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七中校友风采录：初中肄业生许总成为学术带头人

从初中肄业生到跨世纪学术带头人——记江苏社科院研究员许总

董克信

许　总

1967届校友。“文革”期间上初中，失去上学机会。后下放农村。依靠自学，考入江苏社科院，从杜甫诗诗研究开始。陆续著有《唐诗史》、《宋诗史》等12部专著，达700余万字。三次获省政府优秀成果奖，被破格评为研究员、江苏省首批跨世纪学术带头人。

江苏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许总，尚在“不惑”之年，便已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特别是在唐宋诗学研究上，取得了相当的业绩。

10年来，他出版的专著有《杜诗学发微》、《宋诗史》、《唐诗史》、《唐诗体派论》、《古史诗钅咸注折》、《杜甫论的新构想》、《杜计学通论》、《杜甫律诗揽胜》、《宋诗：以新变再造辉煌》、《宋明理学与文学》、《民族心灵的绝唱》、《唐诗精品集》，计12部近500万字；加上发表的200余篇论文，其著述已达700万言（还不包括他的译著）。

许总的论著不仅数量可观，其质量也属一流。在国内外引起极大反响。然而，更令人惊奇的是，如今已是研究员、教授的许总，既没有上过大学，也没上过高中，甚至连初中也没读完。他的最高学历是南京七中（今南航附中）初中肄业。

1954年，许总出生在南京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父亲许永璋曾经做过公务员、中学教师、大学教授。1957年他被划为“极右”，因此被赶下讲台，发落到大连山劳改。直到1960年，因在劳改中左膝盖骨粉碎性骨折（后又发展为骨髓炎）及妻子去世，家中七个子女无人照料，许永璋才得以返回家中。

当年，许总6岁，该上学了。然而，因为父亲是“右派”，他不能上公立小学，只有进民办小学。因为教室不够，每天只上半天课。这倒给了许总很多的自学机会，他在父亲的指导下，学习古典诗词，练习书法。许总对诗歌的悟性极高，一首《木兰辞》，他一刻钟就背出来了；即使像《孔雀东南飞》那样的长诗，他也只消半个小时，即能背诵。8岁时，他曾作过一首七绝《初渡长江》：“脚踏高轮一望开，波涛滚滚上游来。六朝烟景通南北，横跨长江第一回。”许总的书法在同龄孩子中也堪称佼佼者。三年级时，他在南京市小学生书法比赛中，竟获得第二名；五年级时，他的作文被拿到白下区小教系统当作范文评讲。

1967年，许总升入初中。正当他渴求文化知识之际，学校却停课闹“革命”，许多同学都去“大串联”，许总没有资格参加，只能躲在家里读书、写诗、练字。后来，他回忆说：“我的古典文学基础以及写作格律诗、书法的基本功，主要是在这两年中打下的。那时，家中数千册书籍几乎全部被抄走，只幸存几本杜诗，于是我就逐首背诵、抄录、默写，并作一些简单的分析。”

1970年春，父亲带着他和姐姐、弟弟被下放到安徽桐城老家一个偏僻的山村。这时，许总的几本杜诗连同他自己抄读、默写的杜诗和笔记也被没收了。但他并不灰心，想方设法到处借书，居然在农民家和供销社的包装纸中找到了珍贵的刻印本古籍《唐诗三百首》、《西厢记》、《杜甫诗选》等。他如获至宝，在白天繁重的劳动之余，夜晚就着一盏昏暗的油灯，一字不漏地用小楷抄录下来。有一次，他正满头大汗利用工休的10分钟在田间抄书，被一个下放干部看见了。他非常惊讶地问小许在这样的环境中为什么还有这么大的劲头。许总说：这些都是祖国灿烂的文化遗产、宝贵的精神财富，现在没有用，将来一定会有用的。当时，他就抱定一个宗旨，要为研究祖国的古代文化遗产贡献自己的一生。于是，将自己的寒舍命名为“抱一轩”。

农业劳动十分艰苦，许总想，不如学剃头。他买了理发工具，便无师自通地给农民剃起头来。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他都热情服务。有一次，许总不小心将一个孩子的头剃破了，弄得孩子家长不依不饶。看来，这剃头师傅也不能干了。当时农村缺医少药，正需要大批的“赤脚医生”。于是，许总买了一本《针灸大全》，又自学起针灸来。经过在自己身上的一番试验，他开始当起赤脚医生。只要有人求治，许总便对照医书“按图索骥”，找准穴位，一针下去，疗效居然不错。

正当许总赤脚医生当得红火的时候，一个意外的机遇来了。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日本将举办一次中日青年书法展。许总的书法作品被选中，这使他在小小的桐城乡下崭露头角。1976年底乡里有一个招工名额给了许总，许总喜出望外。经过短期培训，被分到南京大桥航道段。他终于又回到了阔别7年的第二故乡——南京。

许总当上了一名水手。在船上，不管机器如何轰鸣、船体如何颠簸，也不管同事们如何喧闹，他总是抓紧点滴时间努力学习。这期间，他系统地学习了大学中文系的全部课程，又重点攻读了一些唐宋作家的专集。1978年，他被调到航道分局机关工作，环境进一步改善。于是，许总开始在报刊上发表文章，阐发自己的一些学术观点。

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招聘研究人员，许总报考了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结果被录取，分配到江苏社科院，从辅助研究人员做起。

许总的第一个研究选题是杜甫。他从小热爱杜诗，一直幻想着开创一门杜甫学。研究杜甫原本是一大热门，但有人认为研究热门的人太多，不易出成果，因此故意避开。许总则认为，杜甫是研究不完的，一代有一代的理论，而历代对杜甫的研究还有不少谬误。如认为杜甫“忠君”，将杜甫抬到儒教正统的“诗圣”地位等等。许总决心踏着前人研究杜甫的足迹，以当代人的时代精神去开创杜甫研究的新领域，建立科学的杜诗学体系。

他先发表了《〈杜甫研究〉得失探》、《“诗圣”废名论》、《再论杜诗“忠君”说》等文章。到1988年完成了28万字的《杜诗学发微》。这是一本首次对杜诗研究史加以宏观描述和重点开掘的专著，试图从学术史的角度，同时也是从批评史的角度，开辟出杜诗研究中迄今尚为一片处女地的新领域。对杜诗艺术现象本身也进行了一些新探索和再评价。此书一出，即获学界好评。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王运熙在给许总的信中说：“大著内容丰富，有不少独到之见。关于‘诗经学’、‘文选学’、‘红学’，近人、今人均有专著，‘杜诗学’尚缺如，大著有开创之功。你的年龄很轻（许总时年34岁——笔者），而成绩斐然，尤令人起敬。”南开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罗宗强在致函中说：“《杜诗学发微》是对一个新领域的拓展，甚感钦佩。傅璇琮先生曾多次提到应对研究史进行研究，先生已先走一步……”湖南师大教授王昌猷在信中说：“全书建构宏伟，视野开阔，征引赡博，论证精微，特别是进行多面的观照和运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将杜诗学研究引向崭新的领域和壮观的高峰，确为建国以来古代文学研究界不可多得的学术成果，海内学人得以奇文共赏。”

此后，许总又写出了《杜甫论的新构想》、《杜诗学通论》等专著。

许总的研究成果，不仅在国内得到好评，在国外也引起热烈反响。新华社在1996年12月24日的电讯中有一则报道：“江苏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许总的一部杜诗学研究专著——《杜甫论的新构想》，已由日本研文出版社于最近出版，该书……由日本爱媛大学教授加滕国安先生译为日文并详加笺注解说，是一项中日学者长期合作研究的成果……据悉，加藤国安先生自80年代末即以许总杜诗学研究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并得到爱媛大学立项资助。1990年以来，加藤先生曾多次将许总的有关论文加以译注在日本公开发表，并在日本权威的学术刊物上撰文介绍许总的杜诗学研究及其他唐宋文学研究成就。”(www.chuimin.cn)

1990年3月，加藤国安在日本文部省《国际学术研究成果报告书》中写道：“我这三年间（1987—1989年）两次访问中国各地的高等院校与众多杰出的从事古典文学研究的学者进行了交流，其中给我留下最强烈印象的是江苏社会科学院的许总。许氏专业是古典文学理论，他以此运用于杜诗研究，并汇集了其与历来的杜诗研究完全不同的新成果。于1989年5月出版了以《杜诗学发微》为题的专著。读了这本书，由于其对杜诗研究史的整体的系统而科学的把握，从中国思想史、文学批评史、学术史等方面的视角加以分析，并导入现代美学理论，进行‘宏观’的考察，因而使人感到这是一部敏锐抓住杜诗研究史的本质的成功之作……”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许总又把研究课题转向宋诗。一般人都比较重视唐诗，而对宋诗往往有所忽略。文学史上的一贯提法是“唐诗宋词”。提到宋朝的文学成就好像就是词。其实诗仍是宋朝文学的主体，词被称为“诗余”。当然，我们不能忽视宋词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然而，宋词比之宋诗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是不可比拟的。单从数量上说，宋诗比宋词就要多出好几倍。就拿南宋著名词人陆游来说，他的词作不过数十首，而诗作竟有9 000多首。

为了正确评价宋诗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许总以一年时间完成了一部53万言的《宋诗史》。这是国内第一部宋诗通史。它对宋代众多的诗人，大量的作品，丰富的题材，多样的风格及其承传关系与嬗递轨迹进行了详细的评析与宏观的描述。它不同于一般文学史著作的纪传式或长编式写法，而是在以时为序、以人为目的同时，注重于描述之中的理论把握，在文化背景的铺展、诗人心态的显微、诗史整体结构的联结与叠合中立体地展开宋代诗史的逻辑与进程。许总认为，宋诗史的丰富性、变革性、自足性，联系着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既表现为普遍的文学现象，又显示出独特的文化特性，正是这种独特的文化特性，才是宋诗有别于传统诗歌的深层的特质与性格所在。这种对历来着眼于表层的语言风格特征的唐、宋诗之争以及褒贬不一的宋诗评价的超脱，实际上已经为建构一种新的艺术价值观念与文学批评准尺度提供了充分的可能与深刻的启迪。

四川大学中文系教授周裕锴在1993年第5期的《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上撰文评价说：“《宋诗史》这部著作的分量，倒不在于它是国内第一部宋诗通史，而在于其史论结合的内容……对诗歌内部发展规律与诗歌艺术技巧、表现手法的细微分析，构成了本书的又一特色……本书就这样在文化审视、心理分析和诗艺探微的有机结合的基础上，立体地展现了宋诗史的发展演变过程……作为第一部宋诗通史，本书博采众说而自有新意，立论平实而时见精辟……”

《宋诗史》完成后，许总于1991年初又投入到《唐诗史》的创作中。此书被列为江苏社科院重点研究课题，并获国家社科基金列项资助。许总深感任务艰巨，日夜奋战，终于以两年半的时间完成了这部95万字的鸿篇巨著——许总一改传统的史本位唐诗发展观，打破了以政治盛衰为依据的“四唐”（初唐、盛唐、中唐和晚唐）分期法。他指出过去这种以政治兴衰和时代变迁为依据，将文学发展和政治历史一体化的分期是与唐诗自身发展规律不相吻合的。后世所谓“诗必盛唐”，其实唐诗发展的最繁荣时期并不在盛唐，而是在天宝末年的大乱之后。又如按照“四唐”分期法，小李杜（李商隐、杜牧）被划为晚唐诗人，但事实上李商隐和杜牧比之划为中唐诗人的白居易不过只晚几年，而李商隐和杜牧的生活年代距唐亡尚有半个世纪，由此可见硬将小李杜划为晚唐诗人是不恰当的。许总在研究了唐诗史的演进历程之后，将唐诗的发展划分为六大阶段：承袭期、自立期、高峰期、扭变期、繁盛期、衰微期。这样就比较接近于唐诗发展的原态。

此外，许总在《唐诗史》中还对以往许多不科学的论断一一作出订正，并提出自己的创见。如过去的学者认为格律诗创于“沈宋”（沈佺期、宋之问），经考证，许总认为唐诗格律化进程在于“初唐四杰”（卢照邻、骆宾王、王勃、杨炯），“文章四友”（李峤、崔融、杜审言、苏味道）和“沈宋”的合力推进，而“四杰”实具首创之功；又如许总认为七言排律始自崔融的《从军行》，打破了明人王世贞“创自老杜”的定论；再如许总认为开天时代并不存在一个所谓边塞诗派，边塞题材的创作与风骨审美表现乃是当时诗坛的普遍艺术现象与鲜明的时代特征……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虽一家之言，却言之凿凿，言而有据。

《唐诗史》出版后，亦引起极大的反响。安徽师大教授朱良志在1995年第5期的《文艺研究》上撰文评介说：“这是国内第一部隋唐五代时期的大型诗歌断代史。唐代诗歌反映了中国文学的最高成就，但是长期以来，我们却没有与之相称的唐诗史。这部著作的出版，我们似乎可以稍稍改变这种令人汗颜的处境。”“许总由此建立了以文本为中心，以作家心态为中介的研究思路……他的论述不在于打破‘四唐说’这一不够圆融的划分方法，而是一种文学观念的变革，即是要从政治中心论转到文学中心论，还文学以应有的地位。”

北京语言大学教授韩经太在1995年第4期《文学遗产》上发表文章对《唐诗史》评价说：“本书最基本的理论支点，是要超越长期以来史本位文学史观的制约，从而给世人一个诗本位的唐诗史……揭示出了较前人显然要清晰和生动的唐诗流变风貌，而且提供给人们一种接近和认识唐诗历史的思维方式……本书能超越前人格套而自辟蹊径，从而能发前人所未发。”

香港《大公报》也在1996年3月18日和8月11日发表专文介绍许总的《唐诗史》和《宋诗史》。说这两部诗史的完成，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十余年来，许总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勤奋耕耘，硕果累累。曾多次获奖。1997年，他被首批选拔为江苏省跨世纪学术带头人。

他这个学术带头人，自觉地担负起承前启后的重任。虽然他所在的社科院并没有培养研究生的任务，但由于他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所取得的非凡成就，引得慕名向其求教者络绎不绝。他总是来者不拒，悉心指导。葛红兵在扬州大学读硕士研究生时，选了一个《文学史本体论反思》的课题，一些学者对此持否定态度，弄得他犹豫不决。彷徨之中的葛红兵写了一封信给许总，征求他的意见。许总看了他的论文大纲后，给予了积极的评价，在肯定选题价值的同时，也指出其中的不足。葛按照许总的意见继续研究下去，终于获得成功。葛在取得硕士学位后，又考取了南京大学的古典文学博士研究生。在南京，他更是“近水楼台”，经常当面向许总请教。在许总帮助下，葛红兵已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他的专著《文学史学》完成后，特请许总为其作序。现在，葛红兵已取得博士学位，在许总推荐下，赴湖北大学执教。陕西师大副教授傅绍良在致函许总时说：“……目前正依先生所批之谬，对拙作细作修改……这些年，我过得很清苦，可只要一到图书馆望见您的《唐诗史》、《宋诗史》等鸿篇巨制，我就会激起一股力量，坚定了自己甘坐冷板凳的决心。”

许总成功了。他为此付出了艰辛的代价。对于只有初中学历的他来说，要攻克古典文学的堡垒，其艰难可想而知。此外，他还掌握了日文，并翻译出一部日文著作。

为了查阅大量的古文献资料，他曾日复一日地坐在南京图书馆古籍部的冷板凳上，苦苦寻觅。早上第一个踏进图书馆的大门，直到晚上闭馆才依依不舍地离去。那时他家中条件差，夏天在斗室中汗流浃背；冬天室内又太冷，他只好钻进厨房，在炉子上烧一壶开水来取暖。每当写作的时候，他总是废寝忘食地全身心投入。就拿写《唐诗史》来说，他每天从清晨一直工作到深夜，往往到凌晨两三点钟才能睡觉。其间，除了吃饭、如厕，几乎没有一点休息时间。由于伏案时间太长，1990年，他突然患了眩晕症，发作时，感到天旋地转，直想呕吐。经诊断，是由于颈椎骨质增生压迫到神经所致。当时，他一边治疗，一边坚持写作。后来，他听说用电脑打字，可以不用低头，于是便购置了一台电脑。然而，大概是荧光屏看得太久了，原本近视的他，又发生视网膜剥离，一只眼几近失明。最后，不得不住院进行手术治疗。

现在，他的《唐代名家诗解读》已付四川文艺出版社排印。正在撰写的《唐宋诗宏观结构论》是江苏“九五”规划课题，也已接近完成，只待眼疾痊愈，即可完篇。

成功了的许总觉得自己前面的路还很长：他打算在过去研究唐宋诗学的基础上，再写一本《唐宋诗学》。这一宏观结构的巨著，将使唐诗和宋诗研究从过去的分裂状态整合为一门学科。另外，在完成了两部断代诗史以后，他还将上延下续，计划写出《秦汉诗史》、《魏晋南北朝诗史》和《金元诗史》、《明诗史》、《清诗史》……由断代而通代，圆一个“重写文学史”的梦。这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他希望得到同道者的合作。我们衷心地祝愿他好梦成真。

1998年大暑于金陵

（本文原载1998年第12期《人物》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