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航附属高中校友录，女指挥家郑小瑛著名校友

女指挥家郑小瑛

董克信

郑小瑛

1941届校友。1948年在金陵女大读书时，受地下党影响，赴解放区参军。先在文工团，后上中央音乐学院深造，1960年留学苏联，学习指挥。回国后，在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任教授。中国音乐家协会常务理事。1997年任厦门爱乐乐团艺术总监，首席指挥。

年初便约了采访郑小瑛，秋天收到她的来信，说她将赴厦门爱乐乐团工作。这样，1999年11月，在风景如画的鼓浪屿，我终于拜访了她，现任厦门爱乐乐团艺术总监兼首席指挥的郑小瑛。

鼓浪屿很美，而我的采访对象也很美。此时电视里正播放着中央电视台《夕阳红》的主题歌：“最美不过夕阳红……”我想，这不正是对女主人公的写照吗？我面前的郑小瑛，高挑的个子，挺秀的鼻梁，配上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颇有异域风采。难怪很多农村孩子直呼她“洋人”。原来郑小瑛母亲的祖先是中亚地区的穆斯林，明洪武二十一年作为撒马尔汗国（今乌兹别克）的钦差大臣到南京向朱元璋进贡。因通晓天文，被皇上封为钦天监助理，从此定居华夏，明末清初迁至四川落籍。

郑小瑛的父亲郑维，生于福建永定山区。年轻时考取清华学堂庚款留学美国，并获得农业经济学硕士学位，解放后曾任上海外语学院教授。

郑小瑛这个长女被父母视为掌上明珠，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6岁学钢琴，7岁学舞蹈。美国当红童星秀兰·邓波儿是她的偶像，邓波儿会跳的踢踏舞，她都能模仿得惟妙惟肖。每当有客人来家，母亲总是要她表演一番。虽然那时小瑛并不十分情愿，但做母亲的却总是有一种十分欣慰的成就感。

尽管从小就表现出难能可贵的艺术天赋，但高中毕业时，郑小瑛还是在家庭的影响下报考了北京协和医学院。因为在当时人们的观念里，似乎学医才是一个淑女的最好选择。然而，人生的道路总是很奇妙，郑小瑛最终还是走上了音乐之路。1947年，按协和医学院的规定，郑小瑛先在金陵女子大学生物系读预科。这期间，除了医科的学习之外，她同时又师从音乐系的冯谢佩贞老师学习钢琴。她还主办了一个民歌社，与一些爱好音乐的进步同学一起传唱解放区的民歌和前苏联歌曲。当时国民党政权已风雨飘摇，学生运动如火如荼。郑小瑛积极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运动。由于经常参加社会活动耽误了一些数理课的学习，同时音乐系的老师又很欣赏她，于是第二年郑小瑛就转到了音乐系。在金陵女大，郑小瑛受到了革命的洗礼，终于在1948年底投奔解放区。虽然当时母亲极不愿意她离家，但终于还是拗不过她向往革命的热情。

1949年初，19岁的郑小瑛成了开封中原大学的文工团员。其时，解放战争势如破竹。很快，郑小瑛就随大军南下。在解放武汉的入城式中，人们看到队伍里有个扎着两条辫子擂着大鼓的大眼睛姑娘，那便是郑小瑛。那鼓声震撼着武汉三镇，更让一个初入革命熔炉的小姑娘心花怒放。在文工团里，郑小瑛又当作曲，又当演员，还采录民歌，兼任指挥。可以说这正是她从事音乐事业的开端。

由于她在文工团里表现出的音乐才能和积极勤奋，1952年，组织上保送她到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深造。在学院里，郑小瑛学习成绩优异，被评为“三好学生”，又当了团干部。因此，当1954年学院有了留学苏联的名额时，领导便让她去报考。可是由于“莫须有”的家庭问题，政审未能通过。不久，苏联来华的指挥家杜马舍夫在中央歌舞团开办了一个合唱指挥学习班，在全国挑选了20余名学员，郑小瑛有幸被选中，成为其中惟一的女性。一年半的学习结束后，郑小瑛回到中央音乐学院，一边继续她的作曲系学业，一边在新成立的指挥系任教。

对于指挥，人们并不陌生，但却对它并不完全了解。有的人认为当个指挥在舞台上手舞足蹈很神气，也有的人认为不过打打拍子很简单。然而一个真正的好指挥，绝不是一个简单的打拍子的机器，而是集体表演的领导者。对于舞台上的指挥，郑小瑛曾有过一段精彩的论述：“……尽管他背对观众，面对演唱者、演奏者，却是站在舞台中央的‘指挥官’，众目所视，整个剧场的听众都在等着他。开始了，他应该像一个具有某种魔力的船长，用挥动着的手臂和富有表情的目光，充满自信地驾驭着这艘在音乐的海洋上自由航行的巨轮。他不时指点舵手们掌握好前进的方向，调整着前进的速度，也以明确而坚决的手势，支持那些满怀信心的伙伴们，还以宽容和鼓励的目光提示着某些稍有大意的疏忽者。他怀着与大家‘同舟共济、生死与共’的特殊感情，驾着巨轮，时而与惊涛骇浪搏斗；时而随着海浪轻快地追逐那透过厚厚的云层射过来的金色阳光；时而凝神屏息；时而像温柔和煦的春风掠过海面。然而，在最激动的瞬间，或因某种意外而形成某种危险的时刻，他都要像一个司令员那样，保持清醒的头脑，沉着、镇静、当机立断。他的任务是领导‘战斗’取得最后胜利。”

诚所谓“学而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走上指挥系的讲坛后，郑小瑛深感自己的不足。1960年，终于又有了一次机会，中央音乐学院的赵沨院长决定派她去苏联进修交响乐—歌剧指挥专业。到苏联后，她就读于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在尼·安诺索夫和格·罗日杰斯特文斯基教授的班上学习。她十分珍惜这次难得的机会，学习非常用功，白天上课，晚上研读总谱。节假日也很少去玩，而是钻到图书馆去攻读那些俄文和英文原版的音乐大师们的指挥论著。

1961年，她的导师安诺索夫教授指导郑小瑛在克里姆林宫剧院举行了第一场交响音乐会，并在会后评价说：“她有非常清晰的音乐思维，又有富于激情的严谨……从她那独特的指挥技术，完全可以预见她从事指挥事业的光辉前途，和她在中国交响艺术事业的发展中将起的作用。”《苏联妇女》杂志也以“中国第一位女指挥家”为题，发表了专访文章。她的指挥才华也受到她的歌剧指挥老师——莫斯科音乐剧院资深指挥依·巴因的赏识。当时（1962年）因中苏关系恶化，官方已不可能为郑小瑛提供指挥实践的机会。巴因就向剧院提出让郑小瑛来代他指挥一场意大利歌剧《托斯卡》的演出。让一个年轻的中国女留学生来指挥这样一场隆重的公演，确实需要一定的胆识。因为如果指挥演出失败，不仅影响巴因的信用，也将影响整个歌剧院和交响乐团的声誉。然而，郑小瑛没有辜负大师的期望。在经过认真的准备之后，郑小瑛走上了莫斯科音乐剧院的指挥台。演出非常成功。当人们看到指挥演出的是一个年轻的中国姑娘时，立即抛开了政治偏见而对她报以雷鸣般的热烈掌声。在后台她的化妆室里更是布满了热情的演员和观众所献的玫瑰花。当时正在香港访问的赵沨院长看到新华社的报道“人们向第一位在苏联剧院指挥歌剧演出的中国女指挥热烈祝贺”以后，也万里迢迢地向她发来了贺电。因为这是一次不平凡的演出，它创下了中国人在外国的剧院里执棒指挥大型歌剧公演的纪录。

1963年，郑小瑛学成归国，继续在中央音乐学院任教。1965年，中央实验歌剧院准备排演大型歌剧《阿依古丽》。兼任剧院院长的赵沨说：“这是剧院的一部翻身戏，一定要找最好的指挥。”结果，郑小瑛成了这部翻身戏的指挥。《阿依古丽》在北京公演后，又到广州等地巡回演出。在演出时，许多香港的音乐爱好者也纷纷前来观赏。香港《文汇报》载文赞誉：“她指挥得有气魄、有深度、有激情，细腻深刻，指法美妙，有大将风度，使观众惊佩、赞叹！”

正当她的指挥生涯开始闪耀出光辉时，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阿依古丽》被批判为“毒草”。中央音乐学院师生全部被下放到河北定县三十八军营房去接受“再教育”。后来郑小瑛虽然被调到京剧团参加样板戏的演出，但对一个从事交响音乐的人来说，还是感到英雄无用武之地。粉碎“四人帮”后的1978年，郑小瑛出任中央歌剧舞剧院交响乐团的首席指挥。她似乎有一种获得第二次解放的感觉，积压的能量转化成如同核子裂变般强大的工作动力。已近“知天命”之年的郑小瑛，决心要把失去的青春重新补回来。她更加努力地工作着。

郑小瑛和她的同事们几乎是从废墟上将歌剧院的乐队重建了起来，他们复排了《阿依古丽》、《茶花女》等歌剧。然而，从“文革”的文化沙漠中走出来的一代年轻观众，几乎不知道怎样欣赏高雅音乐。这种现象让郑小瑛痛心，她决心以普及高雅音乐为己任。从第一次复排《茶花女》开始，她便在演出前向观众介绍一些欣赏歌剧的常识，结果出乎预料地大受欢迎。于是，以后每次演出歌剧，郑小瑛都要一个人带着演出服和总谱，提前挤公共汽车赶到剧场，去做一场20分钟的歌剧音乐“讲座”。从1979年10月～1999年，她以各种形式进行的音乐讲座达千余次，听众人数多达20多万。郑小瑛说：“自古以来，就认为‘阳春白雪，和者甚寡’，我要通过不懈的努力，争取‘阳春白雪，和者日众’”。

郑小瑛在担任中央歌剧院首席指挥的同时，又任职于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曾受业于她的学生，如吴灵芬、陈佐湟、胡泳言、高伟春、王进、吕嘉等多次在国内外比赛中获得最高奖项。他们中有的已在乐坛担纲，有的已步入国际指挥行列。其中1991年获得硕士学位的俞峰就是郑小瑛的高足。他在全国青年指挥家选拔赛中荣获第一名，赴葡萄牙参加国际青年指挥家比赛又夺得第一。现在，俞峰已担任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主任，同时亦是中国青年交响乐团的指挥。

在教坛、乐坛辛勤耕耘了多年之后，1991年9月，郑小瑛主动办理了离休手续。这时她虽已年逾花甲，但仍离而未休，继续领导着爱乐女乐团不断地进行演出。爱乐女乐团是1989年冬，由郑小瑛与司徒志文、朱丽等发起，先后有首都20多个单位80余名女音乐家自愿参加的一个民办团体。他们中有：大提琴家、教授司徒志文，总政歌舞团的首席小提琴朱丽；有二胡演奏家宋飞、三弦演奏家黄桂芳；有年轻的琵琶演奏家章红艳；还有女高音歌唱家周小曼……可谓女中英杰，人才荟萃。

当时，典雅音乐正处于低谷，音乐舞台几乎完全被流行音乐所占据。而国家音乐团体则处于涣散状态。一些演员“走穴”，去参加流行音乐的商业演出，一些演员则在家无所事事。而爱乐乐团成员为了传播、普及古曲音乐，甘愿做出无偿的奉献：在6年多的时间里，她们演出了200多场，其中面向青少年和工农大众带讲解的普及音乐会占2/3，仅到过的大中学校就有60余所。

她们的演出没有报酬，即使后来为中外企业演出和社会赞助略有收入，也只够发点交通费和误餐费。而且由于是业余性质，她们往往是刚从本单位下了班就赶来参加排练和演出。刮风下雨、酷暑严冬也从不间断。遇到节假日的排练、演出，有的母亲只得把孩子带在身边，有的甚至把生病的孩子锁在家中。

1994年岁末，爱乐女乐团应邀到外经贸大学举办音乐会。她们放弃了与亲人欢度除夕的机会，自己背着乐器和演出服从四面八方赶到学校。礼堂里没有暖气，她们仍身着单薄的丝绸服装坚持演出。天气虽然寒冷，但面对一千多热情洋溢的大学生，爱乐女们心里却感到热乎乎的。此情此景，令担任指挥的郑小瑛双眼里禁不住噙满了激动的泪花。

爱乐女们的辛勤耕耘，在莘莘学子的心里播下了美的种子。一个学生给她们写信说：“这是我第一次欣赏严肃音乐，没想到竟是一次意外的收获，永恒的纪念。它将推动着我在人生的道路上前进。”另一个学生说：“心灵好像净化了，我今天才明白什么叫回肠荡气。”一位大学校长对郑小瑛她们说：“你们的音乐、你们崇高的品格和严肃的舞台风度对学生们的教育，比讲几堂德育课都要有效。”

爱乐女乐团始终把普及、传播中外古曲音乐，尤其是把推动中国室内乐的发展作为自己的责任。“中西合璧、雅俗共赏”成为她们乐团的艺术特色。一次，江泽民主席在欣赏了她们以弦乐队为二胡伴奏的《二泉映月》后高兴地说：“西洋乐器一点也没有压过二胡，很细腻，非常和谐，很好，很好！”1993年秋，爱乐女乐团出访欧洲时，在德国、法国、荷兰巡回演出12场。一位荷兰音乐学院的教授在欣赏了她们的演出后说：“你们成功地把中西乐器结合在一起，无疑是磨合了中西文化的差异，也使我们了解了你们民族乐器极其丰富的表现力。”

1995年9月，联合国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爱乐女们为了向世界展示中国妇女的风采，将一支二十余人的室内乐团，发展成为一支包括女子管乐演奏员的超过百人的交响乐团。她们在开幕式上的精彩演出，赢得了来自世界各地4万多名妇女代表的喝彩。

“爱乐女”们无私的奉献和精湛的演艺，博得了海内外的广泛赞誉。1996年当它因得不到国家政策上的支持，而不得不宣布解散时，竟得到了50多家媒介和许多听众的关注和支持。一位学者填《卜算子》一阕相赠：“风雨何来早，春寒犹未消，七载苦寒冰和雪，巾帼未言劳。无意苦争春，只盼春来早，山花未臻烂漫时，仍当争春俏。”老音乐家瞿希贤更称“爱乐女”是“低谷中的鲜花”。

1997年夏，郑小瑛应厦门市领导的诚恳邀请，决定去厦门创建一个交响乐团。(www.chuimin.cn)

然而，正当郑小瑛紧锣密鼓地筹备时，却在1997年11月，突然发现身患癌症。面对一般人认为的“绝症”，她却以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态度将生死置之度外。在临住院的两天前，她上午参加了李岚清主持召开的“如何为大学生补上音乐欣赏”的座谈会，下午给音乐学院指挥系的学生陈冰上了课；还连续两个晚上如约为清华和北大的同学们做了音乐讲座。当她把这一切该做的事全都做好之后，才悄然住进了肿瘤医院。在医院里，她仍未休息，还在为创建厦门爱乐交响乐团不停地做着案头工作。在医院里住了4个月，将原本十分强壮的郑小瑛折磨得羸弱不堪，甚至连下床走路也感到举步维艰。但她是一个绝不向困难低头的强者。她从摸着床沿走上十步、百步，一直到能走上千步、上下五层楼梯。她要尽快地恢复起来。因为她早已应邀在1998年5月赴波罗的海海滨城市塔林参加“’98东方”音乐艺术节，与爱沙尼亚国家交响乐团合作演出两场中国交响乐。当时她的家人都极力劝阻她，但是她认为这是一次向西方世界展示中国当代音乐发展的极好机会，一定要争取参加。她在心底发出向生命搏斗的呼唤：“站起来，去执棒中国交响音乐会！”她一边治疗，一边就在医院的病床上做起了乐队分谱的案头工作。仅仅4个月，郑小瑛竟奇迹般地病愈出院。几天后，她就带着十几本中国交响音乐作品的总谱，飞向了波罗的海的彼岸。在艺术节上，郑小瑛精神焕发地走上指挥台，指挥演出了带着陕北泥土芳香的《春节》序曲，充满西南少数民族浪漫情调的《边塞音画》以及有着史诗般英雄气概的交响乐《嘎达梅林》等中国作品。演出后人们夸奖说：“中国的音乐美、乐器美，加上发自内心的音乐家的美，形成了整体的美。”

大病以后，郑小瑛感到“人生苦短”。她要与有限的生命赛跑，要在有生之年为中国的交响乐事业再做奉献。她不无幽默地对自己调侃道：“老大妈，再扛起你的背包出发吧！”

（本文原载2000年第7期《人物》杂志）

附：郑小瑛来信

董克信同志：

你好！记得是我在南京的一场演出结束后，你匆匆地给我一张征稿信，我当时还没有明白是怎么回事，但信是保存下来了。后来由于忙，也就将这事忘记了。最近清理东西，才认真看了一看，它唤起了我童年的许多美好回忆，因此，可能母校的校庆已经过去了，可是我们怀念过去，是为了启迪未来，我还是愿将一些还记忆犹新的史实提供出来，与后生朋友们共享母校的一段值得回忆的历史。

1940年9月～1941年6月抗日战争时期，我曾在位于成都方正东街的航委会政治部子弟小学（空军子弟学校）读六年级。由于这所学校离我家较近，我父亲便假托是一个在航委会工作的一个老朋友的亲戚，使我们就近入了学。

这所学校大概是租用了已经疏散到外县的华英女中的部分校舍：一栋两层的小楼，四五间教室，一间教室盛两个班。一个20多平方米的过厅，就算是操场和音乐教室了。

我记得当时的校长是陶行知先生的学生陈鸿韬，他曾经让学生讨论是“知难行易”，还是“知易行难”？他曾经亲自将我们班成绩第一的优秀女生李铮惜（后来改名为李正，中国歌剧舞剧院服装工人，1997年冬不幸去世）的一篇描述她家贫困生活的作文公布在校内，供大家学习；他还聘请了一批学识渊博、思想进步的老师，比如：

语文老师　吕渭渔　他除了正课外，给我们指定的课外读物有《两兄弟》、《稻草人》、高尔基短篇小说集、《铁流》等当时的“禁书”，在课堂上他曾公开地介绍苏联、解放区等美好的地方。在国民党砸了重庆新华书店时，他被迫悲愤地率领学生们烧掉了小小图书馆中所有邹韬奋先生主办的生活书店出版的进步书籍。1941.5.22他给我的临别赠言是：什么是路？就是从没有路的地方践踏出来的，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的——录鲁迅语。

语文老师　陈开宸　给我的临别赠言是：在月白风清的夜里，在闪耀着芬芳的草原上，两个所在，你愿意到哪里去？至于我，却是永远愿意留在那草原上——向着阳光。

数学（？）老师　钱立英　1941.5.给我的临别赠言是：人，平凡的人，悄悄地生长，静静地消灭。但也有是例外：流芳百世者，遗臭万年者。你，你是例外的一个，你会流芳百世，你会永垂不朽。小瑛：愿你努力吧！

音美老师　穆义清　（后来与李正结婚。是著名舞美设计家，已自中国歌剧舞剧院退休，可惜，现已患老年痴呆。电话：010-67750432）他曾带领我们唱了许多抗战歌曲，那时的小学生们竟能唱完除终曲“怒吼吧黄河”以外的全部《黄河大合唱》。石家忠是我们的优秀歌手，全市比赛第二名，由他领唱《黄河颂》，我唱《黄河怨》（还带表演），我和我妹妹郑小维对唱《河边对口曲》。穆老师还教我们唱过流行在解放区的一些歌曲，如《红缨枪》、《游击队歌》等。他给我的赠言是：暖室里长不成抗寒御露的劲草，假使有，也不过是玻璃窗上的装饰品。但，在沃壤和温的环境中也往往存在着叛逆的种子，然却因了时间、空间和条件的允许，孕育着将来的成长和果实。

另外，除了课堂教育，在抗战期间物质条件十分贫乏的情况下，学校还坚持开设训练学生自己动手的“实验课”。我记得老师让男生学做航空模型，女生学缝飞行衣。当时的女生只有我和李铮惜，而且在班上，我们的成绩是名列前茅的，于是，我们认为让我们去缝衣服是小看女生而造了反。小学毕业时，我们俩曾瞒着家里想去报考“空军幼年学校”，不想由于我们是女孩子而吃了闭门羹。在李铮惜给我的赠言中就提到：“为什么女人常要落后，总赶不上男人？能解决这问题的，需要聪明的头脑，前进的思想，深高的学问，美满的道德，但还需要健康的身体！我知己的朋友，我希望你长大后，能替我解决这个问题，这样才是女子真正的自由，希望你奋斗到底！”

虽然当时我还只十一二岁，但几经战乱迁徙，我一直保存着这本小小纪念册。这些修养很高的小学老师们的先进思想，谆谆教导，始终是伴随我成长的座右铭，使我从家庭的“暖室”里奋斗出来投奔了革命，使我一生都向往“阳光”，喜欢“开路”，也从来不承认“男尊女卑”。这样一所听起来好像应当是灌输国民党反动思想的“政治部子弟学校”，给我播下的却是正义和进步人生的基础教育。因此，回顾过去，我特别怀念母校，并深深感谢曾经哺育我健康成长的所有的老师们。这也是为什么我一定要挤时间完成这篇回忆录的原因。

我还记得的当年同班同学的名字有：简志行、马（光）宗、诸锡麟、陈培武、曲美华、李铮惜（李正）、郑小瑛（可能还有三四位）。

我们老同学之间还有深沉的感情，现在与我还有联系的是：

诸锡麟（南京长虹路449号　Tel：025-3329971 自南京电信局退休）

马　宗—原名马光宗（石家庄友谊南大街96号　兵种部第二干休所　Tel：0311-7991171 自装甲兵学院离休）

简志行CHIH-HSING CHIEN（18302NW MONTREUX DR.ISSAQUAH WA 98027USA自美国波音航空公司退休）

石家忠Randy Shi（1050Washington St.＃3San Francisco CA94108-1120 USA Tel：415-398-7136）

他们在校时间较长，对母校的了解会比我更多。好，敬祝母校为祖国培养出更多更加茁壮的幼苗！

老校友　郑小瑛

1999年10月21日于北京

11月请往厦门与我联系

补记：距前文发表已经十年，十年来郑小瑛以耄耋之年，仍活跃在祖国各地的音乐舞台上。2009年盛夏，从7月10日到7月17日的八天时间里，郑小瑛率厦门爱乐乐团在五座城市进行了七场演出。17日，她在南京文化艺术中心执棒演出了歌剧《费加罗的婚礼》序曲、《G大调弦乐小夜曲》，小提琴协奏曲等莫扎特的经典作品。郑老虽已八十高龄，在舞台上依然神采奕奕。她说：“我们在厦门每天都要排练4～5小时，每周还有一次经典交响音乐会，11年来从未间断过。”17日晚在南京演出结束，第二天郑小瑛又率领厦门爱乐乐团飞向新的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