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七中校友风采录：青春校园生活终身受益

七中的校园生活让我终身受益

耿学斌

耿学斌

1961届校友。1965年南京无线电工业学校毕业。分配到成都708厂工作。1996年被评为高级电气工程师。参与设计的真空炉项目，获电子工业部科技进步二等奖。本人设计的产品“新型磁性调压器”获得国家实用新型专利，填补了该项技术在国内的空白。有多篇技术论文在国内专业核心期刊上发表。

一、考入七中，走读初一

我是1958年夏，从南京中和桥小学毕业，然后被南京七中录取读初中的。1961年夏又从南京七中初中毕业，考入南京无线电工业学校。

1958年正是大跃进的年代，除了成绩太差的外，很容易考上初中，落榜的人不太多。比如我在中和桥小学的同班同学中，只有学习成绩太差的少数同学未考取初中。我当时选择考七中，因为她是省试点中学，在南京虽算不上是特别好的学校但也不差，而且离位于响水桥的家也不算很远。

1958年9月，我到七中读初中，编入初一（2）班。班主任是赵洁如老师（女），教我们语文。初一下半期，班主任换成了音乐教师周启昆。

我们的少先队辅导员姓金，是高中一年级的女同学。初一下半期，我们的少先队辅导员又换成了叶萍。叶萍过子不高，白皙的脸上布满了微笑。她为人和蔼，纠正我们的错误言行时，用那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加上甜甜的微笑，便可以使同学们心悦诚服。我们升入初三、她升入高三时，她被学校保送到军事学院深造。9·13林彪事件后，她受到牵连而被审查，1978年后解脱，在无锡微电子研究所退休。

进校后，我便看到很多大字报，吊在一些房间和走道里。一些老师为这些大字报而垂头丧气，让我感受到了大鸣大放的余威。不过那时我毕竟还小，不关心那些大字报的内容。开学不久，我们就被安排有勤工俭学的任务，像从猪毛里面选猪鬃，给厂家作牙刷。我们也纳过鞋底，糊过地球仪。

不久，学校也开始炼钢铁，一处空地挖了一个坑，便成了炼钢炉。我对这炼钢的事倒是蛮感兴趣的，觉得好玩。有一个星期，学校安排我们班去九龙桥一个炼钢厂敲矿石，到夜里还有一顿饭供应。我们在那里敲啊敲的，因为我们毕竟还小，感到好累好困，好不容易到了夜里该下班的时候，却是已经不想吃那本来感兴趣的夜班饭了，只想睡觉。当我们回到学校的教室时，我们又兴奋起来，相互打闹，直到各自趴倒桌子上睡着为止。

我们初一（2）班里，有几个中和桥小学的同班同学，他们是杨□□及田祥盛、陈军明等。杨□□的学习成绩除了英语外，依然像小学时那样在全班数一数二。不知为什么他不喜欢学习外语，他带头放弃了英语的学习，考试时带头交白卷。那时的规定，一门副科不及格，可以升级。当时好像规定两门副科不及格，经补考后仍不及格时便要留级。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杨□□坚持放弃英语学习，结果没有领到毕业证书，只领取了肄业证书。要知道，1961年正是大荒之年，所有大学、中专、中学都在大幅度减少招生名额，升学率较低。那时考上中专的难度，比现在考上大学还要难。据后来所知，我们班上50多位同学只有不到二分之一的同学考上高中，其中还包括考上中专的5人。因此，如果没有毕业证书，而以肄业证书的资格，想要考取名牌中专校，一般情况下是不可能的。而事实是，考取中专的5人中，就有只拿到肄业证书的杨□□，他被比较有名气的南京某中专校录取。可以想象出，杨□□一定是以比一般被录取的考生更优异的成绩，考入这所学校的。我想，他的这种以肄业证书的资格，考取比较有名气的中专校，当年在南京也许是独一无二的。

话又说回来，到七中读书后，我们班上很多走读的同学，有时利用中午休息的时间，去离学校很近的小人书摊，看几本小人书后再回教室休息。看小人书花的钱很少，一分钱可以看两本。像《三国演义》、《红楼梦》、《聊斋》及《水浒传》这些小人书，我都是在初一走读时，利用中午休息的时间看的。这些有趣的小人书，后来让我产生看原著的强烈愿望。于是，我借来《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小说阅读，感到特别好看。尤其是《三国演义》让我特别的喜欢，到“文革”结束，这本书我一共看了7遍，并作过读书摘要。因为“文革”中没有这类书可买，因此每看一本好书，我都要作读书摘要，以便记住这些好书的内容。

那时离学校远的走读生也蛮艰难的，首先中午吃饭就不那么如意。到七中后，我每天用一个不大的铁瓷碗装半斤米，带到学校的食堂去蒸。中午下课时，便去学校旁的八府塘菜场买2分钱酱菜，当下饭的菜吃。而后来食堂的工作人员告诉我，我那只铁瓷碗只能蒸3两多的米，每天他们都要将多余的米舀出来。我这才知道，怪不得那时天天总觉得，怎么半斤米的饭没有吃饱。这样的午饭我吃了两个月，快到冬季时，哥哥知道我天天吃那样的中午饭，觉得太差。为了让我中午可以吃好点，便让父亲去石门坎公社，预支了20元钱作为我后来两个月，在学校搭伙的费用。可是父亲却花了6元多钱，为我买来一双短统雨靴，以方便我在雨天去学校。我倒是很喜欢买来的雨靴，因为很实用。但哥哥对此不满意，认为对公社说了，是为了让我在学校搭伙才预支的钱，怎么能说话不算话呢。于是，他自己掏出8元钱，补给我作伙食费。我便于1958年11月开始在学校搭伙，一天三餐都在学校吃饭。

讲起来学校的伙食应比我带米蒸饭吃得好。可是对我而言，其实不然。首先，每天下午放学后，要等到5点半开饭，吃过晚饭后天就黑了。晚上我可不敢走通济门外城圩埂那条，当时可以说成是荒无人烟回家的路，而只敢走光华门这条回家的路。但是，走这条路我也害怕，因为出了光华门向右拐，便有一段500米左右，也是荒无人烟，而且有着很多坟包及一片树林的路段。到了晚上，这里的行人也很少，更给人一种阴森的感觉。而中和桥附近的新河（现今的江苏省武警汽车修理厂）也让我害怕，因为我儿时听过一些以讹传讹有关这里出现过水鬼的故事。到了响水桥便自然地会想到几年前，我曾看到过在离此不到150米的张家圩圩埂边，一颗老树上曾有人上吊自杀的景象：舌头伸出嘴边，瞪着双眼注视着前去围观的人们。刚开始，我还硬着头皮走回家。可是没有几天，我就受不了啦，因为那时我毕竟才12岁。母亲从我的言谈中，知道了我害怕的事，有时便来接我，但这也不是常事。到了这年的12月，天黑得更早了。于是我采取了后来让父母亲及哥哥很吃惊和心疼的举动：中午留下2两饭，放在食堂饭厅的碗柜里，等到下午4点钟时吃，这样就可以在天黑前回到家。那时学校实行包桌制，每天固定8人一桌的饭菜。后来在学校食堂工作的三叔，发现我晚上没有在学校吃晚饭，告诉了家里人。父母亲及哥哥这才知道，我两个月来为了不走黑路，晚上过着半饥半饱的日子。从1959年1月后，他们就没有再让我在学校食堂吃饭了。我又过上带米、蒸饭的走读生活。再后来，我就和其他同学到民办食堂去吃饭了。那时的民办食堂很多，价格也比学校便宜，只是没有荤菜。当时哥哥让我在学校吃好点的好心，却反而让我在心灵上受到了伤害，半饥半饱的日子倒是其次。哥哥体会不到我当时从光华门回家时的害怕心境，就连母亲也只是认为我胆子小，没有想到我会是那样的害怕。为此，母亲后来还为当初我受到的伤害表示心疼。回想起当初，我走在光华门外回家的路上，每当看到在风声中摇曳的树影，便会联想到妖魔鬼怪，让我毛骨悚然。那时，一到晚上，光华门外的行人就少得很。上中专前，我的胆子也确实很小，小得出乎家里人的意料。记得初一下时的一天下午，我去解放电影院看《夜半歌声》，整个电影我是用手蒙着眼睛，从手指缝隙中看完的。那天下午我放学回家，走在通济门外城圩埂上，都要左顾右盼地看看，有无宋丹平在身边。也是那段时期，大校场机场在响水桥大庙里放映《小勇士历险记》，我看后一个人回家都害怕，就怕猫头鹰和魔鬼出现。那时响水桥哪家办丧事，如果我去现场看了，我会有几天不敢一人在家里待着。

哥哥总不满意我的那种带米蒸饭的午餐方式。他和父母商量，用让我住校的方式来解决我的伙食问题。但是我家离学校的距离还未达到住校的标准，因而住不到校。因此，家里又和总务科长娄国良商量，让他同意我在七中住校。在娄科长的通融下，1959年9月，我读初二时，成了七中的寄宿生，终于了却哥哥想让我吃好点的心愿。

二、七中的住校生活

我在七中住的寝室共有十多个同学，未分年级地混住在一起。记得住在一起的同班同学有孙成国、王道全、周志群、侯跃齐、陈必才、陈必忠、裴家召等，其余的多是高中生。

那时家里经济不宽裕，加上布票有限（记得1960年，每人的布票只有1尺6寸），因此让我带到学校去的被子是有补丁的；带去的脸盆也是个破旧的。这时的我，有点动摇了从小认定的以艰苦朴素为荣的信念，心里便有一点嫌弃这些物件不好的念头。好在那时的社会风气，依然是以艰苦朴素为荣。因此现实中，我也依然能欣然接受这贫困的一切表象。

住校不久，饥荒来临。不到14岁的我，如何能管好自己的32斤饭票？当时油荤及副食很少，因此每天一斤饭食根本不够，早餐2两稀饭、馒头下肚后，不一会就饿了。到中午时，那4两饭就风卷残云般地倒进肚中，想再吃一点饭的欲望是那样的强烈。为防止学生不按每天的定量就餐而暴饮暴食，导致最后有几天被饿着的情况发生，学校给在学校吃饭的学生每半个月发一次饭票，而且还在饭票上印上每天的就餐日期及早、中、晚字样。但是学生有办法达到暴饮暴食后胃觉快感的目的。饭票拿到手，我们相互间隔的集中几个晚餐票进行交换晚上的餐券，然后就在某一个晚上拼命吃。记得有一天的晚上我吃了1斤8两饭，一天一共吃了2斤4两饭。结果肚子吃坏了（我毕竟还不到14岁），打的饱嗝是臭的，南京人叫伤食饱。我们这样饭票的交换，必然导致有几天晚上没有饭吃，就得饿肚子。我也记不清我曾几天晚上连续饿肚子，只是清楚地记得，饿慌了便会在下午5点多往家跑，混顿饭吃。有时可以混到饭吃，有时母亲让我吃，但是当我看到他们碗中是清汤寡水的稀饭，我又不好意思夺他们的口中食了，而违心地回答母亲说，我已吃过了。有时没有饭吃，也没有回家，而是去解放电影院看电影。记得《非常事件》（上下集4小时），就是在饥肠辘辘的情况下看完的。

我在寝室里睡上铺，床铺上的窗子紧靠公路，为八府塘菜场送菜的汽车，很多时候都停在窗下。好多次晚上，我饿着肚子从窗子向外看街景，当看到窗外汽车上的带鱼，我好馋啊。那年的冬天又特别的冷，而我脚上穿的是大表姐给我做的薄底单鞋，因此脚就更冷。有时脚冷得有点受不了，就跑回寝室搞点热水烫烫脚。每天晚上晚自习后，我都要用手拿着被脚汗打湿的袜子，用头顶上100瓦的灯泡烤干。否则第二天要穿结成冰的袜子，那样的话，我的脚会更冷得让我受不了。后来想想都有点后怕，万一灯泡炸了，后果会怎样！

1959年又饿又冷的漫长冬天终于过去了。到了1960年的春天，学校看到学生仍因暴饮暴食而使每周有几天饿肚子，决定取消饭票，改为顿顿定量包饭。这个办法很好，解决了学生因暴饮暴食所带来的几天晚上饿肚子的问题。现在想想，依然深深地感谢着当时学校为我们学生所费的苦心。住校生因暴饮暴食所带来的几天晚上饿肚子的问题解决了，但走读生中午饿肚子的问题没有解决。那时走读生已不再带米蒸饭，而是在民办食堂就餐。这样就和住校生一样，存在暴饮暴食和饿肚子的问题。自从学校对住校生实行包饭制以后，我们住校生就用中午的一半饭和走读生换民办食堂的饭票。这样我们都有暴饮暴食的机会，又不至于完全无午饭可吃。这以后的中午，我只吃2两饭，每月换到的4斤8两民办食堂饭票，用来买烧饼，少量的用来换油票给家里。一般情况下，我每月分两次集中买20块烧饼，自己一下子吃4块，剩下的16块就带给家里，有时哥哥来拿。别小看这16块烧饼，它对家里人的作用可大了，可让家里人享受胃觉的快感。如今的人们是难以想象，饥荒给人们的痛苦以及对暴饮暴食的渴望。

同寝室里有一位高中生，是栖霞山十月公社的人，是他们班上的生活委员，比我刚好大3个学年，和我的关系比较好。他们家好像比较宽裕，因为他的零用钱，用起来显然比我多。他敢于买点心吃，偶尔还请我吃。而我每个月的零用钱只有1元，甚至更少。我的零用钱主要用来在没有晚饭吃时看电影和偶尔乘一下公交车。这位同学中等个子，人长得也蛮标致。他的学习成绩特别好，字也写得特别好。到他高三，我初三时，一次在校外闲逛时，他对我讲，“我是考不上大学的，因为我们家是富农”。

当年的这种“出身歧视”，是针对“剥削阶级”及其子女的歧视。当时反对这种“歧视”规定的人，很多成了“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分子”。于是在后来，专政对象就扩大成为“地、富、反、坏、右”，又叫“黑五类”。

从1957年反右之后，“黑五类”子女受到的歧视，包括升学、就业、当兵（填写的申报表中，有一栏是“出身”即“家庭出身”）。“出身歧视”曾经伤害过很多青少年，当时有些“黑五类”家庭出身的学生自暴自弃形成社会问题。也许正因为如此，当时便又提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说法，以便改造“黑五类”家庭出身的学生，使这类学生因自暴自弃形成的社会问题尽量少产生。

1949年之后到文革前，当时贯彻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阶级斗争服务，于是高考、升高中的录取工作都实行对“黑五类”（地、富、反、坏、右）子女进行歧视性筛选，通过政治审查，分别不同情况，定出了若干规定，最严格的是“不宜录取”。考生要根据政审，定出考生属哪一类，再确定其高考结局。定为“不宜录取”者，考试成绩再好也进不了大学。这种把很多品学兼优的学生排斥在大学门外的做法，伤害了众多的无辜青少年。

后来，果不出这位同学自己所料，1961年8月，他没有考取大学，而回到了农村老家当了农民。说起来，如果是因为他的家庭出身不好而没有考取大学，实在是可惜了他的才华。

我们这个年级1班，在初二上时，插入一个泰国华侨学生，名字已记不得了，学习成绩很差。我们对他很友善，他对我们也友善。记得那是一个秋天晚上的9点多钟，这个华侨学生来到我们的寝室，让我们腾一张床给他睡。到了10点多钟时，忽然四五个印尼华侨高中学生，来到了我们寝室。他们找到了这位华侨同学后，就一顿拳击式的暴打。我们没有见过这种阵势，也不敢劝架，只好去叫来学校负责人，才把他们打架的事情了结。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位华侨同学，因为吃不饱而偷了印尼华侨的小提琴并把它卖了，去买高价食品吃，所以他们气急了才来打他。不久这位华侨同学，被学校劝其退学了。那时我们学校的印尼华侨学生，多数是有钱人家的子弟，他们住在专门的寝室里，开小灶，日子过得比我们好多了。他们不时地收到从印尼寄来的兰铃牌自行车及外汇。而外汇是可以按比例换取粮票及副食品票的。在我们年级的这位泰国华侨，却是一个穷人家出身。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们对华侨的态度是不卑不亢，这不是我们的境界高，而是当时的社会风气使然。不过学校的同学们由于吃不饱，倒是很羡慕印尼华侨的物质享受。

班上和我玩得比较好的一位同学，和我住在同一个寝室里。后来在1959年秋季，由于抵抗不了肚子的饥饿，偷了其他寝室住校生的一双解放鞋和其他一些东西，变卖成钱去卖高价食品而被开除。像他这种情况而犯了同样性质错误的还有一位同学，他是一位很有音乐天赋的高中学生。照理讲，他的家境特别好，不知他为什么会走上这一步。1962年，我曾见到过他。当时他还认识我，我见到他在帮一个工厂搞基建，才知道他未考取大学。我为他错走一步而惋惜，他曾是我的偶像，我好想再次坐在七中礼堂里，看到他那优雅的演出。(www.chuimin.cn)

和这两位同学相比，我经受住了饥饿的考验。好像是1960年春，学校进行春季运动会。那天风和日丽，天空中漂浮着几朵白云。在这阳光灿烂的春天里，我们学校的运动健儿正在运动场上比赛着。大约在上午10点左右，我离开了运动会会场去上厕所。在离运动场不远的一处僻静的走道上，我看到了一个钱包。捡起来一看，里面有2元钱和几斤粮票（准确数字已记不清了）。我心里一跳，有钱和粮票呀！好大的诱惑。我犹豫了一下，想留下来。可是想到平时父母和哥哥教育我的经典话语是“拾金不昧”，捡到别人的东西要还给别人；同时我脑子里也出现了姑爹（朱刚）、姑妈注视着我的情景。当时我对自己说，我不能作出让他们失望的蠢事。经过这样的思考，我这才毫不犹豫地走到学校前门办公室，找到少先队大队辅导员杨（已记不清名字了）老师，把钱包交给了她。当时杨老师立即表扬了我，称赞我品行好。说起钱包里的2元钱和几斤粮票的事，不要说现在的人们，就是我自己现在都无法形容，当时2元钱和几斤粮票在我心中的分量。要知道，当时一些意志薄弱的人，会把这钱和粮票窃为己有，而好好享受一下的。

三、教过我的几位七中老师

初一时，教我们历史的老师姓胡，是个40岁左右的男教师。他的历史课把我们教乐了，简直就是在讲故事。当讲到明朝洪武年间的历史时，更是引起我们极大的兴趣。因为他讲到了洪武门，讲到了在御道街上排着队上朝，等待皇帝朱元璋（南京人称朱洪武）接见的传说。

到初二时，换成了马光伟兼教我们历史课，她是主教我们英语课的。据说她是解放前南京市长马俊超的女儿。马老师，当时约30岁，尚未结婚。她高高的个子，白皙的皮肤，一头短发。虽然打扮得很朴素，但依然掩盖不了她那大家闺秀的风采。她课教得很好，板书也写得漂亮。上课时她面带微笑，用据说是美式的口音给我们上英语课。尽管班上有些同学放弃了英语学习，却没有同学破坏她的课堂秩序。

初一下时，班主任换成了音乐教师周启昆。周老师，女，中等个子，也蛮有风度。快50岁的人了，嗓音还特别的圆润好听。周老师对我们的音乐课教学同样很严格，很认真。记得在对我的音乐考试过程中，还进行过“刁难”，让我多次自打节拍并演唱《海岸炮兵》这支歌，大有一种存心不让我过关的味道。现在想想，在周老师那里，我得到了音乐基础文化的熏陶，让我后来的人生之旅多了一份爱好音乐的乐趣。

初二时，班主任换成了董克信老师。董老师，男，30岁左右，个子不高，带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说话声音洪亮。他为人正值刚烈，为了教学上的事，敢于和有不同意见的主管领导争论。他对我们要求很严格，尤其在思想品德上要求更严。当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董老师要求我们，一定要相信“困难是暂时的，前途是光明的”。他要我们要严格要求自己，做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

董老师是我姑爹（朱刚）在南京一中的学生。他是在我姑爹的鼓励下，于1951年放弃了进入大学深造的机会，走上教育岗位的。当年，一中把他当作优秀的、可信得过的人才，推荐到白下区团委工作。临行前，姑爹亲笔题字给董老师送行，勉励他“一面工作，一面学习，为毛主席事业奋斗到底”。作为优秀学生，他还得过学校颁发的优秀学生奖章，该奖章是学校奖励全面发展的好学生，全校只有极少的几个学生获此殊荣。董老师到白下区团委工作后，曾任南京白下区团委宣传部长，其间倡议并参加修建了南京市共青团路。1959年，董老师调到南京七中工作。

听说董老师后来很有点大器晚成的味道：1995年任江苏文艺出版社《东方明星》月刊编审、记者；现为作家协会江苏分会、中国散文协会会员；曾在《东方明星》、《人物》、《南京史志》、《作家文摘》等刊物发表袁隆平、郑小瑛、严恺、傅小石、斯霞，孙晋芳等名人传记数十篇；主持编审《校长手记》等著作。

我们的代数老师是耿引泉，男，苏北人，当时约40岁左右。耿老师讲课时洪亮的嗓音中略带苏北口音，苏北腔调的“一定嘎子”是他的口头语。他讲课时条理清晰，对学生要求也很严，有“杀”性，执教中一丝不苟。同学们既怕他，又喜欢他。怕他的严格；喜欢他条理清晰的讲课，让我们能够学好代数这门功课。他告诉我们，不要只会死记数学公式，而是要正确理解数学公式中每个字母的含义。就这样，我基本理解了初中代数，为我在毕业考试和升学考试中赢得优异成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听说“文化大革命”中，因为其出身地主，而被当作阶级异己分子进行过残酷的斗争，实在是荒唐之极。

我们的几何老师是耿簌云，男，苏北人，皮肤白皙，很重视发型的梳理，给人一种知识分子的感觉。当时他也大约在40岁左右，但比耿引泉老师显得年轻一些。讲课时也略带苏北口音。和耿引泉老师一样，他讲课时也是条理清晰，能够使学生听得懂他所讲的。

就是这些好老师无私的传道、授业、解惑，让我在中考时获得了好成绩。

四、读百家书，开拓视野，更好地搞好自己的工作

1961年夏，我从南京七中初中毕业，考取了南京无线电工业学校。

由于在南京七中受到了良好的校风熏陶和扎实的基础教育，我顺利地完成了中专学业，于1965年7月从南京无线电工业学校毕业。同年8月底，我奔赴成都，到分配的工作单位708厂工作。

我在七中读书时就喜欢看书，而且是什么类型的书都看。到后来我更是无论是与专业相关的科技书刊，还是文史哲一类的书籍，我都爱看。虽说不上是博览群书，但也可称为读百家书。几十年来，我坚持读百家书。这样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可以开拓自己的视野，工作中许多棘手的难题，也许能在你看过的书籍中得到启示而获得解决。我在工作中，不止一次地遇到难题，却因为看的科技书刊广而多，获得意想不到的启示，从而使遇到的难题得以解决。其中最重要的一次，从科技期刊中得到启示，从而解决了难题的事情，发生在1991年上半年。

1991年上半年，我厂接受了一项具有上世纪80年代末国际先进水平的60千瓦真空炉的生产合同。该真空炉不但有炉内温度均匀性要求特别高的技术条件，而且还有温度控制精度高及降温速度特别快的高难度要求。除此之外，还要求不破坏三相电网的平衡供电。然而由于炉内温度均匀性要求特别高的技术条件，该炉子的加热器又必须采取两个单相供电的方式。这样又必然地会造成三相电网用电的不平衡。由于厂里已经先期投入了部分技术准备资金，我厂面对已签订的生产合同，处于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怎么办？为此，厂里召集了包括我在内的有关技术人员开会进行讨论，商讨解决办法。讨论刚开始，我便发现，这个问题可以由斯考特结线变压器的原理结合饱和阻流圈进行解决。于是我向会议提出了我的初步设想。在第二次会议上，我便拿出了把三相电源输入，变为两个单相电源输出的斯考特结线磁性调压器，对真空炉的加热器，进行两个单相电源供电，同时也可保证三相电网平衡的设计方案。我的初衷是希望由厂里或厂外的专业技术人员，按我的设计方案，设计出斯考特结线磁性调压器。虽然我也从事过这类产品的设计，但我毕竟已调出设计部门多年，认为自己不该再插手这项设计工作。而且我当时也很忙，经常带队外出调试带PLC控制的油压机，也没有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来搞这项设计工作。更重要的是，处于人事上的考虑，也应该由厂里专业技术人员进行此项设计工作，否则别人会认为我是鸠占鹊巢，从而影响同事间的关系。没有想到的是，也不知什么原因，厂里专业技术人员不愿接受此项设计任务。也许是他们认为我的方案不见得正确，存在很大的失败风险。实在的，当时我把设计方案交出时，没有考虑到失败风险。因为我提供的设计方案是一种定性的指导，并不参与具体的定量的数据设计。

我厂专业技术人员，以我曾经是这类专业的设计人员为由，建议由我来进行此项设计工作。主管领导采纳了这个建议，希望我担负起此项设计任务。考虑到我工作较忙的实际情况，我向厂里领导提出，希望厂里先考虑，由四川广元的一个专业厂家，按我提出的设计方案，进行设计和生产出这种斯考特结线磁性调压器。两个星期后，广元的那个专业厂家告诉我们，他们没有把握设计出这个把三相电源输入变为两个单相电源输出的斯考特结线磁性调压器。这时，时间显得如此的珍贵，因为离合同所规定的交货时间越来越近。厂里领导不容我辩解，就将这个设计任务交给了我。我这是临危受命，没有办法再推辞了。

在自己将要进行具体的设计工作时，我才体会到厂里及厂外的专业人士不接受此项设计工作的缘由——它牵涉的技术问题较多，而且又都是我们所没有接触和认知的，它的失败风险很大，搞不好就会有10万元左右的损失，而且还会影响合同的履行。也许领导看出了我的忧虑，对我许诺道，报废损失了没有关系，但是必须搞出来。这个看来很宽容的许诺，实际上是对我下了一道死命令——必须设计好并生产出这种斯考特结线磁性调压器。

回想起来，后来我为此付出了太多的精力。原本我的设计方案是一个定性的指导性方案，其意义在于揭示我们面对已签订的一项看似无法履行的生产合同，通过另辟蹊径，有望走出这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而其具体的量化设计，需要搞具体设计工作的设计人员，去查阅相关资料再进行演算、设计——毕竟这项技术在国内是一个空白。

我接受了此项任务后的十多天里，除了上班时加紧查阅有关资料外，回到家里还要对搜集到的技术资料，进行去伪存真的分析和总结工作。完成了相关资料的分析和总结工作后，便进入模拟、缩小样机的设计阶段。很快小样机生产出来了。经过实际实验，发觉基本成功，大指标符合要求。当时我心里感到很高兴，证明我的设想是正确的。当然生产出的小样机还存在不足，例如铁心半边发烫。

基于样机基本成功的基础上，我又开始真实的产品设计计算。

实际的设计阶段工作格外繁琐，除了要对小样机产生的情况进行分析，采取规避措施外，还要对实际产品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进行预后的处理分析，这样就牵涉到千百次数据的处理和分析。这样下来，连同再次对所查资料的深入分析和重新解读，又花了近15天的时间、进行了14稿的数据计算，才最后定稿，完成了真实产品的设计工作。每一次设计计算稿的完成，我都得进行最高电压和最低电压输出值的仔细校对。这种校队工作的认真进行，一方面是出于失败风险的压力；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有在南京七中及南京无线电工业学校，为我培养起来的对自己所做的事情要认真负责的精神。当然，一种荣誉感也驱使我，必须认真对待此项设计工作中的每一个细节。领导的不追究报废损失的许诺，对一个当时已工作了26年、在工作业绩上也是比较好的我而言，是那样的毫无价值。因为一旦设计失败，就会使我二十多年的良好业绩荡然无存。当时我一心想到的是，真实产品设计一定要一次成功，绝对不能失败。

设计完成后，便进入制图阶段。制图完成后，便进入了实际生产阶段。很快一套把三相电源输入变为两个单相电源输出的斯考特结线磁性调压器由我厂制造出来，并投入真空炉的实际运行中，达到了所规定的技术要求。这套斯考特结线磁性调压器成功的投入实际运行，并得到用户的认可，标志着它填补了该项技术在我国的一项空白。

该项技术的攻关过程，让我更进一步体会到，无论是读书还是工作，只要你坚持不懈地刻苦努力，总会有收获。再一个体会是，平时要多读书，而且要尽量博览群书，以扩大自己的视野；同时，自己更加感觉到，博览群书也会让自己的思想活跃，考虑问题容易全面些，也更有逻辑性。这样便会让你在面对需要解决的任何一件疑难问题时，可能会有点“信手拈来”的感觉，知道如何下手解决问题。

时光如梭，我已经退休3年多。回首往事，还算对得起南京七中及南京无线电工业学校的老师们当年对我的辛勤栽培。

我凭着自己的业绩，早在1983年便获得电气工程师职称，1996年获得高级电气工程师职称；1992年我参与设计的真空炉项目，获得原电子部科技进步二等奖；1993年本人设计的产品“新型磁性调压器”获得国家实用新型专利，填补了该项技术在国内的空白；本人有《斯考特结线磁性调压器初探》等几篇技术论文曾发表在国内核心期刊上；我还被收录在《真空网站·专家在线》栏目及其他名录中。退休前，本人是国投南光股份有限公司电气事业部电气室室主任，一级电气设计师。

回顾自己所取得的所有成绩，都离不开南京七中老师们当年对我最基础的培养。七中的3年校园生活，为我奠定了后来学有所成的坚实基础，让我永不能忘。

2009-1-6于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