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北周时期秦州开窟造像也规模宏大。根据统计,北周开凿的窟龛总数在50个以上,约占麦积山全部窟龛总数的四分之一。......
2023-12-05
北周造像
北周是麦积山造像艺术发生变化的重要阶段,这与当时社会历史环境有密切关系。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北周政权承祚西魏,其原有的政治开明、锐意进取的政策并未发生变化,由宇文泰力主和推行的以 “恢复周礼”为核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改革也得到进一步深化。其在文化上主要表现为提倡尊儒复古、同时又崇道信佛,与北魏统治者可以说是一脉相承。北朝时期,南下的鲜卑贵族学习和继承了丰富多彩的中原传统文化,从拓跋跬建都平城,到拓跋宏迁都洛阳,越来越注重儒家经典和文化学习。西魏时,宇文泰提出二十四新制和十二条新制,核心内容是擢贤才、倡廉政、用地利、重农业,这些措施都是历代中原王朝贤君所倡导的,可见当时儒家思想已成为社会文化主流。北周武帝更是如此,他重视儒家礼制建设,强化儒学教育,提倡节俭质朴的社会风尚。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北周复古政策在本质上是对中原传统儒家文化倡导和维护。当时这种社会风气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佛教造像艺术风格,北魏晚期以来形成的奢靡浮华之风也为之一变,一种全新、质朴的社会风尚也随之在北周全境迅速流行起来。这在佛教造像上的表现就是体态由柔弱转向强壮,服饰由繁缛变为简洁。二是就佛教造像艺术本身而言,由于东部地区印度笈多式造像传入,导致当时造像艺术风格再次发生变化,这也是促使北周造像风格形成的外在因素。南北朝时尽管南北对峙,但东晋、南朝政权一直被视为文化正朔之所在,无论是北魏、东西魏还是北齐、北周,都对南朝文化采取积极接受态度,对在北方做官的南朝士人也是礼敬有加,而这些文人对南朝文化在北方传播起到重要作用,他们将南朝文化典章制度带入北朝。佛教造像艺术传播也是如此,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使南朝“秀骨清像”取代了北方原有的高大魁梧式造像。而与北周同时期的南朝萧梁政权,佛教造像艺术形成以“张家样”为代表的,以“面短而艳”为主要特征的全新造像。而这种造像风格的出现和形成又与南梁与南海诸国交往,以及张僧繇画派形成有密切关系。
当时南北分治,汉代以来形成的丝绸之路完全掌控在北方政权手中。由于当时航海技术的发展,也使海上丝绸之路成为现实,这使南梁与中南半岛、印度、斯里兰卡等国的海上交通变得越来越频繁,根据统计,仅梁武帝统治时期,南海及印度诸国前来朝贡的记录就有三十多次,其中不乏携带各种佛像的记载,如《梁书·诸夷列传·扶南》条载:“(天监)十年,十三年,跋摩累遣使贡献,……十八年,复遣使送天竺旃檀瑞像……普通元年,中大通五年,又遣使献生犀。又言其国有佛发,长一丈二尺,诏遣沙门释云宝随使往迎之。”
而5世纪—6世纪,印度正处于笈多王朝统治时期,它所形成的笈多造像艺术是在印度本土美术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艺术形式,以摩菟拉风格为代表,全盛于4世纪下半叶至6世纪上半叶,它与贵霜王朝统治下的、具有古希腊一罗马特色的键陀罗艺术风格迥然不同。在印度萨尔纳特及摩菟拉等地都出土有丰富的笈多时代佛教造像,其佛陀形象是慈悲与智慧完美结合的典范,造像身体修长,肌肤显得柔软而有弹性,佛陀面相显年轻,肌体中透着一种青春活力。佛像颈部有明显的三道蚕节纹。佛头顶螺髻,面相丰圆或略长圆,头光多圆形,内饰精美花草纹。服饰通肩装为主,轻柔贴体,仅在领口、袖口或衣边等能看到衣纹线,整个躯干在视觉上近乎裸体,凸显出丰健的躯干。身材比例协调,充分表现出人体结构,这种样式对当时南朝佛教造像艺术产生了重要影响。
作为萧梁时期杰出的画家,张僧繇在这次造像艺术变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引述同时代书法家张怀瓘在《画断》中对南朝时期大画家顾恺之、陆探微和张僧繇的评价称“顾得其神、陆得其骨、张得其肉”。可谓对张僧繇的画风给予了很高评价。张僧繇出身于吴郡张氏,曾任萧梁政权的武陵王侍郎、直秘阁、知画事、右军将军、吴兴太守等职。秘阁是古代皇宫中帝王收藏图籍的地方,张僧繇能在这里出任知画事一职,可见他在书画方面造诣和才能是非常高的。同时,也能见到当时历朝珍藏和海外各国进奉的绘画艺术品,这对他的艺术创作提供了丰富源泉,正如南陈姚最在《绘画品》中所言,张僧繇绘画是“诸方夷夏,实参其妙”。当然,其供职于朝庭的士族身份,也使他有机会与各国高僧、使臣等直接交流,能够更多地了解和体会异国绘画艺术。当时的中国画坛也出现一次重大变革,绘画中疏、密二体分野,前者代表人物是张僧繇,后者代表人物是顾恺之和陆探微。张僧繇开创的疏体一派传承者有郑法士、阎立本、曹仲达、吴道子等,而吴道子更被后世称之为画圣,可见疏体一派其对中国隋唐绘画影响之大。张僧繇绘画特点在于注重人体结构的塑造和着色,在创作中,他非常注重人体结构,并善于利用肢体不同部分着色晕染变化来表现人物立体感,这与当时魏晋绘画中只重视人物神态描绘的平涂画法已有本质差别。而他根据天竺画法创造的“凸凹画”,也是利用画面色彩冷暖变化使人视觉产生错觉,从而产生立体效果的。对于这种画风,用萧梁诗人庾肩吾的《咏美人自看画应令》来形容最为恰当:“欲知画能巧,唤取真来映。并出似分身,相看如照镜。”诗中所说的是一位美人拿着自己的画像观看,而它对真人描摹程度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诗中甚至用“似分身、如照镜”来形容,这足以说明画像的真实感,也是当时绘画风尚的一种真实写照。总的说来,顾、陆所代表的密体一系是秦汉以来中国传统的绘画方式,而张僧繇所代表的疏体则是佛教艺术传入中国后,受西方绘画影响,而形成的一种迥然不同于传统的表现方法。由于张僧繇生活于南朝萧梁时期,故由他掀起的不同于前代的画风又被称之为“南朝新风”,这种画风在佛教造像艺术上则表现为汲取印度笈多造像特点,并对其进行更加适合于中国人审美习俗的改造。
南朝萧梁时期盛行的笈多式造像对北周境内佛教造像艺术产生了很大影响,西魏末年和北周初年,北周军队先后控制、占据了江陵和巴蜀地区,客观上使南北之间的文化交流、僧侣往来、佛教传播等变得更为畅通,这些也为佛教造像艺术的传播提供了便利条件。实际上,20世纪70年代在西安北草滩出土的北周白石龛像中,已经出现了这种造像风格的端倪,可以说是与麦积山北周造像艺术风格一脉相承。
麦积山北周造像可分为初期和成熟期两个阶段。初期造像中,佛肉髻略高,面形长圆,眉弓略短,双目微闭,略下视,鼻直且削,双唇紧闭,略上翘。颈稍长,肩略削,平胸鼓腹,神情端庄。内着偏衫,外穿垂领或低通肩袈裟,下摆呈三片式,或作八字形悬垂于座前,上有稀疏刚劲的阴刻线(22、55窟)。代表性作品如22窟正壁主尊坐佛,高1.50米,肉髻低平,面形略显长圆,眉略呈弧形,双目较长,微睁下视,鼻梁挺直,双唇微启,下颌丰满,颈部较粗,两肩浑圆,胸部饱满,腹部略鼓。内穿偏衫,外穿圆领通肩袈裟,衣角上绕搭左肩后下垂,衣裾下摆呈八字形悬垂于座前,服饰表面阴刻刚劲稀疏的衣纹线。左手施与愿印,右手施无畏印,半跏趺坐于台座之上。表情恬静安详,身材挺拔敦厚,已经基本摆脱西魏佛像清秀俊朗的风貌。
22窟·主尊坐佛·北周
菩萨高发髻,束发带,冠饰简单,面容圆润秀丽,发辫披于双肩,削肩挺胸鼓腹,身材修长。戴项圈或圆形肩饰,上身袒露,裙裾带有明显飘动感(22、54窟)。代表性作品如22窟右壁胁侍菩萨,束高发髻,面形椭圆,弯眉细长目,悬鼻小口,下颌丰满,上身袒露,下著长裙,颈饰桃形宽边项圈,肩两侧各饰一圆饼形物,其下缀带披肩。帔帛腹前十字穿环后,上绕至腋下再贴膝下垂至地面。身躯由清秀趋于丰满,服饰、帔帛等仍保留有较多西魏菩萨装束特征。
弟子面容清秀,体态端庄,双手作持钵状,或笼于袖中,内着偏衫,外穿宽博袈裟,服饰阴刻稀疏的衣纹线。如22窟胁侍弟子像,脸形椭圆,面带微笑,内着偏衫,外穿披右肩袈裟,(www.chuimin.cn)
一手持袈裟一角,一手微曲,提一香囊,昂首侧视,表情亲切自然,虔恭之中不失灵动之气。
141窟·主尊坐佛·北周
成熟期的北周造像,佛体形粗壮,低平肉髻,面相浑圆,饱圆满润,弯眉细长目,两眼下视,似闭微睁。鼻尖柔和,鼻翼略内凹,口小唇薄,嘴角上翘内敛,下颌丰满。短颈圆肩,挺胸鼓腹。神情雍容安详,体态挺拔端庄。身穿着圆领通肩袈裟,或内穿着偏衫,外着垂领或半披肩袈裟,下摆较短或呈多重卷云状褶皱垂于座前,服饰轻柔帖体,阴刻刚劲流畅的衣纹线(62、141窟)。代表性作品如141窟右壁龛内坐佛,肉髻低平,面形方圆,面部五官紧凑清秀,身材敦厚挺拨,躯体略呈圆柱状,比例不是十分协调,身穿圆领通肩袈裟,衣裾呈八字形堆叠于座前,结跏趺坐于龛内,一种清新质朴之风扑面而来。
菩萨束高发髻,冠饰繁缛华丽,面容似佛,圆润之中更多地流露出一种典雅、秀丽的气质。发辫自耳后披于双肩,挺胸鼓腹,腰姿微扭,体态修长婀娜。戴耳环、项圈及手环,上身袒露或穿偏衫,下系贴身长裙、帔帛搭肩于腹或双膝作1重-2重呈弧形,再搭小臂下垂,有的帔帛之上缀窜珠形饰物,衣裙及帔帛上阴刻细密衣纹线(12、36、62窟)。代表性作品如12、36窟内胁侍菩萨,面容圆润秀丽,装饰繁缛华贵,体态敦厚之中不失婀娜,略呈“S”状的造形动作展示出一种人体艺术之美。面部表情恬静含蕴之中,更多了几分庄重与安详。
12窟·胁侍弟子·北周
弟子天庭饱满,双颊丰腴,弯眉细目,平视前方,悬鼻小口。细颈端肩,挺胸平腹,双手合什而立,神情虔恭平和,内穿偏衫,肩部系一衣带,外披袈裟,服饰上阴刻曲如钢丝的衣纹线(12、46窟)。代表性作品如12窟门壁两侧的弟子立像,虽经明代彩绘,仍然保留着北周造像的风貌,面形圆润,身材敦厚,仿佛正用心聆听和参悟佛法真谛。
北周力士造像变化则不明显,多束发髻,扎发带,面形长圆满,凝眉高鼻,怒目圆睁,阔口,宽下颌,眼齿外露,短颈端肩,挺胸收腹,跣足而立。多带项圈,上身袒露,下系长裙,帔帛搭肩绕臂于膝前作十字交叉。整躯造像端庄厚重,雄武之中充满着刚毅(48、62窟)。
总之,麦积山北周造像上承北魏“秀骨清像”之余韵,下启隋唐造像“丰腴圆润”之先河,具有“珠圆玉润”的时代特色,造像特点可以归纳为神态肃穆端庄、高贵恬静,体形敦厚圆润、健壮挺拔,服饰轻柔透体、简洁流畅。真正体现出了中国传统造型艺术所追求的“以形写神,神形兼备”的艺术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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