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七中荣誉校友晁立山的青春风采记录

2023-12-05 百科知识版权反馈

【摘要】：蓬生麻中，不扶而直晁立山晁立山1992届校友。在紧张的学习生活之外，我们还开展了丰富而又有意义的班级活动。由于品学兼优，在高中二年级，我荣幸地获得了首届校友奖学金。北京不仅是国家的政治文化中心，同时也是一座悠久历史的名城。不论是在加拿大、日本，还是在法国、美国，相关厂家都表示，卖整机设备可以，但对于引进生产线和技术转让，特别是引进大规模集成电路的要求，“不予考虑”。

蓬生麻中，不扶而直

晁立山

1992届校友。首届“六年一贯制”实验班学生，首届（1991年）校友奖学金获得者，1992年考入北京邮电大学。现为爱立信公司上海研发中心项目经理。

人生似乎就是一个个机遇，机遇总是青睐有准备的人。

1986年我小学毕业，通过考试，顺利地进入南航附中。恰逢附中招收第一届实验班，在父母的鼓励下，我报考了实验班。考试的那天是父亲陪我去的，以示重视。我对考试的内容已经记不大清了，唯一让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语文考试的最后一题是按照要求拟写一份电报。这个对我一个小学毕业生来说颇有些新奇。平时的生活经验告诉我，电报是论字收费的。这道题实际上就要求以极精简的字数表达出完整的内容，并且要求贴近实际。

现在回想，其实这道题就体现了实验班的精神和倡导，那就是“创新和务实”。

中学六年的学习生活紧张而又充实。

由于是实验班，实行六年一贯制教学，免除了初中升高中的考试和选拔，老师有了更多的和自主的创新性教学。比方说在英语教学中，我们的毛逸民老师就提前进行了英语音标教学，使我们能够在学习了英文字母之后就可以通过查阅字典来朗读和掌握新的英语单词。此外她还开创性地从初一下学期就进行了全英文的授课，这从一开始就培养了我们的英语语感，也迫使我们在这45分钟的时间里用英语思考和交流。在物理教学中，许在平老师将高三才进行的几何光学教学拿到了初三上学期。在具备了几何的基础知识后，我们几乎不费什么力气就掌握了这部分知识。再比如，在初中数学的教学中，我们使用了全新的教材，教材寓自学于教和辅之中，使我们很早就学会运用已知的知识去构建新的知识体系，进而寻求答案。

在紧张的学习生活之外，我们还开展了丰富而又有意义的班级活动。由于是第一届实验班，我们在初一入学后没多久就进行了“学军”。我还记得在学军中，学校特地请来了老红军，给我们介绍抗日战争中艰苦的岁月，以及奇袭阳明堡的胜利，鼓励我们珍惜当前的学习条件，以报效国家。此外，为了开阔视野，学校还经常组织我们到一些科研院所参观。比如我们很早就参观了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计算机中心，整洁明亮的机房以及不断运转的数据带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到了初中三年级，在老师的支持下我们实验五班同学还进行了班长的公开选举。就像今天的选举一样，参选的同学认真准备了竞选提纲，而且接受了全班同学的提问。最后在无记名投票中，产生了第一位同学们自选的班长（季宁程）。同学六年，大家的友谊和感情都非常好，直到今天我们还保持着联系。季君现在在澳洲发展。

进入高中后，在我们的班主任及化学老师王秀琴的鼓励下，我参加了一些校外省市级的化学和物理竞赛，取得了一些名次，为自己也为学校赢得了荣誉。由于品学兼优，在高中二年级，我荣幸地获得了首届校友奖学金。这是我第一次获得这样的荣誉，它对我的意义远远超过了我后来在大学和工作中获得的其他荣誉。直到今天，它还鞭策我不断进取。(www.chuimin.cn)

1992年，我参加高考并以第一志愿被北京邮电学院（现改名为北京邮电大学）录取。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次考试中，我取得了物理满分的好成绩，这要感谢许在平老师对我的关心和帮助。在大学，班上的同学来自全国各地，都是各个地方的佼佼者。没有了家庭的约束，生活和学习一下子全搬进了学校，个人的成长和进步就全靠自己的计划和努力。凭借着在中学实验班打下的扎实基础和良好的学习习惯以及学习方法，我学习成绩很快就进入班级的前列，并在第一学年结束时获得了校二等奖学金。此后每年都能获得校或班级的各类奖学金以及表彰。这不能不感谢中学母校以及各位老师对我的关心和培养。大学生活除了学习之外，还有各种丰富多彩的文体以及学生会的活动。在学习之余，我也适当地参加了一些活动并承担了一些工作。这些不仅锻炼了我的能力，也丰富了我的社会阅历。北京不仅是国家的政治文化中心，同时也是一座悠久历史的名城。借着在北京读书的机会，我也游历了一些名胜古迹，既有展示我们民族聪明才智的古长城、故宫、颐和园等等，也有见证了屈辱历史的圆明园、卢沟桥等。兴奋和沮丧都深深地留在了我的记忆中。

1996年，大学毕业我没有等待学校的分配，而是选择去了上海贝尔公司。这是一家大型合资企业，也是我国通信领域及高新技术领域的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上海贝尔公司成立于1984年，当时我们国家刚刚开始改革开放，国际环境还有待改善，特别是主要西方国家在高新技术方面对我实行封锁的局面还没有改变，有的国家则从自身的经济利益考虑，对技术转让附加苛刻条件。这使得我们寻找国外合作伙伴、引进先进数字程控技术面临重重困难。可以说，中国当时走的是一条充满艰辛曲折的道路。程控技术引进当中遇到的困难首当其冲的就是政治上“巴统”在高技术方面的封锁和限制。不论是在加拿大、日本，还是在法国、美国，相关厂家都表示，卖整机设备可以，但对于引进生产线和技术转让，特别是引进大规模集成电路的要求，“不予考虑”。除此而外，这些企业之所以不愿转让技术，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电信业后来的发展潜力估计不足，对中国电信市场的前景不抱乐观态度。在国家“以市场换技术”方针以及“引进、消化吸收、创新”三个层次发展战略的指导下，上海贝尔作为中国通信行业内首家合资企业，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者，上海贝尔的成立标志着我国通信业第一次打开国门，并迅速成为以市场换技术，实现国内技术改造和产业进步的成功范例，成为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企业“引进来”的模板。正是由于它的存在，国外电信设备企业无法再进行垄断性销售，使国家的电信建设成本大幅下降。在上海贝尔的带动下，本土电信企业不断成长，涌现出“巨大中华”（巨龙、大唐、中兴和华为），并且成功地走出国门，这是后话。

在上海贝尔，我进入了程控交换机的售后技术支持部门。售后支持对技术要求很高，作为新进的员工，我积极地向老员工和外方技术专家请教，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掌握了必要的知识，并且建立了自己的主攻方向——远端接入模块。当时的市场状况是，大型程控交换机主要面对大城市或人口密集地区，而在乡镇或偏远地区，远端接入模块由于配置灵活有着相当的优势，因而这种产品一时成为热门。作为这个作品的技术支持，不经意间，我参与并见证了一个极富历史性的事件。那是在1998年5月份，我们技术支持部突然接到陕西分公司的一个紧急要求，要在西安市内安装一个远端接入模块，而棘手的问题是与之相应的局端没有合适的配套设备。按照既定的标准流程，因为不具备条件，这样的要求一般会被公司总部拒绝。但是这次例外，因为美国总统克林顿即将于6月份访华，而他访华的第一站就是西安。为了配合克林顿访华的新闻报道，要在他下榻的宾馆开通宽带接入。当时开通宽带可不像现在这么方便，打个电话就可以申请到，并且现实的情况是那时的西安市还没有商用化的宽带。经过分析公司决定采用远端模块来试一试，由于不具备相应的条件，当时谁也没有成功的把握。带着公司的期望，我和我的小组很快飞到西安。通过与西安电信相关人员分析，我们选定了实施的方案。配合的局端没有相应的设备，安装新的设备时间又不允许，我们就现场改造设备。在保持原有硬件不变的前提下，我更新了软件及配置数据，将其成功转换功能并投入使用。与此同时，小组的另一位成员在宾馆附近的一个局安装了紧急运来的远端接入模块。基础工作完成之后，我们就开始了联调。这中间又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都被我们一一化解。终于，在一星期之内，我们完成了全部的调试工作，顺利地将首个商用宽带设备在克林顿访华前交付西安电信，圆满地完成了公司的任务。紧张的工作，使我在这次出差中都没有机会浏览西安的众多名胜，回想起来略有些遗憾。

1998年秋天，因为个人发展，我离开了上海贝尔，进入了爱立信中国研发中心。而后应工作需要，我于1999年夏天和秋天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公司研发总部做了短期工作。借助这个短期工作机会，我能以近距离观察这个国家。瑞典是个美丽而宁静的北欧国家，它位于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东部。东北部与芬兰接壤，西部和西北部与挪威为邻，东濒波罗的海和卡特加特海峡，西南临北海，并与丹麦隔海相望。它的人口约有900万，相当于上海市常住人口的一半。比较有意思的是，瑞典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女权国家”。瑞典的议会中，女议员的比例约占40%，而瑞典妇女在社会活动中比男人更活跃，据统计，在瑞典的对外贸易活动，女人创造的价值占了近60%。瑞典没有什么太多的自然资源，想要生存，就要向外“讨生活”。在九至十世纪，瑞典因维京人（又名北欧海盗）的出没而闻名。近代，瑞典以和平立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均保持中立。这也使它能在两次大战后的重建中获益。瑞典普及高等教育，使得全民的素质极高。这从瑞典所拥有的全球知名公司可见一斑。比如我所在的爱立信，是全球最大的移动电信设备供应商。此外，诸如ABB——全球最大的矿山机械供应商，沃尔沃、萨博——全球知名的汽车生产商，利乐——全球最大的常温奶密封包装生产商，宜家——全球最知名的家具生产及销售商等等。瑞典还有一个举世闻名的以个人命名的奖励——诺贝尔奖。作为一个外国人，使用英语在瑞典生活和工作绝对不会有任何障碍。

爱立信作为一个国际化的公司，在全球许多国家建立了研发中心，研发中心之间有隶属关系。在爱立信工作时间长了，就感觉到，这种隶属关系实际上就反映了公司总部对外的信任程度，更进一步说，这也体现为以欧洲发达国家为中心向发展中国家辐射的状态。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总项目和总项目经理的职位一般都被控制在欧洲的研发中心，中国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研发中心只会有些分项目。分项目接受总项目的指导和控制。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极力想通过自己和同事们的努力，提升爱立信上海研发中心的地位。举个例子，2004年，因为工作出色，我被提升为一个研发部门的经理。2006年，因为上海研发中心的转型，我们部门与爱立信德国研发中心建立了联系，并且在工作上接受他们的指导。同时接受德国研发中心指导的还有希腊、克罗地亚、波兰以及西班牙等国的研发中心。德国人工作极为认真，要求也比较严格。但另一方面，他们不太信任其他的研发中心。在德国人的心目中，普遍的想法就是在中国建立研发中心的目的就是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当我们刚接受他们指导时，他们会以各种各样的借口隔三岔五地检查我们的进度以及质量。有一点点问题，他们就会在项目联席会议上高调批评，并要求检讨，使得我们上海中心的压力大，气氛差，情绪低迷。作为部门经理，我虽然不直接参与项目，但也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怎么改变德国人对我们的印象，如何使项目运行的更加顺利，成为我们的首要议题。经过反复研究，我们认为还是要从改善沟通做起，要让他们知道我们所做的。我们抓住开各种会议的机会，积极发言，解释做法展示进度。此外，还通过培训了解东西方沟通方式上的差异。比方说同样回答“好的（OK）”，西方一般认为这表示接受了任务，并且会按规定完成。而中国人却仅仅认为是知道了这件事，而不是任何承诺。此外，西方人习惯于在承诺前列举各种可能的坏结果，一旦出现问题的“苗头（RISK）”，就大声嚷嚷，希望上下左右都知道。而中国人一般闷头做，出了问题也不声张，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在问题失控前解决掉。西方人提前嚷嚷，虽然感觉有时会小题大做，但项目会据此提前做好相应的准备。中国人不声张，虽然多数问题能被解决掉，但是问题一旦失控，项目会措手不及，影响极坏。了解了游戏规则，我们就积极主动的改变自己，让自己尽快地进入角色。本来我们做得就不差，再加上主动了解对方，与对方积极沟通，事情很快就有了起色。当产品交付出去，接受了市场的考验，德国人对我们的看法就有了极大的改变。

到了2007年下半年，因为工作出色，反应迅速，上海研发中心收到了德国研发中心的表彰，德国研发中心的高层居然让我们介绍经验，让我们检视并改进德国研发中心的流程。当然我们心中清楚，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虽然我们有很大的提升，但还不到我们来改变游戏规则的程度。不过这也是对我们工作的一个认可，让他们认识到，我们的工作不仅仅以成本取胜，而且我们的质量也是过硬的，结果是令人放心的。

到了2008年9月份，我从部门经理转变为项目经理，并被调到一个全新的产品领域，全权负责一个产品的开发。这是一个较新的产品，不仅用于现在的基于IP的固定网络和当前热门的第三代移动网（俗称3G）中，而且也将运用于第四代移动网（简称LTE）。此外这个项目和我以前做的项目还有所不同，项目的参与人员有将近50人，不仅仅有在我们上海的研发中心，还有一些项目组成员工作于瑞典、芬兰以及匈牙利等地。如何与他们进行良好和有效的沟通将关系到项目的成败。除了定期例行的电话会议之外，我还要飞去与他们交流进度，协商、探讨以及解决问题。这些既让我感觉到责任在肩的压力，也让我有一种一展身手的快意。正应了当前的一句时髦话，“痛并快乐着”。好在中学期间打好的英语底子，使我得以胜任这项工作。现在项目还在良好地运动当中。

回想起自己的经历，感慨万千。跨国公司内部各国家研发中心的关系反映了相应国家的实力，而国家实力的提升离不开每一个国民的努力。而我在这个行业的十来年正好目睹了国家实力的上升，同时也做出了自己一份应尽的贡献。

今年，母校南航附中迎来了建校75周年的华诞。虽然离开附中已有17个年头，但是在附中的学习和生活还时常清晰地浮现在眼前，学校和老师的谆谆教诲还经常在耳边响起。“务实和创新，做个有益于社会的人”将永远鞭策我前行。

南京七中荣誉校友晁立山的青春风采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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