以向美国进行产业外包，其主要目的就是便于中国企业建立销售渠道和服务美国客户的需要。此外，发展中国家承接外包对本国经济的促进作用也得到了验证，如来有为（ 2005b ）指出，印度软件及相关服务的出口额在印度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在2000～2006年短短7年内提高了6倍，欧美发达国家对印度的软件外包对拉动印度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杨丹辉（ 2007 ）认为，外包的发展不仅加快了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调整进程，而且为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提供了更多机会。随着全球外包市场容量的增长，亚洲不少国家和地区凭借丰富的人力资源和日臻成熟的技术条件，在外包发展中占得了先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接包国的国际分工地位。同时，还应该看到，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外包企业在承接外包时仍处在被动地位，从事单一的外包业务有可能导致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成长路线被锁定，对发达国家的业务分解和项目管理产生一定的依赖。

（二）中观（产业）层面的影响

从中观（产业）方面研究外包影响的文献并不是很多。Ten Raa和Wolff （ 1996 ）强调外包在美国制造业生产力恢复提高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实证研究表明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与供应制造业的相关服务业的全要素生产力增长之间关联度较弱，得出了外包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制造业生产率提高，通过把生产力增长缓慢的服务业务环节外包出去，制造业可以改进行业运营的结论。Jones和kierzkowski （ 2005 ）运用古典经济学原理阐述国际生产链的分解与外包之间的关系，认为最优水平的生产链分解取决于市场规模的大小，生产过程的分解会产生规模经济效应，与区域的比较优势相结合，即可降低产品的总边际成本。在此情况下，随着产出的增加，成本—产出线呈现出斜率不断降低的状态。经济增长促进了生产过程的分解和中间品贸易的发展，而各个生产环节服务联系成本的降低反过来促进这一分解过程并推动了外包的迅速发展。作者采用北美自由贸易区、东亚地区和欧盟十五国的经验数据进行计量分析，验证了这一论点。Heshmati （ 2003 ）则研究了制造业和服务业中的外包现象对其行业生产率变化的影响。

Sturgeon和Lee （ 2001 ）构建了一个产业层次之上的共同演化模型（ coevolutionary model ），用来刻画战略外包与共享性质的供应商网络成长这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以美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为例，分析电子产品外包与合同制造商竞争力提高的关系，认为外包使产业内不同企业间的关系已不是传统的剥削或者共生关系，而是表现出一种灵活、模块化和自立的特征。这项研究还指出，在特定的情况下，处于领导地位的厂商与其众多的具有共享性质的供应商相互促动，共同推进了整个产业的发展。此外，Sturgeon和Floria （ 2001 ）就全球化对汽车制造业产生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综合的分析，指出外包发展是全球化的结果。全球供应商纷纷涌现，并专门从事向汽车制造商提供部件的生产。汽车制造商把模块化的部件生产甚至设计外包给一级供应商，再由其进行二次外包，从而使整个汽车制造业的产业结构以及制造商的企业战略都因外包的发展而发生了变化。

国内学者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相关行业竞争力的变化。来有为（ 2005b ）以软件外包为研究对象，对影响中印两国软件外包业竞争力的主要因素，如政策支持力度、软件人才、软件开发与软件过程管理能力、软件企业的规模与实力、自主品牌与核心技术、吸引外资的规模进行了比较分析，找出了中国软件外包业存在的不足之处。吴惠芳（ 2005 ）研究的目标产业是医药业，她认为外包使世界制药产业基地发生转移，合同外包成为制药界的主要经济现象之一，中国本土制药业的专业分工更有必要进一步优化，从而减少资源成本、管理成本和人力成本，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缩短产品开发周期，加快新药上市的步伐。张丽倩（ 2005 ）考察了业务外包在电子制造业中的应用和发展，指出业务外包的发展将对整个电子制造业起到关键的推动作用。

（三）微观层面的影响

1．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许多学者认为外围业务的外包可以提高企业绩效（ Masaaki Kotabe和Janet Y. Murray，1990；Quinn，1992；Masaaki Kotabe和Swan，1994 ）。外围业务外包可以从四个方面提高企业的绩效：一是减少企业的外围业务，把主要的资源用于核心业务的发展；二是把外围业务外包给在该环节具有相对比较优势的公司可以提高业务完成质量；三是降低了企业的成本；四是在更大范围内挖掘潜力和利用企业的技术领先优势。

不同的外包策略对企业市场绩效的影响不同，实行零部件内部采购的企业会从零部件的标准化中获益，通过建立外包体系提供“全球产品”（global product ）则有利于改善企业的市场绩效（Kotabe和Omura，1989 ）。Jones、Kierzkowski和Chen （ 2005 ）把外包视为产品生产链的技术分解，指出相对于生产在一地完成而言，通过利用不同地区生产要素成本及生产力的差异，将使企业的成本—产出曲线斜率不断向下倾斜，即产品的边际成本随产品生产过程的分解而递减，这种递减趋势实质上是产品生产各环节外包后规模收益递增的体现（见图2-2 ）。同时，他也注意到了外包过程中企业运营的风险，认为外包程度的加深有可能导致产品过于标准化，不利于企业应对不同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Plambeck和Taylor （ 2005 ）考察了合同制造对企业创新、生产能力以及利润的影响。以电子制造业为例，贴牌生产厂商（ OEMs ）把产品出售给合同制造商（ CMs ），合同制造商通过与贴牌供应商建立联系可以获得很高的生产能力。他们还进一步考察了产业结构的变化如何作用于企业研发和生产能力两方面的投入，以致影响到企业利润，指出当贴牌生产厂商在合同制造过程中拥有很强的谈判地位时，合同制造过程中生产设备出售给贴牌生产商能提高整个产业的利润水平。

图2-2　生产环节外包对边际成本的影响

资料来源：Jones，Kierzkowski and Chen，2005，p.4.

另有一些学者认为核心业务外包将会导致创新能力的降低和来自供应商的竞争，结果造成企业绩效的降低（ Teece，Pisano和Shuen；1997 ），而较为谨慎的观点则认为关于外包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既不能完全否定也不应过于乐观。对企业来说，外包并不是万能的。由于不满意产品质量或者是企业发现其低估了专用性资产投资的数量，一些企业重新把原先外包的业务环节内部化（ Benson，1999 ）。Dun和Bradstreet的一项调查研究发现，大约25%的外包关系在两年之内结束，而在5年之内有一半破裂，其主要原因是许多外包商不能完全履行外包契约中的责任和义务。Kimura （ 2002 ）认为，没有充分的论据证明外包能使日本制造企业产生高额利润。Gorzig和Stephan （ 2002 ）以德国制造企业为例，区分了服务环节投入和非服务环节投入的外包，采用德国1992～2000年成本结构调查中43000家制造企业有代表性的面板数据，通过实证分析表明，原材料外包与企业利润的增长有很强的相关性，而服务环节的外包却对企业利润的影响很小。Gorg和Hanley （ 2004 ）对爱尔兰的电子产业进行了研究，界定了原材料外包和服务环节外包的区别。认为利润与外包的关系取决于企业的具体特征，尤其取决于企业的规模。研究发现如果企业雇用员工超过行业平均雇用人数，该企业会从原材料外包的过程中受益，而这一点在小企业中却得不到明显的体现，服务环节外包对利润的影响则无法确定。此外，其研究强调了这仅仅是短期分析的结果，受制于数据积累的情况，尚无法讨论外包对企业利润的长期影响。

Gilley和Rasheed （ 2000 ）则把外包分为外围业务外包和核心业务外包两种类型，在研究外包对企业财务和非财务绩效影响时，分别考虑公司战略和环境的动态性对这两种外包的调节作用，得出了以下结论：①两种外包的强度对企业总体绩效均无显著影响，以往的研究高估了影响程度。②外包强度与企业创新绩效呈正相关。③公司战略对外包强度与绩效之间的关系具有影响和调节作用。其中，对于实施总成本领先战略或创新差异化战略的企业，外包强度与企业绩效均呈正相关性，而对于实施非成本领先战略或非创新差异化战略的企业，外包强度与企业绩效均呈负相关性。④环境变化也对外包与绩效之间的关系具有影响和调节作用。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下，外围业务外包与利益相关者绩效呈正相关性，在变动的环境下，外围业务外包与利益相关者绩效呈负相关性。此外，研究表明外包在以下各方面是企业可行的战略选择，包括达到节省劳动力成本的目标（ Abreham和Taylor，1996 ）、在服务环节内部甚至服务和制造环节之间实现差异化（ Fixler和Siegel，1999 ）以及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的优势（ Feenstra和Hanson，1999 ）。

外包的发展实践为这一新兴商业模式的效益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根据麦肯锡研究所的分析，企业进行业务流程外包后，其成本降幅高达40%。同时，外包的发展加快了生产和服务的全球化，不仅有助于扩大企业产品的交易种类和规模，为消费者提供更多的选择，而且外包体系中不同类型的供应商还能够更好地满足当今消费者对产品标准化和定制服务的双重需求。目前，企业通过对整个生产链各个组成部分的有效协调，甚至可以实现一周7天、一天24小时无间断生产，单位时间的总产出大大提高。如波音公司已经建立了全球24小时工作制，分别在莫斯科和美国建立了2个和1个轮班，使一架波音737的生产周期由28天缩短到了11天，而且其全球研发团队只需要3天时间就能开发出新一代飞机。由此可见，外包使企业在更大范围内获得了规模经济和协同效益，成为企业改善经营绩效的重要手段。

2．对企业技术能力的影响

对发包企业来说，一方面，将外围业务转包出去使企业将有限的研发能力投入到关键和核心技术中，从而进一步巩固其技术优势；另一方面，外包也在一定程度上放大技术的外部性，使发包企业失去对技术发展方向的准确判断（ Quinn，1994 ）。对于接包企业来说，承接外包业务对其技术能力和创新路径的影响也是两方面的。刘绍坚（ 2009 ）的研究发现，中国企业通过承接国际软件外包产生了技术外溢，提升了本土软件研发能力。在技术外溢的多种可能途径中，跨国公司的示范效应最为显著。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尽管通过外包，接包企业获得了技术溢出效应和更多的学习机会，但外包对企业技术能力的影响并无定论。Gray和Meister （ 2004 ）的研究对业务分包在一个组织内部的学习机制中所发挥的作用给予了肯定，认为通过业务分解和知识流转，企业的雇员获得了接触其他领域知识的渠道，但他们同时也指出，虽然在这一过程中雇员的学习能力得以提高，但整个组织的系统评价及其学习能力的改进却没有结果。田毕飞（ 2006 ）则认为承接跨国公司服务外包的企业可能在经营过程中对跨国公司产生依赖，从而被跨国公司“锁定” 。通过分析外包对接包企业的“锁定”作用，他指出当外包利得分配比例不对等或者当外包价格偏离市场公平价格时，接包企业就会面临被“锁定”的局面，这种“锁定”效应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接包企业更为突出。

3．对企业组织方式的影响

随着更多的企业参与外包，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的边界不断改变。Sturgeon （ 2002 ）以美国电子产业中的合同制造现象为分析对象，认为纵向外包和水平专业化是公司发展的两种趋势，而这两种趋势之间存在相互促进的内在效应，由此产生了一种新的组织结构——模块化生产网络。在这类模块化产品的产业中，领先的企业把某些产品模块的生产外包给专业化的承包企业，后者在供应不同客户产品时则可采用相同的生产过程。李小卯和张建军（ 2003 ）分析了在电子商务环境下，企业资源外包对其组织方式及创新战略的影响，认为信息技术支撑了“虚拟组织”的发展。刘景江（ 2006 ）指出不断扩大与完善的外包网络将产生高级的虚拟一体化组织，甚至是彻底的虚拟组织。当外包网络的运作效率达到极致或企业期望值时，一些企业就会将全部业务外包出去，而企业仅有的一项工作就剩下外包管理。Mauri （ 1999 ）认为企业将越来越多的业务进行外包时，企业本身就有可能演化为集各种独立商业活动为一体的网络，即所谓的虚拟企业（ Virtual Company ）。

可见，不同国家和地区企业之间外包关系的前提是存在一套统一且被普遍接受的产品界面衔接规则，而这种衔接规则依托的是建立在信息技术平台上的模块化、网络化组织。在这种松散的组织结构中，企业之间的接点较多，互动性较强，可以充分发挥不同企业的优势，有利于增强企业应对复杂市场环境的弹性。可以预见，随着离岸外包的蓬勃发展，企业的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模块化网络型的企业组织将成为世界范围内主流的生产组织方式，从而推进国际分工的深化与创新。

三、外包理论研究的几个重要问题

目前，国内外学术界有关外包这一新课题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对外包这一新兴商业模式和经济现象进行了有益的探索。然而，由于外包的发展历史相对较短，资料和数据积淀不足，外包课题的研究普遍存在理论研究不够深入、实证分析不充分等问题，部分观点特别是一些涉及政治经济学的命题，如离岸外包究竟是否导致发包国就业岗位的流失等问题，仍有很大争议。另外，国外很多有关外包的研究是基于广义的外包概念，特别是在分析外包的影响方面，更侧重于制造业领域外包活动的实证分析。近年来，一些学者对服务外包有别于制造业外包的特质进行了理论探讨，如江小涓（ 2008 ）从合约理论出发，指出： “服务外包的本质是人力资本市场合约和劳务活动企业合约的同意，是人力资本配置方式的根本变化。 ”^[3]但总体来看，对服务外包的研究仍主要停留在“现象描述”的层面，理论认识和统计分析都有待进一步深化。随着外包在全球范围内的快速发展，如何更全面、深入地解析外包的实质及其影响，需要理论界做出更为系统的研究和探讨。在外包理论研究方面，有以下几个应重点关注的问题：

（1 ）如何为外包现象构建一个系统化、综合性的理论分析框架。迄今为止，外包的理论研究相对比较零散，研究视角多局限于某一个或少数几个方面，理论依据主要来自于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有关的比较优势、规模经济、竞争优势等理论（Grossman和Helpman，2002、2005；Antras和Helpman，2003；Egger和Kreickemeier，2004；Markusen，2005 ），尚未形成自己独有的理论，综合分析框架的建立和完善是外包理论创新的重点和难点。

（2 ）如何为外包研究建立一系列科学、有效的分析指标。度量指标的缺失给外包的经验研究造成了极大的困难，而现有文献在实证分析时采用的指标各不相同，造成不少研究成果缺乏足够的说服力。随着各国服务贸易统计制度的不断完善和统计体系的接轨，实证分析中取证困难的问题有望逐步解决。

（3 ）如何进一步丰富产业（中观）层面的研究。哪些产业适宜外包的开展？其技术特征是什么？外包反过来又会对产业组织结构产生怎样的影响？特别是服务业的外包活动，如何进行更科学的统计分析？目前，这些问题的研究力度还不够。

（4 ）如何融合经济学和管理学的理论，为开展外包的企业提供可操作的决策工具。外包从微观层面上属于企业行为，外包作为企业的一种战略行为，对企业的其他行为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同时，外包作为全球化和技术创新的共同产物，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全球资源配置的方式和效果，进而影响发包国和接包国经济增长。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既需要采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也离不开管理学的视角和工具。通过外包课题的研究，如能更好地实现经济学和管理学的融合发展，将具有突出的理论意义。

参考文献：

［1］卢锋： 《服务外包的经济学分析：产品内部分工的视角》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2］江小涓： 《服务全球化与服务外包：现状、趋势及理论分析》 ，人民出版社，2008年。

［3］刘志彪、刘晓昶： 《垂直专业化：经济全球化中的贸易和生产模式》 ，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01年第10期。

［4］李小卯、张建军： 《基于Internet的资源外包与企业创新》 ， 《中国软科学》 ，2003年第1期。

［5］张远鹏： 《论国际分工的新发展》 ，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 ，2003年第5期。

［6］徐姝： 《西方业务外包研究成果评价》 ， 《外国经济与管理》 ，2003年第12期。

［7］尹建华、王兆华、苏敬勤： 《资源外包理论的国内外研究述评》 ， 《科研管理》 ，2003年第5期。

［8］田贞余： 《国际外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新机遇》 ， 《经济论坛》 ，2004年第24期。

［9］荆林波： 《质疑外包服务降低成本引起失业的假说：以信息技术外包服务为例》 ， 《经济研究》 ，2005年第1期。

［10］李玉红：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的国际外包》 ， 《商场现代化》 ，2005年第5期。

［11］陈漓高、黄秀祥： 《美国的技术外包与失业率》 ， 《云南财贸学院学报》（社科版），2005年第6期。

［12］陈菲： 《服务外包动因机制分析及发展趋势预测——美国服务外包的验证》 ， 《中国工业经济》 ，2005年第6期。

［13］张芬霞、刘景江： 《 “离岸外包”发展述评》 ， 《经济问题》 ，2005年第8期。

［14］宋晓恒： 《中美产业外包初探》 ， 《经济学家》 ，2005年第11期。

［15］沈琪： 《国际经济中的“外包”理论研究》 ， 《商场现代化》 ，2006年第1期。

［16］宋玉华、周均： 《国际外包、就业和收入分配之文献综述》 ， 《国际贸易问题》 ，2006年第3期。

［17］吕政、杨丹辉： 《国际产业转移的趋势和对策》 ， 《经济与管理研究》 ，2006年第4期。

［18］刘景江： 《网络时代与工业时代外包的主要区别》 ， 《经济问题》 ，2006年第4期。(www.chuimin.cn)

［19］胡峰： 《银行业信息技术资源外包策略探讨》 ， 《现代经济探讨》 ，2006年第7期。

［20］赵楠： 《国际产业转移的技术路径、投资方式与我国外包基地建设》 ， 《国际贸易问题》 ，2007年第10期。

［21］杨丹辉、贾伟： 《外包的动因、条件及其影响：研究综述》 ， 《经济管理·新管理》 ，2008年第2期。

［22］来有为（a ） ： 《中印软件外包业竞争力的对比分析》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报告，2005年第92-65期。

（b ） ： 《全球软件外包市场的发展动因与竞争格局》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报告，2005年第92-95期。

［23］田毕飞： 《跨国公司对华服务外包研究》 ，武汉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

［24］杨丹辉： 《全球外包发展与我国的对策》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工作论文，2007年9月。

［25］刘绍坚： 《承接国际软件外包的技术外溢效应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经济论坛论文，2009年6月。

［26］杨丹辉： 《价值链的深度分解与外包网络的形成：以医药行业为例》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工作论文，2009年8月。

［27］ Abraham，K. and S. Taylor （ 1996 ） ： “Firm’ s Use of Outside Contractors：Theory and Evidence”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14，394-424.

［28］ Amiti，M. and Shang-Jin Wei （ 2005 ） ： “Fear of Service Outsourcing：Is It Justified？ ” ，Economic Policy，20 （ 42 ），April .

［29］ Antras，P. and Elhanan Helpman （ 2003 ） ： “Global Sourcing” ，NBER Working Paper Series，No. 10082.

［30］ Bajpai，N. J. ，Sachs，R. Arora and H. Kjurana （ 2004 ） ： “Global Services Sourcing：Issue of Cost and Quality” ，CGSD Working Paper，No.16.

［31］ Bandyopadhyay，S. and Howard J. Wall （2005 ） ： “Immigration and Outsourcing：A General Equilibrium Analysis” ，IZA Discussion Papers 1694，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Labor （ IZA ）.

［32］ Benson， J. （1999 ） ：“ Outsourcing， Organisational Performance and Employee Commitment” ，The Economic and Labour Relations Review，10（1 ） ，1-21.

［33］ Benson，J. and Littler，C. （2002 ） ： “Outsourcing and Workforce Reductions：An Empirical Study of Australian Organisations” ，Asia Pacific Business Review，8（3 ），16-30.

［34］ Bergin，Paul R.，Robert C. Feenstra and Gordon H. Hanson （2008 ） ： “Outsourcing and Volatility” ，Revised version of NBER Working Paper No 13144 （ June 2007 ），http：//www. econ.ucdavis.edu/faculty/fzfeens/pdf/Outsourcing_and_Volatility_April_2008.pdf.

［35］ Bhagwati J.，Arvind Panagariya and T. N. Srinivasan （2004 ） ： “The Muddles over Outsourcing”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18 （4 ） ，93-114.

［36］ Bradford，Jensen，J. and Kletzer，Lori G （ 2005 ） ： “Tradable Services：Understanding the Scope and Impact of Services Offshoring” ，Brookings Trade Forum-2005，75-116.

［37］ Brainard，L. and Robert E. Litan （2004 ） ： “ ‘Offshoring’Service Jobs：Bane or Boon—and What to Do？ ”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Policy Brief ，No.132.

［38］ Choi，E. Kwan and David Greenaway （2001 ）：Globalization and Labor Markets，Blackwell Pub.

［39］ Egger，H. and Peter Egger （ 2003 ） ： “Outsourcing and Skill-specific Employment in a Small Economy：Austria and the Fall of the Iron Curtain” ，Oxford Economic Papers，55（4 ） ，625-643.

［40］ （2006 ） ： “International Outsourcing and the Productivity of Low-skilled Labor in the EU” ，Economic Inquiry，44（1 ） ，98-108.

［41］ Egger， H. and Udo Kreickemeier （2004 ） ： “ Outsourcing and Trade in a Spatial World” ，CESifo Working Paper，No. 1349.

［42］（2005 ） ： “International Fragmentation：Boon or Bane for Domestic Employment？ ” ， CESifo Working Paper，No. 1595.

［43］ Feenstra，Robert C. （ 1998 ） ： “Integration of Trade and Dis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in the Global Economy”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12（4 ） ，Autumn，31-50.

［44］ Feenstra，Robert C. （2008 ） ： “Offshoring in the Global Economy” ，Ohlin Lectures，Presented at the Stockholm School of Economics， Sept， http：//www.econ.ucdavis.edu/faculty/ fzfeens/pdf/Feenstra_Ohlin_Lecture_2008.pdf.

［45］ Feenstra， Robert C. and Gordon H. Hanson （1996 ） ：“ Foreign Investment，Outsourcing and Relative Wages” ，in Robert C. Feenstra，Gene M. Grossman，and Douglas A. Irwin， eds.， Political Economy of Trade Policy： Essay in Honor of Jagdish Bhagwati，Cambridge，MA：MIT Press，89-127.

［46］ （ 1997 ） ： “Globalization，Outsourcing，and Wage Inequality”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86（2 ） ，May，240-245.

［47］ （ 1999 ） ： “The Impact of Outsourcing and High-technology Capital on Wages：Estimates for the United States” ，1979—1990，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14（3 ） ，907-940.

［48］ Fixler，Dennis J. and Donald Siegel （ 1999 ） ： “Outsourcing and Productivity Growth in Services” ，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10，177-194.

［49］ Gilley，K. Matthew and Abdul Rasheed （2000 ） ： “Making More by Doing less：an Analysis of Outsourcing and its Effects on Firm Performance” ，Journal of Management，26（4 ） ，736-790.

［50］ Girma，S. and H. G觟2002 ） ： “Outsourcing，Foreign Ownership and Productivity：Evidence from UK Establishment Level Data” ，GEP Research Paper，No. 16.

［51］ Glass，Amy Jocelyn and Kamal Saggi （2001 ） ： “Innovation and Wage Effects of International Outsourcing”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45，67-86.

［52］ Gger and Aoife Hanley （ 2004 ） ： “Does Outsourcing Increase Profitability？ ” ，IZA Discussion Paper Series，No. 1372.

［53］ Glger， Aoife Hanley and Eric Strobl （2004 ） ：“ Outsourcing， Foreign Ownership，Exporting and Productivity：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with Plant Level Data” ，GEP Research Paper，No. 8.

［54］ G觟ernd and Andreas Stephan （2002 ） ：“ Outsourcing and Firm -level Performance” ，DIW Berlin Discussion Paper.

［55］ Gray，Peter H. and Darren B. Meister （2004 ） ： “Knowledge Sourcing Effectiveness，Management Science” ，50（6 ） ，821-834.

［56］ De Groot，Henri L.F. （1998 ） ： “Macro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Outsourcing” ，De Economist，149（1 ） ，Mar.，33-51.

［57］ Grossman，Gene M. and Elhanan Helpman （2001 ） ： “Integration VS. Outsourcing in Industry Equilibrium” ，CESifo Working Paper，No. 460.

［58］ （ 2002 ） ： “Outsourcing in a Global Economy”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Jan.

［59］ （ 2005 ） ： “Outsourcing in a global economy，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Blackwell Publishing，72（1 ） ，135-159.

［60］ Grossman， Gene M.， Elhanan Helpman and Adam Szeidl （2004 ） ：“ Optimal Integration Strategies for the Multinational Firm” ，Working Paper，http：//econ.tau.ac.il/papers/ foerder/2-2004.pdf.

［61］ Grossman， Gene M. and Esteban Rossi -Hansberg （2008 ） ： “ Trading Tasks： A Simple Theory of Offshoring”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98（5 ） ，1978-1997，December.

［62］ Heshmati， Almas （2003 ） ： “ Productivity Growth， Efficiency and Outsourcing in Manufacturing and Service Industries” ，Journal of Economic Survey，17（1 ） ，Feb.，79-112.

［63］ Hamel，Gary and C.K. Prahalad （ 1990 ） ： “The Core Competence of the Corporation” ，Harvard Business Review，68（3 ） ，May-June，79-93.

［64］ Jone，R.W.，Kierzkowski，H. and Chen Lurong （ 2005 ） ： “International Fragmentation and the New Economic Geography” ，The North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16 （1 ） ，1-10.

［65］ Kimura，F. （2002 ） ： “Subcontracting and the Performance of Small and Medium Firms in Japan”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18，Iss. 1-3.

［66］ Kletzer，Lori G （ 2005 ） ： “Tradable Services：Understanding the Scope and Impact of Services Offshoring” ，Brookings Trade Forum-2005，75-116.

［67］ Kotabe，M and Glenn S. Omura （ 1989 ） ： “Sourcing Strategies of European and Japanese Multinationals：a Comparis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20（1 ） ，113-130.

［68］ Kotabe，M and Janet Y. Murray （ 1990 ） ： “Linking production and process innovation and models of international sourcing in global competition：a case of multinational firm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21（3 ） ，383-408.

［69］ Kotabe， M and K. Scott Swan （1994 ） ：“ Offshore sourcing， maturation and consolidation of US multinational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iesy，25（1 ） ，115-140.

［70］ Kotabe，Masaaki，Michael J. Mol，and Janet Y. Murray （2008 ） ： “Outsourcing，Performance，and the Role of E-Commerce：A Dynamic Perspective” ，Industrial Marketing Management，37（1 ） ，37-45.

［71］ Levy，David L. （ 2005 ） ： “Offshoring in the New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42（3 ） ，685-693.

［72］ Mann，Catherine （2003 ） ： “Globalization of IT Services and White-collar Jobs：the Next Wave of Productivity Growth” ，Policy Brief，IIE，Washington.

［73］ Markusen，James R.，（2005 ） ： “Modeling the Offshoring of White-Collar Services：From Comparative Advantage to the New Theories of Trade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Brookings Trade Forum-2005，1-23.

［74］ Mauri，Aurelio G. （1999 ） ： “Trust and Knowledge in the Outsourcing Relationships. the Rise of the Virtual Company” ，Sinergie，No. 50/99，Sep.-Dec.，91-128.

［75］ Molnar， M.N. Pain and D. Taglioni （2007 ） ： “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Production，International Outsourcing and Employment in OECD” ，OECD Economic Development Working Paper，No.561.

［76］ Olsen，Karsten Bjerring （ 2006 ） ： “Productivity Impacts of Offshoring and Outsourcing：A Review” ，STI Working Paper，March.

［77］ Plambeck，Erica L. and Terry A. Taylor （2005 ） ： “Sell the Plant？ the Impact of Contract Manufacturing on Innovation，Capacity，and Profitability” ，Management Science，51 （1 ） ，Jan.，133-150.

［78］ Quinn，J.B. and F.G. Hilmer （1994 ） ： “Strategic Outsourcing” ，Sloan Management Review，Summer，43-55.

［79］ Raa，T. and E.Wolff （ 1996 ） ： “Outsourcing of Services and the Productivity Recovery in US Manaufacturing in the 1980s” ，Discussion Papers/Tilburg University，Center for Economic Research 9689.

［80］ Samuelson，Paul （2004 ） ： “Where Richardo and Mill Rebut and Confirm Arguments of Mainstream Economists Against Globalization？ ” ，Journal of Economics Perspectives，18（3 ） ，135-146.

［81］ Sanchez， Ron and Joseph T. Mahoney （1996 ） ：“ Modularity， Flexibility and Knowledge Management in Product and Organization Design”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17，Winter，63-76.

［82］ Spencer，Barbara J. （2005 ） ： “International Outsourcing and Incomplete Contracts” ，NBER Working Paper，No. 11418，June.

［83］ Sturgeon，Timothy J. （2002 ） ： “Modular Production Networks：A New American Mode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MIT IPC Working Paper，No. 002.

［84］ Sturgeon，Timothy J. and Richard Florida （2001 ） ： “Globalization and Jobs in the Automotive Industry” ，MIT IPC Globalization Working Paper，No. 003.

［85］ Sturgeon，Timothy J. and Ji-Ren Lee （2001 ） ： “Industry Co-Evolution and the Rise of a Shared Supply-based for Electronics Manufacturing” ，MIT IPC Globalization Working Paper，No. 002.

［86］ Swenson，Deborah L. （2005 ） ： “Overseas Assembly and Country Sourcing Choic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66，107-130.

［87］ Teece，D.J.，Pisano，G.，and Shuen，A. （1997 ） ： “ Dynamic Capabilities and Strategic Management”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18（7 ） ，509-533.

［88］ Trefler，Daniel，Rodric，D. and Antras，P. （2005 ） ： “Service Offshoring：Threats and Opportunities” ，Brookings Trade Forum：Offshoring White-Collar Jobs，35-73.

［89］ Van Welsum，Desiree and Xavier （2005 ） ： “Potential Offshoring：Evidence from Selected OECD Countries” ，Brookings Trade Forum：Offshoring White-Collar Jobs，165-194.

［90］ WTO （2005 ） ： “Offshoring Services：Recent Development and Prospects” ，WTO Trade Report 2005.

［91］ Yi，Kei-Mu （2003 ） ： “Can Vertical Specialization Explain the Growth of World Trade？ ”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11，52-102.

【注释】

[1]卢锋： 《服务外包的经济学分析：产品内部分工的视角》 ，第4-7页。

[2]SaaS （ Software-as-a-service ）指软件运营，是基于互联网提供软件服务的软件应用模式。作为软件技术发展的新趋势，SaaS提供商为企业搭建信息化所需要的所有网络基础设施以及软件、硬件运作平台，并负责所有前期的实施、后期的维护等一系列服务，企业无须购买软硬件、建设机房、招聘IT人员，即可通过互联网使用信息系统。SaaS为企业提供在线软件布局模型，其应用专为网络交付而设计，便于用户通过互联网托管、部署及接入。目前，SaaS为难以进行大规模信息化投资的中小企业提供了实现信息化的便利途径，但SaaS并不仅仅适用于中小型企业，所有规模的企业都可以使用SaaS。从本质上讲，SaaS的商业模式也属于信息服务外包的一种类型，但其应用使一些原本需要与不同接包商通过外包合同提供的软件服务，转而可以根据企业实际需要，采取向SaaS提供商租赁的方式，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企业的外包合同。

[3]江小涓： 《服务全球化与服务外包：现状、趋势及理论分析》 ，第1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