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百科知识南大的悲壮集结:南航附中同学七中校友屈曼怡屈曼怡

南大的悲壮集结:南航附中同学七中校友屈曼怡屈曼怡

【摘要】:我的同学我的班屈曼怡屈曼怡1951届校友。五十九年前,我由二女中转学到与我家一巷之隔的七中初二下甲班,以后升入初三上甲班。我们曾列队去南大操场,参加“四·一”惨案烈士周年祭,胸前的小白花和大花圈都是同学们连夜赶制的。于是新团员李万程成了我的同桌,操场上拉圆圈我们也是男女同学间的连接。留在七中的同学升入高中,就是后来知名的“马特洛索夫班”。他们逢到北京上大学的同学聚会也不忘告诉我参加。

我的同学我的班

屈曼怡

屈曼怡

1951届校友。当年入伍。参加抗美援朝。回国后,在空军总医院任护士。1965年转业到南京房管系统医务室任医生。

五十九年前,我由二女中转学到与我家一巷之隔的七中初二下甲班,以后升入初三上甲班。这个班级和初三乙班一起,成为日后“马特洛索夫班”的前身。一年的相处,我的班级、我的学友给我少年时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我们曾在植树节扛着铁锹步行至雨花台植树,如今我们手植的树苗,早已茂密成林,每当旧地重游,当年锹挥白骨现的场景,依然历历在目。我们曾列队去南大操场,参加“四·一”惨案烈士周年祭,胸前的小白花和大花圈都是同学们连夜赶制的。为不误庆祝“五·一”劳动节游行,家远的同学就在我家坐以待旦。

那时,因为刚解放不久,同学们的小脑瓜还有些“封建”。教室内男女同学不肯同座位,操场上不肯拉手。团支部为此专门开了会,动员青年团员、少先队员要起带头作用。于是新团员李万程成了我的同桌,操场上拉圆圈我们也是男女同学间的连接。那时,同学们最常读的课外书是前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普通一兵》等,对我们以后的思想成长,影响深远。待到抗美援朝运动开始,班上少先队员率先成立“保尔·柯察金”中队,大家刺破手指写血书,要求去前线保家卫国。

我们的班级团结友爱。葛秀茹同学因贫血在课堂上晕倒,同学们拿着一个苹果,两个鸡蛋或是一小袋大米,络绎不绝前往探望。我们的班级学习成绩优秀。陈良材、张茂昌、张炘中、兰鸿志等都是学习尖子。我们的班级人才济济,经常从市里捧回歌咏比赛、作文比赛等成绩优秀的奖状、奖旗。学校各项流动红旗经常挂在黑板上方的墙上,激励我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结巴子”赵世雄和李翠英的优美舞姿,陈琳、王朝瑚的二胡演奏,马敬业的京剧清唱等,都给同学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们班李孟然是七中首批团员,小小年纪就被选为学生会副主席。他第一个投笔从戎进入华东军政大学学习,后来分到空军成为地勤机械师。经他介绍入团的陈良材、李万程等都成了以后“马特洛索夫班”的骨干,走上工作岗位以后,他们一个成了高等院校副院长,一个成了地质专家。

只占班级五分之一的女同学,初中毕业后大都考入师范。应孟渊、兰鸿志、邓世琴等都分别成为高等院校的教授、副教授,李翠英、葛秀茹等则分别在中教、小教岗位成为高级教师。孙琇后来当了会计

喜欢滚着铁环上学,最不讲卫生的许佩琳,初中毕业读了医专。后来成为血防医院院长,一生从事卫生工作。

初中毕业读林校的周家宏,历尽坎坷,受到不公正待遇,但他自强不息,成为滨海市林业专家。

视力欠佳被学校推荐进干部学校培训的韩昌福,通过自学取得大专文凭,后来担任南京市人民银行办公室主任,在金融界退休。(www.chuimin.cn)

怀着满腔爱国热忱和对军营的向往,我于一九五一年一月被批准参加军事干校。同学们给我戴上大红花,敲锣打鼓,送我到学校大门口。学生会主席印邦宏指着我胸前的红领巾说:“明天你就是解放军阿姨了,红领巾可以摘下来了。”就这样,在七中校门口,十四岁的我,告别了我的班级,结束了我短暂的中学生涯,摘下了我佩戴一年的红领巾,并把它保存了五十九年,连同我的记忆一并珍藏。

在我之后参军的还有李时伟(他在部队学法语做翻译,转业到地方后担任某厂组织科长)、童正本(他在军医中学药科毕业,后来在铁道医学院任卫生系副主任技师,两次立功,多次获奖)、端木煃、赵世雄、车大建等(以后失去联系),同时参军的还有乙班的李延寿(他和我一样,也是空军,转业到地方担任汽轮电机厂办公室主任至退休)、王明达(高级翻译)、孙淑芬(药剂师)等。和我要好的乙班女同学何本南初中毕业离校,后来成了语文教师,张燕云高一转学山西,后来学医成了主任医师、儿科专家。

留在七中的同学升入高中,就是后来知名的“马特洛索夫班”。

升入高中的同学,他们常常和我保持联系,视我为班中的一员,每逢建军节总有同学去我家打扫卫生。他们逢到北京上大学的同学聚会也不忘告诉我参加。当我身处逆境时,承宪康同学(当时已是清华大学团委书记)给了我最多的鼓励。在我简陋的工作室里,承宪康、李万程、应孟渊、邓世琴、陈嘉富、陈良材都来看过我,和我促膝谈心。我深深怀念我的老同学。在升入高中的同学里,应该特别提到倪顺祥和余启华。

倪顺祥是初三甲班的“活宝”。他画画得好,体育也好,聪明绝顶,却外号“呆子”。那年“四·一”愚人节下午课上。他脱下自己的棉袍和帽子,在旁边座位上,作伏卧课桌状人形,捉弄要上地理课的文思礼老师。老师真的以为有同学没有起立,半天没还礼,他还一本正经地对假人调侃:“老师来了,你还睡呵!”引得哄堂大笑。就是这个“活宝”,高中时被保送留学苏联。记得一次他从苏联回国休假,我也休假在家。一个晚上他约我和兰鸿志陪他看南京街头夜景,我们沿白下路、太平南路、新街口、中山南路逛了一圈,他真是神采奕奕,英姿勃发。以后我们失去联系。一九八九年,学校四十周年校庆再见他时,他已身患癌症,身体虚弱,对同学的热情,依然不减。一九九零年一月他去世前一天,我去医院看他,他喘着粗气,断断续续地说:“北京同学来信收到了,向他们问好……”次日,他就溘然长逝。受他家属委托,我和陈嘉富陪他儿子去医院送别他的遗体。想起曾经诙谐风趣、生龙活虎的他,不禁潸然泪下,分外痛心。现在只要“马特洛索夫班”聚会,他的夫人魏莲珠甚至妹妹倪明珍(都是七中校友)都是我们特邀的嘉宾。斯人虽去,友谊长存。

再说余启华,他和我同桌的时间最长。少年的他,寡言少语,一脸冷峻。背地里同学们称他“小霸王”。他住下关,为省下每一分钱,他总是步行上学,从不迟到。为他在课桌上刻下的“汉界楚河”,坐左边的我,没有少吃苦头。高中毕业后,他和李万程同被北京地质学院录取。我去学院看望他们时,他已长成彬彬有礼的青年,他将自己最珍贵的“马特洛索夫班”合影送给我。“文革”期间,他已是福建邵武地质大队的党委书记,吃尽苦头。当我们再次见面时,他已具成熟的党务工作者风度。他是倪顺祥最后一封亲笔信的收信人,他为与倪顺祥失去最后见面机会而痛惜。他表态,以后只要同学聚会他一定来。他果不食言,廿年来,班级聚会他从不缺席。他在南京弟妹众多,每次回来探亲,在有限的假期里,他都要抽一天时间见见老同学。每年春节,他都挨个打电话,给老同学送去一份祝福。

2008年国庆长假他回宁探亲。他早早告知行期,我们安排他四号和同学们聚会,谁知他一到南京,就心脏病发作,赶忙去医院挂水。陈嘉富劝他聚会不要参加了,但是4日,他还是在妻女的陪护下,赶到会场和同学们见面、聚餐,再去医院治疗。他说:我们可是近六十年的老同学了,见一面多不容易。与会同学无不为他抱病前来而感动。

由于多次参加、组织同学聚会,我又新认识了好多“马特洛索夫班”的同学。如南京大学设备处处长高齐家、煤炭工业总公司高工王道慧、城建开发公司工程师傅世魁、农业专家高鸿昌、地震局高工朱书俊等等。我们因为有共同熟悉的老师、熟悉的同学,我们也就有了共同的话题、共同的同学情结,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了没有同过一天学的“老同学”。

五十九年过去,我们的黑发变银丝,我们胸前飘拂的红领巾换成了免费乘车的敬老卡。我们不再年轻,但我们毕竟年轻过。我们确实青春不再,但我们拥有对青春的美好记忆,我们没有虚度人生。

我为我们的班级骄傲,因为它为国家培育了这么多优秀人才;我为我的学友们自豪,因为你们用自己的辛勤劳动,树立起受人景仰的一代丰碑。

拥有你们的友谊,我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