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航附属高中七中校友丁传纮的求实之路

2023-12-05 百科知识版权反馈

【摘要】：平凡工作中的求实之路丁传纮丁传纮1954届校友。现已72岁的我是七中众多默默无闻校友中的一员。开始真把我打蒙了，但用七中带来的“求实”精神来分析：在这里有我的缺点，但有的是误解。1973年中央要求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老九”不臭了。不料在做了三个工厂的设计之后，交通部的船厂划归六机部统管，我又失去了“正业”。在做了一段打杂的工作之后，我得到一个为尼日利亚援建铸造厂的项目信息，于是主动要求借调到该项目组。

平凡工作中的求实之路

丁传纮

1954届校友。浙江大学机械系毕业。1958年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工业局工作。1962年调到局属工业学校讲授铸造专业课并负责实验室。1973年调水运规划设计院，从事船厂的铸造车间设计。1984年赴尼日利亚援建铸造厂。3年后回国仍在设计院，从事院技术管理、质量管理工作，1994年后，在设计院与美国合资成立的咨询公司任管理工作，同时承担业务项目，担任过三个规划项目的负责人。

我是七中的第一批学生，12岁入学，1954年毕业。现已72岁的我是七中众多默默无闻校友中的一员。今天回忆七中生活时，在为同学中有汪承灏、常留柱等知名人士而骄傲的同时，也为我们这些默默做贡献的校友平凡而充实的生活感到欣慰。如果没有在七中时开始知道了如何做人，没有“求实”精神的灌注，没有在七中时开始培养出来的求知欲望与不倦的学习态度，没有学会良好的学习方法与自学习惯，光靠学校中学的课本知识，在我们经历的这个年代的波折中，会是怎样的结果？可能只会念经和撞钟。当然路是要靠自己去走，但走的方向和方法是在七中时开始学到的。

我自小喜欢玩“电”，在七中时就在校广播站“兼职”。考大学时第一志愿是无线电系。但当时全国只有清华和南工有无线电系。我们又是春季班，高中只念了二年半提前毕业，结果备考欠佳未能考上，分配到浙大机械系铸造专业。这是我一生中第一个小波折。好在服从国家需要在思想上占上风，情绪很快正常，将无线电放到了“业余爱好”的位置上。但未曾想到这一爱好对我今后受益匪浅。浙大四年中我的学习成绩优秀，课余在校广播站机务组兼职，用的是我们自己组装的扩音机。

第二个小波折发生在反右倾运动时。当时在浙大，是个班长但不是党员，算是班上非党员中的大头目了。在反右之后，同学们不敢给党员贴大字报，教室内的大字报几乎都是冲我来的，主要问题是骄傲。开始真把我打蒙了，但用七中带来的“求实”精神来分析：在这里有我的缺点，但有的是误解。我抱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正确对待，就能看出同学们并无恶意，泰然处之。同学们看到并未对我造成伤害，大字报更多了，而我与同学之间的关系依然如初。

1958年大学毕业，8月到北京市第三地方工业局报到。当时正值“大炼钢铁”高潮，单位内也砌了炉灶，砸了铁锅、暖气片来炼钢，我这个半机械半冶金专业的毕业生，刚踏上工作岗位就碰上了这个只让化学成分由铁变“钢”，而机械性能还不如铁的“新技术”，“求是”精神让我不可能积极投入运动，好在初来乍到，没发生什么。

1958年底北京市科委成立，各局抽调人到科委，我是其一。在科委让我联系机电、交通、电讯等局的科研、技术革新项目。此时我的“业余爱好”第一次起作用了，在听电气方面的课题介绍时不致“对牛弹琴”。不久，在北京开展了一个推广超声波的运动，科委当然首当其冲。对违背“真理的局限性”这一基本哲学观念的“超声波万能”的口号，我的态度仍然是“求实”，我利用小人物的优势，下去能听到、看到一些头头们看不到的真实，回来向领导如实汇报。与此同时，团支部内（市人委院内是一个跨单位支部）有人因我身为科委成员没带头和支部团员投入运动用大字报向我提出批评。在困惑中我向领导提出调往基层锻炼的要求。1960年我调到了市机电局，但未能到达基层，被留在了局技术处。

在局技术处时也发生了件难忘的事。有次一个国内知名的大厂，报来一项“放卫星”项目：铸造车间冲天炉焦比突破100。行家不难算出在热效率100%的理想状态下它是多少。我带着疑问、求实的态度和介绍信到了现场，在炉后与工人师傅一起搬铁、运焦、加料。当晚开炉不久，炉况不妙，师傅们急了，不顾一切补加焦炭，可为时已晚，铁水冻在炉中。我后悔给师傅们清炉带来的艰难。是否本不该来？尽管是为了“求实”，尽管在现场我什么也未说、也未问。只是那封介绍信告诉了厂方我从局里来。看来要想干点实事还是离开局里，于是再向领导要求下基层锻炼。(www.chuimin.cn)

1962年我调到了局属工业学校，除讲授铸造专业课程外还负责铸造实验室的工作。这不仅让我有了踏踏实实的“正业”，又让以后成为我“副业”的业余爱好有了用武之地。实验室的设备、仪器哪一样也离不开“电”。1965年“文革”开始，校内两派红卫兵大打宣传战，比谁的大喇叭声音能压倒对方。一天一辆卡车载了七八个“武装”红卫兵来家找我，正巧家中无人，吓得好心邻居千方百计找到了我姐，让我快出去躲一躲。其实因我常为同事义务修理电器，红卫兵来是为护送我去为他们抢修扩音机，2升可乐瓶大的电子管、上千伏的高压电，从未见过，真开眼界。好在不是用来武斗，也就无甚难处。

“文革”后期学校与一研究所合并改为机床厂，我们臭老九下放车间接受再教育，我们边劳动边用我们的知识搞技术革新，所干实事得到领导支持，为我们成立了机修班，配备了一些设备，我们自己画图设计、自己找材料、自己加工、焊接、自己组装，为车间自制了砂处理流水线、单梁吊车、龙门吊车，后来还研制了国内首台3吨单相工频电炉，在这段时间里我除了当过电工，还干过钳工、车工、刨工，开过电瓶车，既干了实事又充实了自己的知识与技能，成为一名一专多能的多面手，我设计的零部件都具有优良的工艺性，还为我在后来出国工作时带来了机遇。

1973年中央要求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老九”不臭了。但我们机床厂以“老九”为主，一时难以完成落实。于是我采取主动，了解到交通部的水运规划设计院，为落实周总理的“三年建港”规划，从下放的外地迁回北京，正在充实队伍，于是我有幸早同事们一步落实了政策。来设计院后恢复了我的“正业”，从事船厂的铸造车间设计。不料在做了三个工厂的设计之后，交通部的船厂划归六机部统管，我又失去了“正业”。在做了一段打杂的工作之后，我得到一个为尼日利亚援建铸造厂的项目信息，于是主动要求借调到该项目组。筹建期的首要任务，也是项目成败的关键——开发燃油化铁炉（因尼是产油国，无煤更无焦炭）。由我负责承担了这项任务，一次设计并试炉成功，这大概是国内第一台，因为事前我们未找到任何参考资料。1984年4月赴尼，但因尼方资金迟迟不到位，项目一拖再拖。我也无事可干，趁机来攻读在批判“只专不红”时代不敢读的英语（尽管项目组内有专业翻译，头头的英语也挺棒，我只要管好技术就行，用不着我去对外）。

等待之中有个偶然机会，让我为援建自来水厂的兄弟项目组，排除施工用发电机故障，使该项目负责人了解到我及铸造项目的现状。经驻尼使馆经参处说合，转到水厂项目工作，负责工程中的电气安装和施工供电，参与施工机具，设备的维护修理，并曾参加另一个水厂项目的投标工作。这段时间我能用突击学到的一点点英语指挥当地工人工作，并能独自开车外出公干，经常来往于首都与项目所在地，充当使馆与项目组间的信使。还曾帮承包该水厂设备安装的英国公司解决过技术问题；为使馆的国庆活动摄像……这些都不是我的“正业”，而此时能有这样的“副业”，不能不归功于我的“业余爱好”和下放时练就的技能。记得出国前我们突击学习驾驶，教练在我第一次试驾时就问我：“你是不是开过无轨电车？”我说：“不是无轨，是电瓶车。”此次学驾当然我的成绩比同事要好，出国后就有优先的驾车机会。再加上我给自己出难题天天练，才有今天仍能驾车去远郊度假的乐趣，这是后话。鉴于我在这段“副业”中的出色表现，使由于我出身不好在“出身论”作祟时长期未能解决的入党问题，于1987年3月经驻尼使馆党委批准获得解决。

1987年，借调期满回到设计院，从事院的技术管理、质量管理工作。尽管当时我已过了后备接班人的年龄界限，我的工作同样出色，得到一致的认可。交通部质量管理部门曾打算调我到部工作，但设计院因工作需要未同意，调了另一人去。1994年设计院为争取世界银行的投资项目，与美合资成立一咨询公司，我被派往该公司，既任管理工作，又承担业务项目。在此担任过三个规划项目的负责人，这些规划项目都是由多学科专业人员组成的，负责人也多是水工等主导专业人员。我能担此重任，不仅是我的工作能力与工作态度，也有我知识面广的因素。我感到踏踏实实地干实事，从实干中学，学到的知识与技能终会让你受益。

1997年准点退休。退休后又继续干了14个月，直至1998年赴美探亲，至此结束了我的“正业”。但“副业”并未结束，两次探亲中均曾为自己及同胞安装、调试卫星天线，以收看中央9台中文节目。回国后，有电子、仪表企业主动聘我去工作。至今我还在一汽车仪表生产企业半日工作，从事汽车仪表及传感器的新产品开发。短短几年，经历了其表芯从双金属片的电热式到十字线圈的动磁式，再到单片机控制的步进电机式的换代过程，对我来说，也有从分立元件电路到集成电路再到数字电路的适应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也就是在这个实践的学习中我得到了退休后生活的充实，还申办了三个职务专利。

我羡慕当今的年轻人，他们有广阔的选择空间。可以选考机电一体化专业；可以攻读双学位；可以报考公务员或去人才市场受聘，也可以辞职、跳槽或下海。有条件在求实中发挥自己的优势和特长（但不要只求实惠而不顾其他）。不过，机遇不能选择，一生中也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逆境中只要不气馁，就能充分利用事物的两面性，变坏事为好事，同样能得到充实。

再次感谢以身作则教导我求是的七中老师们。

南航附属高中七中校友丁传纮的求实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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