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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中培育成长-南航附属高中校友风采录

【摘要】:七中培育我成长刘文龙刘文龙1953届校友。到高中后,在七中党支部的教育培养下,我担任了班级和学校青年团的工作,政治上逐渐要求进步,特别是1950年冬谢子新校长找到我、邵其昌和王一仇三人谈话后,个人要求进步更加迫切。七中为我打下良好的思想基础还表现在正确处理个人和组织的关系上,正确处理个人利益、个人志愿与国家整体利益的关系上。

七中培育我成长

刘文龙

刘文龙

1953届校友。高级工程师。1958年7月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舰艇设计与制造专业。南京交通学会第三、四、五届副理事长。江苏省造船工程学会第四、五届副理事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第六届、第七届江苏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曾任南京市交通局副总工程师。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近二十年。1983年被评为南京市科技战线先进工作者;1994年获南京市科技进步三等奖;1989年、1991年获南京市科协优秀论文奖;1991年获江苏省科委科技情报二等奖、南京市科委科技情报一等奖。著有《舰艇阻力》《舰艇阻力图表》《毕业设计参考资料》《浅水快速船阻力试验分析与型线设计》等。主编有《舰艇动力学讲义》。

1950年春,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报考了南京七中高一春季班,这样我就提前半年结束了在南师附中初中阶段的学习生活。虽然在1949年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但在政治上要求进步并不十分迫切。初中阶段基本上属于“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眼前书”的死读书类型。到高中后,在七中党支部的教育培养下,我担任了班级和学校青年团的工作,政治上逐渐要求进步,特别是1950年冬谢子新校长找到我、邵其昌和王一仇三人谈话后,个人要求进步更加迫切。他告诉我们党支部准备培养我们三人入党,希望我们能认真学习《论共产党员修养》,按照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争取早日参加到党的队伍中来。从那以后,我认真学习了《论共产党员修养》,反复阅读了许多遍,对照自己找出差距,并向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谢校长调走后,陈震东校长、赵寅明书记和印邦宏同志(他是地下党员,当时担任学校团总支书记,我担任团总支副书记)继续关心我、帮助我,要我不断端正入党动机。在我成长过程中,思想上也是有反复的,如大约在1952年夏,赵寅明书记对我讲过:“学校本打算在近期发展你入党,但根据上级最近指示,我校在学生中暂时不发展党员,我们会将你的表现情况介绍到大学去。”因此我们三人在中学阶段均未能入党,当时我想,该集中精力把学习搞上去了,个人进步到大学再重新开始。他们指出了我这种想法的错误,个人的进步是不可中断的,应是一贯的,使我的认识有所提高。七中党组织是说话算数的,在我进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习后,参军半年多的时间里,组织上就吸收我为预备党员。当时哈军工预科一队150多人,新发展入党的党员就我一人。如果不是七中党组织将我在高中阶段的表现情况介绍过去,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加入党组织是很困难的。我对七中党组织一直是很感激的。

七中党组织经常教育我要正确处理学习和担任社会工作的关系,高中阶段我经历了“镇反”、“三反五反”等政治运动,在党支部领导下做了一些工作,得到了锻炼和提高。因为时间是个常数,用在学习上的时间相对就少了些。有时还在上课,外面一招手就出去了,学习成绩有些退步,在班上多排在第五名,最差一次降为第七,这成绩和我在南师附中读初中时在班级总排前三名以内相距甚远。当时我以为参加社会活动多了,影响了自己的学习成绩。我把自己的想法如实向党支部谈了,他们帮助我,要我正确处理好两者关系,要合理安排,要提高效率,干什么均要专心致志,希望我成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好学生。进入高三以后,组织上实际上也减少了我一些社会活动时间,让我有更多精力投入到学习中,为考大学做准备。在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我深深体会到在中学和大学阶段参加一些社会活动,担任一些党团工作,是非常重要的、有益的,使我在独立工作能力、组织协调能力、对问题的分析处理能力方面均有很大的提高。

七中党组织对我生活上也一直是很关心的,在读高一下的时候,有次我去医院体检,医生说我患了肺结核。我当时情绪有点低落,陈震东校长、赵寅明书记和印邦宏同志对我很关心,要我安心养病。在学校住房很紧张的情况下,专门安排了一间房子,让我一面休养一面继续做些校青年团的工作。半年不到我去医院复查,肺上什么也没有了,原来是一场虚惊,我必须由春季班转入下一个秋季班继续学习,但是我从这件事中感受到了党组织对我的关心。

1953年夏天,学校推荐我们两个毕业班五位同学报考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当时由于保密的关系我们只知道报考军事院校,要参军。对学校其他情况一概不知。第一轮文化课考试,我通过了。当时以为我已经被录取了,没有再做考地方大学的准备。在全国高考统考的前一天晚上,印邦宏同志请我在大华电影院看电影。电影刚散场,朱庆寿同志在门口找到我,说体检中发现我鼻子和耳朵有问题,要我明日参加高考,我想这下完了,好长时间没复习了。印邦宏同志对我讲:“别急,我请你去吃馄饨。”我说:“吃什么也没用了。”当晚我就复习了立体几何,其他没有时间看了。高考结束后,我自己觉得考得还不错,能考上我要报考的专业,下一步就等大学发榜了。又过了十天左右,学校又让我去做体检复查。结果,鼻子和耳朵均没问题了。就这样,我正式被哈军工录取了。

七中为我打下良好的思想基础还表现在正确处理个人和组织的关系上,正确处理个人利益、个人志愿与国家整体利益的关系上。1954年夏我们结束了在哈军工一年的预科学习将要升入本科。当时哈军工本科有五个系,要求学生填三个志愿,按顺序排列,我自己很希望到海军工程系。当时队长和指导员在大会上作动员时讲到,据了解要求到工程兵系的人很少,希望同志们能报考工程兵系,尤其希望党员带头。当时普遍认为工程兵露天作业很辛苦,实际情况其实我们并不了解,我当时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将工程兵系作为第一志愿,海军和空军分别为二、三志愿。在开学的前一天,院里通知下午在大操场集合,由陈赓院长宣布学员进入各系的名单,当时我想报考工程兵系的人那么少,我不用听宣布,我肯定到工程兵系了。我的二、三志愿已经不起作用了。谁知道陈院长宣布我到海军工程系,我当时确实感到非常意外,但内心是高兴的,我被分到海军工程系舰艇设计与制造专业。我实在弄不懂,当时报工程兵的人那么少,为什么还把填第一志愿的我分到海军,我只能这样理解,听组织的话,最终不会让你吃亏。说实在的,一直到今天我还没有弄清楚当时领导为什么这样决定。(www.chuimin.cn)

我们1953年入学,学制5年,应该是1958年夏毕业。因为1958年要搞真刀真枪的毕业设计,我在黑龙江呼兰河上做了半年的水翼艇的模型试验,后来又决定让我去旅顺参加我国第一艘气垫船海上实验和陆上模型各种方案的试验研究,实际我们气垫船海上长航试验成功结果比英国向世界宣布长航成功的时间还要早13天(由于保密关系我们没有对外公布)。由于搞科研我们的毕业典礼推迟了半年多,当时我担任毕业班学生党支部书记,代表在外执行设计实验任务的同学回校参加哈军工第二学期学生毕业典礼。在一次向系领导汇报科研任务完成情况后,一位系领导对我讲:“任务完成后,你肯定留校任教。”我当时心凉了半截,因为对毕业后的工作我是有想法的,我并不反对教书,但是我不喜欢哈尔滨的冬天,冷的时间太长,生活条件不如南方,加上我爱人又在南京工作,所以我希望能到南方工作。但我经过思想斗争想到了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修养》中讲到的“党员个人利益,无条件服从党的利益”,“在任何时间任何问题上都应该首先想到党的整体利益,都要把党的利益摆在前面,把个人问题,个人利益摆在服从的地位”。开始将我留在导弹系教飞行力学方面的内容,后来系黄主任看到我在旅顺搞了两年的气垫船试验研究,他向院领导建议,不要去导弹系了,留在舰艇专业教书。在一系列的变动中,说个人没有想法是不切实际的,但是每一次都能通过党的教育、个人的思想斗争,最后均能自觉服从分配。这种思想基础应该说是在七中打下的。

十年文化大革命我感到还算幸运,因为基本上没有参加派别斗争,专业技术业务没有丢。1966年到1967年组织上安排我去留学生系给越南学生讲授“舰艇阻力”、“船舶推进”、“船舶操纵”三门专业课,又带他们去南海舰队实习,在上海的几个造船厂进行了半年的工厂造船工艺及修船工艺的实习。我是教船舶原理的,带他们去舰队、工厂实习对我也是一种很好的学习机会。刚将他们送毕业,中苏关系紧张,苏方经常移动国界标志、采用拔标,移标等手段蚕食我国领土。当时我方的船速相对较慢,为了共同与苏方一起检查航标的位置,有时被苏方的船拖着走,有损国格。因此上级要我们学校负责设计速度较快的工作船。当时这是作为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下达的。因此我们先后组织船机电三方面十多位老师参与设计,并由我担任设计组长,我还负责船的型线设计和试验及有关的船舶原理方面的计算工作。我们先后给黑龙江设计了四条内河船,其中“长城号”工作船设计的船速为34公里/小时,实船试航时航速在36公里/小时以上,当时被船员称为“三江之王”(三江指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由我设计绘制的型线图刊登在《内河船舶图册》上(P455—458)。为了确保设计质量,我们在上海、无锡船模试验池进行大量的各种方案的深、浅水试验,使我们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均有所提高。在哈军工留校近二十年期间我上过五门专业课,自1961年后我一直主讲“水面舰艇阻力”课程

1977年12月我调到南京市交通局工作,一直在技术部门工作。曾任局副总工程师,后又让我兼任技术处处长,主要从事技术行政管理工作。从1979年到1993年我一直兼任交通局专业技术职称改革办公室主任,负责除政工职称以外其他方面的职称评定、考核及向上级推荐工作。从这一点看我感到在中学和大学读书期间兼任一些社会工作,参加一些必要的社会活动,从中得到一些锻炼和提高,对后来从事技术行政管理工作是有很大益处的。

回顾我的一生,尽管曾受到系和市局以上各级领导的各种奖励36次,但总觉得自己没有作出什么重大贡献,当然也没有受过什么大的挫折,可以说是顺利而平淡的,使感到欣慰的事有两件。

第一件是我自己受到七中党组织及以后各级党组织的关心、教育和培养,懂得了关心周围同志的进步,并和他人平等相处和共勉,像党组织关心我一样关心其他同志。我的家庭出身不好,但我认为个人的出身是无法选择的,走什么样的道路是完全可以自己选择的。我感到党从来没有歧视、嫌弃我,即使在大学毕业时我们系五个毕业班各班仅选调一名同志去新组建的导弹系教书,党组织在我们专业选定了我,说明了党对我的信任。在和其他同志相处中要做到“将心比心”,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体贴他人,我一生共介绍31位同志入党,这方面我觉得自己为党做了些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

第二件是1991年夏,我突然身患癌症,情绪很低落,认为这下完了,都打算向家人交代后事了。当时我的爱人匡文是南京29中高三年级组长还兼一个班的班主任,工作很忙,但她总是抽空到医院陪我、鼓励我,找各种书籍和报纸上战胜癌症的病例。我的子女也很孝顺,一有空就到医院陪我。我开刀后住在监护病房,几次报病危,他们承受了巨大的痛苦和压力。在我开刀和先后四次住院化疗期间,党组织和周围的同志还有七中的老同学都给我了无微不至的关怀。不少同志白天晚上轮流照顾我,根据我的住院记录,在住院的一年多时间里先后共有423人探望过我,有人来过多次(816人次),这一切让我深受感动,给了我极大的关怀和鼓励。亲情和友情增加了我和病魔作斗争的勇气与信心,在大家的帮助下,我乐观面对,这对康复有很大好处。我感谢领导、同志们和家人的关心和鼓励,也感谢医护人员的救治使我可以活到今天。同时也体会到一个人只要平时能真诚、平等地和同志们相处,淡泊名利,哪怕你做的是微不足道对他人有益的小事,同志们也不会把你忘记的。

总之我的一生在各个时期均受到各级党组织对我的教育和培养,但我感到我的革命人生观、我的基本思想基础是在七中初步形成、奠定的,因此我对七中对我的教育、关怀和培养是终身难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