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关系状态,认同也是一个过程。(一)自我认同是一个过程1.个体自我认同是一个过程埃里克森在建立他的同一性理论之初,明确指出“生命周期是同一性的各种必不可少的坐标之一”[3]。可以说,埃里克森认为自我认同是一个时间上持续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两个方面的各个部分是顺序出现渐次增强的:一方面是应用主体尺度做出价值选择和判断,另一方面是正确认知世界和自己。......
2023-10-06
每一个人都有自由、义务或权力对每一个同胞表露自己,并诚实而温和地告诉对方所给予我们的印象。这样的行为可以将全国人民紧密地连结在一起,使个人的心理更为健康、团队更为完善,也是为了创建更美好的世界。
追求自我认同的训练模式
我认为,对于心理治疗与自我改进和追求自我认同之间的关系,一定要重新定义。关系复杂多变,但最有效的方式是,开始的几个星期以学习团体的形式治疗,随后进行个人治疗,一段时间后再回到学习团体。不论采取何种方式,传统的弗洛伊德式心理分析都会受到冲击。我对凭借个人心理治疗达成学习团体的某些成效抱怀疑态度,可它却永远也不会在个别的心理分析中出现。我们从其他人身上得到的比我们单从一个人身上所得到的要多,不论这个人是否具有主动性格。
关于自我的认知,有大部分是来自于他人。这些人能够敏锐地觉察我们的特质,并流畅地表述他们的观察所得,他们知道如何避免引起他人的敌意,因此在批评与指责的同时并不会激起对方太大的防卫心。我们认为所有关于追求自我认同的探讨的人——威尔斯、弗洛姆和荷妮等人——都未曾注意到,周围的人会将他们对我们的印象反馈给我们,使我们更加了解自我。
这使我想起了自己曾经建议在爱罗湖的一些人,若要达到最快速的自我治疗目的,可以试着用一种古老的业余治疗方式:拍下我们工作时的影像,然后讨论分析这些照片,可以让我们了解自己真正的面貌——不仅仅是认识到我们看起来像什么,我们的人格或是外在的特征,而是了解真正的自我、自我的认同。当然这种做法潜藏着危险,就像苏利文(美国精神病专家,他提出一种以人际关系为基础的精神病理学理论。他相信焦虑以及其他精神病症源于员工与其周围环境间的基本冲突。他将精神分袭解释成幼儿期人际关系出现障碍的结果,通过适当的心理治疗这些行为障碍的根源可以被认知和清除)一样错误地认为自我只是一堆可怕的镜中倒影而已。不过我认为这种错误是很容易避免的,因为拥有稳固自我认同的人,不会对自己产生错误的认知或投射,尽管很多人同意那些观点。
也许这可以用来测试自我的强度,就像艾殊的实验,众人都同意一项与事实不相符的陈述。在这种情况下,6个人中通常有2人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也许我们可以利用其他形式的训练,教导个人何时该相信自己的眼睛,何时又该信任他人的判断。
诚实训练或是自发训练也就是所谓的天真的认知以及行为的训练。我还想到另一种说法,就是亲密训练。我时常意识到,当一个人比较不害怕受到伤害时,就会试图解除防备,卸下伪装的面具。事实上,这样的行为是一种友善亲近的信号,希望对方也能如此回应;对方也会说出以下的话,表示一种友善:“你的秘密并没有想像中的可怕。”或是说:“你认为自己是一个很愚笨、很没趣的人,但是你却给人一种深刻印象,觉得你很有意思,让人不禁想要结识你。”
正如莱温(德国社会学家,以行为场学说著名。他主张人的行为应视为一个连续统一体的一部分,每个人的行为与常模有不等的偏离,而每个人对自己与对环境的认知之间有所差距。为了充分认知和预知人的行为,因此必须考虑人在活动时的整体心理场或“生活空间”。生活空间中所有事件的整体,在任何时候都决定着行为)和托曼所说,与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民相比,美国人更需要心理治疗师,因为他们几乎不知道如何与人亲近。和欧洲人相比,美国人并没有亲密的朋友关系,也可以这么说,他们没有深交的好朋友能帮助他们分担自己的喜怒哀乐。我基本上同意这个观点。美国人几乎没有密友可以吐露心事,表达内心的感受,发泄自己的烦恼。心理治疗师、学习团体或心理分析的目的,就是要改善这样的情况。莱温在很早以前就进行美国人与欧洲人性格比较的研究,我相信还有其他人注意到这一点。
举个例子来说,就其他两个我所了解的文化——墨西哥人和印第安黑脚族人。我很羡慕他们彼此之间存在的亲密友谊。我必须承认一点,无论在什么时候,任何人问我有没有知心朋友,我的答案都是我没有真正的知心朋友,虽然我一直渴望拥有亲密的友谊。当然可以通过很多方式来建立这样的友谊。事实上,我也有很多好朋友,也能和他们聊起我的生活情况。不过无论如何,却没有任何一个朋友可以像我和我的心理治疗师那样亲近。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要花费20~25美元的钟点费的原因,目的只是希望有人能静静地倾听我们说话,做出适当的回应,让我们尽情喧泄自己的情绪,就像跟一个我们所信任的人交谈。这个人不会令我们害怕,不会伤害我们,更不会利用我们的弱点。
假如以整体文化的角度来考虑的话,我会延伸这种自我揭露的原则。换句话说,试图诚实、与人亲近、表露自我的努力,其实是有正面意义的。没有了恐惧,心中的恐慌自动消失;当我们不必再隐瞒自己时,我们的担心和害怕都自动消失了,感觉自由多了。关于心理健全的概念,还包括表达爱的能力以及表达意见的自由,不论是好的或坏的都必须说出。真正开明的人,会自由而诚实地对待他人,尤其是小孩,并坦白地说出自己内心的想法,例如“这件事值得你去做好”,或者“这不是你该做的事”,又或者“你的行为让我感到伤心、失望”等。(www.chuimin.cn)
这又让我忆起布鲁德夫所主张的原则,他认为基督教对爱的定义,其中的一条就是对任何人都诚实以待。他认为不应该对社会有任何的怀疑之心。这也是我从一个牧师卡姆那里所了解到的。显而易见的,他认为做为一个牧师,就有一种责任和义务——必须完全坦诚地对待每一个人,即使对方有可能因此受到伤害也是一样。所以,如果觉得某人是一个不好的老师——他总是不停地喃喃自语,你就有责任说出对他的看法,如果任他继续犯错,就不是真正爱他,而是将他推入地狱。如果你真正爱一个人,就必须指正对方的错误,并有足够的勇气承担伤害对方的后果。
事实上,在美国我们通常都不会这样做。我们只有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才会批评别人。就美国人而言,一般人对爱的定义,并不包括批评人家或给予对方正确的指点。不过,如果这种煞风景的事实的反馈发生的话,它会滋生两个方向的爱。换句话说,被他坦诚批判的人,心里可能会一时觉得受伤害,但是当他因此而受益时,对你惟一的感觉只能是感激不已。例如,如果我真正犯了错误,如果你觉得我够坚强、有足够的能力、够客观,因此可以坦然无讳地纠正我,这对我意味着一种尊敬。只有那些认为我很敏感、脆弱、不堪一击、害怕伤害我的人,才不敢说出事情的真相。
我还记得,当我在研究所授课时,曾经因为学生从来不反驳我的观点而觉得很生气,因为我觉得那是一种侮辱。我最后的结论是很想问他们:“天啊,你们这些人是怎么看待我的呢?难道你们觉得我是一个没有能力和度量接受辩论或反对意见的人?”后来我告诉他们我心中的想法,情况果然改善了许多,他们变得勇于提出意见并和我辩论,我心里觉得好过多了,当然也很感谢他们。
探讨亲密训练的议题,主要是希望能从另一种角度观察并解释这个团体。若从诚实、多样的体验和自由表达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得到的结果又会有所差异。每种角度都有它的优点,因此我们必须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去看待事情,然后将其整合,最后构筑全部理论。
为了继续这种进步管理的学习团体,我有必要说明一下一九三八至一九三九年在布鲁克林大学所进行的团体治疗实验。若从社会、哲学、开明原则和改善世界的角度而言,自我揭露和亲密关系不但有助于个人与团队的发展,更有助于发展良好的个人关系。我从员工治疗的实验中,也发现许多案例,足以证明这种自由必须纳入美国规定的基本自由权利中。每一个人都有自由、义务或权力对每一个同胞表露自己,并诚实而温和地告诉对方所给予我们的印象。这样的行为可以将全国人民紧密地连结在一起,使个人的心理更为健康、团队更为完善;也是为了创建更美好的世界。
当然,这里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一些我无法解答的问题,也许是没有任何人知道答案的问题。举个例子说明一下,这些学习团体的学生都是自愿付一大笔钱,来到一个很舒适的环境,一起上课进行训练,企图创造出一个最好的结果。在我的印象中,这些负责训练的专家和企业领导人都是高级精英,他们的能力都很强,都是具备非凡气质的成功人士。如果我们进行的是一个小规模的指导项目训练,再没有一个组合比它更适合了。
我还记得当时布鲁克林大学有一小群热心人士,共同开了一门社会科学概论的课程,内容包括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等。最初上课的学生表示这是他们上过最有趣的课程,每个学生都很喜欢这个课程,也觉得收获很大。于是校方就把这堂课变为大一的必修课。很快地,出现了严重的师资不足的问题——符合要求的指导老师严重缺乏。最后,这门课也变得毫无价值。原因很简单,第一班是由四五个经过挑选的训练员来授课,他们都是担任这项工作的最佳人选。但随着学生愈来愈多,所需要的训练员也扩增到50~60个,不过并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这个工作,当然,布鲁克林大学根本没有那么多的人可以胜任这份工作。由于这些不适任、没有能力的人加入训练员行列,教学质量受到影响,进而摧毁了原来很精彩的一门课程。
在类似的团体中,我们需要的指导者必须受过训练,而且具有某种人格特质。他们必须似慈母般——愿意帮助大家庭中的任何一员,因为帮助人而感到快乐,但并非世上每个人都具有这种特殊品质。对于那些具有强迫性格的人,我们应该怎么做?对于有精神分裂症的人,我们应该怎么做?对于某些心理不健康的患者,想要加入该团体却把事情搞砸,我们又应该怎么做?这个团体和学生本身,属于社会的高级知识分子,对于那些只能接受具体思考的大众而言,我们该如何做?他们无法接受这样的课程内容,如果再继续下去,也不会得到任何好处,只是在浪费时间。但是如果是顾及全世界共同进步的角度思考,而不是为了训练一群社会精英中的精英,也许可以尝试这样的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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