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荣梦想与贫瘠生活率先而来的同济大学,搬进了位于镇首的东岳庙。李庄古镇今已有1460年建筑史,是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的文化中心之一。持久艰苦的工作,固然能给李济带来事业上的荣光,然而却无法掩盖他在李庄生活的不幸。李庄的小摊虽然时运不济,有人长眠于李庄,但更多的学人则在这里度过了自己的学术生涯高峰期,即便是承受着疾病的折磨,抑或是贫瘠生活的困窘。......
2023-12-04
精灵俯瞰的衡宇
远在公元前后,越嶲、犍为、台登、邛都、定笮等地都是傈僳族的先民聚居的区域。此时傈僳氏族和集团既未形成统一的族称,也没有统一的组织,而是一些分散的、大大小小的部落。直到中原战乱纷呈的三国时期,蜀国管辖之下的定笮县(今盐边一带)开始出现了笮、嶲、邛、昆明、摩沙等不同部落集团的名称。其中,“笮”可能就是傈僳族的先民,至今云南藏族仍称傈僳族为“笮巴”,而傈僳人中也一直流传说金沙江东岸的盐源、盐边是他们祖先聚居的地方,是傈僳的圣地。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从三国到隋代,文献上始终没有出现过“傈僳”这一族称。
公元8世纪,当时的吐蕃和唐朝矛盾加深,处于这一冲突中心的各个部落,便卷入了这一斗争漩涡之中。“栗粟”这个名称也第一次出现在了史册上,唐樊绰《蛮书》卷四名类第四:“栗粟两姓蛮,雷蛮、梦蛮皆在茫(邛)部台登城,东西散居,皆乌蛮、白蛮之种族。”八世纪中叶,当时游离于唐朝、南诏和吐蕃三大势力之间的勿邓、丰巴、两林三大乌蛮部落的大鬼主(大首领)都得到了唐朝的封赐,而“栗粟”一直处于这三大部落的统治之下。
傈僳原本无文无字,祖先的踪迹只能见于历代的正传野史之中。唐代的点滴笔墨之后,唯有明《景泰云南图经志书》详细记载:“有名栗粟者,亦罗罗之别种也,局山林,无室屋,不事产业,常带药箭弓弩,猎取禽兽。其妇人则掘取草木之根以给日食;岁输官者,唯皮张耳。”
千百年来勇敢的傈僳族人就是用这样的绳索渡过波涛汹涌的怒江的。
到了15、16世纪,居丽江、维西一带的大批傈僳族沦为丽江纳西族木氏土司的农奴和奴隶。据《丽江府志》载,木氏土司在其领地内拥有“庄奴”(即私庄农奴)及“院奴”(即家奴)共达2344人之多,而这其中大多是傈僳族。当时,在维西厅境内,归附于禾娘女千总的傈僳族也需要向其缴纳一定的岁贡,并承担各种杂役。
从16世纪(明嘉靖至万历年间)开始,丽江木氏土司与西藏统治集团之间为争夺中甸、维西、德钦等地,爆发了旷日持久的战争。战争先后延续达八十年之久,在这期间,木氏土司不断征调各族人民充当兵丁参与作战,其中包括了大批傈僳族的人民。在攻打维西的几次战役中,傈僳族兵丁虽表现神勇,但他们的待遇却极为苛刻。一些兵丁因不堪忍受,便率整个家族或整个部落渡过澜沧江,越过碧罗雪山,来到怒江两岸。他们来到怒江地区之后,很快便制服了以前居住在那里的怒族居民,成为当地的统治民族。(www.chuimin.cn)
19世纪以来,傈僳族的几次民族大迁徙包括:1803年(清嘉庆八年)恒乍绷起义后的大迁徙;1821年(道光元年)永北傈僳族唐贵起义后的大迁徙;1894年(光绪二十年)永北傈僳族丁洪贵、谷老四起义后的大迁徙。这些迁徙共同的特点是由东向西进行,按照傈僳族自己的说法,就是“顺着太阳落的地方迁徙”。19世纪中期和末叶,成批的傈僳族更是向西越过了高黎贡山,进入缅甸境内,另有几批沿澜沧江、怒江向南,最后抵达老挝、泰国。傈僳族分布广,大分散、小聚居的状态就此形成。
纷争不断的战争,长久未停的迁徙并未磨灭傈僳人的信念,他们始终相信自己是自然的骄子,维系这一信念的就是那对“尼”(精灵)的遵从。精灵是自然的化身,山石隐之,涧水掩之,树木藏之,屋棚佑之;精灵是意念的象形,祖先化而为之,哀愁聚而生之,病痛久而成之。它们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喜怒哀乐紧紧牵动着傈僳人的生活。“尼”充斥于傈僳人生活的各个方面。有时它们像赌气的小孩儿,任凭人们如何祭奠祷告,就是不显现自己的能力,使得傈僳人打猎空手而归,捕鱼毫无收获;有时它们又像威严的统治者,任何人不得冒犯,高山上大声的呼号,山涧里不着调的嬉戏,田间的打闹,房屋内不规范的举止等等,都会触怒它们,给肇事者带来一定程度的惩罚;更多的时候,傈僳人祈求于它们,邀功于它们,相信着它们,无论是衣食住行,还是田耕渔猎,抑或是冲突战争,精灵与傈僳人同在。
与精灵观念紧密相连的是对“飿”(蛊毒)的认识,无村没有飿,无飿不成寨。蛊毒往往是傈僳人解释病痛的第一起因,也是傈僳巫医传承的肇始之源。同时,飿玛(放蛊女)的共同指向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傈僳村寨的联系——艳丽而不太合规矩的女孩往往被指认为放蛊女。蛊痛的解决,依照傈僳人的认识,非巫医不可,现代医学虽可以减缓病痛,但根治还得巫师出马。
“尼”(精灵)是傈僳人认识自然、认识世界的载体,“飿”(蛊毒)则是傈僳人对未知的恐慌想象。尼充斥于傈僳人生活的各个方面,“飿”则恰如人影,傈僳人时刻躲避,它却反复隐现,傈僳人的世界就是“尼”和“飿”的天地,没有它们,人们就无法理解周围的环境,认知也就不再可能,生活将出现紊乱,社区无法维系。
上世纪初的怒江地区,进出的通道仅有几条崎岖陡峭的人马驿道。天堑之所隔断的不单是人员物资的来往,更为深远的是文化的交流。偏处一隅的傈僳族,除去一山之隔的丽江白族和同流域的怒族偶有往来之外,孤寂而悠然地生活在这帝国西南边陲的峡谷间,直到一群传教士随着马帮的铃声走进怒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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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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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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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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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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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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