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航附中校友风采录：回报师恩党恩，创一流工作业绩

创一流工作业绩，回报师恩党恩

阚世洪

阚世洪

1960届校友。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经过下放农村劳动锻炼，分配到县级基层工作。1981年被任命为中共延庆县委党校副校长。1983年调北京市委农村工作部，历任组织处副处长、办公室主任，北京市农业局党组成员，副局级纪检组组长。1994年被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授予全国优秀计划生育工作者称号。1999年荣获北京市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工作先进个人荣誉证书。

退出领导工作岗位后，撰写回忆录《走出秦淮》。

1954年夏天，我从南京市建康路小学毕业，就近考取了市立第七中学，用六年时间读完了初中和高中。在校读书期间，我对文史课程有所偏好。人们常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没有兴趣是学不进去的，将来也不会有所成就。偏好文史，除了多读、多看、多写外，就是参加老师组织的历史课外活动小组，深入郊外进行实地寻访古迹，讲述历史故事，接受传统教育。从那以后，我心中有了一个梦想，立志将来要当一名历史学家，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告诉人们，祖先的光荣传统我们不仅要继承，更要发扬光大，为振兴中华而齐心奋斗。

为了追求梦想，1960年高中毕业报考大学时，朱明老师鼓励我报考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而北京大学是全国最高学府，历史学系有众多全国一流的专家学者，系主任是四大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之一的翦伯赞教授。朱明老师希望我能师从翦伯赞先生将来为发展我国的史学事业做出贡献。1960年高考形势严峻，全年级192名毕业生中有十多人争报北京大学，学校经过慎重筛选，最后决定让我一人报考北京大学。于是，我将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作为第一志愿进行了填报。为了不辜负师长们的殷切期望，我积极备考。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一个停电的夜晚，我接到了北京大学寄来的录取通知书，我的梦想实现了！老师、同学、家人、朋友为我高兴，为我祝福，给了我很多的鼓励和支持，预祝我有一个好的前程。他们的一番话，使我内心感动不已。

1960年秋天，我告别故乡，告别师友，来到我梦寐多年的京城，在西郊风光绮丽的燕园里开始了大学的新生活。60年代前期，正值国民经济困难时期，物资匮乏，供应紧张，生活条件比较清苦。学校的教学秩序那时也刚刚恢复，先生们个个敬业地教书育人，开展了丰富多彩的课内外教学活动，我有机会聆听着名师的授课，享受着天之骄子的待遇，我有机会安下心来努力学习中外历史的基础知识。我心中不忘师恩，牢记师友、家人的嘱托，我虽知自己天资并不聪颖，但知勤能补拙，熟能生巧，正如唐代文学家韩愈所说：“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所以，在几年的大学生活中，我废寝忘食地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进行学习，“宿舍—课堂—饭厅”三点一线，成了我每天重复的人生轨迹。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深知读书乃是学生的本分。在我的努力下，各门课程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在全年级中名列前茅，是师生公认的优秀学生。然而在“左”的路线干扰下，认真读书却成了“罪过”，被人指责为走“白专”道路。毕业前，由于政治活动、生产劳动、四清运动过多地占用了宝贵的学习时间，我们没能学完规定的课程，过早地结束了学业。毕业时，由于错误的决策和变更的分配方案，强行改变了我们的命运，在人生的道路上被迫发生了转折，从而失去了成才的机会，使理想遭到了破灭。

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农村基层锻炼，在塞外延庆的广阔天地里，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呼吸、共命运；在“五七”干校里，从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田间劳动，直到1969年暮春时节才奉调回县城，毕业四年后，第一次走上了工作岗位。从那以后，我一直从事着新闻报道、文秘宣传和党员教育工作，在塞外基层平凡的岗位上，默默无闻地工作了18年。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这个被上级圈选的“革命接班人”才有了用武之地，1981年秋天，第一次走上了领导岗位，被任命为中共延庆县委员会党校副校长和党委委员。

1983年春天，中共北京市委员会农村工作部调我到部里工作，我先后担任组织处副处长、北京市农口整党办公室副主任、纪律检查处副处长、农村工作部办公室副主任、主任。机构改革后，继任为中共北京市农村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1995年初夏，调任中共北京市农业局党组成员，担任副局级纪律检查组组长，直到2000年底退休，结束了长达30多年的从政生涯。

改革开放以后，机关工作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作为工作人员，尤其是中层领导干部，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感到很不适应，旧的一套工作方法已不适用，新的一套工作方法又不会，领导交办的许多任务对于我来说，都是从前未曾做过的新工作，因为没有经验，心中没有底。面对困难，我没有屈服，没有低头，深知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我迎着困难上，另辟蹊径，开拓创新，争创一流工作业绩，向领导交出了满意的答卷。

比如，进入信息时代以后，领导工作方法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不再靠开会、听汇报来指导工作，而是要利用信息了解情况，进行科学决策。离开了信息，党政机关的决策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党政机关要实现自己的职能，进行科学决策，就必须开展信息工作。而我所在的北京市委农村工作部这一项工作开展得比较晚，信息工作处于后进状态。为了改变面貌，部领导将我从纪检处调到办公室当副主任，专门负责农口信息的搜集、整理、传递工作。为了能及时向决策层提供准确、完整、适量、有用的信息，我首先组织了一支涵盖农口区、县、局、总公司和机关各业务处室的党政信息工作队伍，不断改进信息工作手段和报送方式，提高信息的时效性；同时，紧紧围绕农村工作的特点，抓住农村党的建设和经济发展这个中心，及时向市委、市政府和农村工作部领导提供基层新鲜工作经验和带有一定倾向性苗头性的情况，以及出现的政策性较强的问题。由于加强了组织工作，从而获得了大量的有用信息，经过认真筛选和精心编排，农口信息的报送量和采用率迅速提升，尤其是一些报忧信息引起了领导的高度重视，使问题及时得到了妥善处理，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村社会的稳定，为农村改革创造了和谐的环境。经过几年的努力，农口信息的落后状态得到了根本改变，很快进入了先进行列，一跃而成为全市信息工作先进集体的第一名，我也连年被评为北京市信息工作先进个人。为了将关系国计民生的“菜篮子”信息及时向社会发布，我主动与首都新闻界联系，及时为他们提供稿源。据不完全统计，共在报纸、刊物、电台上发表各类文稿1 700多篇，使北京市的“三农”信息实现了报上有名、电台有声，扩大了在市民中的影响力。(www.chuimin.cn)

在担任中共北京市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期间，委领导责成我兼管农口计划生育工作。众所周知，计划生育工作是天下第一难事，而农村计划生育工作更是难上加难，计划外生育情况相当严重，早婚早育现象也较为普遍，我除了配合市计划生育委员会协调解决郊区农村计划生育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外，重点抓好农口9个行政局和总公司的计划生育工作。刚接手时，在部分单位中存在着计划外二胎的问题，尤其是有一个局下属的村庄在一年中出现了10多个计划外二胎，形势相当严峻，摆在面前的任务相当艰巨。在困难面前，我沉着应对，召开各单位计生干部会议，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分析当前的计生形势：提出要用发展的观点，看待先进与后进的转化问题；用联系的观点，扩大宣传范围的问题；用内因、外因相互联系的观点，发挥工作主观能动性的问题。说明经过我们的艰苦工作，事情是会起变化的。计生干部只有振奋精神，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才能争得领导的有力支持，才能摆脱单纯追大肚、做人流的被动局面。为了改变面貌，我从孕前型管理抓起，从基层单位抓起，从党政一把手抓起，从新问题抓起，从发动群众抓起。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多次召开现场会，总结推广先进工作经验，如农村建设总公司全员宣传、全员管理的孕前型管理经验，牧工商总公司建立计划生育协会的经验，北京市农业学校计生协会开展抓培训、抓活动、抓服务的经验……在这些会议上，我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和办法，如做好计生工作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群众路线，适应改革新形势、改进计划生育宣传教育和服务工作，探索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计划生育工作新路子。在农口推行了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制和上级一把手听下级一把手汇报计划生育工作的制度，收到了显著的效果。北京市计划生育委员会在市政府各委、办中，推广了农口计划生育目标管理经验。到1994年底，农口9个行政局和总公司的计划生育率、晚婚率、节育率、独生子女领证率全都达到了100%，连续三年实现了“三无”目标，名列全市前茅，其中3个总公司被评为北京市计划生育工作红旗单位，6个行政局、总公司和北京市委农村工作委员会被评为北京市计划生育工作先进单位，我也被评为北京市计划生育工作先进个人、北京市计划生育协会先进工作者，被聘为北京市计划生育协会理事会理事和北京市人口学会理事。1994年10月，被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授予全国优秀计划生育工作者称号。

1995年初夏，我从市委机关调到北京市农业局任职，主抓纪检工作。我上任之初，正赶上北京发生陈希同、王宝森案件。这个案件引起党中央和中央纪委的高度重视，提出了当前反腐败工作的重点要放在党政领导机关和司法部门、行政执法部门、经济管理部门；从领导做起，首先从高级干部做起，包括领导干部身边的工作人员；要严格依法办案，一查到底。向各级纪检部门下达了三项任务——加强对各级党政机关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情况的监督检查；集中力量查办一批大案要案；狠刹几股群众反映强烈的不正之风。

北京市农业局是市级行政机关，兼有行政执法职能，是反腐败工作的重点单位之一，陈希同、王宝森案件与农口各区、县、局、总公司有着密切的关系，因而农口各单位的反腐败工作任务十分艰巨。为了落实三项工作任务，首先要按照中央关于“政治坚定，公正清廉，纪律严明，业务精通，作风优良”的要求，抓好纪检干部队伍自身建设。纪检监察干部是维护党纪政纪的“忠诚卫士”和“保健医生”，要完成肩负的神圣职责就必须做到“正人先正己”。古人说：“政者，正也”，为政者必须身正行直，办事公道，不以私害公。在拒腐防变、反腐倡廉中，我努力做到“克勤于邦，克俭于家”，处处以身作则，在勤政廉政上起表率作用，只有这样，才能把本单位的好风气带动起来，把存在的问题解决好。为此，我撰写了“领导干部应带头艰苦奋斗，做勤俭节约的模范”的文章，被中共北京市纪委加编者按予以转发。我在反腐倡廉工作中，把立足点放在思想道德防线建设上，以陈希同、王宝森案件为反面教材，坚持对处级以上领导干部进行理想信念教育、党的宗旨教育、艰苦奋斗教育、党纪条规教育和领导干部在党风廉政建设中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教育。同时，制定各项规章制度，作为监督和检查各级领导干部执行廉洁自律规定的标尺。经过长期的教育和督促检查，刹住了公款吃喝风、公费出国旅游风、公费安装住宅电话风、公车私用风、公费上网风，建立起了一套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监督网络，党风、政风得到了有效治理。1997年，北京市农业局被中共北京市纪委、市监察局评为全市党纪条规教育先进单位，我被北京市纪委、市监察局评为1998年度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工作先进个人。

在加强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工作的同时，我下大力抓群众信访件的调查和大案要案的查证处理工作，并把这二者有机结合起来，充分发挥信访举报作为案件主渠道的作用。对于信访件中反映的领导干部作风问题，及时进行查证核实，澄清情况后给信访者以明确答复。五年中，共接到87件人民来信，做到了件件有着落，事事有结果，每年办结率都达到了100%。对于领导干部中存在的一般性问题，我采取个别谈话方式，促其自觉改正、并报告纠正结果。对于存在的违纪问题，则采取立案调查方式，查证核实后，依照党纪处分条例给予必要的党纪或政纪处分。在查处三个大案要案过程中，严格按照20字方针把好案件审理关，做到案件材料规范化，案件定性准确、处理恰当、审理手续完备、文书规范、案件归档统一整齐。1998年春，我局荣获中共北京市纪委、市监察局授予的北京市案件审理达标先进单位称号。

为加强反腐败工作的力度，中共十五大提出了“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检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依靠群众的支持和参与”的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为推进反腐败工作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证。规定是原则的，如何具体贯彻落实，许多单位在等待观望，我则反其道而行之，敢为人先，勇于探索。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撰写了“完善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的思考与对策”的调研报告，并结合本局实际情况将其内容逐一落到实处，制定了《贯彻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具体实施办法》6章25条，层层建立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区，主管局领导与责任区负责人签订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全局上下形成责任网络，做到纵向到底、横向到边。一把手负总责，副职结合业务工作做到“一岗双责”、“一职双任”，各职能部门通力协作、齐抓共管，纪检监察部门组织协调、当好领导助手，发动全局干部、职工进行全方位监督。在实践的基础上，又制定了报告制度、巡视检查、民主评议、考核办法和责任追究制度的实施细则，从而有效地解决了党不管党的问题。为了保证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落实，我组织由各方面代表人物参加的检查组到各单位进行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给予指导，年终依据《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核内容分解及评分标准》，对单位、对个人逐一考核，并公布考核结果，对优秀者予以奖励，对不履行职责者或犯有严重错误者给予必要的惩处。我们的做法得到了中共北京市纪委、市监察局领导的肯定，在全市行政局中推广了我们的经验。2000年1月，中共北京市纪委、市监察局授予北京市农业局纪检组、监察处为北京市纪检监察先进组织称号。这年底，我年满60周岁，退出了领导岗位，居家颐养天年。虽没有了公职，但我仍是共产党员，“位卑未敢忘忧国”，时时心系党建工作的改革创新，撰写了若干篇文章，积极为安邦定国向党建言献策，针对新形势下反腐败工作面临的新问题，2003年我撰写了一篇“浅谈对监督工作的创新”的文章，发表在中共北京市纪委主办的《是与非》杂志上，从人事安排、制度和监督手段三个方面提出了具体的创新办法，建议各级纪委、监察局切实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工作，以解决监督乏力、腐败现象难以遏制的问题。

回顾60年走过的人生历程，我经历了三个18年：在学校读书18年，在农村基层工作18年，在城市工作18年。在第一个18年里，包括了我在南京学习的11年，其中在七中6年。是故乡的山水养育了我，是母校的师长培养了我，使我能有机会在上个世纪60年代第一春，从长江之滨来到长城内外，在这里接受5年的高等教育和从事36年的“三农”工作。60年的生活沧桑巨变，我的人生也经历了从城市到农村，又由农村返回城市的曲折过程，这一段不寻常的历史，既丰富了我的人生阅历，又使我在各个工作层面上经受了锻炼和考验，我也从一个青年学子成长为一名国家干部，从一般工作人员成长为党和国家的中层领导。清人李截说：“人才为政事之本，而学校尤为人才之本也。”西汉人杨雄说：“师者，人之模范也。”东汉人王符说：“人不可以不就师矣。”母校无愧是人生的基石，成才、成就的起点，教师是人生的领路人，所以说学生的每一点进步，取得的每一项成绩，都是与母校众多师长的精心培养和谆谆教诲分不开的。因此，教泽永远，师恩难忘！今天，母校虽已迁新校址，但仍秉承昔日的文化积淀和历史底蕴，正在延续昨天的荣光，创造今朝新的辉煌！作为昨日的学子，依然对母校怀有深厚的情感，当校庆到来之日，师生重逢之时，我们将会相聚在一起，共同回忆师生情、叙述同窗谊，让母校的情结在盛典中绽放，让学友的情谊在盛典中延伸！

第二、第三个18年，是我离开学校走上人生之路的阶段，尤其是第三个18年，正值历史转折时期，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党把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为人才成长、成才搭建了平台，为人才的全面发展创造了外部条件。我正是在这千载难逢的大好形势下走上领导岗位的，党为我提供了多部门、多岗位锻炼的机遇，使我在实践中提高认识，增长才干。18年来在工作中取得的优异成绩，是和这种在实践中培养、锻炼人才的做法分不开的。毛泽东同志曾说：“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我在工作中摸索出的那一套适应新形势的工作经验，都是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离开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就将一事无成。我不忘党恩，怀着一颗忠诚的心，与党同心同德，在政治上保持高度一致，坚决同腐败现象作斗争，遭到了一些人的攻击和诬陷。在关键时刻，是党出面澄清事实，保护了我，肯定了我，粉碎了诽谤和谣言，保证了反腐败工作的顺利开展。因此，没有改革开放，我的思想就不会得到解放，思维方式就不会得到根本转变，工作能力就不会得到较大提高。我深切体会到：实践创新是培养干部、提高执政能力的最有效的途径之一。同样，没有党的关心、支持和爱护，我的业务能力和个人综合素质也不可能得到提高，工作也不会取得如此的成绩。因此，我从内心里感激党，感激改革开放的政策！

在工作岗位上之所以能取得上述的成绩，从主观上来说，首先是思想观念的变革。我经历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不同的时代，曾经受到过两种不同的思想教育，肯定在思想上会打上时代的烙印，这是所处时代客观造成的，个人没有选择的自由。关键是在新时代来临时，能否正确地认识并总结过去，面对未来，与旧我决裂，适时跟上时代的步伐，这是在新形势下能否胜任工作，做出新成绩的思想基础。在改革开放初期开展的整党活动和上世纪末开展的“三讲”教育活动中，我认真进行了反思和总结，从历史与现实中汲取了营养和教益，使理论素质、思想觉悟和工作能力与时俱进，得到了新的提高。为了巩固成果，我撰写了一部30万字的题为《走出秦淮》的个人回忆录，让后人从我的经历中汲取经验与教训，期望收到“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的效果，这也算是圆了我的治史之梦吧！

其次是在工作方法上的革新。工作方法的创新变革是适应新形势下解决新问题的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改革创新的事业，各项工作要开创新局面，取得新成就，都必须以改革创新精神作指导。在这方面，党中央为全党做出了光辉典范，将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相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引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了震惊世界的令人鼓舞的成就。我在工作中取得成绩的原因，也在于我没有因循守旧，没有照搬照抄别人的经验，而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原理，“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将党的政策和上级的规定同本单位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本单位的特色，克服工作一般化的毛病，从众多的单位里脱颖而出，成为全市的先进单位和个人。今天在回首往事时，可以毫无愧色地说：30多年来，我在党的建设工作平凡岗位上，尽到了一个老校友和老共产党员的职责，实现了为母校争光、为党旗增辉的夙愿！

30多年的学习和工作经历，使我深切感悟到：只有“老老实实做人，认认真真读书”，才能成为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只有“清清白白做人，兢兢业业做事”，才能成为既廉洁又勤政的好干部。老实、清廉、认真，是我做人处事的原则，也是我不变的品格，我愿为它坚守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