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城往事：缅甸传教士开拓怒江基督教史

2023-12-04 百科知识版权反馈

【摘要】：顽强的传教1913年，英国传教士麦元西主持的缅甸八莫基督教内地会曾派遣一位缅籍克伦族青年教士巴托前来怒江地区传教，虽然他当时在这片区域起到的影响微乎其微，却由此拉开了怒江州基督教史的序曲。保维德又一次派人前去盘查，但马导民出示了国民政府签发的入境传教证件，保维德便再无理由干涉。基督教在福贡的传播呈燎原之势，入教的人数与日俱增。

顽强的传教

1913年，英国传教士麦元西主持的缅甸八莫基督教内地会曾派遣一位缅籍克伦族青年教士巴托前来怒江地区传教，虽然他当时在这片区域起到的影响微乎其微，却由此拉开了怒江州基督教史的序曲。

20世纪20年代，各海外教会组织和机构掀起了一轮入滇传教的高潮。

1929年，神召会美国牧师马导民派遣昆明大阪桥人杨雨楼（汉族）进入福贡，到达鹿马登传教。杨雨楼用一百块大洋向当地村民买下了一块土地作地基，准备修建教堂。当时福贡设治局长保维德得知此事，当即下令不准杨在当地建教堂，不准引荐外国人进入福贡传教，并勒令杨退还所购宅基地。杨雨楼这一次的探路工作以失败告终。1930年冬，马导民携带妻室、儿女、翻译员和入境证件，从维西徒步来到上帕村定居传教。保维德又一次派人前去盘查，但马导民出示了国民政府签发的入境传教证件，保维德便再无理由干涉。此后，马导民就开始正式在福贡开展活动。他先通过一些善事，如给贫困的村民施舍旧物衣被，给患病的村民祈祷送药等，逐渐笼络了人心。上帕村民肯阿念成为了第一个皈依基督教的福贡人，之后，其他村民也纷纷入教，教徒人数迅速增加。当教徒人数增加到一定数量的时候，马导民又建立了今天福贡教会组织形式的雏形，并以上帕村为传教基地，培训教牧人员，派遣完成基础圣经学习的人前往周边村寨传教。基督教在福贡的传播呈燎原之势，入教的人数与日俱增。

除神召会以外，1920年，内地会英国牧师傅能仁也开始进入到泸水、碧江一带传教。在来到傈僳族地区之后，傅能仁并没有急于传教，而是先学习了半年傈僳语，并逐渐加深与村民之间的感情。之后，傅能仁又与缅甸浸礼会牧师巴东合作，创制了一套傈僳文字（这套文字至今仍在福贡县通用），并用这种文字翻译出了《约翰福音》和《圣经知识问答》，在缅甸印刷出版。傅能仁由此担任了云南省滇西一带中华基督教内地会的总负责人，总部设在保山。

传教士中，最为传奇也最为感人的应该是“阿夷达和阿姊达”（怒江福贡傈僳地区对美国传教士杨思慧夫妇的爱称，其中阿夷达意指令人尊敬的大哥，阿姊达意指令人尊敬的大姐）夫妇。

杨思慧，本名阿兰·库克（Allyn B.Cooke），1896年生于美国旧金山，毕业于洛杉矶圣经学院，1918年参加中华基督教内地会，成为传教士。他来中国后，立志到西南山地少数民族中传教，1920年在云南被任命为牧师。经英国传教士傅立叶牧师介绍，他于1922正式开始到傈僳人聚居的乡间工作，足迹几乎遍及该省所有有傈僳人居住的地区。从1918年首次来中国，到1947年离开怒江大峡谷的里吾底村，除去短暂的休假，他在云南度过了近三十个年头。

1932年的一个阴雨天，美籍牧师杨思慧携妻子Leila R.Cooke（也被为伊丽莎白或杨夫人）由昆明经腾冲来到怒江，陪伴他们的是一对翻译，几匹老马和几箱生活用品。在泸水，他们先拜会了已在此地传教的前辈牧师傅能仁，傅劝说杨思慧就在此地和他一起传教，因为再往里走，民风“颇不开化，蛮横无理”，且生活交通极为困难。然而杨并没有听从劝阻，仍旧牵着他的老马，领着妻子走向了深深的峡谷。(www.chuimin.cn)

五天之后，他们来到了架科底乡的里吾底村。如今人们只能想象那段崎岖的旅途——现在的怒江各乡镇都有省级公路通达，许多村寨也有公路或车道，但到里吾底村，仍要爬上一个多小时的山路，而到当年杨思慧修建的教堂，则还要爬上一个多小时。村民们排斥着这对初来乍到的年轻夫妇，他们找不到可以借宿的人家，只好在牛棚外搭起了一个草屋；他们无法获得食物，只能隔三差五地下山购买；更为苦恼的是，没有人愿意相信他们的上帝。

没有人知道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杨思慧夫妇是如何坚持下来的。杨牧师并不急于劝人信教，而是通过生活的点滴接近这群精灵的子孙。没有食物，杨思慧夫妇就自己动手种植蔬菜，西红柿、白菜、菠菜、洋丝瓜等诸多里吾底村民闻所未闻的蔬菜出现在了杨牧师的菜园子里。有几个胆大的村民开始向他们讨要种子，请教种法。杨思慧夫妇倾其所有来帮助这些村民：种子、知识、爱心。他们把蔬菜带入这个精灵主宰的傈僳村寨，更把另一抹文化的颜色值入傈僳人的心里。

里吾底与其他傈僳村寨一样，缺医少药，病痛到来时唯有求救于巫医，虽偶有见效，却常常无用，杨思慧夫妇的到来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个村寨的医疗状况。杨夫人常常送一些药物给向她求治的人们，在收获感激的同时她也收获了人们对上帝的敬仰。值得一提的是，杨夫人能给傈僳妇女接生。

里吾底人很少有人叫得出牧师和夫人的英文或汉文姓名，他们用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感情，管牧师叫“阿夷达”，管夫人叫“阿姊达”。阿夷达夫妇也将自己献给了这片土地：信仰，生活，以及他们的两个孩子大卫和约瑟也生于斯，长于斯（大卫夫妇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带着孩子重回到福贡，参与了一个消除贫困的NGO组织。）

阿夷达夫妇立下将整部《圣经》翻译成傈僳文的宏愿，可此时的他们连日常的傈僳话都不会说。于是，他们“不论遇到老人小孩，男人女人都用傈僳语对话，听不懂的词语一句也不放过，一问再问，然后用笔记本记下来，还特地向民间艺人求教丰富多彩的词汇、词语。……那时在木城坡村有两个很会唱傈僳族调子的老妈妈，杨主动找上门请两位老妈妈唱傈僳调子，开始两位老人都很拘束，后来就壮着胆子唱了几天，杨思慧夫妇都一一作了记录。通过收集整理傈僳歌曲，杨思慧夫妇感到傈僳调中的语言对偶句式与《旧约全书》中‘箴言录’和‘大卫诗’的句式很相似，连打官司时也用对偶句来陈述和发问，这是最有特色的一种表达形式，是一种很珍贵的语言。杨思慧夫妇根据两位老人唱的对偶句式，修改整理了赞美诗歌集，还翻译完成了《旧约全书》中精选出来的一本小册子。”（引自《史富相文集》）

在他们的感召下，人们合力完成了一项怒江史无前例的豪举：亲手建起了怒江峡谷有史以来最宏大的一座建筑物——可容纳几百人活动的里吾底教堂。

古城往事：缅甸传教士开拓怒江基督教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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