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七中校友回忆录：青春永恒！

我一生的一点回忆

钱剑秋

钱剑秋

1951届校友。解放初考入我校，初中肄业。1951年考入南京下关电厂当学徒，刻苦自学，由技术员到车间主任。1964年调二机部404厂反应堆工厂，从事核电事业。1983年在核工业部821厂任总工程师，被二机部（核工业部）破格评为研究员（教授）级高级工程师。1985年后任核工业总公司秦山核电公司总工程师。曾获得国家级奖励6项，省部级奖励12项（国家级科技成果奖4项，省部级科技成奖8项；劳模、先进、记功等荣誉称号6项）。发表论著34部、篇。

我写回忆录，不是用来出版，而是为后代留下生命传承的记忆。对自己来说也是晚年的一种精神总结，我觉得很有意义。

往事如烟云，回忆起来，有的清晰，有的模糊，有的淡忘，追记如下。

我的童年、少年时代（14岁之前）

1935年（乙亥）农历11月11日（公历12月6日）我出生在南京一个小市民家庭。父亲当时跟着祖父在中华门城堡卖窑货。

听老人说，1937年日本鬼子进城前，我们全家已转移到郊区农村，是父亲用扁担和箩筐一头一个将康喜和我挑到农村，避免了“南京大屠杀”的灾难。

在读书前后这段时间，我记忆较深的有几件事情。

当时我家住在钓鱼台98号，这是一座青砖灰瓦、有四进的深宅大院，住着十户左右人家，其中钱家（我的父辈）二、三、四房住在这里（三房在三进，四进有二层楼，二房在四进楼上，四房在四进楼下），大房住在城北。十户人家都进出一个沿街大门，大人小孩进进出出很是热闹。

我家隔壁是湖南会馆，其建筑规模在当时算是大的。门口一对大石狮，背部磨得光光的，大块石板铺地，石块垒砌的门楼很高，“抬头掉帽子”，很显眼。里面比住家的房子高大而宽敞，孩子们闲时都喜欢到这里玩耍。也未见这里有什么特殊活动，可能以前很兴隆，现在萧条了。这里住的全是湖南人。里面有湖南人制作的豆腐卖，两块砖头大小的方木盒里装着一寸厚的豆腐，叫“湖南豆腐”。豆腐盒常常堆得很高，一堆一堆的。湖南豆腐的特点是细嫩，好吃，我家大人常叫我去买。会馆广场有一棵百年白果树，高丈余，枝条扶疏，收获时果实累累。可喜的是这白果树的枝叶有一小半伸到钓鱼台98号院子里，每逢收获时，大量的白果就落到我们的院子，门里人家都来捡，有时用特长竹竿打下未落的白果。大人一边打，小孩一边抢落下的白果。由于白果多，家家都可得到，也无啥矛盾。

7岁在钓鱼台念私塾，一共十个人左右，都是街坊邻居的孩子，念《三字经》、《千字文》和《百家姓》之类的初级读物，跟着老师一句句朗读，然后自读和背诵，老师不讲解课文，学生也不去问课文的意思。学生背不出来，老师就要用戒尺打手心，我也吃过板子。有的学生淘气，经常背不出，吃板子就多，手心打得红肿红肿的。

8岁和弱智舅舅武二（音）一同进荷花塘小学一年级读书。从钓鱼台住处到荷花塘小学基本都是石板路，走十几分钟就到了。那所小学没有桌椅，要我们自带小凳。我坐第一排，舅舅坐最后一排。后来由于住处的变化，我先后转到船板巷小学和下江考棚小学。我是1949年1月在下江考棚小学毕业的。

当时下江考棚小学建有童子军，高小大一些的孩子都可以参加，有“军装”和大、中、小队长的标识，主要任务是定期操练和轮流在校门站岗。在校门站岗时，左右各一人，左手握一人高、鸡蛋粗的木棒，木棒一头紧靠左脚外，左手握棒向左伸开，双脚微开，右手下垂，这为“稍息”式；还有一人是头，一般是小队长，空手站在侧面，遇老师经过时，发出口令：“立正！敬礼！”持棒人立即双脚并扰，左手收棒靠身，右手在胸前靠棒，行双指礼。人过恢复“稍息”式。站岗人有权阻止闲人入校，有权维持校门秩序。

大堂兄钱康福结婚。他背着大嫂陈友华，从钓鱼台98号大门外，跨过火盆进入大门，经过三进天井的深宅大院，最后背到二楼的洞房里，途经约60米。锣鼓喧天，灯火通明，鞭炮齐鸣，亲友喊叫、起哄，甚是热闹，至今历历在目。

二姨母的一个上海朋友，为人妾。因风流纠纷逃到南京，是二姨母送她到钓鱼台98号我家躲避的。她穿金戴银，衣着华丽，香气袭人，一看就是位阔太太。风头过去，二姨母又领她走了。当时我想，二姨母在上海有有钱的朋友，他们过去在上海一定混得不错。

日本人占领南京时期，老百姓进出中华门要被日军搜身，常遭随意打骂；经常有日军小分队荷枪实弹在路上巡逻，盛气凌人，老百姓不敢靠近；晚间日军常三五成群酗酒滋事，中国人受尽屈辱。我幼小心灵暗下决心，决不能做亡国奴。

1945年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新六军在伪首都南京举行了进城式，途经中华路（我家附近）。国民党新六军全部美式配备，一身戎装，崭新的坦克、大炮、机关枪夹列其间，雄姿英发。进城经过的地方，夹道欢迎，群情振奋，万人空巷，鞭炮声欢呼声响成一片，大马路两侧人山人海，楼房阳台上都站满了人。普天同庆，朗日重辉。八年抗战的艰辛，沦陷区人民的苦难，好像从此结束，从此要得到解放了！

抗战胜利后，美军替代了日军，当了太上皇。搜身是没有了，打骂也少了，有时他们还给国民党政府军援，给老百姓救济一点点白面和奶粉，以救世主自居。但常见带着美军和风流女郎的吉普车在马路上飞驰，耀武扬威。撞翻了小贩的摊子、撞了人是不会停车的。美军来了，夫子庙的歌舞厅多了，什么百乐门舞厅、凤凰舞厅通宵达旦，兴旺得很；美军和国民党的高官常搂着摩登女郎进进出出，寻欢作乐。这与胜利后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形成对照，老百姓非常反感。

解放前，南京每年要举行一二次庙会游行，说是什么菩萨过生日。旗幡引路，唢呐开道，接着是神像和锣鼓队。信徒们身背香袋，虔诚诵经，有的还手持烧着的香火，6～8人一排纵队缓行，一般有数百人。最奇的是，在锣鼓队里总有2～4人（都是偶数，一侧一个），将2～3尺直径大铜锣用金属钩子插入左膀皮肉内，铜锣自重把皮肉拉得长长的（未见流血），横伸左膀，右手紧握槌子，边走边敲，围观者盛。

我小时候，亲戚中二姨母常来我家走动，她很喜欢我，有时带我到珠江路玻璃店她家去玩。晚上她和二姨父出去看越剧，常带着我，回来还专门在玻璃店隔壁的奶奶面馆下一碗馄饨给我。小学放假，我也常到珠江路玩，住几天，带着“妹妹”（传英的小名）玩。记得玻璃店对面有一照相馆，里面有一天井，土地面，“妹妹”喜欢挖一个一个小坑，我向里面浇水搅拌，互相打闹，有时弄得脸上身上都是泥，回去二姨母一阵骂。这时我约10岁，“妹妹”约4岁。想不到，长大后我们竟成了夫妻。

1949年4月南京解放前夕，国民党首都政府的要员和军队高官早已逃到台湾了。国民党政府中下层人员也都解散，各奔前程。这时解放军尚未进城，但大兵压境，远处炮声清晰可闻，警察也没有了。这时南京处于无政府状态。店铺都打烊停止营业，住户闭门，小孩不准出去（我这时14岁，住在三坊巷，早已溜到中华路看新奇去了），大街上没有车辆，胆大好奇的大小都走在马路中央。只听说，这个粮店被抢了，一会儿那个银行被抢了，人心惶惶，有钱的人更慌。

从我记事起，知道父亲在南京三坊巷开了一爿小杂货店，紧隔壁就是二伯父开的鸭子店，那时我上船板巷小学。星期天，父亲一般都叫我和哥哥康喜一道到评事街批发20～30个咸鸭蛋或皮蛋；有时要我和康喜一大早到新街口去排队买配给香烟，以便在杂货店里卖，赚些钱。我们学习没有专门的桌椅，吃饭、做作业都是在柜台上。一遇到柜台上买东西的人多了，大人就赶我们到杂货店钰泰祥招牌后面去。那里光线阴暗，所以客人一走我们就又回到了柜台。如果客人又多了，我们还得走，大人就对我们骂开了，有时父亲还用食指或折纸扇根部在我们头顶上重重地敲一下。我们的学习都是自觉的，不像现在孩子的学习让家长十分操心。家里很穷，“书中自有黄金屋”，要过好日子，就得发愤学习。晚上要等店铺关门后，我才能在过道上搭铺板睡觉。

紧隔壁就是二伯父开的鸭子店。两店之间是打通的，无隔板，所以他们家的情况我看得清楚。二伯父是二房的掌门人，是个胖子，走起路来胸肚间的浮肉一跳一跳的。他为人厚道，有主意，加工鸭子工艺水平高，从活鸭进店宰杀、除毛、开膛、洗净、卤泡、温煮、烘烤到盐水鸭、烤鸭、酱鸭的产品生产，以及接客、刀功，技术一流，远近闻名。大堂兄康福跟父亲学前后场（接客卖鸭为前场，余为后场），五堂兄康财跟父亲学后场。四堂兄康寿是“王孙公子”，不学无术，游手好闲，平时打扮得人模鬼样，跟着有钱的小开鞍前马后跑龙套，进出酒吧舞厅，混吃混喝。印象深的还有大嫂陈友华，她勤奋厚道，家务事一把掳，与人无争，少言语。

大堂兄康福是个京剧迷，票友老生；二伯父和我父对京剧也极有兴趣。大约在我11、12岁时，在大人的赞助下钱家成立了京剧武场（即京剧锣鼓班），班名叫“忠信堂钱”。大堂兄打班鼓（兼指挥），四堂兄康寿打小锣，五堂兄康财打大锣，我打钹。缺文场（即胡琴），只好找邻居谢家祺操琴。隔三差五，在三坊巷二伯父鸭子店作场举行京剧票友清唱会。除请票友外，主要是康福和我唱。康福爱唱，唱老生，但嗓子不好，特别是唱到高音时，就像公鸡啼鸣，面朝上，颈子很长，青筋直暴。尽管累，他很过瘾，很愉快。我唱花脸（黑头），他们说我嗓子好，再加上我年龄小，鸭子店门口里三层外三层站满了围观的人。为此，父亲常常露出满意的微笑。受到家庭的长期熏陶，我爱上了京剧，至今还爱听，有时还哼哼。

我的青少年时代（14到16岁）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鉴于国民党过去的宣传，说共产党、解放军是杀人放火、共产共妻的，所以解放军虽然进了南京城，我们都不敢出去看看。等到胆大的邻居看后说，解放军进城后，纪律严明，夜宿人行道，对老百姓秋毫无犯，态度和蔼，我们这才放心，开始出去看看。了然！解放军官兵都穿一样的灰色布装，显得朴素、清廉；讲话和气，办事公道。不久，对嫖娼、赌博迅速查处，很快恢复了社会治安、商业、交通等各方面秩序。真是人民的军队！时移世变。

学校恢复上课了。我小学刚毕业要上中学。我考进了白下区八府塘南京空军子弟学校。这学校在南京有些名气，实际是普通中学，不久叫七中，现在叫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附中，简称南航附中。

解放后百业待兴。当时老百姓对共产党还是将信将疑。南京市第一任军管会主任是刘伯承，副主任是薄一波和宋任穷。有人说，共产党一来就算盘珠子“拨一拨（薄一波）”，“送人穷（宋任穷）”。军管会为加强思想政治工作采取了很多措施，其中之一就是广泛开展群众性的歌咏活动。他们在大专院校和重点中学吸收思想进步、爱好唱歌的青年组成南京市文联（文艺工作者联合会的简称）青年歌咏队，我有幸被挑选中。由南京军区文工团和南京市文工团著名歌唱家、作曲家、词作家、指挥家在假期（星期日、寒暑假）授课。我现在想来，印象较深的有军区作曲家晓河，军区词作家张锐，南京军乐团首席指挥武俊达等，授课历时约一年，教我们识简谱、指挥、作曲。其间，我们参加了南京多次大型文艺会演，还经常到南京人民广播电台演出。还要求我们每个人独立到工厂和社区去教工人唱国歌。我被分配到白下区搬运码头工会教工人唱国歌。我时年14岁，面对七八十位比我大得多的工人同志教唱国歌，真要有点胆量和勇气。记得国歌里的三连音工人们唱不准，我教了两星期，他们基本会唱了，我完成了任务。在青年歌咏队结业时，要我们写一篇作曲作品。我为诗人沙欧的作品《我的祖国》试谱了曲子，1951年发表在青年团南京市委杂志《青年宫》上（这时我已在下关电厂上班）。我平生第一次拿到了稿费，有一种成就感，非常高兴。我时年16岁。市七中参加市文联青年歌咏队的有常留柱（后在上海音乐学院学习，担任过西藏歌舞团副团长、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主任）、周启明、邵福玲、王丽华，市七中的指导老师是周启坤。

1950年“抗美援朝”开始，国家要组建军事干部学校——军政大学，在大中学校招生，组织上号召党团员带头报名参军（当时我已是团员）。我母亲和二姨妈坚决反对，我母亲哭着对我说：“康喜（我唯一的兄长）已参军了，你不能再去，我们钱家要留个根。”当时我也不坚决，就被二姨妈连劝带拖地接到她家装病，躲起来了。事后，学校团组织给我团内严重警告处分。一年后，因我表现好又撤销了该处分。

南京解放初期，商业一度萧条。我家的小杂货店关了门。为了生活，一度我的母亲提篮沿街叫卖鸡蛋，父亲摆地摊，卖旧货。为了早点就业和增加就业门路，我和兄长康喜在读初中期间，利用寒暑假上了厚德会计学校，攻商业簿记专业。这时我家住三坊巷，到四牌楼念书，很远。我家有辆旧自行车，不是我骑车带他，就是他骑车带我。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康喜兄不等商业簿记专业读完就于1950年参军了。我读完了商业簿记专业，取得了证书，也想早点就业，帮助家里。当时社会上流传的“铁饭碗”职业是铁路、邮电和电厂。当时考中专或就业考试至少要初中毕业的文化水平。我没有，我用商业簿记专业毕业证书蒙混报了名。我考邮电学校被录取了，但体检时因淋巴系统有些问题，未通过。当时燃料工业部在南京招收全国电力系统的练习生和学徒工，我又报了名，考取了。录取通知书上说“因成绩优秀被留在南京”，因此我初中没毕业就辍学了。

在南京下关发电厂（1951年8月到1964年10月，16到29岁。）

录取通知书告诉我在南京下关发电厂工作，安排我们暂住萨家湾变电所宿舍。不久，父亲来萨家湾看我，带了一双地摊上买的半新半旧皮鞋，说：“这鞋皮子不错，你试试！”我试穿了有些大。“是要大些的，你还要长呢！”父亲说。我感激父亲专门来看我，还给我带来一双皮鞋，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穿皮鞋，尽管是旧的。在我领到第一次工资后，从下关步行两小时走到中华门，15华里，拾不得花2分钱乘公共汽车，一进家门就把工资交给母亲，母亲紧紧地抱住我，泪流满面。

在解放前，下关发电厂叫首都发电厂，是德国和英国的设备，已有20多年的历史。解放前的培训是学徒跟师傅，一跟一，单兵教练，学习技术是非常困难的。先要在生活上侍候好师傅，师傅高兴时给你教一点，否则学了三年，什么重要的技术都学不到。我们这批学员是解放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下关发电厂第一次对有文化生员（过去无文化要求）集体、系统和师徒平等地用全新方法组织培训的。到下关发电厂报到的约120人，其中练习生（高中毕业生，用来培养干部）20人，学徒工（初中毕业生，用来培养工人）100人。我属于后者。厂里专门成立了生产教育场负责这些人的培训。我们学徒工又分四个专业：汽轮机、电气、锅炉、机加工，我分在汽轮机专业。学期二年，目标3级技工水平。课程分理论课和手艺课。理论课有制图、机械原理、热工、电气和仪表。手艺课主要是钳工和管工。

我为生活而来，要使父母和自己过上好日子；我是120人中文化最低的，但我是个要强的人。虽非栋梁材，亦非寻常木，“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要抬起头做人，就必须发愤图强，做出成绩。理论课上，我认真听讲、独立思考、不耻下问、勤奋学习、弄懂为止，每次理论课考试都成绩优秀；手艺课上，我不怕累、不怕苦，多做、严格要求。例如用小榔头扁铲削金属时，左手握住扁铲，右手握住榔头，开始我怕榔头打不准打到左手，右手力量不大，师傅批评我；我咬牙使劲打，手艺不到位，榔头打到左手拇指，当时皮开肉绽，钻心痛，痛得我弯腰抬腿，鲜血直淋，至今伤疤犹在。到医务室包扎后，我接着练，师傅阻止了，师傅在同学们面前表扬我的顽强拼搏精神。我的手艺考试成绩也很优秀。

电厂领导很重视这批人的培训，教师和师傅大都是党员、团员或积极分子，不保守，很尽职。一年的专业学习结束了，我取得了优秀成绩。第二年是到生产车间实习。我到汽轮机检修班，跟着师傅干活。由于我勤快、认真、好学，不怕脏、不怕苦，干的活师傅放心，我很快就独立做一些技术中等的检修工作。我担过汽轮机的管道工、水泵工、汽机本体工。

我从前没有到过工厂，特别是大工厂，当我初到汽轮发电机车间时，一色是德国西门子的机器，只见：一百多米长的明亮车间，每分钟3 000转的庞然大物——漆黑发亮的汽轮发电机组设备；只听：均匀、高亢的机器运转声，震耳欲聋。我从未见过这种气势。我惊呆了！陌生、好奇、惊喜、兴奋、羡慕，油然而生。特别是我看到了掌管这些设备的运行班长，男，三十来岁，穿着得体的工作服，上口袋别着闪亮的自来水笔，在机器边摸温度、听声音，他一人能掌控这样庞大复杂的机器，他本事太大了，太神气了！我太羡慕他了，他太幸福了，有一天，如果我能掌管这个岗位那多好呀！我暗下决心，努力，努力，再努力，一定要掌握它。

电厂领导为了激励学员学习，在学习了一年半时，在全体练习生和学徒工之中各评选出一名优秀者提前结业，我被评为优秀的学徒工，并直升四级技工（原目标是二年三级工）。此事曾轰动全厂。

1953、1954年我参加了一、二号汽轮机组的全过程安装和4号汽轮机组恢复性大修工作。

1955、1956年我被分配到泵房、给水、凝水、汽轮机本体等运行岗位学习，并随后担任泵房工、给水工、凝水工、汽轮机司机和汽轮机组运行班长（我用四年时间达到了初步目的，这时我想：我的目光不能仅满足于熟练工人，要大些，要提高文化，提高理论水平，要当一名工程师）。

1957、1958年任汽轮机车间运行技术员。

1959、1960年学习和担任电厂值长（电厂当值运行总指挥）。

1961到1963年任汽轮机车间运行副主任。

1964年任汽轮机车间主任。

厂领导见我聪明勤奋，就过高地要求我（本应是高级技术人员完成的）组织编写南京下关发电厂建厂20多年来的第一部汽轮机组运行规程和事故规程。我查资料，走访有经验的师傅，请教工程师。组织刻蜡板，一稿清样出来后，再广泛征求意见。经过2年时间（1960、1961年），三次清样定稿，最后铅印出版，最终出色地完成了任务。电厂工人从此按规程操作，结束了凭经验操作的历史，结束了师傅带徒弟口授操作的历史。

生性好强又勤奋好学的我，心里有一个目标：“经济上无条件上大学，通过业余学习也要达到大学水平，我要当一名工程师。”为此，我长期坚持业余自学。在南京电力中等专业学校业余班进修了4年（1954到1958年），在南京市业余工业大学（起初与南京工学院合办）进修了6年（1959到1965年）。解放初期，工人的文化程度很低，技术人员又都是从旧学校出来的，与当时强调的“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很不协调，所以我党特别提倡培养工人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即在工人中培养知识分子。所以对我的业余学习特别支持。我1954年入党。当时整党是十分重要的运动，整党学习是不能请假的。记得有一次我没有去上课而参加了整党学习，党委书记祁歧发现后点名叫我去学习，说：你的业余学习是党当前的一项重要任务，你可以不参加整党学习。我非常感动，更加发奋学习，努力工作。我几乎年年都是业余大学的优秀学员和厂的先进工作者，为此厂长徐忠经常在大会小会上表扬我。6年中，不论是下雨下雪，不论是寒冬酷暑，我下班后从电厂到学校骑自行车来回15公里，隔天一次，从不间断。殚精竭虑，“苦其心智，劳其筋骨”，做到“衣带渐宽终不悔”。功夫不负苦心人，1965年我终于获得了国家承认的大学本科学历，圆了我的自学成才梦。

学习使我尝到了甜头，此后我更加努力学习。工作中遇到问题我就查书。我每个星期天一般都要到新华书店看看，看有什么新书，生怕错过买书的机会。当时新书是很少的，我都要把有关书架篦它一遍，发现有用的书，如获至宝，不论价格，都要买下。我的零花钱都用来买书了。我很少看电影、看戏、逛公园，因为我在学习中解决了一个难题比什么都开心。

我因设计研制了汽轮机抽气器压力自动调节器，1959年获“南京市先进生产者”称号。

这段时间，有很多政治运动：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大跃进、反胡风、反右派。值得写的有几段：1953年镇压反革命运动。组织上派我一人到苏州农村调查我的师傅季朝相的历史问题。我时年18岁。我先要到上海市公安局办理介绍信手续。我从来未离开过南京，一出门就要到解放不久的“冒险家的乐园”——上海。旧上海黑社会的恐怖、夜上海的风靡、人间的欺诈使我不寒而栗。我正在申请入党，这是党对我的考验，我鼓足勇气接受了任务。我乘火车到了上海，见到高大的建筑，迷人的灯火，车水马龙，人声鼎沸，我不敢闲逛，再乘黄包车到了上海市公安局。黑色的大门，阴森森的。我向传达室出示了介绍信，找到了接待人员，很快办完了手续。接着，我乘火车到了苏州，从公社到大队、小队。这时天色已晚，当时阶级斗争很激烈，大队把我安排在一位可靠的小队长家里食宿。饭菜可以接受，晚上蚊子很多，农民兄弟给我弄来一顶蚊帐。躺下后想了一天的情景，既新鲜又神秘，既紧张又有趣，很兴奋，很久才入睡。次日，小队长找来相关人员谈了情况，对方写了证明材料，结论是没有大问题。至此，我完成了任务。

反胡风运动中，我厂出了个南京地区胡风骨干分子欧阳修，时任中共下关发电厂党支部书记（解放初期，工厂党员少，一般无党委，只有支部），市报上连篇累牍地批判他，在南京出了名，关进监狱达33年之久。1990年我到南京下关发电厂回访时他才放出来，平了反。进去时他25岁，是风华正茂、年轻有为的英俊青年；出来时他58岁，已是白发满头、形容憔悴的老者。落实政策，仍然给他一个中共下关发电厂党委书记的衔。实在可悲！

1961年左右，约有30名越南人在厂里学习，由我负责组织。

我的婚事。我22岁以后，陆续就有人和我谈婚事。开始是和大党家巷的邻居方家大姑娘，对方不积极；其次是邰家大姑娘，对方要求大学生、工程师，我不是，我也对这些要求反感，未成；第三个是扬州水利局的杨××，中专生，是朋友介绍的，常通信，她文笔很好，我们在南京玄武湖约见过一面，个子略矮，相互都明白发展的方向，这件事家里不知道。家里为我的婚事很着急，不知是谁先提出：“妹妹”不是很好吗，亲上加亲！二姨母、母亲、霞姐一致同意。问我和传英，也愿意试试。我将这事告诉了杨××，她来信祝福我，并表示不再和我通信了，以免影响我和传英的发展。我很敬佩她的冷静、理智和大度。

我和传英可以说是青梅竹马，从小就在一起，知根知底。我家和二姨母家很亲密，常来往，三天两天相互串门。我在下关区的市第四人民医院住院治疗胸腔积水时，二姨母常从很远的中华门乘车来下关送好吃的给我，问寒问暖，安慰我，看得出她很喜欢我；小时候我在二姨母家住过一段，常和“妹妹”一起玩；我躲避军事干校时，也住在二姨母家，和“妹妹”有往来；“妹妹”高中毕业时，解放军体校动员她报考军事体校（“妹妹”的个子高，学习也不错），“妹妹”的学校也同意。当时“妹妹”没有主意，二姨母坚决反对考军校，二姨母要我到“妹妹”的学校——育群中学（现叫中华中学），表明态度。我到育群中学找教导处负责人和她的班主任，表明家长坚决不同意报考解放军体校的意见，最终学校尊重家长的意见。“妹妹”就准备考大学，她常来我家，我帮助她复习，印象较深的是讲解二极管和三极管的原理。当时我对她的印象是善良、忠厚、腼腆、朴素。我和“妹妹”的交往中大多是我主动：看电影、逛公园、写书信。结婚后才知道她个性也很强。

国家最困难的时期。1960年左右是国家最困难的时期，天灾人祸造成全国食品奇缺。主要食品全部凭票供应，每人每月二两食油，老百姓和单位职员每人每月24斤粮。很多家庭为了避免吃饭纠纷，每人每顿按定量容器蒸饭供应，以示公正。关键是没有什么油水，不到下顿就饿。经济宽裕的人可到饭店买高价面，即阳春面上加一块大肉，价格是普通阳春面的20到50倍，一般人吃不起。由于缺乏营养，我面部和腿部浮肿了，全身无力，厂医务室给我开了处方：“到工会领2斤红薯干。”

我的胸腔积水后来转为肺结核。我在厂里隔离，吃营养食堂（一般伙食很差，工会拨款给病号开小灶），半天工作。我未告诉家里，怕母亲着急，也未告诉“妹妹”，我就是找种种理由不回家，担心传染给他们。因为病情轻，三个月后复查时我就好了，这时我才告诉“妹妹”，她未介意，嘱我注意营养，给了我一斤粮票。我仍然未告诉家里。我们正式相处了二年，于1962年1月5日结婚，我时年26岁，传英20岁。开始我们和母亲住在一起，1963年底在电厂要到房子我们就搬到电厂住。1963年7月我们有了女儿钱玲。1968年7月有了儿子钱晖。

到二机部

到北京401所（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的代号。1964年10月到1965年12月，29到30岁）

1964年8月我在南京第二机床厂参加业余大学的脱产实习，月底回到厂里。厂党委书记万国宝立即找我谈话，万说：“党根据形势的需要，要组建绝密军工事业，组织上经过挑选，认为你年轻、好学，有培养前途，决定派你去。但你要注意：不能带家属，去的地方和干什么都不能说，很远，条件很艰苦。你同意吗？”我想：有为人志在四方，艰苦的地方锻炼人，况且这是党的召唤，是责任，又光荣。我向万书记表态，我服从组织安排，我回去做好家属的工作。当晚我回家和父母、传英说了，他们很犹豫。我说我是党员，必须服从组织安排，我不能再做不去军事干校受处分的事了。家里只好同意。次日我报告了万书记。按要求我去江苏省电业管理局干部处办了调动手续。之前，干部处长又向我说清了调动的目的、意义、条件艰苦、工作要求高等，要求10月初到北京报到。我问到北京什么地方，找什么人？干部处长说：“你到了北京火车站就会有人来主动接你。”我说他们不认识我，干部处长笑了，“他们会找到你的，我们都安排好了！”干部处长眨眨眼神秘地说。

大约用一个月的时间给我交代工作，收拾出门的行李，和朋友道别，和亲人团聚。当年我30虚岁，特地做了一套藏青摩尔登呢制中山装。作为30岁和调到二机部的纪念，这套呢制中山装现在仍在。

我将笨重的行李提前托运了。我在国庆后乘火车去了北京。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到北京。北京是我国的首都，我很激动。到达北京后，我按预先的要求迅速到达北京站大门外台阶上等待。约三分钟后一个中年人来了。“你是钱剑秋吗？”“是的。”“你辛苦了，我是来接你的，请跟我走。”我带着简单的行李跟他上了一辆小轿车，过了一会儿，我才壮着胆子问他：“我们要到哪儿去，我要报到的是什么单位？”“我们到全总干校（全国总工会干部学校的简称），你报到的单位是二机部404厂。到了干校会有领导和你谈话，会详细对你说的。”这下我大致有了底。小轿车在东西长安街上奔驰，两侧一座座大厦快速抛到脑后。经过天安门时，我看到了城楼、广场、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巨幅画像，我又激动了，这不是毛主席向全世界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地方吗！这是全国人民向往的地方。不久，车子开到了地处马神庙的全总干校。一位长者迎了过来，有大约一米七五的高个，花白的头发，长形脸，翘下巴，约五十岁，戴着一幅深边眼镜，文质彬彬地说：“你是钱剑秋同志吧，欢迎你加入我们的队伍。我叫王唯青，是二机部404厂驻京办事处的负责人。”

接着，王唯青同志引我到他的办公室向我介绍有关情况：“党中央根据国际形势的分析，决定尽快组建核燃料生产基地，包括核反应堆、核化工和核冶金，为核武器提供燃料。中央组织部和二机部共同组成了专门小组在全国挑选人才，要党性强、有专业基础、肯苦好学的年轻人。在核反应堆方面，你就是组织上经过层层筛选，在江苏挑选的唯一人员。上海挑选了3人，北京1人，东北1人，西北1人，天津2人，西南1人。你们是骨干，还要在全国名牌工科大学（如清华、北大、哈工大、上海交大、西安交大、南大、浙大、科技大等）挑选一批今年的毕业生。他们有的已经报到了。”真是人才渊薮。我说我对反应堆是门外汉。王说：“你是搞火电厂的，除了核心部分你不熟，系统是很相近的。要专门对你们进行反应堆的补课。你们要在401（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的代号）学习一年，再到反应堆工厂参加建设和运行。工厂在兰州附近一个偏僻、便于保密的地方。现在那里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都很差，你要有思想准备，将来会好的。”然后王带我去见了已先期到达的同志。就在他办公室隔壁的两个房间里有10多人，他们是上海的王鼎铨、张廉、范维彬，北京的胡宗谓，西南的黄利富，当年的毕业生有清华的马星若，哈工大的胡孝礼、于长海，科技大的刘福钿，浙大的陈松林，上海交大的朱龙球，西安交大的贺洪范，南大的吴忠贤……我到时大家都站了起来，我们握手、问好。我们既陌生又亲切；我们从来不认识，但我们又要长期在一起工作了。几天后，天津的张清泉、张敬安，西北的李立亭，东北的蒋绍新也陆续到了。

我托运的行李到了，组织上派陈松林帮我去取。陈松林到火车站一看，我的五麻袋行李都是书。他说你带这么多书干嘛？我不好意思地笑答：“我也不知道我是来干什么的，这些书是我在电厂用的，我以为还是搞火力发电呢，所以就把这些带来了。”按王唯青介绍我的工作方向，这些书用处不大了。几天后，我抽空雇了辆三轮车把这些书拉到新街口旧书店卖了。当时我心里很难过，十几年的星期天，我经常到新华书店搜寻到的书，一本一本地积累到五麻袋，它曾帮助我解决过很多问题，是我的好帮手，我的知心朋友，现在竟然一瞬间就卖掉了，分开了，我眼眶湿润了！

我们开始自学苏联版彼德罗夫的《核动力厂》和美国版格拉斯顿的《核反应堆原理》。一星期后我们都被分配到401，分别在101重水试验堆和194游泳池式轻水试验堆上学习。有经验的老同志（其实当时也只有30到40岁）要培养值长，新毕业的大学生要培养操纵员。我学值长，跟401的老值长林璋在101重水试验堆学习。

401涵盖我国所有的核科学研究项目，是我国核科学研究的最高殿堂，处在北京东郊。第一任所长是著名科学家钱三强，著名科学家王淦昌、彭恒武、王承书、何泽慧等当时都在那里任职。整个建筑群是苏联俄罗斯风格，庄重、大方、艺术。各幢研究室的小楼都淹没在浓密的树木花草之中。小楼之间有平整宽阔的混凝土大道相连。环境安静、优美。在那里，我们从原子结构学起，学习中子性质，中子引起核裂变的原理，核裂放热，什么是放射性，放射性的危害，什么是反应性，什么是核临界，瞬发临界的危害，核链式反应，核发电等等。在指导老师的监护下，我们操纵了试验反应堆的启动、功率调整、停止。一年后，经过考核，认为我们初步掌握了核反应堆的基本原理和操作。这是在1964年10月到1965年11月，我们结业了。

北京国庆是很热闹的。在我们结束北京学习前，1965年9月底我让传英带玲儿来京观光。我在火车站接到传英和玲儿，安排住在全总干校同志们让出的一个单间里。我带她们看了天安门广场、故宫、颐和园和北海，逛西单、王府井大街，看国庆晚上天安门广场的焰火。这时玲儿已二岁，会在地上跑。她妈妈在前面跑，让玲儿在后面追，嘴里喊着：“追不着吃糖果！追不着吃糖果！”我们在北京过得很愉快。

在404厂（二机部第一个核燃料生产联合企业的代号，解密后叫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1965年12月到1969年12月，30到34岁）

去404厂

由于核工业的特殊性和高度保密性，核工业在创建初期，绝大多数单位建厂时都将厂址选在内陆偏远地区，渺无人烟的不毛之地。这样的条件就决定了核工业创建过程必然与“艰苦”和“奉献”结缘。

由于任务紧，组织上说不放假回家探亲了，我们结队乘火车从北京到甘肃地窝铺。“怎么不是兰州，是地窝铺？”“据说要经过武威、张掖、酒泉、玉门，远着呢！”同志们七嘴八舌地议论。火车开了。火车出了北京，繁华的景象渐渐少了；出了河北大部分是农村，田地荒芜（正值冬季）；越走越荒凉，火车开二三十分钟不见一户人家。火车走了一天多到了兰州。看车站及其周围的建筑，兰州还是不小的。兰州是西北重镇。我们大都没有出过远门，经过长途旅行，现在感到有些疲劳了，领队要我们下车活动活动。我们虽然累，但精神是振奋的，我们正在奔向祖国首座核燃料联合工业基地，我们的青春将献给祖国最灿烂的事业！

火车继续前进，离开兰州不久，进入甘肃的河西走廊，田园几乎没有了，树木几乎没有了，一望无边的戈壁滩。几个小时不见一户人家。火车跑得很快，跑呀，跑呀，就是总跑不到地窝铺。这么远呀！中国真大呀！特别是江南来的同志不知道我们国家还有这么穷的地方，这么荒凉的地方！又经过10多小时的旅行到了万里长城的起点嘉峪关。那是夜里，看不清外面。人常说：“一出嘉峪关，两眼泪不干。往前看，戈壁滩；往后看，鬼门关。”然而，大家没有悲观，因为调来前组织上都讲过：“很远，条件很艰苦。”“现在那里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都很差，要有思想准备。”又经过3个小时的旅行，早晨8时左右，终于到达地窝铺。从北京到地窝铺坐火车花了两天两夜。这是一个更大的戈壁滩，沙、石、土混合的地面，没有水，只是看见远处祁连山顶是皑皑白雪。除了稀稀拉拉长了一点点骆驼草和芨芨草外，不长任何东西。除这个小小火车站外，周围几乎没有人家。

没有热烈欢迎的场面。反应堆工厂（代号为404厂二分厂）的党委书记周良辰代表组织欢迎我们，一名秘书带着两辆大面包车。我们一下火车就感到风大无比，几乎要把人吹走。风中夹沙，打在脸上生疼，打在身上作响，我们只能眯着眼睛看东西；讲话要大声叫，不然听不见。流沙像一条条黄龙一般在地面横穿。真是风声如吼，沙石如泻，远处是完全看不见的。刹那间，我们的鼻孔、耳孔、眼圈周围全是泥沙，几分钟就得清理一次。我们的行李要隔几天到，所以我们就带着随身的简便物品在大风中匆忙上了面包车。看着飞沙走石，听着狂风呼叫。面包车走在一望无际的戈壁滩上颠簸起伏、摇晃而行，像是在跳舞。这就是戈壁滩！我们就在这里搞核燃料生产！我们带着党组织神圣、严肃的托付，就像战士开赴战场，准备完成重大使命，也准备牺牲。我们的精神十分振奋，大家在火车上的困意一扫而光。

不久，面包车经过全副武装的解放军第一道岗哨检查，不久又经过解放军第二道岗哨检查就到了基地的生活区。从车窗向外望去，马路两旁笔直的白杨树光秃秃的，呈灰白色；生活区有新的大马路、新的一排排宿舍楼，但没有修饰。我们在一座高大（约7层）新落成的红楼对面停车。周书记说：“现在生活区好多了，有住房、有电，有自来水。1958年最早来的同志，是无房、无电、无水。住的是帐篷，点的是蜡烛，饮的是百里之外运来的祁连山的雪水。水像汽油一样贵重。前面来的同志说过：天当被来地当床，骆驼草籽当干粮；今日辛苦多流汗，来日戈壁闪金光。”这里是甘肃河西走廊尽头，在嘉峪关西约100公里，地处戈壁荒野，沙滩地质，四季常以风沙相伴，气候干燥，常年无雨。

在404厂

我们的行李未到，安排我们先住招待所。招待所对面的红楼就是基地（即总厂）的办公大楼。

面包车开到了招待所。它是一座四层新楼房，条件比我们想象的好得多。招待所的食堂在红楼后面。中午，我们拿着餐具准备去红楼后面的食堂，新鲜事来了。招待所的风被红楼挡住，不太大，但到食堂要从红楼边穿过，那里正是风口。我几次经过那里都被大风吹了回来，没法，只好同陈松林、刘福钿三人手拉手叫“一二三”冲过去。其他同志也如此。当时我们都是身强力壮的二三十岁小伙子，况且如此，可见风力之大！

我们累极了，呼啸的狂风伴我们进入梦乡。次日醒来，见棉被上全是厚厚的沙粒，大家抖掉沙尘，你看看我，我瞧瞧他，会心地笑了。这一夜我们睡得很香。

吃饭对我是一道关。基地按粮食定量配给我们30%细粮、70%粗粮。细粮是大米、面粉，粗粮是玉米面、高粱米。我在南京主要吃米饭，有时吃面条。基地的细粮主要供应馒头，我吃馒头反胃，只好用细粮票换粗粮票买高粱米饭。高粱米饭虽然粗糙但毕竟是米饭，我还能承受；那里的玉米面我总感到不很新鲜，做出的发糕和窝窝头总不香，无食欲。

由于这里食品匮乏，我每年一次的探亲从南京采购食品就成为一项重要任务。这里气候干燥，食品不会坏，所以只要拿得动，尽量带。如大米、咸肉、火腿、香肚、香肠、各种罐头等。在南京火车站有亲戚送，在地窝铺有同事接。每次探亲就像跑单帮的，大包、小包一大堆。我的同事们和我一样，我们互相帮助。我们都有煤油炉，在星期日改善伙食。

这里的等级观念明显。我们上班后办公桌椅差别大：科长（我是科级）及以上的干部是大桌面两头沉的办公桌，软靠背椅；大学刚毕业的学生是小桌面两头沉的办公桌，硬靠背椅；一般干部是小桌面一头沉的办公桌，硬靠背椅。我们这一批来的是主控制室人员，是核心部门，全是高级知识分子，给我们安排住在小专家楼（过去给苏联专家住的），两人一个房间（不准带家属，所以全是单身。我和一位老工程师余其光合住一个房间）。其他单位人员住在简易单身楼和“干打垒”平房，厕所是露天挖的坑。

404厂职工有一万多人，建筑安装施工单位如二机部的22、23、24三个公司也有一万多人。生活区是个独立的社会，有专设的矿区政府、公检法，有商业局、医院、俱乐部，有专业文工团。我们去时生活区还在建设，很大，一望无际，但布局已定，大部分已建成，如总厂办公大楼、大礼堂、医院、商店、招待所、部分宿舍楼和主干道的马路等。在建的有宿舍楼、植树工程、分支道路等。中央非常重视职工的生活条件改善：商业局是南京支援的，享受国家特供，这里没有新鲜蔬菜，商店多供脱水菜；医院是上海支援的，有不少名医；文工团是艺术院校的专业人员。

404厂是一个完整的核燃料联合企业，下属六个工艺工厂和辅助工厂。我所在的是二分厂，是核反应堆工厂（又称801堆），是主工艺工厂，任务是将天然铀中的铀-238吸收热中子生产钚-239，这是原子弹的一种燃料；也将锂-6吸收热中子生产氚，这是氢弹的一种燃料。我们明确了工作的性质和任务后，感到肩上沉重，压力很大；组织上派我们来从事这样重要的工作，对我们无比信任，我们感到无上光荣。

大约是1968年（陈曝之记是1966年3月），邓小平总书记乘专列到404厂视察，走访了主工艺流程，也到反应堆厂房来看我们，给全厂职工极大鼓舞。

当时我们的任务是作生产准备和工程调试准备。一年后要调试和接产。首先安排我们到现场参观。从生活区乘大巴到工程现场约30分钟。沿途两侧依然是浩瀚的戈壁滩。大如斗，小如豆的卵石铺在沙土原野上，形成了一片无边无际的荒滩。团团簇簇的骆驼草、芨芨草和红柳散布开来，给戈壁点缀上一些生机。自备电厂在建，沿途的供热管道正在铺设。张望间不觉来到二厂，即反应堆工程现场。

最显眼的是6座70米高近30米底直径的钢筋水泥散热水塔。已有4座建成，拔地而起，矗立空中。近百米直径的反应堆深坑正在吊装数百吨重的大型结构件。数百吨重的大型设备源源运抵现场。有数千建安工人在施工。重型卡车、推土机、挖土机、吊车、铆工的机器声和操作声，指挥人员的哨声和喊声，焊接的电火花，在现场构织成恢宏、震耳欲聋的交响乐。场面壮观、感人。

主控制室人员的单位称一室，约40人，人员基本到齐。当时我们的任务是学习设计文件和图纸，编写各系统的调试程序和操作规程。我们的办公室开始在生活区，后来要结合现场，但现场的办公楼还未建成，我们就在现场的“干打垒”内办公。“干打垒”就是四壁用黏土夯实，屋顶用油毡纸铺盖的房子。有门无窗，室内整天开着灯。一年后现场办公楼建成，我们又搬进去。

当反应堆钢结构安装完成后建立了清洁区，要装慢化中子的高纯石墨砌体。我们要进入石墨砌体区学习堆芯结构。为了保持清洁，必须将头发剃光。我们一室40人除一名女大学生朱龙球外（她未准进入石墨砌体区），其余都剃光了头。为了纪念，全体光头合影留念。这张照片成了现在回忆当初一室组成人员的依据。

1966年底反应堆安装后调试。我是首任倒班第四值的值长，副值长×××，操纵员刘福钿，副操纵员×××，系统调度员陈松林。主控制室是反应堆的“司令部”，下属系统有回路、电气、剂量、通风采暖、泵房等值班员约30人。1968年10月28日18时生产核燃料的反应堆首次临界，12月31日达0.5%额定功率后投入生产。

我在值长岗位工作半年后二厂总工程师陈维敬找我谈话：现在的生产技术管理还无章法。要成立生产技术科管起来，要我担任第一任科长，因为他看了我的档案，知道我基层和管理都做过，比较合适。当时生产技术科的成员有：魏先公、喻顺安、孙守仁、于忠良、朱龙球、乔增雨等。

文化大革命

这时文化大革命蔓延到我厂。黄钟毁弃，瓦缶雷鸣，一切是非颠倒了过来。毛主席的讲话就是最高指示。毛主席的指示下来就要立即组织游行，不论是白天还是深夜，这是经常的事。呼口号，举彩旗，敲锣鼓。我厂造反派分“矿红”、“二三”两派。两派是对立的，不仅文斗还有武斗。我当时认为两派绝大多数人都是群众，不能群众斗群众。所以我不能亲一派疏一派，不能参加任何一派。造反派说我是逍遥派。上班第一件事就是面对毛主席像，全体起立，齐声朗读毛主席语录；下班前也是面对毛主席像，全体起立，齐声朗读毛主席语录。这叫“早请示晚汇报”。派性活动开始在业余搞，后来上班时间也搞了。我作为科长要科里的造反派业余闹革命。他们说我以生产压革命。这时江青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我说这口号不妥，容易引起武斗。这下闯祸了，次日早上造反派数人（“矿红”派的人），穿着解放军的旧军装，手持铁棍，向我宣布：“鉴于你的反动罪行，革命造反司令部决定对你实行勒令（‘勒令’是介于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之间性质的；另一种叫‘专政’，是敌我矛盾性质的），即日起押送五华山农场接受群众批斗。”恶风扑面，腥雨满地。当即将我送上一辆吉普车，拉到两小时路程以外的404厂五华山农场（也叫干校）。这时干校的几十名学员已排成两排，分列吉普车两侧，高呼口号；干校的墙上也贴满了标语。内容是一样的：“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钱剑秋！”“谁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我们就打倒谁！”“只有彻底交代才有出路！”等。下了车就给我戴上高帽子，拉到会议室批斗。所幸无人打我（我想这就是和“专政”的区别，我看到过对“专政”对象拳打脚踢的悲惨情景）。所谓批斗就是集体喊喊打倒我的口号，有几个准备好的、“上纲上线”的空洞发言；当有人质问我的问题时，我尽量不说，或解释不是这个意思。开始天天批斗，三天后一二个星期批斗一次。不批斗时就要我到地里劳动，翻地、浇水、劈柴等。干校成员除“早请示晚汇报”外，每天早晨要跳30分钟“忠”字舞，由韩俊杰教舞和领舞。

我被“勒令”间期，被扣上“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我悲观了，绝望了，魂断神销，整天诚惶诚恐，天天在战战兢兢地过日子。我不知道将来的结果，我最担心的是影响妻子和孩子的前途，我含泪给妻子写了简况和提出离婚的要求。妻子收到信后大哭了一场。后来妻子给我的几封信和我给家里的信都未收到，估计这期间我的信函已被扣压。

我被“勒令”间期，造反派给我们“专政”和“勒令”分子吃过一次忆苦饭，是树叶、草根和米糠混合制作的，发黑发霉，给每人一大碗。我吃了一口就要吐，强迫吃了一小半实在吃不下了，吃了胃里挺难受，次日大便都很困难。我佩服一个人，就是我旁边的“专政”对象，404厂负责公安保卫的副厂长（原辽宁省公安厅厅长）秦波，他很快吃了一大碗，又要求添一碗。

五华山干校的造反派是“二三”派的天下，我有“二三”派观点他们是知道的。负责人是李尚泉，工作人员还有韩俊杰，他们对我比较照顾：忆苦饭吃不下也就算了，有时还偷偷给我补些细粮。我至今感谢他们。

1969年1月7日反应堆出事故了，不少技术骨干受到大放射性剂量照射，中央十分重视，周总理派飞机到酒泉接他们到北京治疗。技术骨干缺，反应堆开不起来了。404厂总工程师姜圣阶（他是国内外著名核化工专家，原南京永利宁厂总工程师，后任二机部副部长、工程院院士）想起了我。“请钱剑秋回来！”他和军管会商议后决定提前解放我，要我回来。我在五华山干校草草做了检查，干校给我作了鉴定，同意解放我。我回厂后，姜圣阶同志找我谈话，安慰我，要我理解，不要背包袱。我仍任主控制室值长。我在五华山干校的时间，即“勒令”前前后后只有一个月。回忆这段历史简直是一场噩梦！

离404厂

1969年，我们和苏联的关系十分紧张。据说苏联的导弹核武器已对准我国核燃料生产基地404厂。中央决定404厂人员一分为四：一部分留守，坚持生产；一部分到四川抢建404厂的翻版821工程；一部分在湖北建设重水堆生产核燃料工厂（代号827工程，我公司原副总工程师张延发就分配到那里）；另一部分在四川涪陵建设核燃料生产和发电两用核工业联合企业（代号816工程，秦山一期原厂长张怀麟就分配到那里）。就是说，从最坏处考虑，炸毁我一个，我还有三个。消息传出，404厂人心惶惶。说时迟，那时快，不久就宣布了留守和开拔的人员名单。我被分到四川821厂。到821厂的人员编成一个大队，大队长是李尚泉，我是一连连长，指导员是段耀杰，副连长是李存来，人数约百人，“专政”对象张清泉、厉洪德在我连。三天后出发。这三天时间，我一方面交代工作，一方面收拾和整理行装，非常紧张。前一天军用专列已开到厂运输处生活区的铁路专用车站，暂不用的大件可前一天送上车。人货分装：大件放在货车厢，人员在卧铺车厢。是日，各路出发和送行人员带着简便行李从四面八方向火车站涌来，送的人比走的人多。生活区万人空巷，难见人迹；火车站人声鼎沸，人山人海。人货安顿后，送的人久久不愿离去。女同志都哭了，男同志有的也哭了，同志们互赠礼品、纪念品。人们心里明白，留下的可能是苏联导弹核武器的靶子，分开后就可能再也见不着了。参加404厂建设的职工是从全国各地调来的精英，他们放弃了优越的生活条件，响应党的号召走到一起来，在极度艰难困苦的条件下，生活在一起，战斗在一起，互相帮助，共同努力，建成了我国第一个核工业核燃料基地。现在就要走了，分别战友，分别基地，甚至可能再也见不着了。这种生离死别，我们怎能不痛心、不悲伤。火车已慢慢地开动了，送行的人跟着火车走，祝福声、呼喊声、哭声响成一片，悲壮极了。不少送行的人把着火车窗口不松手，司机只好慢慢地又开了一段。火车加速了，有些人干脆就跳上火车，一直送到五华山车站，火车停下，他们才下去。我记得党支部书记孙程南就是其中之一。

我在404厂工作了四年。801堆是原苏联专家撤走后中国自己建设的第一座生产核燃料的反应堆。我是第一代值长，也是第一任生产技术科长。我主持编写了第一代生产堆的工艺规程和管理制度；探索和总结了生产堆的工作规律，如判断燃料工艺管破漏的方法，判断燃料元件破漏的方法；领导了燃料元件烧结、石墨砌体全堆受潮等重大事故的处理。

在821厂（核工业部第二个核燃料生产联合企业的代号。1969年12月到1985年9月，34到50岁）(www.chuimin.cn)

去四川广元、虎跳

一辆军用专列从贫瘠的戈壁沙漠，从大西北，向东，再向南，向人口和米粮大省四川进发。火车跑得飞快。车轮声有规律地轰隆作响，但车厢里显得有些肃穆，大家还沉浸在与404厂离别时难舍难分的情绪之中，设想他们在敌人攻击目标下的日子怎么过！次日醒来，我们已进入四川地界。窗外有山有水，青绿一片，绿油油的稻秧碧毯似地铺在地上；层层梯田在灿烂的阳光照耀下，在水田的反光下，像宝石一样闪光！我们的火车忽而在山顶上行驶，忽而在山脚下飞奔，使美丽的山川景色尽收眼底。我们好像到了另一世界。坐一夜火车的困意顿消，情绪也逐渐开朗起来，谈论起江南的风光真美！一些南方来的同志感到十分亲切，好像又回到了家乡。时间过得很快，我们的火车经过宝鸡、越过乌鞘岭，中午进入四川北面重镇广元。这就是我们的首站目的地。

火车停下后，821厂党委书记杨维青登上列车到每个车厢看望大家，表示欢迎和慰问。随即召开各大队长会议。同时安排我们下车吃中饭：白米饭和红烧肉，我们食欲大开。很长时间没吃过这么香的饭菜了。大队长会议结束后才知道，现在工程现场容不下我们这么多人，我们来是临时决定的，现场未准备好，要我们临时分散住在各农村乡镇。我们一连被安排在虎跳镇中学里。一阵哗然！“我们是来支援三线建设的，怎么让我们住在农村了？”“在农村我们怎么工作？”“我们怎么住？”大家七嘴八舌。大队部开连级干部会统一思想，执行命令。也真神，立马来了近百辆大卡车。我连分了15辆车。连队干部和班排长分工组织，卸车、装车、运人。卡车开了一小时到了虎跳中学。房间不多，只好男女集体分住，男的全部住在大礼堂，女的住在几个教室。全是地铺、通铺。寒冬腊月怎么取暖御寒？还有组织食堂，组织采购食物等等，杂事很多，我这个当连长的都要一一打点，拿主意，作决定。

我们在虎跳时无公务，可以在家聊天、看小说，也可以集体在附近观光、逛农贸市场（赶场），要等到厂生活区准备好我们的住处我们才能搬进去。这段时间不仅生活无聊，而且清苦，伙食很差。每人每月二两油、半斤肉、24斤米，每星期改善一次伙食（小荤）。平时的蔬菜是看不到油花的，不到下一顿肚子就饿了。一天，同事马克定从广元带了两斤土饼干到虎跳悄悄给我，真是雪中送炭。现在想来，土饼干比现在任何高价饼干都好吃。患难之交，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我们这样在虎跳时间长了，队伍精神就会散。我们强烈要求尽早搬进厂生活区。在虎跳住了约七八个月。1970年厂里同意我们搬进厂生活区。其实厂生活区还是未准备好，就把我们安插到三堆镇厂生活区附近的农民家中。我被安排到生产队杨队长家的一间新盖瓦房里。这时我被允许接家，我就到南京接家了。这时父亲已是鼻咽癌后期，我们分别时他担心我们难过，就抱着钱晖先到夫子庙去了，我看得出他眼内饱含泪水。

在821厂

传英安排在行政处生活科工作，钱玲在厂小学就读。钱晖这时才2岁，奶奶不让来，留在爷爷奶奶身边。我到了三堆镇以后，临时的军队建制也改成工厂建制。我任二厂生产技术科长兼一室主任。我又搞技术了。

三堆镇是广元县一个偏僻乡镇，在深山里。有一条白龙江穿过，是嘉陵江上游。为工程建设开辟了一条从昭化到三堆的沿江简易公路。公路一侧是滚滚的白龙江，一侧是高低不等的山峦。公路（隔江）对面是镇政府所在地，也是我们的生活区。我们每天进工地要靠木船摆渡，当时工厂有一千人左右（工厂建成时有八千人）。人多、船少、水急，曾有设计院的两人落水身亡，为此指挥部加快了大桥的建设。老百姓未见过汽车，当我们的汽车首次通过大木船摆渡过江时，三堆镇老百姓倾巢出动，夹道欢迎，看热闹。每天有数百辆卡车运送工程器材进工程现场，气势磅礴、壮观，当地老乡从未见过，都惊叹不已。过去，这里交通不便，鸡蛋是按背篓卖的，一背篓鸡蛋多少钱。盛产黑木耳、天麻，价格都非常便宜。

这段时间我们感觉比虎跳好多了。各人有了自己的工作，比较充实；厂里不时弄到一些特批食品（鱼肉类）分给大家。传英在生活科不时还有一些特殊的好处。只是灶是烧木材的，买柴、劈柴是我的事；吃的水和用的水都是在小池塘里挑，挑水基本上也是我的事，钱玲读中学后也挑水。池塘里的水必须加明矾沉淀才能用。买菜、做饭是传英的事。我们住的是杨队长的新房，但下雨时房内漏水。我们刚买的白蚊帐弄得一片片黄迹，很是可惜。后来钱晖也到三堆上小学了。一家人在一起忙忙碌碌，环境虽然苦些倒也快乐，只是常为孩子们的学习成绩操心。为此，我曾打过他（她）们手心板子。打钱晖时，他不躲、不让、不叫唤，只是头上冒冷汗；打钱玲时，她又躲、又让、直叫唤，而且手直抖。有一次我不在家，传英为学习打骂钱玲，吓得钱玲从家里跑走了，迟迟不回。到了晚上，是传英从白龙江桥上把她找回来的。

山坡上的李家梁家属楼盖好后我家第一批搬进了，住顶层五楼。同一楼的还有吕春茂、苟炳华、张义功等。

钱玲在821厂职工学校一直上到高中毕业。毕业后在厂托儿所工作。钱晖在821厂职工学校上到初中毕业，后到南京上建筑职业中专。

这期间二厂分来近40名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如张华祝、吴兆远、杨昭刚、张炳若、张丽华等，充实各重要技术岗位。这时张清泉任二厂总工程师，我是他的主要助手，直接负责反应堆工程的调试和生产。1977年反应堆工程临界投产。1978年我升为二厂副总工程师、副厂长。

821反应堆工程的建设，时逢“文革”，电网管理混乱，周波变化严重超标。我分析这会使反应堆燃料通道的成群流量超标，触发停堆保护动作，致使即将建成的821反应堆工程不能投产。工程指挥部十分重视，号召攻关。我提出了在主系统主泵进出口间加装旁通自动调节阀。在周波变化时，利用主泵富裕扬程，自动调节旁通阀的开度，使反应堆燃料通道的成群流量保持稳定。这是在反应堆主系统上的重大改进，为了证实我的分析和措施，经二机部、水电部批准，由西北电力管理局、北京核二院、404厂和803电厂参加，指定我负责在甘肃801反应堆和803电厂做独立电网大型低周波试验。试验验证了周波变化的预计影响和措施效果。为此工程指挥部决定实施这项重大改进。821反应堆工程建成调试时，进一步验证了措施的良好效果，保证了当时“抢建二线”的要求。我此项成果获得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和四川省科学大会奖。

821反应堆工程投产后，当时国际形势严峻，需大量核燃料。二机部领导要求801和821两座反应堆生产出2.5座反应堆的产品。为此我领导821厂技术人员，在三年中开发了“加深燃耗和加强功率”的科学试验，使821反应堆的生产能力提高到1.3倍。此项成果获得1987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1980年10月30日到11月17日核电局组织访问英国，考察气冷石墨核反应堆及燃料制造工艺。团长是王仲番局长，成员有：董英、叶奇蓁、王翰飞、姜惠如、×××和我七人。这是我第一次出国访问。当时我国和英国尚无直达航班，要经法国巴黎转机，所以我们在巴黎来回待了两天。当时出国人员不多，国力也有限，制装费很少，我记得我们的夹大衣都是在外事局借的。当时印象较深的是欧洲的建筑艺术、家庭园艺、家庭和街道的清洁卫生、文明礼貌一流。

1982年5月二机部改名为核工业部。我在南京下关发电厂的技术职称是技术员，文化大革命期间技术职称评定工作停止。以后未变过。现在通知要评定高级技术职称了。总厂给我套上工程师（1981年11月1日被国务院科学技术干部局颁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工程师证书》），并推荐到部里报考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即正教授级）。部里说我既无大学毕业文凭，又不是副高工（即副教授级），不行！我要感谢当时的总厂厂长顾玉明，他坚持推荐我报考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他向部里说，“钱剑秋的表现完全具备研高的条件。他领导把821反应堆调试启动起来，并有重大技术革新成果，获得了全国科学大会奖，怎么不行？我们党委、我们总厂领导班子就是要推荐他。”最终部里同意我到北京参加考试。专业和外语成绩都为优。周平副部长主考外语，他找我谈话，表扬我外语考得好。不久部里的批文下来了：批准并聘任我为核反应堆工程专业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1982年12月31日被国务院科学技术干部局颁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级工程师证书》）。

1983年我找到南京市业余工业大学校长，说明我因工作调动未参加毕业设计，因而未拿到毕业证书，希望他考虑我在校成绩和工作业绩给我补发毕业证书。他答应让教务处研究一下可否。次年我又去找他，才补发了国家承认的大学本科毕业证书。从此我有了国家承认的大学本科毕业学历。1983年8月我被任命为821总厂总工程师。这时821工程已投产；816工程的设备安装已大部分完成，准备调试；827工程的厂址准备也基本完成。中央根据国际形势决定立即停建816工程和827工程。为了利用816工程的设备，我到816调研了816工程的汽轮发电机组是否可调到821厂进行余热发电。结论是肯定的，可发电4万千瓦左右。经核工业部批准，我开始组织设计变更。就在这时部里找我到北京谈话。

秦山核电站（1985年9月到1994年11月，50到59岁）

调到秦山核电站

1985年，已在821总厂担任总工程师的我奉召到北京，核工业部两位副部长赵宏和周平同时找我谈话，说“中央领导说了，核工业部不能仅是‘爆炸部’（指原子弹和氢弹），还要和平利用，要核发电，世界上核大国都有核电，我们也要有。我们研究了你的情况，你既懂电又懂核，爱钻研，年龄也可以，部党组决定调你到我国第一座核电站负责组织生产技术工作，任生产副厂长兼总工程师，参加秦山核电站的设计建造工作。并即派到日本核电站学习一年。”我既兴奋又感到沉重，我又有了学习新知识、扩展知识面的机会；但我国第一个核电生产技术的重担压在肩上，我能挑得起吗？我绝不能辜负组织的期望。部长找我谈话后不到半个月，我还未及去秦山报到，就被派往日本学习核电站调试技术。

在日本学习

1985年9月13日我去了日本，同去的还有从核工业一院调来的陈仰止（回国后任秦山核电站运行部主任、副总工程师、常务副总经理）和从核工业404厂调来的俞忠德（回国后任秦山核电站调试队技术组组长，秦山二期总工程师）。上海核工院配了一名日文女翻译（姓黄，记不起名字了，后来换了我厂周莉）。这个出国学习小组由我负责。计划学习一年。我们乘飞机到东京，再乘火车到福井县的敦贺核电站。它属东京电力公司管辖。在日本，凡新型号的第一台核电机组都属东京电力公司管辖。因为第一台有风险，国家给予优惠政策扶持，鼓励创新。敦贺核电站一号机组是日本第一台沸水堆核电机组，敦贺核电站二号机组是日本国产化的第一台百万级压水堆核电机组。我们要去的是二号机组，因为秦山核电站也是压水堆核电机组。

在工程现场附近我们有一办公室叫中国研修所，其教学设备和生活设施一应俱全和现代。有专门为我们四人服务的女服务员。午餐是免费的日式盒饭，全部冷食，冬天都是冷食。开始我们不习惯，他们提供了微波炉，几个月后我们也习惯了，不用微波炉了，和他们一样吃冷食。饭菜质量是不错的，荤菜以鱼虾为主。

负责我们学习的是三菱重工株式会社神户造船所核电部小尾忠利先生，50岁左右，认真负责，业务精湛，为人和蔼。先后有近10位老师教我们，年龄在30～40岁，业务也比较熟悉。形式为课堂教学、现场参观、调试实习。日方教授计划细致、严谨、准确，老师教课认真。没有系统讲义，只有零星书面资料和成套的各系统调试要领书。日方自尊心极强。有次我提了一个问题，教课老师答不出，他说我们三菱没有回答不了的问题，随即电话要三菱在现场的一位专业人员赶到我们研修所回答问题。车到后他一路小跑，满头大汗来回答问题。这件事给我印象很深：他们的民族自尊心很强，很抱团。

现场组织建设核电站的机构叫建设所，所长叫河内，他经常来中国研修所聊天。我们说你负责这样大的工程，怎么有时间来聊天。他说得好：我能来聊天说明工程一切按计划进行；各人工作明确，不需要我操心。敦贺核电站二号机组厂长也常来聊天。他说：我的任务是管现场的清洁卫生，陪客人，其他事有人管。我深有感触：他们靠制度管理，主要领导有时间从容考虑全局性问题和重要问题；我们靠领导管理，事必躬亲，领导管得太具体，很少有时间从容考虑全局性问题和重要问题。

由于我们学习时间长，住旅店太贵，我们租了一幢木结构小二楼。每人有一房间，共有一公共活动室，有卫生间、洗澡间和厨房，价钱只有住旅店的八分之一。大家都很满意。每逢中国和日本的传统节日，所长河内和厂长×××都要送些食物、礼品给我们，有时三菱重工神户造船所核电部也送来食品，如中国的做菜调料（他们知道我们自己做饭）、咸菜、中国罐头和日本小点心等，要我们不要想家，说日本就像你们的家。

冬天雪大，一夜之间房顶积雪一米。早上房东找我们，说积雪太厚，房子要压坏了，要我们雇人除雪，也可自己除。为了省钱，我们自己除。我们借来梯子、铁锹，年轻些的俞忠德、陈仰止上屋顶除雪，我和周莉在下面配合。马路上积雪很厚，局部超过一米，但夜间已有人用铲雪车清除出一条无雪马路，不太影响交通。我佩服日本人的组织工作和效率。

我们在日本的签证为一年，但到了半年日本外务省一定要我们回国重新办理后半年签证，说这是日本外务省的规定。我们虽然和日方交涉能否不回国办，但我们心里还是愿意回国办，因为大家都想家了。结果日外务省坚持要我们回国办，我们也很高兴。我们是1986年3月25日回国，4月8日又回日本的。在国内待了两星期。

敦贺核电站二号机组并网发电后在电厂生活区体育馆开了庆祝会。会场没有椅子，大家站着开会。除几位神户造船所核电部和通产省安全官员外都是敦贺核电站的职工和家属。厂长简单致词后就是斧砸酒桶，饮日本酒，跳日本舞，互相拉独唱、小合唱。庆祝会简单、热闹、和谐，2小时活动就结束了。不像我国，中央、省、部、市、县领导及其机关都要来人，浩浩荡荡近百人，搞它1～2天活动。公司也只是处级干部参加，群众是基本不参加的。

敦贺核电站二号机组提升功率到75%时，我们的学习期限到了。我们于1986年10月7日回国。我们都未乘过海轮，大家一致同意乘轮船回国。乘飞机到上海要2小时，而乘轮船要2天。乘轮船不仅省钱（轮船票价相当飞机价格的四分之一），而且可体察大海航行的感受，携带行李量又可增加数倍。当时我国规定在国外一个季度可免税带回一个大件。我家现在用的索尼音响、夏普冰箱、索尼彩电和松下电子琴就是那时买的。

我们乘火车从敦贺到东京，再乘新干线火车到大阪、神户。我们在神户乘“鉴真号”海轮。我们很幸运，这两天海上风浪不大，轮船无大的颠簸，我们都很适应。白天我站在甲板上，有时远远地看见一艘海轮，像芝麻大小；有时海上看不见其他海轮，茫茫大海一望无际，我们的海轮显得特别渺小，恰似沧海一粟。大海无际，地球无际，宇宙无际，一个人是多么微不足道！在晚间，我也到甲板上看过，那天无月，伸手不见五指，眼前一片漆黑，只听得马达螺旋桨划水的声音。风又大，十分恐怖，很快我就回舱了。第三天我们在上海十六铺码头下船。

秦山核电站调试和并网发电

回秦山向公司汇报后我到北京向核工部汇报，再回四川接家。搬家前的准备工作都是传英办的。她既带孩子又准备搬家很是辛苦。我深深地感激她。我、传英和钱玲一道来秦山，安排住在13号楼（俗称厂长楼）顶层4楼。

我到日本学习前核工业部已下文任命我为秦山核电站第一任生产副厂长兼总工程师（我时年50岁），并挑起了核电厂和设计院组成的联合调试队队长的重担。当时的副队长是耿其瑞（设计院副院长），管理组长孙光弟、范永富，技术组长俞忠德、钱觉新，运行处长陈仰止，维修处长冯明源。

秦山核电站是我国第一座核电站，无经验可供借鉴。核电局和设计院的领导都认为责任和风险太大，建议我要求雇外国专家指导调试。我经过分析，自信依靠自己的力量可以完成调试任务，决定不请外国专家指导。我依靠一大批从全国各地调来的技术骨干，从组织调试队到编写全部调试管理和技术文件等都逐一落到实处。核电站系统多、设备复杂。调试文件就有1 000多份，其中主要的部分都由我亲自审批。在我办公室的桌子上和书橱里，堆满了待审批的文件。我每天白天和大家一起工作，晚上就审批文件，睡在办公室不回家，就这样夜以继日地工作，巨细不遗。我承担了所有大型试验的总指挥。那段时间，我在办公室始终处于战备状态。只要一听到电话铃声，就不由自主地一跃而起，抓起话筒：“我是钱剑秋……”那时我是天天被考试，许多突发事件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决定。我把全身心都献给了核电事业，我长期住在厂里，很想念远在南京的孙子、外孙，想他们时就放一段他们过去录音的歌声笑语，这成了我最大的享受。

1990年7、8、9月，是秦山核电站进入一回路系统调试的重要阶段，为了搞好试验，掌握第一手材料，我与调试人员一起下现场工作。当时，正值南方最炎热的季节，而且厂房内的电梯和空调还没有安装好，上下差33米。一个电话呼叫，奔向＋15.6米的05号厂房；一个警告信号，又扑向-17.4米的02号厂房。年届50多岁的我在11层楼之间上上下下奔跑着，全凭两条腿，常时汗流浃背。

作为总工程师，好多技术问题要我拍板决定。由于设计、设备制造、安装、建设都缺乏经验，经常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一次深夜，主蒸汽管高压蒸汽突然向外大量喷放，机房内全是蒸汽，已看不见系统设备。“快，停止热试验，作降温降压处理！”在场多数人建议。如果停止热试验，就意味着要影响4～5天的调试进度。这时我赶到现场仔细分析了现场状态后，一头钻进了浓浓的蒸汽中。有人喊：“钱总，你不要命啦！”我进入机房，凭着经验，沉着冷静地隔离了蒸汽，防止了事故的扩大，赢得了调试的时间。在场人员对我的智慧和勇敢十分敬佩。这类事情在调试期间还有很多。1991年12月，是秦山核电站进入并网发电的关键时刻。12月10日，当我得知主蒸汽快关隔离阀有故障时，火速赶到现场，这是从瑞士进口的一台关键设备。当时在场的瑞士专家见到匆匆赶来的我双手一摊，说：“没法修了，得马上到瑞士再买6个新部件，不然不好用了。”要到瑞士去买？花多少钱不算，时间就得好几个星期，开什么玩笑！我急得直冒火。可是时间不允许，并网发电在即，经过考虑，觉得只有靠我们自己的力量修理了。“我们自己修。”我的想法和总设计师欧阳予的想法不谋而合。听说中国人要自己修，瑞士专家连忙电传总部。瑞士即刻来电：“你们自己修，自己负责。”我亲自带领机械队工人和技术人员连续40小时进行主蒸汽快关隔离阀的抢修工作，终于在12月12日清晨4时多修好了。在秦山一期并网发电前的日子里，我几乎连续7天7夜通宵达旦地工作。

1991年12月15日凌晨，在举世瞩目的秦山核电站主控制室里，坐着许多核工业部的领导、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和核潜艇的功臣们以及全国主要大报的记者们。零点15分当并网发电成功后，作为总指挥的我宣布：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30万千瓦秦山核电站并网发电一次成功！

在这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秦山核电站流出强大电流，并入华东电网。中国从此有了核电，最大和平利用的核能发电终于在我国、在浙江秦山实现了，核工业的第二次创业在我们这里开始了。吴邦国题词：核电从这里起步。

在我的组织领导下，顺利完成了全部251项调试项目，取得了6个里程碑重大试验的一次试验成功的好成绩；在调试方法和试验深度上均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我主持编写了我国第一套500万字的核电厂主控制室及系统岗位运行规程、事故规程和生产管理制度，培养和造就了我国第一代核电厂反应堆操纵员、运行人员和生产管理人员。

在此期间，我先后获得“秦山核电厂蒸汽发生器设计与研制”和“秦山核电站调试”两项国家二、三级和四项省部级科学技术进步奖。获得“中核总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核工业劳动模范”称号，获得“国务院政府津贴”等。

在此期间，我到杭州刘庄向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同志汇报了秦山核电站的设计建造情况，次日陪同他参观现场；在现场向李鹏总理汇报了秦山核电站的生产准备情况；陪同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副总理邹家华等中央领导参观现场。

到台湾访问

在完成秦山核电站的建设和交付运行后，受非官方机构——台湾核能联会主席许翼云的邀请，我有幸参加中国核学会访问团在1994年9月3日至12日到台湾的访问。访问团由七人组成：

团　长：汪德熙（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核学会理事长）

副团长：王大中（清华大学校长、中国核学会副理事长）

　　　　王传英（中国核工业总公司科技委副主任、中国核学会秘书长）

成　员：钱剑秋（秦山核公司副总经理）

　　　　杨天录（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副院长）

　　　　毛焕章（中国核工业总公司安防环保卫生局副总工程师）

　　　　居克飞（中国核学会学术交流部研究员）

这是大陆首个访问台湾的核科技代表团。

我们在香港台湾办事处办理了进入台湾的手续，乘香港的民航飞机去台。在飞临台湾桃源机场上空时，只见机场大楼的“青天白日”旗迎风招展。心想，我们到敌占区了，这一关还不知怎么过呢！意外的是，机场有台湾核能联会官员来接，引进铺有红地毯的贵宾通道，人和行李一律免检。我们在贵宾室稍事休息，有服务人员送上热茶，并嘱：可在室内自取咖啡和糕点，糕点除各色蛋糕外还有小笼包子，一律免费。在热情、温馨和高规格的接待下，我们放心了、欣慰了。我们在机场集体留了影。闻讯赶来的20多名台湾记者蜂拥而上把我们团团围住，团长作了简短讲话，随后我们每人都有记者围采，核能联会官员来干预了，驱散了记者，让我们赶紧乘车到下榻的福华饭店。刚到房间，记者又来访。次日台湾联合报、中时报、自由时报等都登有大陆核能访问团来台的消息。

我们在台期间住的都是五星级宾馆，有福华饭店、恺撒饭店和圆山饭店。其中圆山比较有特色，这是台北最有名的五星级大饭店（老板是宋美玲，由其侄女赵××掌管）。建筑群在山坡上，一色中式大屋顶，我们住在主楼。进门后视野开阔，门厅足有六个篮球场大，两边两排一米直径的大红圆柱近百米远，十分气派、壮观。我被安排在朝南可以鸟瞰台北市容的房间里，卧室有约40平方米，家具一色明清风格，卧具、卫生间则西式、现代。

我们的主要活动是：访问了台湾运行中的核电二厂、三厂（都是美国西屋压水堆，一厂是沸水堆，未去）、拟建的四厂厂址、新竹清华大学、工业技术研究院、科技工业园、台湾电力公司；参观了辐射侦测工作站、兰屿核废料贮存场（后来未去）、故宫博物院；拜谒了国父纪念馆；游览了垦丁国家公园；并参加了在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的《两岸核能交流专题演讲会》，会期一天，双方各五个报告。上午我作了《秦山核电站建设和运行》的报告，下午的会由我和台湾电力公司资深顾问林英共同主持会议。

在台湾我们到了台北、屏东、高雄、垦丁、兰屿（后来未去）、新竹等地。

点滴花絮：

1.此次邀请名义上是核能联会（似我核学会，民间），实为原子能委员会（“行政院”下，官方），两机构的一把手都是许翼云。

2.对方人员在我们面前公开发表不满政府讲话，赞扬蒋经国，批评当时的台首李登辉。

3.在马路上，台湾人的打扮也一般，不像他们到大陆时的妖艳。

4.台湾土地很贵，通常农民卖了土地可得一大笔钱，在城里买了住房还有钱做生意，所以农民不穷。

5.在台北交通工具主要是摩托车，像大陆的自行车，停车方便；汽车泊位很贵，不少人就不买汽车。

6.我们在台的伙食可谓顿顿极品，什么山珍海味都吃到了，主人非常热情好客。

7.很穷的人未见着，工资高，物价贵。

8.经贸和电子业发达，其他大工业没有；我们能造核电站他们很敬佩。

9.对台交流无语言障碍，生活习惯相同，同为炎黄子孙、中华民族，有亲缘感。

我的老年时代（60岁以上）

秦山重水堆核电站（1994年11月到2004年6月，59到69岁）

在圆满完成了秦山核电站的建设、运行和第一次大修后，我又被调到另一个核电新项目——秦山三期（重水堆）核电站工程任总工程师。秦山三期工程是引进加拿大CANDU-6型反应堆核电站。1995～1996年主合同谈判期间，我担任主合同技术谈判的总负责人，负责与加、美、日外商进行主合同技术谈判。始终坚持维护中方利益，组织提出了59项相对参考电厂的设计变更，提高了核电站的安全、经济和技术性能。在商务谈判期间，在中国核工业总公司谈判领导小组的支持下，我提出了核电站调试实施和运行由中方承担，加拿大原子能有限公司（AECL）进行技术指导和负调试技术责任的建议。这样既培养和锻炼了我们的职工队伍，又将工程造价大大降低了8 000万美元，从现在实际效果来看是十分必要的。从技术分析方面，我配合中方商务人员在核电站汽轮发电机组的竞标中，又降低合同价5 000万美元。

在秦山三期工程建设中，我负责组织对AECL工程设计的审查，代表业主配合国家核安全局对外方设计进行核安全评审，负责设备制造中质量和技术问题的处理，以及负责在工程施工、调试中出现重大工艺技术问题的处理。在设计审查过程中，由我主持确定了40项相对于合同技术描述的设计变更，其中在国际CANDU-6核电机组中第一次采用的新技术、新工艺和新设计有21项，从而使秦山三期（重水堆）核电站的设计成为目前世界上在建造、在运行中的47座机组中最好的重水堆核电站。例如：不花一分钱引入加方最新开发成功的主控制室新技术、新设计。增设电站参数显示系统和大屏幕显示系统；报警信息优化，可依据安全重要性自动排序；增设关键安全参数显示系统、技术支持中心和历史数据扩容，大大改善了人机接口，优化了人因工程；与加方共同开发“低放射性废液处理系统工艺”，降低向环境排放的放射性废液浓度210倍，放射性废树脂的产生量从80m³/机组年降到0.2m³/机组年，减少了环境污染，降低了运行费用；在我们的强烈要求和监督下，加方改进了380×4＝1 520根热传输支管材料，工程试验4年，解决了原使用寿命不到30年的问题，现在提高到40年以上；运用竞争机制，迫使日立公司采用末级52″长叶片，提高汽轮机设备效率，并增大设计的循环水流量，使汽机热耗从10 239kJ/kWH降到10 196kJ/kWH，电厂的功率从725MW提高到728MW。对于设备制造中出现的重大质量问题的处理，我能坚持质量标准，以理服人，维护中方利益。如：14根装载核燃料的压力管在制造中含氧量超标，加方认为可用，我们拒收，经过一年多的据理力争，迫使加方判废，重新制造（50万美元），补足合格产品；1-1B低压加热器传热管水压试验时有13根泄漏，我坚持普查，结果发现传热管普遍受到海水腐蚀，迫使日立公司更换了全部900根新的传热管；蒸汽发生器2C、2D热板（直径2 317mm，厚32mm，不锈钢材料）的长槽在外方加工时错误开反，加方认为反过来重新开槽可用，我们据理拒收。经过2个多月连续6封信函争论、双方专家对话及对其补充专题报告的审查，迫使加方对原热板判废，重新加工新的热板；24台重水磁力驱动泵电机使用的Co-59占50%材料，为防止Co进入反应堆重水系统，我坚持要求更换材料，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加方无法讲清我们提出的问题，终于更换了我们接受的材料；外商为了省钱，两台机组提供了8台较小的备用柴油发电机，增加了事故时的并车次数，增加了控制的复杂性，降低了可靠性和运行性能，我不同意。我要求每台8 200kW，共4台。经过和外商的3个月讨论，他们派专家、送资料，企图说服我们。我从业主利益出发坚持要容量大、系统简单可靠，最后外商只好接受我们的意见。

对设备安装和调试现场产生的一些技术问题，我代表业主方积极组织与外商交涉，确保质量，维护中方利益。如：2号机组2号蒸汽发生器主管道焊接后蒸汽发生器没有恢复到设计预期位置的处理；1号机组1号主泵20″进水直管段装反180°问题；水处理厂20台电动机有质量问题，经多次交涉，外方终于无偿更换11台新电机，并无偿提供9台新的电机作备用；1号机组主泵在升温后振动超标，我方出主意解决；安全壳内16台空气冷却风机启动力矩不足、线圈过热和加工粗糙的问题，经多次交涉，外方同意电机定子重新设计制造，转子按标准复查，不合格者重做；还主持处理了RSW管道内部水泥砂浆脱落的问题、主变压器局部放电试验的担保问题、备用柴油发电机的支吊架和油管接头标准问题、振动问题、凝水再循环管振动问题，发电机保护改进问题等等，均取得很好的效果。

在此期间我获得了2001年“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称号。因《秦山重水堆核电厂的主要设计改进》科技成果，2004年11月获国家国防科学技术二等奖。因《秦山三核核电工程建设和重大技术创新》获得了2007年中核集团公司科技一等奖。

中央邀请我到北戴河休假

我有幸被中核集团公司推荐参加了由党中央、国务院邀请，由中共中央组织部组织的2003年北戴河暑期专家休假活动。这次应邀的专家主要是在抗击非典、促进发展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医务专家、全国防治非典科技攻关组的负责人；国家重点工程建设项目的总工程师、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的首席科学家和国防科技专家。医务专家和工程专家各50人，共100人。活动时间是8月1—7日。允许代表带夫人，传英不去，她不大愿意参加社会活动，十分遗憾。这次接待的规格很高，按国家会议和活动安排食、宿、交通和安全保卫。我于7月底到中组部的宾馆报到，次日早我们分乘十余辆“小面包车”出发。从海淀区万寿路中组部宾馆到北京火车站的沿途，特别是东、西长安街，全线实行交通管制，确保专家面包车辆的安全和通行无阻，直达北京火车站月台。在月台等候和迎接的领导同志有中组部副部长赵洪祝、铁道部部长刘志军等10多人，并全程陪同专家乘二级专列（国家领导人专列为一级）到北戴河。在列车行驶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组部部长贺国强到专家的座位上与专家逐一握手慰问。走到我的座位时，贺部长问我：“秦山三核是不是有一台发电机组出了问题，恢复了没有？”我说：“已经恢复（指RCW系统压力下降停堆、停机事），对电力系统供电造成了影响！”贺部长说：“核电厂出事不仅是对供电的影响，公众还会想到核安全。”列车达到北戴河后，从火车站到下榻的宾馆一路交通管制。达到宾馆时武警部队和宾馆服务员列队夹道鼓掌欢迎。

第二天，在西山大会议室（过去夏天中央政治局开会的地方），由贺部长主持专家座谈会。出席会议的中央领导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曾庆红，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委员、总政治部主任徐才厚，国务委员、国务院秘书长华建敏，国务委员陈至立；各部委的领导有：教育部部长周济、国防科工委主任张云川、科技部部长徐冠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李盛霖、总政治部副主任唐天标上将、中组部副部长王东明、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等15人。

在专家座谈会上，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院长、主任医师唐小平，北京佑安医院院长、主任医师赵春惠，军事医学科学院副院长、教授黄培堂，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金怡濂院士，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总工程师张超然，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王恩哥，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三院科技委副主任、研究员刘永才联系他们的科研工作实际和思想实际分别发了言。

曾庆红在认真听取专家代表的发言后，首先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专家们表示亲切慰问，向奋战在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知识分子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他指出，党和国家永远不会忘记广大知识分子在抗击非典和促进发展中做出的突出贡献。对那些奋战在国家重大科研项目、国家重点工程建设项目和国防科研重点项目第一线的科学家们，在经济建设和科研工作中做出了突出成就给予高度评价，对代表和各级党委提出了要求。

贺部长说，曾庆红同志的讲话很重要，是代表党中央的。经过文字整理后要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下发，贯彻执行。

第三天上午专家们在宾馆大会议室（过去夏天国务院开会的地方）听取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雒树刚作的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辅导报告。

从1988年以来，中央组织的北戴河暑期专家休假活动，每年组织一次，共16次。中核集团公司除我之外，还有科技委主任潘自强院士、田湾核电站总工程师马一参加此次活动。推荐我出席这次活动，说明中央对于秦山三期核电工程十分重视，对于秦山三期的工作是肯定的。对于我来说，感谢组织上给我参加这次活动的机会，既得到休息，又受到深刻的教育。我再有雄心大志也不行了，年龄大了；我只盼能帮助年轻同志做些什么，在我退休之前把我的正作做好。

2002年6月23日时任国家副主席的胡锦涛来秦山核电基地考察，集体接见了我们领导班子。2003年10月27日时任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来秦山三核考察，集体接见了我们领导班子。2001年我陪同邹家华副总理参观现场。2004年10月曾培炎副总理和加拿大克雷蒂安总理在现场集体接见了我们领导班子。我还接待过彭真（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原中共中央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鹏（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总理），宋任穷、宋健、朱光亚、陈锦华、杨汝岱（五人都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在日本拜访过前首相竹下登。

我的家庭

我家4人，可谓全福之家：爱人、子、女和我。

爱人谢传英，吃苦耐劳，勤俭持家，对亲人体贴、热情、无私；个性强。婚后生活基本融洽和谐，但磕磕绊绊亦时有发生，都是以我的退让告终。子女都是孝顺的，但事业上与我心高气傲的要求是有距离的，只要他（她）们平平安安，小家幸福，能在社会上自立，我也就满意了。恰如《金婚》电视剧对联：

半世纪牵手，养儿育女柴米油盐；

苦也恩爱乐也恩爱，磕磕绊绊终不悔。

五十年同心，事业家庭酸甜苦辣；

苦也甜蜜笑也甜蜜，风风雨雨永相随。

我先后参与了我国第一座大型生产核燃料的801反应堆、三线抢建的821反应堆的建设和生产，担任了821核工业联合企业的总工程师，担任了我国第一座压水堆核电站（秦山核电站）、我国第一座商用重水堆核电站（秦山三期核电站）的首任总工程师，主编了我国第一座压水堆核电站500万字的技术文献、我国第一座重水堆核电站400万字的“建设经验汇编”。

我于2004年6月正式办理了退休手续。工龄53年。又返聘一年半，工作了54年半，到2006年起不上班了。我退休后仍有许多重要的兼职，如兼任历届国家国防科工委核电厂操纵人员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副主任委员，历届国家环保总局核安全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核学会多届理事、常务理事等。最近又被聘为国家国防科工委专家咨询委员会核专业组成员。

有人说，人的一生一般要度过三个一万小时（约82岁）。第一个一万小时是成长和受教育阶段，是社会给他的；第二个一万小时是工作和奉献阶段，是他给社会的；第三个一万小时是休闲和享受阶段，又是社会给他的。回忆我的三个阶段：我未用足受教育阶段就匆匆进入奉献阶段，而且奉献阶段又超过十年之久才进入享受阶段。这是从时间上说的，再从奉献的质量上来说，我得过国家级科技成果奖和荣誉称号6项，省部级12项，计17项。我是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是核工业劳动模范，获国务院政府津贴；我从一个初中未毕业的学生到成为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正教授）；我是中国第一座国产化核电站的总工程师，也是中国第一座进口重水堆核电站的第一任总工程师。正如前苏联英雄奥斯特罗夫斯基在他的著名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开头说的：当你回忆往事时，不要为一生的碌碌无为而懊悔……可以自豪地说：我是做到了，我是尽力了。我一生无怨无悔。我可以心安理得地进入第三个一万小时了，做一个靠领养老金过着休闲幸福的老人了。

有人说退休了会有失落感，会寂寞、孤独，我不会。我有了前一段的认识，我认为我的使命完成了，我的位置要让给年轻人，这是历史的必然，这样想就不会有失落感。我有自豪感。一生自奋自强的我，现在白发盈顶，“不用扬鞭自奋蹄”，仍觉是“余霞尚满天”。我的兴趣很多，过去工作忙没有时间，现在好了，我要好好安排这些事，比如文学进修（阅读中外名著、“笔会”，学习文言文，习作等）、练习书法、学电子琴、听京剧和轻音乐等。我想我的时间是不够用的，不会寂寞、孤独。

为了准备退休后的生活，我近年来陆续买了100多册中外古今名著；将多年积存的文汇报“笔会”整理出几百份；买了文言文课文全解及《古文观止》、《资治通鉴》和《聊斋志异》等文言文原著；买了文房四宝、价位300元的启功书画集和其他习书法的书；我20年前在日本买的卡西欧49键中档电子琴完好地保存至今，最近又买了几本入门教材；在网上下载了数百首各种流派和风格的京剧和歌曲，买了近百张轻音乐、古典音乐和京剧的碟片；我每天还要看文汇报等几份报纸。我想我是不会寂寞、孤独的。

我退休已经两年多了，这样的安排“还行”（钱正的口头禅），心里感觉很好，很愉快，好像早就该退下来了。

我已是73岁高龄了，到了望八之年，能体味出落日余晖的伤感，不想到这一点也是不可能的。现在只觉得身后的路漫长无边，眼前的路却是越来越短，时间已经是很有限了，我要过好每一天。

2005年6月20日完成初稿于秦山

2008年10月9日修订于秦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