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你走进麦积山寺院，了解伽蓝篇

2023-12-05 百科知识版权反馈

【摘要】：伽蓝篇伽蓝，又名僧伽蓝摩，梵语samgh ā rama，意译为众园、僧园或僧院，原意指僧众所居之园林，现一般指佛教寺院。一座完整的寺院包括塔、金堂（佛殿）、讲堂、钟鼓楼、藏经楼（图书馆）、僧房、斋堂（食堂）等七种建筑物，故也称为七堂伽蓝。隋唐以来，中国佛教宗派大盛，各种宗派的七堂伽蓝在配置上也略有不同，如禅宗伽蓝就由山门、佛殿、法堂、僧堂、库房、西净（卫生间）和浴室组成。

伽蓝篇

伽蓝，又名僧伽蓝摩，梵语samgh ā rama，意译为众园、僧园或僧院，原意指僧众所居之园林，现一般指佛教寺院。一座完整的寺院包括塔、金堂（佛殿）、讲堂（讲经说法的地方）、钟鼓楼、藏经楼（图书馆）、僧房（僧侣宿舍）、斋堂（食堂）等七种建筑物，故也称为七堂伽蓝。隋唐以来，中国佛教宗派大盛，各种宗派的七堂伽蓝在配置上也略有不同，如禅宗伽蓝就由山门（也称三门，代表空、无相、无愿三种佛教解脱的法门）、佛殿、法堂、僧堂、库房（调配食品）、西净（卫生间）和浴室组成。而事实上，寺院建筑规模也是千差万别，特别是在佛教极度兴盛的南北时期，佛寺建筑规模也是空前，除前文已提到的洛阳永宁寺，北方各地类似的寺院还很多，如《续高僧传》卷10《法瓒传》中称南燕皇帝慕容德在泰山为僧朗建的朗公寺：“上下诸院，十有余所，长廊连袤，千有余间。三度废教，人无敢撤”，隋代时，被更名为神通寺，先后历经1600多年，几度兴废，至今尚保存有四门塔、龙虎塔、千佛崖造像、塔林、历代碑刻等大量珍贵文物，其规模可见一斑。唐代时，长安城内寺院规模更是惊人，《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10这样描述唐高宗所建西明寺：“寺面三百五十步，周围数百里，廊、殿、楼、台，飞琼接汉，金铺藻栋，眩目晖霞，凡有十院，屋四千余间，庄严之盛，虽梁之同泰，魏之永宁，所不能及。”这种由皇室支持的大寺院毕竟是少数，而数量最多的还是由中下级士族官吏、读书人、商人、经济条件较好的农民、手工业者等普通社会各阶层民众所建寺院。受自身经济条件限制，往往无法单独完成寺院捐建，只能以合作方式完成佛寺建造，而这一过程主要通过 “邑”，也称之为“佛社”的组织机构来完成。这类佛寺主要还是以血源为纽带的家族成员共同完成，如甘肃秦安发现的权道奴造像碑、王文超造像碑和宇文建崇造像碑的碑额之上，分别阴刻有“伏富寺”、“还乡寺”、“建崇寺”三个寺名，应该是当时乡民合作营寺的实例。这种合作方式多种多样，或兄弟、或一家、或一村、或数乡、或“清信士”、或“社邑”等等，不一而论。《大宋僧史略》中就说：“历代以来成就僧寺，为法会社也。社之法以众轻成一重。济事成功，莫近于社。今之结社，共作福因，条约严明，愈于公法。行人互相激励，勤于修证。由社有生善之功大矣。”看来，“团结就是力量”这句话不仅是今天的至理名言，中国古人早就明白这个道理。

寺院功能和属性随着时代不同也发生着变化。南北朝时期，佛寺除了传统宗教属性外，还带有劝化民众、教育、赈灾和娱乐功能，在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魏书·释老志》中说：“太宗践位，尊太祖之业，亦好黄老，又崇佛法，京邑四方，建立图像，仍令沙门敷导居俗。”看来，北魏境内的和尚也不能吃白饭，还要充当政府部门之宣传部或精神文明办的职能。

对民众的保护和教育，是当时佛教寺院，特别是具有很高政治和社会地位的大型寺院的基本职责，面对这类寺院，即使是嗜杀成性的带兵将领，绝大多数也是敬畏有加。因为寺院本身具有免除租调和徭役特权，这对于挣扎在社会底层的普通民众具有很大吸引力，许多人也因此投身寺院，寻求保护，以逃避封建政权繁重的税赋和徭役。同时，当时寺院高级僧侣大多受过良好教育，具有很高的知识修养，在授道传业方面有着先天优势。因此，在当时地方州府所办学校力量不足的情况下，寺院在一定程度上也承担着教育职能，被称之为“寺学”。中国古代有“学在官府”的传统，中央政权立有太学，地方的州郡县也分别设有官学。但受出身和名额限制，许多人是无法享受官方教育资源的。而两晋以来广置于各地的大型寺院环境清幽，房舍较多，且有一定规模的藏书，非常适宜读书。于是，许多寺院便兼起民间学堂的角色，传教授业，后来发展为民间寺学。当时，这种寺学教育方式在江浙、荆楚一带非常盛行。北方地区相对较少，主要分布在长安及周边一带，根据《北史》卷63《苏威传》记载，北周大臣苏威为避宇文护之祸，就曾“逃入山。……然每居山寺，以讽读为娱”。由此可知，当时佛寺不仅有寺学功能，还是很安全的庇护所。

赈济救灾也是当时佛寺职能之一，北魏孝文帝时，沙门统昙曜就曾奉请将凉州军记赵苟子等二百家变为僧祗户，理由就是“立课积粟，拟济饥年，不限道俗，皆以拯施。” 北齐武平七年（576），后主高纬下诏命北齐境内因去年秋涝受灾而无法自救的民户，由所在州郡大寺和富户负责救济。可见，一直到北朝末年，大型佛教寺院仍然承担着社会救济职能。

南北朝时，大型寺院每年都要举办斋会和各种法会，如涅槃会、浴佛会、盂兰盆会、成道会、正月燃灯会等，每当集会来临，常常有各种各样的娱乐性表演，如魔术、杂技、戏曲、舞蹈等等。民众也利用这些集会进行日常交易，使之成为一个集市，因此这些集会往往成为当地民众文化和经济生活中的大事。可见当时寺院既是民众聚集的公共场所，又兼有文化和娱乐功能。这种特殊的中心地位，使得佛教更加深入民众日常生活，成为其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www.chuimin.cn)

寺院管理方面，北方历代王朝均设置有专门管理机构。北魏初年就设置有管理全国僧众的最高僧官——道人统，并设立相应管理机构——监福曹。北魏文成帝复法后，道人统改称沙门统，监福曹改称昭玄寺。此后，东魏、北齐和西魏、北周大体上都沿袭北魏置昭玄寺，以管理佛教事务。

隋唐时期，佛教较过去有更大发展，僧官制度也相应发生变化。隋文帝改变北周官制，仿北齐僧官制度，在中央立昭玄寺，置昭玄大统、昭玄统、昭玄都等僧官，州置统都、沙门都、断事、僧正等，分别管理全国和地方僧尼事务，对外国僧侣还设有外国僧主。在有学问的僧侣中设“五众”制度，具体负责大论、论、律、涅槃、十地等五种经论，五众设有众主，由朝廷任命，隋文帝末年时终止。隋炀帝时将郡、县的佛寺统一改为道场，设置监、丞进行管理。隋末社会动乱，“武德之初，置十大德，纲维法务，统摄僧尼”。“大德”本是对德高望重僧人的尊称，唐朝以“道德高妙，为众所推”作为选拔大德的标准。简选程序由僧众推举，朝廷任命，也有的大德由皇帝直接任命。唐初的“十大德”以大禅定、大兴善两寺为中心，是由道德学养兼优的高僧组成的教权中枢。它受命于朝廷，以恢复纲纪、整肃法务、传授经业为职责，从而适应了唐初整顿释门，安定社会的需要。贞观年间，中央与地方的政权建设基本完成，佛门事务移归鸿胪寺和州县功曹，十大德也结束了它的史命。武则天时，天下僧尼转由礼部祠部管理，祠部设郎中、员外郎各1人，主事、令史、书令史多人。寺有定数，每寺立三纲（上座、寺主、都维那各1人），以德行知识高者充任。凡考试合格的僧侣，由祠部发放度牒。僧人簿籍三年一造。天宝年间，置祠部使，典领佛教事务。后来，复置左右街大功德使、东都功德使、修功德使，管理僧尼簿籍及役使。州、县之佛教政令，通常由州功曹、司功曹掌管。此外，各州还设置有僧正一职，具体掌管一州僧务。

宋辽金元时期，僧官制度仍沿用唐制，并有所创新。北宋体制政令出于礼部祠部郎官，具体事务则由鸿胪寺统辖。中央设左右街僧录司，掌寺院僧尼簿籍及僧官补授之事。州、县则分别设有僧司，掌管僧尼事务。南宋时，鸿胪寺并入礼部，佛教事务由礼部祠部郎官统一掌理。金代在首都设有管理全国僧尼事务的最高僧官，称为国师。州设都纲，县设维那，任期均三年，以德行学问较高的僧人充任。元代崇尚藏传佛教，僧官制度也比较复杂，政令虽出于中书省礼部，但又以宣政院管理全国佛教事宜，设有院使、同知、副使及其他官属多人，首领多以“帝师”兼领，赐玉印。院使副职规定以僧人充任。地方设行宣政院，各州府置僧录、判正、副都纲等僧官。后来宣政院撤销，在全国又设立广教总管府，掌管僧尼事务。

明清时期佛教衰退，但僧官制度却更加细密周详，明初在南京天界寺设立善世院司掌佛教，又置统领、副统领、赞教、纪化等，负责全国重要寺庙住持的任免。不久，又重新组建中央和地方僧官组织。中央设僧录司，有左右善世、左右阐教、左右讲经，左右觉义各2人，由礼部任命，掌管天下僧务。府设僧纲司，有都纲、副都纲各1人。州设僧正司，县设僧会司，各1人，均归僧录司统辖，分掌地方僧务。有关全国佛教之政令，则大体循前代之旧，总领于礼部祠祭司郎官。清代僧官制度，几乎完全承袭明制。所有中央和地方的佛教管理机构以及各级僧官的名称、人数、品秩、职事等都和明代基本相同。

最后，谈一谈寺院的命名，这也是很有含义的，主要包括三类：一是史传传说、佛寺地望、风物寺象和人名。其中反映史传的如白马寺、灵鹫寺、朗公寺、灵岩寺等。反映地望的如天水寺、长安西寺等。反映风物寺像的如栖霞寺、白塔寺等。反映人名的如阿育王寺、太后寺、韩使君寺。二是含兴国安邦和灵瑞祈祥之意。其中反映前者的如天安、同泰、永宁、崇贤等，宋代麦积山寺院取名瑞应寺也是此意。反映后者的如嘉祥、龙翔、甘露等。三是是反映佛教思想和修行宗派。如法华、华严、般若、禅定、净影、慧光等。

带你走进麦积山寺院，了解伽蓝篇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