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积山：天水历史文化的见证

3.天水的历史与文化

天水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明，从远古时期到春秋战国，从先秦两汉到魏晋南北朝，这里一直是中华民族先民繁衍生息的重要地区之一。从这里走出去的秦人祖先不仅完成了统一六国的大业，还缔造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秦。两汉、魏晋时期，见于史籍的天水人士比比皆是，许多脍炙人口、妇孺皆知的故事都发生在这片土地上，成为天水人引以为豪的事情。隋唐以后，随着政治中心逐渐东移，天水成为西北内隅，其原有的政治、经济地位一落千丈，也慢慢变得不为人知。21世纪初，随着国家西部开发战略的实施，交通条件的改善和对外交流的增多，特别是国家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战略的实施。天水，这座古老而年青的城市再次走入人们视野，这里所承载的历史和文明也开始走出象牙塔，为越来越多的人们所认识和了解。

伏羲的神话和传说 远古时期，传说中三皇五帝之首的伏羲即生活于此，伏羲部落在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据记载，伏羲的贡献主要包括以下几项：

一是始作八卦。今天，我们一提起八卦，首先想到的就是伏羲，《周易·系辞下》载：“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八卦的出现，实际上是古代先民思想认识水平显著提升的标志，既是人类对自然现象的探索与思考，也是人与自然融合、共处的具体表现。反映出中华民族对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独特的思维模式，从具体事物中抽取出“阴”与“阳”两个对立、统一的基本元素，并用“八卦”这一特殊语言加以表述，对中国和东亚地区文化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中国道教文化既源于此，韩国国旗上的八卦图案也是这一思想的具体反映，等等。

二是发明结网鱼猎。在农耕尚未出现的时候，狩猎是原始人类获取食物、赖以生存的主要方式。伏羲通过观察蜘蛛结网捕食过程，受其启发而发明渔网，教其部众结绳织网，用以在河水湖泽中捞捕鱼虾或网猎禽兽，从而大大提高了猎捕效率，丰富了人们食物来源。这一发明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直接导致人们将过多捕获的猎物加以驯养，产生了原始畜牧业，并促进了原始农业的发展，使人类进入农牧并举的时代。这一史实也被考古成果所证实，如新石器遗址中出土的石质渔网坠、鱼钩，墓葬中陪葬的大量猪、羊等家畜头骨，彩陶表面彩绘的鱼和网格图案等。

三是制嫁娶之礼。原始社会中，人们过着群居生活，虽然男女有别，但依旧实行群婚制，人只知其母，不知其父，无固定家庭生活。随着社会发展和人口数量增加，群婚制的危害也日益显现出来。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伏羲改革婚制，提倡一夫一妻的对偶制婚姻，史称“伏羲制嫁娶，以俪皮为礼。”俪皮即鹿皮，要娶人家姑娘，必须明媒正娶，聘礼只需备两张鹿皮，以示两人合好，这种风俗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非常流行，一直到汉代，“纳俪皮”的习俗还有记述。从原始群婚到对偶婚的转变是人类文明的一大进步，它对于优生优育、提高人口质量、促进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起到重要作用。

四是造书契、创历法。《周易·系辞下》载：“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这里的后世圣人即指伏羲氏。在文字发明以前，上古人们记事采用结绳方法，即大事结大结，小事结小结，有的还采用将绳结染色等辅助方法加以区别。这种方法简单，但在具体实践中却有很多不足之处，特别是随着人类社会实践和对外交往的逐步增多，这种方式的弊端日益显现。因此，伏羲氏率先采用契刻符号的形式对必须记述的事情刻或画在器物表面。这种方式方便易行，易于表述和记住事情的具体内容，成为后来中国文字的雏形。在秦安大地湾史前文化陶器中，就发现有几十种类似的符号，应该是伏羲部落 “造书契”现象的具体反映。《周髀算经》中称“伏羲作历度”，历度即历法。根据史料，西汉时期的《大戴礼记》中收录有《夏小正》，它的相当一部分历法内容与农业生产季节变化有很大关系，这也是我国最早关于历法的资料之一。因此，显而易见，称伏羲创历法带有托古性质，但它也反映了当时先民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注意到天气、星象变化情况对人们日常生活、生产活动的影响。

生活在天水一带的伏羲部落对人类文明的贡献远不止于此，根据相关记载和传说，伏羲还教会人们钻木取火、制作乐器，利用草药治病，并在部落管理方面也有所创新，唐司马贞在《补史记·三皇本纪》中多有记述。

今天，不仅在麦积区三阳川保存有传说中伏羲画八卦的卦台山，在秦州区还保留有全国模规最大的伏羲庙建筑群。每年正月十六，相传为伏羲生日，这一天，全城百姓都会自发集会到伏羲庙进行拜祭以祈求全家幸福安康，新年财运两旺。

根据史料记载，祭祀伏羲最早始于秦。西汉初年，继承秦之郊祭制度。东汉沿用此制。唐玄宗开元年间，在京师长安专建三皇庙，天宝六载（747）确立三皇祭祀典范。天水对伏羲氏的祭祀，大约起始于宋金时期。 北宋太平兴国初年，秦州三阳川蜗牛堡（卦台山）始创伏羲庙，应该是祭祀伏羲氏的开始。金章宗明昌年间，卦台山祭祀伏羲始成规格，历年祭祀，并三年一大祭。元代，诏令全国通祭三皇，秦州作为羲皇故里，卦台山成为祭祀伏羲的圣地。至元年间（1280—1294），秦州民间集资新建卦台山伏羲庙。至元二十六年（1289），秦州玉泉观创建三皇庙。元贞元年（1295），元成宗诏令全国祭祀三皇。秦州成纪县令韩彧认为成纪是伏羲诞生地，卦台山是伏羲画卦的场所，伏羲祭祀规格应该高于他县，于是申明礼部，每年春秋二季应该由官府出资，由官员主祭伏羲，而不像其他州县由仪师主祭。每年三月三日、九月九日用太牢祭祀，并申明礼部，由官府出资，由官员主祭。用太牢主祭伏羲，配祭炎帝、神农和轩辕黄帝。至正四年（1344），秦州同知周赟参谒卦台山伏羲庙，重新厘定庙田，计145亩。规定每亩年收租1斗作为春、秋祭祀费用，以保障祭祀的顺利进行。明初，沿袭元制，卦台山被列为伏羲陵墓，民间祭祀尚存。成化十九年（1483），正式在秦州城内创建伏羲庙，正德五年（1510），卦台山和秦州伏羲庙恢复春秋官祭，祭祀中心由卦台山移至秦州，卦台山逐渐变为民间祭祀场所。嘉靖二年（1523），秦州伏羲庙祭祀活动逐渐正规化、制度化。嘉靖十三年（1534），巡按甘肃御史张鹏、秦州知州黄仁隆主持制礼作乐，制定了祭祀程序，乐生、舞生的员额，祭祀人员的服饰、祭器等。张鹏亲撰《迎神曲》、《送神曲》。此后，礼部专门为祭祀制定程式化祭文，祭祀费用列为州署财政预算，制礼作乐，同时制定祭祀程序，祭祀进入极盛期，秦州伏羲庙成为全国性规格最高的伏羲祭祀中心。祭祀过程主要包括以下六项仪式：一是出告文。告文是一种特殊的文体，类似今天的告示。太昊庙告文指秦州（今天水）伏羲庙在祭祀伏羲氏之前出的告示，其告知对象是民众，主题为向民众昭示伏羲氏的功德。二是出榜文。榜文类似于祈祷文，主题为告慰伏羲氏神灵，其比出告文更庄重严肃。所谓“迎神出榜，送神烧榜”，专指送神时要将榜文烧在先天殿前的琉璃塔中，而后将灰送入藉河。三是迎神。迎神是整个祭祀过程的主体议程之一，此刻鼓乐齐鸣，载歌载舞。根据乾隆《直隶秦州新志·建置》记载，明代乐舞规模“有迎神、初献、亚献、终献、彻馔、送神之乐。乐器三十有六，乐生四十有四人，冠服一百四十有四。舞器百有三十，舞生六十有六人，冠服二百六十有四”。并且，“召工制器，按八音以为乐，准八佾以为舞。盖琴、瑟、笙、镛之属必调；龠翟、冠、袍之属必绝致”。四是献供。明代秦州伏羲庙祭祀规格沿袭金、元两代卦台山伏羲庙规格，以用牛、羊、猪三牲太牢祭祀，。祭祀时陈设的祭器有登、豆、簋、簋、俎、爵、尊等，分别盛肉类、羹、瓜果、菜肴、黍、稷、稻、粱、酒等祭品，另设玉帛等物。五是恭读祭文。恭读祭文是整个祭祀活动的中心内容之一，为了体现对先皇的崇敬，明廷礼部向秦州特别颁发《太昊伏羲庙祭文》作为官祭时的规范祭文，代表朝廷致祭。至此，秦州伏羲庙祭祀规格达到有史以来的最高规格。六是送神。送神是祭祀活动的最后一项议程，即前文所述的“送神烧榜”，明代送神乐曲由张鹏和胡缵宗分别撰写。清代以后，对伏羲的祭祀沿袭明代祭祀程序，同时在京师阜成门内建历代帝王庙，在正殿崇仁殿内祭祀伏羲，清中期以后，再次转为民间祭祀。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掘和重视，公祭伏羲大典成为当地政府的一项重要文化活动，规模越来越大，参加人数也日渐增多。1988年，天水市人民政府正式恢复公祭伏羲大典，1989年以后，天水伏羲祭祀活动发展为全国最大的公祭伏羲活动。2005年，祭祀规格升格为省祭。2006年5月，伏羲庙祭祀礼仪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起，公祭伏羲大典正式成为升格为国家祭祀，每次均有党和国家领导人参加，由甘肃省人民政府主祭，天水市人民政府具体承办，成为一项重要的缅怀祖先、激励后人的文化盛会。

大地湾的文明曙光 如果说伏羲文化还带有上古传说和神话性质，那么20世纪50年代发现于秦安县的大地湾文明则全面揭示了八千年前古代人类在渭河上游繁衍生息的历史。

大地湾遗址位于秦安县五营乡邵店村渭河上游支流清水河的一二级台地之上，距秦安县城约45公里，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初步勘探遗址总面积约110万平方米，已发掘面积约1.37万平方米。根据相关研究成果，大地湾遗址可分为前仰韶文化、仰韶文化早、中、晚期和常山下层文化等五个时期，时间延续从距今8000年到5000年。其中，距今约8000年的前仰韶时期文化是我国西北地区迄今为止，考古发现中最早的新石器文化。经过考古工作者近二十年努力，先后清理发掘出大量房屋、灰坑、灶台、窖穴、墓葬、窑址、沟渠等遗址，并出土了8000多件骨、石、蚌、陶器、生活器、装饰器等，以及上万件动物骨骼，内容十分丰富，被考古学家誉为“远古文化遗存的巨大宝库”。对于研究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明的历史进程，乃至华夏文明起源都具有重要价值。这里发现有中国最早的旱作农作物标本，将中国北方旱作农业的起源时间上推了1000年。出土了中国迄今为止时间最早的一批彩陶，包括有三足钵等200多件陶器。大地湾一期出土的陶器上共发现了十几种彩绘符号，比过去国内最早发现的西安半坡陶器刻划符号时间早1000多年，可能是中国文字的雏形。发现有中国目前最早的宫殿式建筑，地面处理硬度堪比今天的混凝土，充分展示出古人高超的建筑水平。

大地湾彩陶闻名于世，先后出土有200多件，其中制作于6000多年前的彩陶人头器口瓶就是一件杰出作品。这件彩陶瓶高31.8厘米、口径4.5厘米、底径6.8厘米。细泥红陶质地，整体呈椭圆形。口部被塑成人头状，前额是整齐的刘海，左、右及后面垂有堆凸的短发，上刻竖线纹，以示披发。鼻呈蒜头形，眼睛、鼻子、嘴皆镂空，双耳各有一小穿孔，可以垂饰物。五官比例准确，面部神态自然。器体施红色陶衣，腹部用黑色矿物颜料绘三排由弧线三角纹和斜线组成的二方连续图案，在形式上与河南庙底沟彩陶上的鸟纹有类似性，或与崇拜祖先及原始宗教的某种信仰有关。这种新出现的由雕塑和彩绘结合塑造而成的人形陶器，成为庙底类型彩陶中具有特殊意义的珍品。(www.chuimin.cn)

彩陶人头器口瓶

大地湾先民的建筑技术也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如距今约5000多年的F901房屋遗址是目前国内发现的仰韶文化中规模最大、保存最好、工艺水平最高的一座原始宫殿式建筑遗迹。它是一座大型原始礼仪性殿堂，建筑总面积420平方米。整个大厅室内面积130多平方米，料礓石地面表层坚硬、平整、色泽光亮，工艺技术已达到高度完善程度，并远远超出平整地面、隔水防潮的实用功能范畴，明显具备了建筑装饰艺术的特点。地面硬度经专家测定约相当于今天的100号水泥，那么这种“混凝土”是如何形成的呢？ 研究发现，它是古代人们打磨石器过程中产生的碎石粉与水、沙混合后的凝结物，当发现它具有很强的硬度和装饰效果后，便将其运用于建筑的地面处理工艺上。古人就是在这样的生产实践中无意间发明了水泥。由于原料丰富，制作原理简单，这种“混凝土”制作技术还被后人继承下来，并流传至今。它也是人类建筑史上室内地面装饰的肇端，对后世建筑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

为更好地保护、研究和展示这处新石器文明遗址，2007年以来，国家文物局先后投资数千万元，建起一座集保护、研究、陈列、管理于一体的大地湾遗址博物馆。整座建筑占地面积3155平方米，主体呈折线形半地下状态，博物馆设计结合当地生态、地理、人文等环境特征，使其与周边生态、古遗址所反映的原始文化内涵协调统一，最大限度地提高能源和材料的使用效率，体现出一种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建筑理念，也为人们走近和了解这座古代遗址提供了一个窗口。

鎏金铜壶·战国

多元文化的代表——马家塬墓地 该墓葬群位于张家川回族自治县木河乡东北3公里桃园村三组北300米的马家塬上，东西约300米，南北约100米。因当地盗墓活动而被发现，并于2006年起由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负责进行考古发掘。截至目前，共发掘墓葬11座，祭祀坑1座，其中墓葬形制非常特殊，从已发掘情况看，均为长方形竖穴台阶式墓道土洞墓，墓内随葬有车马器，出土金、银、铜、锡、铁、陶、骨、玛瑙、玻璃、漆器等各种质地的珍贵文物数千件（组），其中装饰器和车马器占绝大多数。装饰器中以各种金银车饰、错金铁车饰、镂空金银车饰为主，此外还有鎏金铜壶、鎏金铜鼎、铜茧形壶、铜鼎等各种随葬器物。另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陪葬有数量众多的车马，其中一号和三号墓内各有5辆车随葬，墓道4辆，墓室1辆。两座墓中车辆排列相似，均由东向西排列。以墓室内随葬的车辆最为奢华，饰以锚金银的铁条和铁牌饰，车侧板上有金铂和青铜制作的虎和大角羊等动物图案。墓道内的车辆质地、装饰各不相同，其中第一辆车轮为铜花包裹。第二辆车整体外边为漆制，绘有图案，车厢为皮条编制而成，车辐条为漆制，前挡板漆面彩绘，饰有饕餮图案，车轴亦为彩绘漆制。车后侧饰有铜铃。第三辆车为漆制。第四辆车为纯木质，可能属冥器车。这组车马器体现出很高的车辆制造技术和装饰工艺，其所使用的金、银、铜、铁等金属品反映了当时人们冶金加工技术的运用熟练程度，对于中国科技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马车复原图

根据研究成果，该墓地可能为一支西戎部落的贵族墓地，时代大致为战国晚期，是西戎文化的一处重要遗存，融合了秦文化、中国北方青铜文化、甘青地区传统文化、欧亚草原地带的斯基泰、巴泽雷克等游牧文化等多种因素。马家塬墓葬为东西向，形制以竖穴土坑、后洞室墓为主，具有秦文化特征。出土文物也有典型的秦文化因素，如鎏金铜壶、带高圈足的青铜茧形壶等，都是战国晚期秦文化的重要标志之一。马家塬出土的锡俑带有少数民族因素：头戴小尖帽，站立姿，侧身，双臂呈射箭状，头戴护耳尖冒，着交领上衣，系腰带，穿裹脚长靴。在形象上与商代以来中原地区汉族的深衣服饰有明显差异，具有羌戎文化的典型特征。马家塬墓地还出土各种动物饰品，铜大角羊、银箔大角羊从造型上看，角大而长，弯至背部，尾巴上翘，身体健壮结实，嘴微张，似在寻觅水草。金虎身材矫健凶猛，目视前方，呈行走状，似在茂密的草丛中凝视着猎物。锡立羊呈卧状，目视前方，分外悠闲自在。相同饰物造型也多见于鄂尔多斯地区春秋战国墓葬中，真实再现了北方草原上的生活场景，反映出草原游牧文化特征。马家塬出土的琉璃质敞口杯形器，有学者认为可能是中国最早的玻璃器，从它的装饰、着色等工艺来看，与寺洼文化、辛店文化及沙井文化中墓葬出土的装饰物有一定相似性，也可能与古罗马、埃及、伊拉克两河流域同时期高度繁荣的玻璃制造业有着某种密切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融合了西方文化特征。

金箔大角羊·战国

总而言之，马家塬墓地出土的文物形制独特、墓葬规模宏大，具有很高的学术和考古价值，在国内极为罕见，为研究甘肃东南部地区战国中晚期文化面貌提供了新资料，对研究当时秦和西戎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秦文明的源泉 秦始皇统一六国，君临天下为世人所熟知。但你可能不知道天水是秦始皇祖先生存、繁衍、发展、壮大之地，也是秦国的发祥地。秦人先祖赢非子在此牧马有功，于公元前890年被周孝王封邑于秦亭，即今天的天水张家川一带，经二百多年的发展壮大，于公元前762年东迁陕西关中一带，开始了统一六国的步伐。据《史记·秦本记》记载，商末周初，秦人先祖中谲“在西戎、保西垂”，从而开始了秦人、秦族和秦文化的兴起，前后经14世，历时约300年。这一文献记载也为考古发现所证实，2006年—2011年，考古工作者在清水县城北侧樊河和牛头河交汇处樊河西岸台地上的李崖遗址先后发掘了十余座墓葬，从其墓葬形制、陪葬品、器物组合、葬俗等方面综合分析，其时代大致在西周中期前后，是迄今所见年代最早的一批秦族墓葬。10多座竖穴土坑墓均为东西方向、头向西、直肢葬、带腰坑殉狗，与2005年发掘的陇南礼县大堡子山西周晚期铜礼器墓以及春秋战国时期发现铜礼器的秦国高级贵族墓葬俗完全一致。因此，这批墓很可能是早期秦人嬴姓宗族的遗存。值得关注的是，随葬品中有相当一部分陶器具有显著商式风格，如方唇分档鬲、带三角纹饰的陶簋等，再加上腰坑殉狗的葬俗等，均表明早期秦文化与商文化有着某种渊源关系，结合文献记载秦远祖与商王朝的密切关系，从而可以肯定秦族、秦文化东来的这一历史事实。早期秦人正是在其先主率领下，从东方来到天水一带，与西戎各族杂居，以保卫西周门户而获得西周王朝的承认和发展。在这一历史进程中，秦人惨淡经营，几度荣衰，不惜失地亡君，终于由附庸而大夫，由大夫而诸候，逐渐强大起来，秦人在回归华夏文化的艰苦奋斗过程中，一方面积极从先进的中原华夏文化中吸收养料，促进了自身社会制度的进步和经济的飞速发展。另一方面，又在与戎人的频繁接触中，吸收了西戎游牧文化中彪悍勇敢、长于骑射征伐的精神。这也成为天水秦文化的一个主要特征，它为后来秦人东进关中平原，继而统一六国，成就一代霸业打下了坚实基础。

三国的遗迹与传说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魏、蜀、吴三国逐鹿中原。天水地处关中、巴蜀和陇右三地交汇之处，素有匡复汉室雄心的诸葛亮亲率蜀军，一生六出祁山，九伐中原，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从当时地形条件、交通状况和后勤保障能力来看，大规模的蜀军北伐无法从汉中翻越高大险峻的秦岭山系进取长安。而从汉中出发，向西经过略为平缓的陇南徽成盆地和西礼山丘地带，出祁山夺取天水渭河谷地，依靠当地的粮食和氐、羌等世族部落支持，再挥师东进，拿下长安，继而进攻洛阳，不失为一条稳妥的军事进攻路线。自关羽丢失荆州后，汉中、陇南、天水一带就成为魏蜀两国交兵的主要战场，其中天水以其突出的战略位置成为双方争夺的要地，《三国演义》中许多著名的故事，如六出祁山、智收姜维、计杀张郃等都发生在天水境内，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诸葛亮挥泪斩马谡”，它的发生地就在天水市秦城区东北100公里处的秦安县陇城镇，这是历史上一处重要的军事关隘。诸葛亮第一次出祁山，魏派大将军张鸽率军西援抗蜀，双方争夺的焦点即街亭。这里至今还保留有“乱骨堆”、“大营”、“常营”、“万人坟”等战场遗存，并有弩机、马刺等遗物出土。街亭、天水关、木门道、诸葛军垒、姜维墓等三国遗址至今仍有保留。游历其间，仿佛又使人滞身于刀光剑影、金戈铁马的历史场景之中，难免使人发出“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感叹。正是这些厚重的三国遗存构成了天水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页，成就了天水的盛名，也为今天人们留下众多可以缅怀和凭吊的文化遗产。

石窟艺术的长廊 随着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开通了历史上著名的丝绸之路，天水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丝绸之路南线的交通要道。从长安出发，沿渭河西行至宝鸡，略北折沿千阳、陇县、张家川、清水至天水，再沿渭水西北行，经甘谷、武山、陇西到临洮，再西行经永靖炳灵寺附近过黄河，到永登后翻过乌鞘岭进入河西走廊，是丝绸之路南线中非常重要的一段。东汉初年，佛教传入中土，魏晋南北朝时期，在统治者和社会各阶层信众狂热支持下，同全国一样，天水地区的佛教发展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辉煌时期。以石窟寺为代表的佛教艺术就是其中的一朵奇葩，可以说，天水境内，丝绸之路所经的渭水沿线堪称“石窟走廊”，其时代从十六国后秦一直延续到宋、元、明、清时期，历经1600多年而不衰。其中山势奇特、规模宏大的麦积山石窟在中国石窟艺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也是天水石窟艺术之源（详见后文）。在麦积山石窟影响下，其周边分布有宋代开凿的豆积山石窟，北魏开凿、明清大盛的仙人崖石窟，明清开凿的千佛洞、碧莲洞石窟。从甘谷到武山一线的渭水两岸，人口稠密、村镇众多，是天水境内石窟寺最为密集的区域之一，甘谷境内有唐代开凿的大像山石窟，明清开凿的显龙洞、华盖寺、马务寺、杨家洞、朝阳洞石窟。武山境内有北周开凿，历经隋、宋、元、明、清的水帘洞石窟群，唐宋开凿，明清鼎盛的木梯寺石窟，明清开凿的鲁班山、铁笼山、平凤山、禅定寺、灵岩寺、九间洞石窟等，这十多处规模不等、时代风貌各异的石窟寺，犹如一颗颗珍珠镶嵌于渭河两岸，是天水一带佛教繁荣的历史见证。

天水境内石窟寺分布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