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中青春回忆-南京七中校友蓝鸿翔1956届

2023-12-05 百科知识版权反馈

【摘要】：七中忆旧蓝鸿翔蓝鸿翔1956届校友。我在1951年2月进入七中，1956年7月高中毕业，离开七中，在七中5年半。进入七中时，我12岁，离开时18岁，在七中度过了自己的青少年时期，今年我已经70岁了。当时七中刚刚新建，她的原型是国民党空军子弟学校，底子不错。少年时代，我们在七中这个熔炉中熏陶，渐渐地、潜移默化地在我们的意识中滋生了“爱祖国、爱人民、爱科学、爱劳动、爱护公共财物”的人生理念。

七中忆旧

蓝鸿翔

1956届校友。复旦大学物理系毕业，毕业后留校任教。从助教开始，后任教授。先后获国家、省部级科技二等奖二次，国家教委优秀教材奖一次。被评为国家级优秀教师和上海市先进科技工作者。

我在1951年2月进入七中，1956年7月高中毕业，离开七中，在七中5年半。进入七中时，我12岁，离开时18岁，在七中度过了自己的青少年时期，今年我已经70岁了。七中的生活与学习，为我一生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我怀念七中、怀念已故老校长、怀念我的老师和同学。离开七中后，我进入上海复旦大学物理系学习，毕业后留校当老师，从助教、讲师到副教授、教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先后获得国家、省部级科技进步二等奖两次、国家教委优秀教材奖一次，获得了国家级优秀教师和上海市先进科技工作者称号。

一、初进七中

我是1951年春进入七中的，家长为我选择七中的原因是她离我家比较近，而这一选择为我的一生奠定了较好的基础。当时七中刚刚新建，她的原型是国民党空军子弟学校，底子不错。1951年新中国刚成立不久，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全国浸沉在解放了、翻身了、自由了的激情中，在我们少年的单纯幼稚的心灵中，未来是一片光明、无限美好，只要跟共产党走，国家一定会富强，人民一定会幸福。

在初中的两年半中（适逢国家取消春季班，我们少读了半年初中），两件事情令我记忆犹新：报名参加军干校；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炮。那时青少年的激情被最大限度地调动起来，为了保家卫国，同学们争先恐后地报名参加军干校，年龄小的，虚报年龄；体重不够的，身上藏两块砖头去称量；家长有顾虑的，向他们隐瞒，全校处于一片热血沸腾中，“雄赳赳、气昂昂”的歌声飘荡在校园的各个角落，当时我们才初一，由于年纪小，我们班上没有一个同学被批准参干，看到哥哥姐姐们戴上大红花，意气风发的神态，我们激动、我们羡慕、我们也有一丝失落。这时国家号召为了支援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炮，那时我们只有11～12岁，家庭也都不富裕，但是我们不能置身事外，经过一阵争论，我们小队（少先队）决定自己动手制作毛主席的石膏头像出卖，赚的钱交给国家去购买飞机大炮。我们到处去学习，初步掌握了制作技术，我们到市内各地去购买廉价的石膏粉，星期天我们集中在教室里分工流水作业，成功制作出一批领袖头像，我们自认为质量是不错的，拿着这些成品，我们到处设摊叫卖，市民们看着我们这些小孩的热情，为了捐献飞机大炮，纷纷购买，一角一个，这样我们也筹集了一点钱，交给学校领导，听到领导的鼓励，我们心里真是高兴。

少年时代，我们在七中这个熔炉中熏陶，渐渐地、潜移默化地在我们的意识中滋生了“爱祖国、爱人民、爱科学、爱劳动、爱护公共财物”的人生理念。这“五爱”精神，成为自己一生的行为准则，成为自己无价的精神财富。

二、高中时代

1953年9月，进入七中高中，因为是直升，并没有换一个新环境的感觉，唯一不同是：我被编入（甲）班，而（甲、乙）班是全男生班，（丙、丁）班是男女混合班，由于有三位女同学与我住在同一个院子里，这使我对她们班上的事情也有所耳闻。

1.俄语与俄语老师

进入高中后遇到的第一个大变化是学校要求我们不再像初中那样继续学英语，而改学俄语。1953年，国家正在进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苏联帮助建设156个大型企业，在政治上国家实行对苏联“一边倒”，在这样的形势下，党要我们学俄语，我们义无反顾，全力投入，努力学好。当然，这个变动对自己今后的学习和研究工作带来很大的不便，那是后话。俄语属斯拉夫语系，结构比较复杂，语法严谨，单词很长难记，开始时我们很不习惯，老师原来也是教英语的，适时转向俄语，她是一位女先生，对工作认真负责，一年时间就让我们基本掌握规则，学习的兴趣大大提高，她不仅在学习上教导我们，而且在生活、为人、处事等方面关心大家，我们不少同学都应邀到她家去玩过，她的先生是南京工学院的著名教授，国际建筑大师，每次到她家，先生都出来与我们这些小孩子聊天，讲一些故事和典故给我们听，有时还拿一些世界知名建筑物照片或国画给我们看，并向我们介绍讲解，一点架子都没有。我后来也成为教师，在与学生相处中，她们两位老师的行为不断影响自己，对学生不仅要教授专业知识，也要全面关心，将学生视为自己的朋友、子弟，教书育人。

2.物理与陈德瀛老师

“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当时在社会上和我们学生中是有一定影响的，同学们对数理化的学习是很认真的。七中的数理化教师队伍也是比较强的，这三科的骨干教师分别是：教数学的吉星老师、教物理的陈德瀛老师和教化学的胡掌珠老师。高中三年在他们的教导下，我们打下了比较坚实的学科基础，这个基础使我终生受益，虽然已经是50多年前的事情了，但我始终不能忘怀，我始终庆幸自己中学时代遇到了这样的好老师。

在数理化三科中，我更爱好物理。教我们物理的老师是陈德瀛先生，他学识渊博、为人随和，我们同学都很尊重他但并不害怕他，他在教学中不仅按书本讲解基本的物理原理、定义、定理，熟练地推导和证明这些定理，而且结合物理学史，介绍各种物理现象、概念、定理发现的历史，介绍相关的伟大物理学家刻苦治学的经历，不知不觉中激发了我们这些年轻学子对物理学的热爱，对科学的热爱，激励我们像前辈科学家们那样孜孜不倦地探求科学真谛，确立把一生献给科学事业的雄心。当学到“电学”时，他不仅教授电的发现、电的传输规律、电磁现象和转换，还强调电的发生、电的输送、电的应用，讲解电灯、电话、电报、无线电的不断发明对人类生活的巨大影响，使我们切切实实地体会到“知识就是力量”。当学到“光学”时，他生动、风趣地阐述了光的波粒二象性，将我们从一个宏观的、巨象的世界带入另一个微观的、抽象的世界，让我们的思想境界发生了飞跃，就是这一飞跃，使我产生了对物理学的巨大兴趣，在微观的物理世界中，人类还有许多许多未知的天地，人们大有用武之地，我后来选择物理学作为自己终身奋斗目标和陈先生的影响是分不开的。(www.chuimin.cn)

文化大革命中听到陈先生的不幸遭遇，我感到非常悲痛，我们过早地失去一位好老师。大学毕业后，我留在复旦当老师，吉星先生、胡掌珠先生、陈德瀛先生和大学的一些老师的教学风格对自己影响很大，像他们一样，在每一次备课中我先要考虑：a.为什么要讲授这个命题，它是如何产生的，它对整个学科有什么意义？b.如何切入这个命题，如何阐述这个命题？搞清这些后，进入课堂我要求自己既不看教科书又不看讲稿，一气呵成，这样才能将学生的注意力吸引到老师的身上。

3.共青团和参加共青团

我的家庭出身不好，父亲又在国民党政府任官员，50年代初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因此，在青少年时代自己身上便背负了沉重的“家庭包袱”，精神压力很大，不能体会“少年不知愁滋味”境界，看到同学们精神焕发，意气昂扬的状况，只能“顾影自怜”。进入高中后，不少同学积极争取参加“共青团”，我也有这样的愿望，但冷静一想，“我行吗？”，就不战自退了，然而内心是苦闷的。是七中当时的大环境帮助我走出去、帮助我站起来、帮助我融入集体的大浪潮中。同班同学、班主任老师、团组织、学校领导都给予我很大的关心，他们经常或正式地、或漫不经心地和我交谈，反复地教导自己“家庭出身不能选择，但人生的道路可以自己选择”，鼓励我积极投入学校和社会的大洪流中，经受革命的洗礼，逐步确立革命的人生观。这样，我也和其他同学一样全身心地投入学校的各项活动中，对每一件事情都满怀热情。记得当时在吉星老师的指导下，学校排练捷克剧作家伏契克的话剧“绞刑架下的报告”，我虽然没有演戏的才能，但也跑前跑后地帮助制作布景道具，非常开心。七中建立广播站后，我也参加了它的管理运营工作。不少同学到过我家，我也去过很多同学的家，我感到自己完全融入到班级集体之中。高中期间，学习一直比较稳定，不管数理化、文史地，还是外语，我都很喜欢，上课听老师讲授是一种享受，考试也不紧张，成绩经常比较排前。由于集体的关怀和对学习的兴趣，我逐渐走出家庭出身的阴影，像一个正常的青少年一样成长。

高二年级时，我终于鼓足勇气向组织打了入团申请报告，团支部很快与我谈话，肯定我的进步，同时也告诫我由于家庭问题，必须接受组织更严格的考验，对此我完全理解，我愿意接受组织的一切考验，矢志不渝。从此，每一次接受新团员的团支部大会，我都列席旁听，接受教育，团支部的一些活动有时也邀请我参加，团支部交代的一些工作我都认真地完成。终于在高三下毕业前我被接受成为一名共青团员，离开七中时，我带着共青团组织关系的介绍信高高兴兴地到复旦大学报到，入团开启了我人生新的一页。

现在我已经70岁了，回想自己的一生，七中时期是非常关键的。假如像文化大革命时期那样，对我们这些出身不好的同学采取排挤、孤立、歧视，甚至打击的态度，我的一生将是另一种遭遇了。当然，当时以陈震东为首的七中领导采取这样“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是冒着很大风险的。听说离开七中后，陈校长也被调走了，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虽然陈校长没有给我们上过课，我也很少与他有直接的接触，但是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我仍然怀念他，感激他，他是我们的好校长，是真正的共产党人，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三、混沌初开

1956年在共和国历史上也是重要的一年，我们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私营经济，全国人民兴高采烈地进入了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在这一年初党正式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这一口号极大地鼓舞了我们这些青年学子，自我感觉这就是对我们这一代人的号召，是我们这一代人报效祖国的进军号。这一年我即将完成高中阶段的学习，我选择了物理学作为人生奋斗目标，并考入了上海复旦大学，怀着对七中的无限感慨，怀着对未来的美好期待，离别了亲爱的母校——南京市第七中学。

进入复旦大学后，经历了轰轰烈烈的五年学习生活，1957年的“反右派”、1958年的“大跃进”、1959年的“反右倾”和以后的“三年自然灾害”。在大跃进中复旦物理学系得到很大的发展，扩大为三个系：物理学系、核物理系和无线电物理系。我被分到无线电物理系，从此开始了投身电子信息系统学习和研究的一生，毕业后，自己留校当老师，又开始了投身教育事业的一生。

1956年到1965年是充满激情的十年，无论学习、无论工作、无论介入各种政治运动，我们都激情满怀，劲头十足，即使一些现在看来很幼稚的事情，例如打麻雀、搞卫生、收废旧钢铁等，我们都全身心地投入，既不考虑代价、又不考虑后果，只要是党号召的事情，就没有“二话”，大家都自愿成为“党的驯服工具，党指向哪就打向哪”。由于运动太多，业务学习必然受到一些影响，但是复旦的学风还是比较好的，复旦的领导对教学、科研也比较重视，五年的大学生活还是打下了比较坚实的专业基础，提高了自我学习研究的能力。工作后开始的1961～1965四年时间，自己已经初步了解高等教育的特点，能够独立开设一门基础课，两门专业课，并开始介入相应的科研项目。

然而业务工作到1965年6月便中止了，当时我参加“四清工作队”，进入农村参加四清一年，回来后又被卷入“史无前例的伟大文化大革命”，一革就是十年，在这场大革命中，自己既不是革命的主要对象，又不是造反派依靠的力量，处于比较超脱的境地，实际属于“逍遥派”，利用时间的空余，我们一批人下工厂，参与当时电子工业从“电子管”到“晶体管”的转换，参与一批晶体管电子仪器设备的研究制造工作，并将其总结为一本书《半导体电路》，由上海科技出版社正式出版，该书当时在业界的反响较大。

四、人生价值

打倒“四人帮”后，复旦与全国一样，恢复大学正常教学和科研活动，鉴于十年内，无线电电子学领域发展很快，过去的教材已经不能继续使用，我参加了国家教委的新教材编写组，主编了以半导体晶体管和集成电路为基础的“电子线路基础”教材（理科电子类专业适用），该教程在1987年获得“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二等奖”。1982年被委派到美国UMASS大学，作为访问学者，在该校的电子和计算机工程系进修交流，至1983年底回国。

回国后接受国家石油部的委托，主持重大项目“计算机油田监控系统”，通过无线数据通信和计算机管理，实现全油田采油集输的全自动化，运行一年后，被评为国家石油部科技进步二等奖。同时担任国家教委“电子信息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成员，为这一新兴学科的规范建设，作过一点贡献。鉴于自己在电子信息领域教学、科研和教学指导中的工作，90年代初被国家教委和国家人事部评为“国家优秀教师”，并被评定为教授。90年代末，被选为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专家委员会成员，任网络和通信组长，为上海市信息基础设施的规划和建设、推进上海市城市信息化、促进智能楼宇的发展做出一点工作。

作为一名普通的科技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我做了一点事情，这些都是自己的本职工作，不足挂齿，回顾自己一生能够取得一点成绩，离不开母校南京七中和复旦大学为我提供的大环境，离不开领导和前辈老师的教导，离不开同事们的支持、帮助和配合。当然，我对自己的一生并不完全满意，总感到自己身上的潜力并未完全被挖掘出来，我还应该干得更好，在一些关键时刻自己彷徨过，在各种压力面前自己退缩过，一些机会也未能紧紧抓住，现在已经来不及了！希望青年人能够珍惜现在的大好环境，坚定自己的信念，抓住机会勇敢地向前进，你们的未来一定更光辉灿烂。

七中青春回忆-南京七中校友蓝鸿翔1956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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