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忆南航附中母校情，侯耀其校友风采录

难忘母校哺育情

侯耀其

侯耀其

1964届校友。毕业后由国家保送出国留学。学习西班牙语。1970年分配进入新华社。先后担任编辑、主任记者和译审。1987年在拉丁美洲国家担任新华社首席记者15年。

南航附中的前身——南京市立第七中学是我就读初、高中的母校，原先位于白下路一侧的八府塘街区，其南北两院门脸虽并不起眼，亦无高大的建筑群，但院内的校舍却很干净、舒适，教学环境和氛围也算清雅、协调，特别是其卫生和绿化状况多年一直享有省市和国家级先进单位的殊荣。曾记得，那整洁美丽、鸟语花香的校园，以及那开阔宽广的操场，都是当年七中人自己动手填埋死潭用劳动换来的，生动地体现了“艰苦朴素、勤劳好学”的优良校风。但就是这所并无像样规模的现代化教学大楼、其他设施，相当朴实无华的学校，却仰仗着大好时代的教育制度与融洽和谐的师生关系，为国家培育和造就出了一代又一代各类人才。直到现在，当年校园内的朗朗读书声和浓浓的师生情也常常闪现在我的脑海中，是那样的清晰，使我浮想联翩、心潮澎湃，难以忘怀那些激情燃烧的岁月和在母爱圣地受过哺育的点点滴滴。

常常有人把小学喻为人生中“梦想的温床”和“希望的摇篮”，把大学形容成“专业的海洋”和“成材的园林”，我则愿意把母校七中比作“成长的苗圃”、“育人的基地”、“腾飞的航站”和“素质的熔炉”。

我是1958年夏季跨入南京七中大门的。当年，我小学毕业后被保送到该校，开始了6个年头的中学生涯。人生第一重要的就是尽可能早地确立正确的前进方向，奠定前进的基础，而中学则是夯实人生基础的阶段。记得当时迎接我们进入初一（二）班的班主任是周启坤老师，她既对我们的学习和做人有严格要求，又在生活上像长辈对孩子般慈祥地关怀。在上初二和初三时，正赶上我国三年困难时期，同学们都吃不饱饭，尤其是我们这些住校男生更是每天饥肠辘辘，上课时难以精神集中。老师和辅导员（由本校高中优秀学生充当）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于是她们自己就少吃点，把节约下来的饭票送给我们，其实她们何尝不也是经常饿得发晕、发慌呀。每每想起这些，我总会感到无限的温暖，并有一种感激之情油然而生，也会为当年的少不更事而惭愧。虽然时间已过去半个世纪，但当时班主任周启坤老师和辅导员叶萍大姐（大学毕业后可能曾在无锡某单位工作过）以及另外一些老师给我们送饭票的情景却依然记忆犹新，那一双双温暖的手，那一张张还带着她们体温的饭票，我永生都不敢忘怀。

初中3年很快过去，就要考高中的我，由于家境困难，家长希望不要考高中了，我自己也想考中专或技术学校，早点参加工作以减少家庭经济负担。但时任毕业班班主任的董克信老师却多次找我谈话，做我的思想工作。他语重心长地说：“你的各科学习很好，放弃考读高中非常可惜，不能因为家境的一时困难而放弃前程。眼光要放长远点，以后还要争取上大学呢！更重要的是要明白你们每个学生不仅属于自己家庭的，更是属于国家的，国家培养一个学生不容易，你应该继续深造，将来报效祖国。”董老师的一席话，使我茅塞顿开，于是我最后改变了选择，报考了本校高中并被高分录取。

记得当年在我家里堂屋挂着我书写的一副对联：“春发其华，秋结其实；业精于勤，行成于思。”意思就是说有播种才有收获，有辛勤耕耘，才会有成果、成就和成功。高中3年我一直用这样的座右铭勉励自己，勤奋努力不辜负学校和老师的厚望。由于学习成绩优秀，高中毕业后我被选送到国外公费留学。现在到国外留学的人太多了，有公费的，有自费的，没有啥，但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确真是一件非常大事。当时的毕业班高三（四）班班主任是沈继琴老师，她对我的人生志向影响也很大，经常鼓励我要又红又专，要确立为祖国而学的目的，立志一辈子甘为孺子牛为人民耕耘、服务。其实，我的兴趣在数理化而不是文科，更不喜欢报考外语类专业。我几次试填的高考志愿表均为理工科大学，这一点作为化学老师的沈继琴心知肚明，但是她教导我要服从祖国的安排，站出来让祖国和人民挑选，祖国的召唤和安排就是自己的志愿，人民的利益和需要就是自己的兴趣。日后，我就是遵循老师的这些教诲不遗余力地把本人不感兴趣的文科专业逐步培养成自己的兴趣，并为此作为毕生倾情奋斗的目标。

根据国家对人民共和国成立20年后涉外工作大发展的形势展望及对相关专业人员需求所作预测提出的计划，高教部1964年夏季从北京、天津、上海和南京四大城市各选拔大约200名应届高中毕业生，在北京经过短期培训后送往国外留学。南京七中是享受市重点待遇的中学，市教育局从全校4个高三毕业班中初选的6名候选人中录取了4个。我所在的高三（四）班因生源基本是从初一就开始在本校就读的学生，加上中学6年连续学习英语之故，市教育局通过德智体全面考查确定了3人。当年7月高考前夕，我们七中4人（马徐州、程伟力、施秀珍和侯耀其）同南京其他重点中学被录取的共约200人一行在受到市委领导彭冲接见后匆匆上路赶往北京。接着，在几个月的短期集训中，高教部组织我们听取周恩来总理、北京市委书记彭真等中央首长和有关专家的报告，乘坐专列“南征北战”先后到北京、上海、沈阳、鞍山和抚顺的厂矿、农村参观学习，并接受涉外礼节、外事纪律的培训。通过集训和筛选后便被分派到法国、古巴、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坦桑尼亚、阿尔巴尼亚和澳门等地去学习。很幸运，被选送招收的南京七中4人没有一个被筛选出局。根据回忆，马徐州留学阿尔巴尼亚，回国后被分配到经贸部门工作；程伟力去了坦桑尼亚，传说后来曾在香港发展；而施秀珍和我则远渡重洋赴美洲国家古巴学习西班牙语，毕业后被分配到新华社工作。施秀珍（现叫施巍）后来从新华社岗位调换到北京外交人员服务局工作，为拉美一些国家的驻华代表机构担当文秘。而我一直在新华社供职，除在总社国际新闻编辑部当编辑和在河南当过半年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改革蹲点记者外，大部分时间基本长驻国外。仅在墨西哥、哥斯达黎加、巴拿马、哥伦比亚、古巴和智利等国的新华社驻点机构就相继工作和生活了20余年。在拉丁美洲，我从古巴等拉美国家人民身上学习到许多有益的东西，他们自强不息、生性乐观和热情奔放，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73年初，我进新华社工作后首次被通知派往墨西哥开设继哈瓦那和圣地亚哥分社之后在拉美的第三个分社，当时我是同期分进新华社的大学生中第一个派往国外长驻的。出国前我利用春节回南京探望父母，突然在家收到了贴着红纸的北京加急电报，说是为了让派出的记者在墨西哥总统埃切维里亚来华访问前到达墨西哥，需要我提前回京出国赴任。就这样，我立即动身返京，又急急忙忙地办了个人婚事，婚后3天就匆匆赶赴墨西哥。在墨西哥我和另一名记者组建了新华社墨西哥城分社。之后我又相继在哥斯达黎加的圣何塞分社和巴拿马的巴拿马城分社任翻译、记者，1987年，我被派往哥伦比亚担任波哥大分社的首席记者，之后我又作为分社的首席记者在古巴和智利两国长期工作和在阿根廷短期工作过。

墨西哥是美洲的文明古国，那里的文化底蕴和土著风俗十分丰富精彩，我在被两度派往这个仙人掌的国度长驻期间采写过不少展现有关传统文明和保护古文化宝藏的稿件，令人回味。中墨人民之间的友好交流和贸易往来源远流长，传说中的扶桑国，按照古书对其人文环境的描述，古代的墨西哥比日本更相像。一些中国学者研究认为，中国僧人慧深和尚公元5世纪出洋远游的扶桑国是指墨西哥，这表明慧深和尚是中国第一位云游美洲的旅行家，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早近千年。据记载，红木桅杆的中国帆船历史上曾从福建泉州出发经过马尼拉，沿着“海上丝绸之路”抵达过墨西哥太平洋港口。它把中国的丝绸、茶叶和瓷器等带到墨西哥，又把白银之国墨西哥的物产和银币鹰洋带到中国，为此墨西哥的鹰洋还曾在中国流通过许多年。记得1973年埃切维里亚总统访华时，周恩来总理曾把中国收藏的鹰洋作为国礼特意赠给墨西哥来访贵客，埃切维里亚回国后不久，我在驻墨使馆里看到了国内银行选送转去的被镶装在一个精致礼盒内的12枚鹰洋，时任大使熊向晖被委托代交给总统本人。墨西哥的土著居民从肤色、长相到语言单音节发音吐字同中国人有不少相似之处。根据墨西哥人类学家考证，这些土著居民即印第安人无论是其骨骼、牙齿、眼睛的结构或是多数人的血型，都有亚洲人的元素，甚至连中国和亚洲一些地区的初生婴儿长在臀部上特有的青斑，他们那里也一样雷同。墨西哥人把这种初生婴儿的青斑称之为蒙古斑，只有部分亚洲人和美洲印第安人专有，因此那里的人类学专家认定他们的祖先应该来自亚洲。

哥斯达黎加的国名从字面上理解意为富庶的海岸，的确，这个被誉称为中美洲花园的国度美丽富饶，农产丰富，且气候宜人，文化教育也比较发达。值得指出的是，哥斯达黎加因多年宣称民主、中立和取消军队，所以它又被称为美洲的瑞士。提起哥斯达黎加的南邻巴拿马，人们就想到闻名于世的巴拿马运河，在地理上它是南北美洲的分界线。巴拿马人骄傲地赞美运河是“人类的心脏，宇宙的桥梁，连接两大陆，沟通两大洋”。但是也有人认为巴拿马是一个没有工业、没有农业，甚至没有历史及文化的国家，因为它原是哥伦比亚的一个省，1903年为开凿运河脱离哥伦比亚而成了一块殖民飞地，故其真正自己的历史不过只有100余年，而之前则属于哥伦比亚。直到1999年12月14日运河回归巴拿马，巴拿马人才重新做了运河和运河区的主人。在这个中美洲地峡国家，与80多公里长的运河相平行的还有一条在开凿运河前建成、至今仍在运营的铁道和另一条现代化的洋际油面公路，这些交通枢纽设施使其太平洋和大西洋两端的港口成了天然的国际贸易货物集散地。由于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挂有巴拿马国旗的商船队、位于大西洋一端的科隆自由贸易区和从事银行服务的国际金融中心便伴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而应运而生。不少人到过巴拿马和参观过高出海平面26米、进出各分3级水闸的巴拿马运河，历史上为建造铁路和开凿运河也曾有大量的中国劳工到过铁路和运河工地，但最早乘船通过巴拿马运河的中国记者恐怕非新华社记者莫属。1985年，在运河开通七十周年之后，我应运河管理委员会邀请搭乘中国“洛河”号货轮从太平洋一侧的巴博亚港口起穿越了整个闸式运河抵达大西洋一侧，畅游了被誉为人类“世纪工程”的这条洋际水道。(www.chuimin.cn)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哥斯达黎加和巴拿马均同中国没有外交关系，而在中美洲6国中，新华社只在上述两国和尼加拉瓜设有分社。在那里，国家虽小，分社也不大，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工作十分繁杂，驻外记者除了完成采写新闻报道和推销新闻供稿等新华社日常主体业务外，还要为开展驻在国同我国政治、经贸、文化等方面的交流起到可能的联络和桥梁作用。由于我国当时在上述两国未设使、领馆，新华社分社还有责任关注当地的华人社会，在得到授权的情况下协助办理一些旅居当地的侨胞的事务。

昨天的新闻是今天的历史，今天的新闻将是明天的历史，记者应该是历史瞬间的见证者，对待历史所赋予的任务，记者的职责是对历史负责，向人民负责。做记者工作，当然有苦有乐、有险有荣，既需要有不辞辛劳，又得有不畏艰险的敬业精神。2008年，世界上以身殉职的各国新闻工作者继续超过100人以上。据业内不完全统计，自1996年以来，因在第一线采集新闻而献身的全球各媒体人员至少已达1 375人。新华社驻外记者虽受国家爱护，但在工作环境上所遭遇的危险同西方记者一样无处不在。20世纪80年代，同我在圣何塞分社合作过的外籍雇员罗伯托·克鲁斯前去哥斯达黎加与尼加拉瓜行边境执行采访任务时，被事先安放在记者会现场的炸弹炸断一条腿。90年代，在南斯拉夫工作岗位上献身的新华社驻外记者邵云环和在索马里进行战地采访而遭武装分子枪击腿部严重受伤的新华社驻外记者刘江也都是例子，还有在伊拉克战争和中东战乱中坚守岗位的新华社记者……

与外国同行相比，作为国家通讯社新华社驻外记者的工作条件和生活境遇，由于中国尚不富裕，犹显酸甜苦辣、可圈可点。尽管如此，正在走向世界的新华社却对其驻外记者提出全天候岗位责任制并在事发后两小时内须发出外文和中文报道的要求，也就是说驻在国发生的任何重大新闻（海外用户需要的外文版本优先，国内用户刊登的中文版本可稍后跟进）要分秒必争地与西方通讯社拼抢时效，因此整天忙得天昏地暗，白天黑夜不分，甚至连年节和假日也休息不了，工作经常超负荷。由于派驻分社人员编制有限，加上财力又不允许聘用足够的当地雇员，因此总觉得人力少、时间不够用而必须熬夜牺牲睡眠，有时还有分身乏术之感。为了不负重托、不辱使命，一年365天每天不仅需要瞪大双眼，保持高度的新闻敏感性去追踪新闻，而且要时刻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面对在第一线采访中可能遭遇暗算和其他危险的警觉。

记得在1984年巴拿马大选中，两派群众发生武斗。当反对派武装分子持枪对议会打砸抢时，停放在议会广场的分社汽车被砸，正在议会采访的我生命受到了突如其来的威胁。火光冲天，子弹横飞，在紧急情况下我冒着生命危险勇敢机智地抢上了在暴乱中被子弹和棍棒击碎了挡风玻璃和车窗的汽车，屁股坐在满是玻璃碴子的驾驶座上快速启动飞跑回分社发稿……提起哥伦比亚，人们除从报章上了解到该国以盛产咖啡、绿宝石、鲜花和美女著称外，还都熟知那是个贩毒集团、准军事组织和制造恐怖袭击的职业杀手十分猖狂的国度，同时该国反政府武装游击队的活动也异常活跃，暴力、暗杀、爆炸盛行，连偷盗抢劫也成风、司空见惯，用一句形象的话来说，就是记者每天都是顶着“雷”去采访，不知道每天会发生什么事情而被出现在当地报纸的头版上。记得1988年末我写的有关哥伦比亚缉毒斗争的年终稿被署名刊登在当地的一家报纸上，于是我受到了贩毒集团的关注并传来了对我的警告……尽管如此，由于新华社对哥伦比亚的报道和新闻销售不断进展，本人在外国驻这个南美国家的同行中也小有名气，我于1990年成功地获选为当地外国记者协会的领导成员。

考虑到古巴在拉美的政治和人文影响力，1993年初在该国经济最困难的时候我被新华社领导点名派往哈瓦那分社工作。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国际逆境下，美国的长期封锁给这个拉丁美洲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带来了严重的物质困难。由于燃料短缺造成经常停电，加上分社房屋年久失修、水电线路老化，我们的生存和发稿任务完成受到巨大的挑战。为了解决分社驻地供电不足问题，分社一边购买发电机准备自己手摇发电外，一边还同有关当局交涉，把我们分社和附近的妇产医院、旅游宾馆的自发电连接起来。此外，我还要求把分社驻地的供电线路同两个行政区域的居民供电线路同时连上，克服了该国经常分区停电的困扰，保证了分社发稿线路畅通。生活上我们也时常面临着求生存的问题，谁都想象不到，当年我们一筐洋白菜吃上一个星期，买一袋白薯当蔬菜吃。总之，我们战胜了种种困难，圆满地完成了各项任务。记得1995年的一天下午，古巴百万群众在哈瓦那冒着暴雨进行大规模反封锁游行，为了做现场报道并拍摄照片，当时知天命的我在古巴已是分社光杆首席，单枪匹马只身一人坚守岗位。由于风雨交加看不清障碍物，加上路面过滑，冒雨跑在群众队伍前头的我不幸摔倒在地致使腰脊椎和胯骨严重损伤，但想到古巴人民在逆势中组织这样声势浩大的反封锁游行示威与美国抗争真是可歌可泣，我坚持爬了起来并忍着剧烈伤痛在当地朋友的帮助下终于到傍晚才返回分社，返回分社的第一件事不是换干衣裤，也不是去治伤，而是赶紧完成外文和中文发稿任务。直到次日白天，我才去看医生。腰脊椎和胯骨残留下的病根至今仍然经常发作，让我痛苦不已。对于我在古巴艰难的情况下采写的报道，古巴有关当局（古共中央、外交部国际新闻中心及当地外国新闻监督机构等高层）和媒体用户给予高度评价，古巴外交部国际新闻中心和拉美社在我离任时还特别对我进行表彰和专门写信给新华社加以表扬，均认为新华社播发的有关古巴的报道很专业、很负责，客观、公正地反映了古巴的现状、古巴与美国的关系及古巴人民抗击美国封锁的斗争，有益于推动古中友好关系的发展，有益于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但是，这些报道自然也得罪了一部分人，他们躲在阴暗的角落向我及家人放暗箭，多次写匿名信威胁我们尽快离开这个加勒比岛国，否则就要结果我们的生命。然而我们光明正大，代表正义，不怕死亡威胁和恐吓……

在古巴，我不仅有强烈的工作责任心，而且也富于爱心和同情心，在物质条件极度困难的逆境中，我和我爱人对自己同胞的状况关怀备至，对至今已有160多年历史的古巴华人社会和一些孤苦伶仃的老侨更是关注有加，因为我们同是炎黄子孙，他们视我们是祖国派来的亲人。美洲最古老的华文报纸之一古巴《光华报》是一家具有悠久革命历史的报纸，但是人员经费紧张，房屋破旧，技术落后。报馆使用的铅字有些已经模糊不清、掉纹断角，排字工人年龄大，眼神差，报社负责人身兼主编、记者和翻译等数职。在古巴经济困难的时期，面临着关门的窘境。他们没有油墨，缺少新闻纸，于是我们给他们送去纸和墨，还给他们送去工具书，缺稿子时我爱人还给他们免费写稿子。国内访客给我们带来的米粉、酱豆腐，我爱人也舍不得吃而送给一些老侨。她还免费给一位教中文的古巴教师讲授中文，为他们录制汉语发音磁带。因此在我们任满离开古巴时，很多华侨为我们送行并眼含热泪拉着我们的手说：“谢谢你们对报馆工作的关心与支持和对我们生活上的帮助与照顾，从来没有人像你们这样对我们华侨华人这么好。”古巴最大的华人社团中华总会馆的领导在我离任时特意备了一大塑料口袋包子送给我们，他们感谢我们4年多来在恶劣条件下坚持与同胞们同甘共苦和对社团的支持和关爱，他们还笑着说，“古巴当前经济困难，华侨没有什么别的东西，这些包子你们留在路上吃，到了国内就好了。”这席话，这份情，使我们深为感动，真可谓血浓于水，这也是我那些年在“加勒比明珠”辛劳和感情付出的最佳回报。

从哈瓦那分社回到总社后，我被任命为国际部拉美编辑室负责人。在主持该编辑室工作的两年半中，我在自己的职责范围成功地组织了许多重要战役性报道和专题系列报道，并正确把握舆论导向、瞄准新闻市场，向新华社用户和读者奉献了大批优质稿件。其中指挥分社采写的有关拉美国家加强资本市场监管抵御金融风险、拉美国家重视环保工作和拉美国家加大扫毒力度等专题系列报道，可读性很强，受到了国内广大用户的欢迎，增加了拉美报道的分量和立体感。其间，我撰写的调研稿《拉美国家经济金融形势及前景》上报中央财经小组后极受重视，认为是对深入了解拉美经济形势和防范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具有现实的借鉴和参考价值。本人编辑的巴拿马运河回归祖国的侧记《收复运河主权　当好运河主人》，获得1999年国务院国际新闻全国三等奖。20世纪最后的那些年，在过去采访和调研的基础上我发表了不少调研文章、专稿和专论。由于我对古巴有深刻的了解和研究，被认为是古巴问题专家，先后接受音像中心关于古巴问题的访谈及该中心为中央电视台录制的古巴专题节目，并应邀参加中国社科院拉美所的专题研讨会。此外，我还应约为中国驻外记者文丛《随访纪行》撰写《回首岛国行　难忘中古情——记胡锦涛访问古巴》，为《世界风云人物》撰写《古巴领袖卡斯特罗》，为编辑《百国议会概览》撰写过一些书稿。

2000年，年近55岁的我又被派到南半球的智利，在那里工作了6年半，这也是我记者生涯的最后一站。形势在发展，时代在进步，作为世界大通讯社之一的新华社也要与时俱进，否则就跟不上网络时代和信息社会发展的步伐。由于国际局势复杂多变和我国应对政策随之调整跟进，所以驻外记者更要不断研究新形势，学习新知识和掌握新政策。如果不继续学习进取就不能开拓创新、胜任工作。作为驻外分社的负责人和相关报道的组织者、指挥者，在这最后一站我仍一如既往地抓好日常报道和新闻落地，带好青年记者，科学管理好分社。年纪大，我更要做好表率，依然需要不断更新知识结构，做一名技艺多面的现代人。既会采购、又会采访；既会生活、又能发稿；既会讲外语，又有新闻敏感性；既会发文字稿，又会摄影，既能写中文稿件，又能写外文稿件；既要会搞政治、经济报道，又要会从事社会、文化和体育等方面的报道，既要会开车、又要会发报；既要会用电传、文传和电脑，又要会上网传发文字和图片稿件。总之，每个驻外记者都既要是高素质的专业人员，又要是具备多面手技能的普通劳动者。2005年8月，因多次见面而认识我的智利总统拉戈斯，在总统府拉莫内达宫会见前去访问的新华社社长时告知他说：“侯先生是个好记者。”

在自己20余年的驻外记者生涯中，我不仅采访了众多的黎民百姓、专家权威，而且也采访过不少政要名流，其中包括墨西哥、哥斯达黎加、巴拿马、哥伦比亚和智利的总统和当选总统，也包括反美英雄、古巴革命最高领导人卡斯特罗和委内瑞拉现任总统查韦斯以及曾出访拉美的联合国秘书长和美国总统。与此同时，我也曾有机会多次荣幸地参加江泽民、胡锦涛等中国领导人的出访，报道对我国改革开放有参考意义的报道，其中一些报道还曾受到过相关中央领导的关注、审改或批阅。记得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急需了解和借鉴国外如何发展经济的经验和做法，根据编辑部的工作提示，我于上世纪80年代初先后采写过位于墨美边境的墨西哥北部客户工业（来料加工业）以及巴拿马科隆自由贸易区和巴拿马发展博彩业等稿件。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程的深化，我又于本世纪初在世界铜矿之国智利对南美洲这一对外经贸样板国不断调整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模式及其银行业的情况加以介绍，以供国内有关部门在制订政策、有关行业和专家在提出建议时作为参考和选择。

由于工作成绩显著，本人于1999年、2000年、2001年、2002年和2005年相继5个年头被组织上评定为优秀，这些荣誉为我36年的新闻从业生涯画上了圆满的句号。2006年6月底我彻底回国并于当年8月从工作岗位上退下，这时正赶上我国为筹办2008年北京奥运会招募志愿者，为了发挥余热、向奥运提供语言服务，我通过欧美同学会积极报了名。可是由于年龄偏大和身体欠佳，奥组委最后只把我列作一名拉美国家参赛代表团的备用联络员。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之前的一段时间里，我还为一位报名奥运志愿者的中科院博士生义务辅导西班牙语。

2009年，与新中国同龄的南京七中迎来了建校六十周年，在喜庆和纪念这一华诞之际，我思绪万千、百感交集、感慨无限，十分怀念母校及恩师们，还有那些受到爱心哺育成长的校友们。忆往昔，峥嵘岁月稠；看今朝，黄金时代牛。可谓盛世庆华诞，七中六十秋，桃李满天下，美名传九州，月是故乡明，恩数父母厚，人在南北走，难忘师和友，少壮勤耕耘，老大定有收，但愿人长久，可惜已白头，人到黄昏后，热盼再聚首……

2009年2月10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