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行语反映的旅游文化-国际旅游研究的基础观点

2023-12-05 百科知识版权反馈

【摘要】：迄今为止国际旅游研究界被公认的旅游学科基础观点，大多数来自于旅游社会学和旅游人类学的研究，这从另一个层面揭示了旅游研究在学科归属上的文化属性。从旅游研究的历史来看，当旅游作为一种群体性行为和大规模消费现象出现时，最容易引起研究者关注的，是它的经济影响。在西方的旅游社会学研究中，对“观光现象的起源及其演变”的认识也值得在此特别一提。

二、旅游研究

众所周知，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概念系统，从各种不同角度的理解，使人们对它有100多种定义描述。广义的文化概念一般是指人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具体地说，它是指某个社会或国家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上以一种特定的哲学、宗教或处世方式为中心形成的综合体，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所具有的共同价值观、信仰、态度、道德和习俗构成文化的主要方面。狭义概念的文化就是指文学艺术、伦理道德、宗教。文化学大师陈序经在梳理了各种有关文化的观点和文化与相关学科的脉络关系后认为，文化的重心内容，是伦理、宗教、政治和经济四方面；而从文化学研究来看，人类学研究贡献最大，其次是社会学^[4]。分析旅游与文化的关系，人们常常从旅游活动的主体——旅游者的目的和旅游活动的客体——旅游对象的属性以及旅游媒介这几个角度着手^[5]。事实上，从学科研究的范畴和理论基础来看，来自于文化学研究——人类学和社会学视角的研究，更能触及旅游现象的本质。迄今为止国际旅游研究界被公认的旅游学科基础观点，大多数来自于旅游社会学和旅游人类学的研究，这从另一个层面揭示了旅游研究在学科归属上的文化属性。

从旅游研究的历史来看，当旅游作为一种群体性行为和大规模消费现象出现时，最容易引起研究者关注的，是它的经济影响。因此，在国际旅游研究界，最早出现的（“二战”以前）是对旅游客流的统计研究和旅游所带来的经济影响的研究，随后，人们注意到大众旅游所带来的不仅是经济影响，更重要的还有社会文化影响。因此，许多研究者从社会学和人类学角度介入对旅游活动和旅游现象的研究。根据以色列国际知名旅游社会学家科恩（Cohen，1984）的考证，对旅游的社会学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L.Von Wiese，1930）。但第一部旅游社会学著作则出现于60年代，由德国学者凯乃拜尔（H.J.Knebel，1960）所著。也就是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社会学家并不重视对旅游的研究^[6]。随着“二战”后大众旅游热的兴起，社会学家们才开始对旅游以及旅游所造成的经济、社会和文化问题作出了积极的学术反应。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社会学对旅游的研究在新兴的旅游学研究领域中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活跃和繁荣，出现过许多有影响的思想流派、理论观点、学术著作和代表人物^[7]。Boorstin（1964）从旅游者群体行为和全球旅游系统的关系出发，把“旅游者”这一特殊的社会群体描述成“易哄易骗的傻瓜”。1976年，Dean MacCannell出版了他那本被广为引用同时也被广为批评的旅游社会学力作——《旅游者：休闲阶层的新理论》（The Tourist：A New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MacCannell从全新的角度，深入探讨了旅游吸引物的社会学特质及其社会表现形态，系统地提出了旅游吸引物的结构差异、社会功能、旅游空间、舞台真实（staged authenticity）、文化标记，以及实现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功能的符号象征等观点。在该书的思想内容和理论框架中，MacCannell把“旅游者”描述成附属于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旅游吸引系统之下，对旅游吸引系统的符号象征意义进行“解码”，并追求早已失去的生活真实意义的现代圣徒（modern pilgrims seeking authenticity）。

20世纪70年代活跃于西方旅游社会学研究论坛的另外两个代表人物是Victor Turner和Louis Turner。1973年，Victor Turner发表了题为《远处的中心：圣徒的目标》（The Center Out There：The Pilgrim’s Goal）一文，详细地提出了“中心（Center）”、“旅途历程（Pilgrimage）”、“远处的中心（Center-out-there）”、“边缘和其他（Periphery and Other）”等一系列旅游社会学概念，深入描述了它们之间的本质关联性，认为旅游社会的人口流变（和传统社会的人口流动相比）遵循着一种反结构的阈限流向规律（anti-structural rule of liminal flow），即旅游者离开日常生活的“价值中心”，到“远处的中心”去无拘无束地体验生活的价值和存在的意义。1975年，Louis Turner和John Ash在《金色部落：国际旅游与休闲边缘》（The Golden Hordes：International Tourism and the Leisure Periphery）一书中，发展了对这类观点的论述。(www.chuimin.cn)

在西方的旅游社会学研究中，对“观光现象的起源及其演变”的认识也值得在此特别一提。Judith Adler（1989）在《观光的起源》一文中系统地考察了旅游者认识世界的经验过程，认为游客的旅游认识经历了从前期以听说为主的阶段（audio stage），向后期以视觉为主的阶段（visual stage，即观光阶段），再向后现代旅游认识经历的通感阶段（post-modern tourism of all senses）的过渡。1990年，Urry的一本重要著作《游客的眼睛：当代社会的休闲与旅行》（The Tourist Gaze：Leisure and Travel in Contemporary Societies）问世^[8]，从社会学和认识论的角度，详细分析了游客“视觉器官”的使用以及旅游景观视觉效果的设计、塑造和呈现。Cohen（1999：10）更是具体地把现代旅游的通感认识细化为“视、听、嗅、味、声、触”等多个方面。在求真求乐等旅游动机驱使下的后现代旅游中，由于旅游经历的虚假和异化，“通感器官”的使用以及全方位地感受旅游经历和旅游环境，成为现代旅游经历研究的重点。

因此，从社会文化角度，旅游社会学家发展了一系列特定的社会学概念来解释旅游者的动机、旅游体验、主人和客人的互动关系、旅游发生的社会和经济及文化条件、旅游的社会性和社会功能及社会、文化后果等^[9]。例如，就旅游的社会性质来说，可以把旅游看作“解脱”、“游戏”、寻找“本真”、寻求“变化”和“新奇”、寻求“意义”、寻求“自我攀升”、体验“异乎寻常”、“准朝圣”、“神圣历程”、充当“异乡客”和“休闲迁移”等；就旅游的社会、文化性功能来说，可以把旅游看作“社会治疗”、“角色转换”、“社会补偿”、“象征性消费”、“社会交流”和“文化保存”等；就旅游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后果来说，有人把发达工业强国周边的不发达的旅游目的地国家看做是充当了前者的“快乐边缘”，依附和受制于前者；发达国家的出游者则是新“游牧部落”，他们对不发达目的地国家的文化“入侵”导致了后者社会和文化认同的丧失。来自富国的旅游者的消费示范效应，导致穷目的地居民在生活方式上对前者的不切实际的认同和模仿；伴随旅游业的发展而来的文化商品化则造成传统文化功能和意义的丧失。也有人把“后殖民主义”时代的国际旅游称作“南北对话”的新形式之一，还有人把旅游需求看做是资本主义“消费者文化”和旅游生产系统操纵的结果。因此旅游是“伪事件”，旅游者不过是沉迷于由旅游工业所炮制出来的伪造景象中。但近来更多的学者则强调，不能把旅游的社会文化后果只看成是负面的，也不能把目的地居民看成是这种后果的单纯被动的接受者；旅游的社会文化后果是双重的，利弊并存，因此要从政策上去引导兴利除弊。

从学科归类上，西方社会学者对旅游的学科归类划分通常用三种方式。第一种是把旅游归并到休闲社会学中，作为休闲的一个特殊种类，这种划分抓住了旅游的闲暇和享乐特征，却忽略了旅游的流动性和异地性。第二种是把旅游合并到迁移（migration）社会学中，把旅游看做是季节性的休闲迁移，这种划分强调了旅游的流动性和空间上的位移，却不利于凸显旅游的非功利性、寻乐性和享受性。第三种是把旅游社会学当作一门单独的学科，既强调旅游的旅行和流动性质，又突出旅游的闲暇性、享乐性和游戏性，从而把旅游中的“游乐”和“旅行”双重属性统一起来了。如今，旅游社会学已逐渐从休闲和迁移社会学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社会学分支。但在我国，社会学界几乎还没有介入对旅游问题的研究，正处于增加认知阶段。

流行语反映的旅游文化-国际旅游研究的基础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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